英國Angelo S. Rappoport著（一九一七年七月The Edinburgh Review）

人常常說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者，對于法國大革命，沒有什么供獻；即使Rousseau不曾著作，民主主義也早晚總要出現(xiàn)。不安不滿足的精神，久已充滿國內；一七五三年Lord Chesterfield到法國時，曾說所有政府大變革以前的征候，都已存在。所以Voltaire，Rousseau，Condorcet，Mably，Morelli等一群人，不過是發(fā)表這隱伏的感情，叫了出來罷了。但我想，這或者不如這樣說，倒較為的確；法國哲學者將新思想散布在豫備好的熟地上，播了革命的種子。俄國的哲學者，對于本國，也正盡了同一的義務。俄羅斯——真的俄羅斯，不是Romanov家的俄羅斯，——希望改革，已經長久了；俄國哲學家的功績，便在指導他，使民眾心里的茫漠的希望，漸漸成了形質。

加德林二世的時代，十八世紀的政治，社會，哲學各種思想，在俄國得了許多信徒。但能完全理解Voltaire與百科全書派學說的人，卻狠不多。只有結社的影響，較為久遠。俄國秘密結社，并不違背基督教，反以此為根據；所重在個人的完成，對于政治社會的改革，還不十分置重，但在當日政治及社會思想上，也間接造成一種影響。他們竭力反抗國民的與宗教的狂信，自然不得不指出現(xiàn)存的弊害，判他的罪惡。他們的事業(yè)所以也就是破壞與建設兩面。德國的黨會，多有神秘性質；在俄國便變了一種倫理的組織的運動，聚了許多有思想，有獨立的判斷力的人，使他們在民眾上，造成一種極大的影響。

加德林二世時黨會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Novikov。在他的報紙上，非但提倡高等的倫理思想，而且竭力攻擊女王的外交政策，與因此引起的戰(zhàn)事。他說，戰(zhàn)爭這事，除了自衛(wèi)之外，是應該避忌的。加德林當初也是Voltaire的弟子，Diderot的朋友，所以也任憑他做這些博愛的事業(yè)。但法國革命起后，便變了心思了，她看了社會的獨立思想的發(fā)表，都認作一種政治的煽動；所以會所一律封閉，Novikov雖然已是老年，也投入Schlüsselberg獄中了。他的著作，可以算是俄國獨立思想的萌芽，希求自由的第一叫聲。這思想還是蒙朧茫漠，又多偏于慈善的與倫理的一面，因為他還不敢將改造社會國家這兩項，列入他的宗旨里去；但這總是一種破壞運動，在俄國造成獨立的輿論，就為一切社會改革上供給一種必須的資料。

在加德林的末年，微弱的聲音，要求社會改革，漸漸起來了。俄國有智識的人，受了Rousseau影響，知道一切的人，本來都是平等，如今看了少數的人奢華度日，多數的人餓著，覺得不甚正當。這革命思想的前驅中最有名的，是Radishchev，曾經模仿Sterne的《感情旅行》，作了一部《莫斯科圣彼得堡旅行記》。他雖然反對專制，但不敢要求政治的改變；他只注重在說田村改革的必要。他并不組織什么黨會，不過發(fā)表公同的意見。那時俄國有智識的人，受了西歐的哲學，政治，社會上各種主義的影響，大抵都是這樣思想?？墒撬麉s因此終于被捕，審問之后，定了死刑；加德林算是很慈仁的，將他減罪，改為西伯利亞十年的徒刑。保羅一世將他母親所罰的人，多放免了，也將他叫了回來。亞力山大一世又召他編訂法律。但Radishchev覺得自己急進的意見，不能與當日的俄國相容，絕望厭世，在一八〇二年九月自殺了。

俄國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運動，要算是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的起事。這是一群貴族軍官所結的黨會；他們在抵抗那頗侖并聯(lián)軍占據法國的時候，吸收了西歐自由的民主思想。這時候，他們對于亞力山大一世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從前的La Harpe的弟子，于今締結神圣同盟，變了一個極端的頑固黨了。這群軍官組織了一個秘密會，希望本國改行西歐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黨的名稱，便從此出，——在伊撤街行了一個示威運動。這還未成熟的革命，終于壓服，流了許多血；五個首領處了絞刑，其余的都送到礦洞里——帝制的干燥的斷頭臺——去了。

十二月黨人是俄國的革命的愛國者。他們的動機，全是對于本國的愛情，熱心希望那完全的獨立。他們愛俄國的過去，愛歷史上自強不撓的時代，所以他們希求平民議會的復活，Novgorod政府時代的獨立強盛的再興。十二月黨雖然想采用西歐制度，但并非奴隸的模仿，原是主張依著本國情形，加以改變的。他們并不如大斯拉夫主義者一樣，相信俄國有特別的使命；但對于國民的物質與精神的能力，卻深信不疑。有幾個主張君主立憲，有幾個是純粹的民主黨人。對于當時的一派社會主義，大多數卻是反對。宗教上全是自然神教的信者（Deists），他們承認，如望在俄國建設起政治和社會的新制度，只有革命這一法。這次革命雖然很殘酷的壓服了，可是發(fā)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Herzen說，“伊撤街的炮聲驚醒了全時代的人?！币驗樽隽艘粋€手勢，便遭流徙；為了一句話，便遭絞死；俄國少年很勇敢的與專制戰(zhàn)斗。雖然有政府的迫害，中古式的虐待苦刑，繼以黑暗的壓迫時代，那十二月黨的思想，終于不能滅絕。好像一顆活的種子，埋在地下，等到三十年后，克利米亞戰(zhàn)爭的時候，又開起花來。

專制政治能夠鉗制言論，但終不能禁止思想。俄國有知識的人，雖然嘴里不能高聲說出，手里不能明寫，但心里仍是想著。他們緩緩的，卻又極堅定的積聚思想，又傳播出去。有許多人，轉入絕望，有如Lermontov所表示的；但也有許多人積極進行，借了批評或諷刺——這一種文學，在迫壓的政治底下最容易養(yǎng)成發(fā)達，——的形式發(fā)表他們的思想。他們不能批評政府的事，又不能直說出自由思想來，所以他們便做小說及喜劇：Gogol的《按察使》（）《死靈魂》（），Gribojedov的《聰明的不幸》（）諸書，對于官僚政治，都加以批評嘲笑。言論雖然受了鉗制，但他們也想出方法，能在夾行里寄寓一種意義。俄國人因此養(yǎng)成了一種技術，為西歐人所不曉得的，就是翻弄那出板檢查官的手段。

其時Hegel的哲學，初在俄國出現(xiàn)，得了許多徒黨。從官府一方面看來，這Hegel學說是一種保守派的主張，所以俄國政府也便不加禁止。于是德國的玄虛飄渺的形而上學進來，替代了法國哲學家的明白簡潔的，人道主義的，革命的思想。俄國社會不準像百科全書派一樣的直接議論政治問題，便從德國哲學借了抽象的言語來用。這德國哲學在俄國的影響，很是有害；因為使人只是空談理論，不著實際。但在當時也有益處，因為他使俄國思想家，因此能夠用哲學的文句來說話，尼古拉一世的檢查官，不大容易懂得?？障氲纳鐣髁x，不主張革命，只想從道德與精神的復活上，求出人類的救濟；這種思想，也瞞了檢查官的眼，混進國內。這樣俄國哲學家暫能紹介新思想與讀者，又用隱藏的文句，討論宗教政治的根柢，各地方都有團體發(fā)生，討論社會與政治各問題；Aksakov，Khomjakov，Herzen，Ogarev諸人，都在Stankeviltsh家中聚會。在這樣空氣中，十二月黨播下的種子，才生了根，證明他的精神比暴力尤為堅固強大。

克利米亞的大不幸，又使社會的不滿，愈加增高。但尼古拉暴死，亞力山大二世即位，人心又略安靜。政治的自由，與社會的平等諸問題公然可以討論了。

發(fā)表這種思想最有力的人，是Aleksandr Herzen，世間通稱他為俄國的Voltaire。他的思想，很受著St. Simon社會主義的影響；但關于政治的改革，卻多遵十二月黨的意見。他又特別注意于解放農民這件事。他于俄國革命思想上，造成一個深長的影響；但論他氣質，卻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人；是傳播理想的，不是創(chuàng)立學說的人。他是一個藝術家，又是革命的哲學家。他想推行他的理想，用“時間”的力量，不想用兇暴的方法。因此他和他的朋友Ogarev，都時常被人責備，說他們是消極的，不能做事，只會坐著悲嘆。他們兩人，曾在倫敦住過多時，發(fā)刊《北極星》與《鐘》兩種報章，主張各種改革，如解放農奴，廢去檢查官，許可言論自由等。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設立一個聯(lián)邦的共和國，波蘭聽他獨立。他很贊成土地公有制；以為用了此制，將來容易改行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使俄國可以不受資本主義及中產階級的壓制。Herzen雖不是斯拉夫國粹黨，但他的意見，也以為俄國社會革命，比歐洲各國更有好的希望，因為在俄國過去的迫壓，還是較少些許。別國都經了多次變革，所以個人略一行動，便被過去的遺跡絆倒，阻了上進的路；俄國的個人，便沒有什么“過去”來妨礙他。

Herzen比別人更懂得他們自己國民的心理。俄國人在善惡兩方面，在積極的擁護人權，與消極的順受兩方面，都是絕對的。所謂自由政治，在他們看來，不過真的民權思想的贗品。他們知道專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么折衷，什么調和?！芭f酒瓶上的新標紙”，是不能使他們滿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稱作立憲政體，決不是俄國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對國家，還不如無政府主義者一般，要完全將國家廢去。他贊成“國民的結合”，卻尚未說到“人類的結合”。據他說，國家自身本無存在的價值，不過是人民生活的有組織的機關；所以須順應了人民生活的發(fā)達變化而改革。國家是人民的仆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歐社會黨所說的一樣。

亞力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悅，對于俄國將來大有希望，當時有名的經濟學家批評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樂觀。Tchernyshevski的哲學的意見，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論為本；他的對于將來社會的思想，則出于St. Simon與Fourier的學說。他也與Herzen相同，狠說鄉(xiāng)鎮(zhèn)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說，在俄國這種制度人人都已曉得，容易實行社會主義；若在歐洲則土地私有制便狠足為梗。所以俄國可以立時行用共產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縮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見以為民眾應有統(tǒng)轄政府的權；只因現(xiàn)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從上而下。但要行這種改革，從下發(fā)生的一種運動，或陰謀反抗，也是必要。各國民都有自決的權，所以不但波蘭應該獨立，便是Ukraine也應聽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說《怎么好》（？）在俄國革命思想上，也有實際的影響。這書是在獄中時為《現(xiàn)代雜志》而作，經檢查官許可出板。因此可以想見書中并無明白確定的政治理論；但關于哲學，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財產諸問題，隱隱地含著許多破壞的議論。當初官僚以為這是一種平常小說；但俄國讀者能從夾行里尋出意義，于是檢查官發(fā)了慌，將這書又禁止沒收了。

Tchernyshevski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對于農民問題的解決辦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后起的一切革命主張的根本。俄國有知識的人，看出政府的無能，和他不肯廢棄舊制度的情形，所以決心到人民中間去，尋出在這急劇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來。一八六一年Majkov發(fā)布他對于青年的宣言書，指出推翻專制，解決土地問題的絕對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與自由會（Zemlja i Volja）成立。這會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聯(lián)邦，均分土地這幾件事。其時波蘭革命已經發(fā)生，政府有了口實，可以大行反動的新政策。但在俄國此時，已沒有什么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運動了。國內有知識的人，因為要避專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國，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著西歐社會主義運動與文學的影響，受了一種新激刺，俄國革命運動愈加旺盛了。但他們還未得到一面旗幟，在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 Lavrov便是為他們豎起這樣一面旗幟的人。

Lavrov是俄國哲學家中最有科學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學或玄學上的思索，他以為哲學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實，與從事實得來的推論。所以他專心研究歷史社會學的哲學，和社會倫理的組織。他所想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便是個人的人格。Marx學說的樞軸，是經濟的進化與生產力的發(fā)達；Lavrov學說的中心，是個人的進步與發(fā)展。照他的哲學說來，一切進步，全靠個人的物質上，知力上，道德上的發(fā)達；又因行用正當的社會組織，實現(xiàn)信實與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說的社會的幸福，實不過是造成這社會或這國家的個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權利，可以變更現(xiàn)在社會的組織。有知識的精粹人民，從思想上得到確信，才真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其余的因襲的奴隸，對于古來習俗傳說，不加考察，一味盲從，都是歷史以外的人物。他們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識；但他們只用這知識來擁護現(xiàn)在的制度，并不仔細批判，只以為古來傳下來的便都是好的，所以還只可稱“有教化的野蠻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蠻人”。Lavrov計算這種歷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們固執(zhí)的不肯講論法理，又竭力保守他們從歷史的因襲上得來的特權。其余是窮苦的勞動者；他們?yōu)樯娓偁幩?，每日僅夠作工，沒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們是文明的犧牲，是人類的“罪羊”。所以這是有思想的少數人的義務，應當去啟發(fā)他們，明白他們不幸的原因；使他們能協(xié)力來改造歷史，向進化的路走去，使個人的自覺與社會的共存（Solidarity），同時并進。

他在《歷史論集》（）中說道，——

“我們將到了這時期了，那時人類的理想，可以實現(xiàn)；個人本能的傾向，也可以使得與公眾的幸福相調和。只有將人類組織成一個和合的大團體，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這樣才能造成個人的幸福?！?

那時人能戰(zhàn)勝生存競爭，戰(zhàn)勝動物世界，能夠將批判思想壓服自然；這乃是真的進步的根基。但要做這事，孤立的思想家，沒有什么力量；他必須依托著在那里作工受苦的民眾才可。凡是有知識的少數人孤立存在的時候，文化必然消滅。試引古代文化為證，其時民眾居于奴隸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內面的意義，所以并無要護持文化的意思；所謂超人的一個等級，自己掘了一道溝，同民眾隔開，造成他自己的滅亡。反過來說，便是凡有關心個人的發(fā)展與公眾的幸福的人，都應該從他們的Pisgah山頂下來，走進平民的大平原里，握著漂流人民的手，引導他們到乳蜜隨處流著的樂土。凡是一種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須以民治為基本；因為倘沒有民眾的幫助，文化必將滅亡，或遇著侵略的異族，野心的軍閥，也不免立時顛覆了。

Lavrov有名的《歷史論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運動上，造成極大影響。這部書將從前有知識的人蒙蒙朧朧的感著的思想，總結起來；對于“怎么好”這問題下了一個極明白確實的解答。Lavrov說，有知識的人對勞動階級應有一種義務，因為他們全仗勞動者而生存，他們自己并不生產什么物質的財富。所以他們若仍然很傲慢高貴的同民眾遠隔，那時他們非但自私，在社會的意義上，簡直已是無價值；他們就是自己宣告了對社會的破產，對于社會的債務無力償還了。他們對于供給物質安樂的民眾的債務，只有一法可以報答，便是投身于平民中間，順應了他們現(xiàn)時的需要，永久的權利，與所有的力量，去啟發(fā)他們。有知識的人，不可遲疑猶豫，應該提倡民主主義，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設起一個根據公理的新社會，新秩序。Lavrov說，現(xiàn)存的社會秩序，是極端的不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呢？對于這問題，Lavrov立下明決的答語：“凡阻礙個人的物質及精神的進步的發(fā)達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據公理的社會，使人人為公眾的幸福進步的發(fā)達起見，通力合作，縱使不能全滅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設法減少；這樣的社會，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個人主義者，又同時是社會主義者。他的學說，可以與Benoit Malon所創(chuàng)的La Socialisme 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樣，將Kant的“純粹義務”說，與唯物論派的自利說，一齊打消。他完全承認Malon的主張：“利他主義是我們新道德的根本；這道德既非神學的，也非玄學的，只是社會的罷了?！笨偠灾?，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會的急劇的變革。實行這個變革，至必要時，激烈的手段，也可以采用。

以上所說，是Lavrov從“智識階級的破產”說引申出來的學說；他便將此來答俄國有知識的人的疑問。但對于這個“怎么好”的問題，Mikhail 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會主義者，Bakunin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兩方的意見便有點差異。Bakunin少年時候，很喜歡Hegel的哲學；這雖然也以自由說為根本，可是將他圈禁在精神的范圍以內。在實際上，Hegel便為了國家，將個人犧牲了；因為他是承認國家萬能的。他的學說到了俄國，無異于一種辯護專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據了Hegel哲學，覺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還有理由。便是德國人所創(chuàng)的最激烈的主義，內中也終脫不了崇拜強力的氣味；我們順便說及，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黨的一派；但那時他還不十分熱心這事，不很與聞，所以事發(fā)之后，他獨逃脫了多數同黨的“悲壯光榮的運命”?？墒嵌韲巳诵闹兴械膼圩杂傻男?，終于醒了。他棄去了Hegel的正宗學說，加入新哲學派；這派名叫“Hegel左黨”，對于祖師的專制政治與宗教的理想主義，都很反對。

這新派的首領，是Strauss，F(xiàn)euerbach及Bruno Bauer等。此后Bakunin的知力的世界，全為自由說所主宰。Hegel從前教他到影象的國土，精神的地域，形而上的世界里去求自由；但現(xiàn)在Bakunin已經改變，不肯承認夢幻作為事實了。

“那統(tǒng)不過是我們平常很蔑視的現(xiàn)實世界底暗淡的再現(xiàn)和怪異的夸張罷了。我們現(xiàn)在懂得了：神往那虛無飄渺的境界，我們在心志精神上，不但無所得而且有損，不但無所加強而且加弱。我們方才同小兒一樣，同我們的夢想充塞太虛，聊以自娛的時候，一面放棄了現(xiàn)實的世界與我們的全存在，交給宗教上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的假先知，暴君，武功家了。我們到現(xiàn)實的世界以外，去求理想的自由，卻將自己陷入最悲慘最可羞的奴隸境遇中了?！?

Bakunin相信，除這個現(xiàn)實世界以外，別無世界；一切超越的概念，都是虛幻；人類只要能夠擺脫一切拘束，能夠得到完全幸福；他又相信盡他能力所及，幫助人類實現(xiàn)這希望，是他應盡的義務。

Bakunin是唯物論者，所以他認定人類只是進化最高級的動物；思想這事物，不過是腦里的一種物質發(fā)生物。人與下等動物不同的緣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與合群性；因了這兩件事，所以人類比地球上一切動物都更高等，獨有著一個“將來”。合群性與人類的共存，便是人的進步的第一原因。Rousseau說，人孤立時，本來完全自由，等到與同類相處，不得不犧牲他的一部分的自由了；這話其實是錯的。Bakunin說，——

“人本來生就是一個野獸，一個奴隸。只有與同類相接觸，生在群眾中間，那時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語，及意志的能力。倘若孤立生存著，也決不能發(fā)達這些能力了。人類的所以能夠發(fā)達到了現(xiàn)在的地位，都應感謝過去及現(xiàn)今的社會公眾的合群的努力?！?

所以人類的運命，是在合群的生存，互相扶助，戰(zhàn)勝自然。這樣一個目的，須經過長的歷史進化之后，才能達到，人類的終極目的，一方面是在服從自然的法律；這卻并不由于外面的強制，有天人的規(guī)定，要個人或社會服從，實只因這法律原與人性相合的緣故。在別一方面，人又當求個人的解放，脫離一切社會上要求遵守的權威，這都是自由的緊要條件，人類的將來，也就在此。“歷史的真正偉大高上的目的，便是個人的真實完全的解放。”所以一切過去與因襲，都應盡數棄去；因為進步這事，就是指漸漸的脫去過去的錯誤?！拔覀兊膭游镄裕谖覀兊暮竺?；我們的人性，是在我們前面；只有這人性，能給光明與溫暖與我們。我們決不可回顧，應該單向前望。倘我們有時回顧過去，這目的只在看清我們從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

Bakunin對于中產階級的國家與中產階級的社會，都很激烈的非難。他說，在勞動者與中產階級爭斗的中間，國家必然成了一種壓迫的機械。他的結論，與多數社會黨的意見，絕對相反，也與Lavrov不同。Lavrov的主張，是教有知識的精粹人民傳播思想，養(yǎng)成民眾，以供將來的革命及組織新國家的用；Bakunin卻教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擺脫拘束，將人類親手制造的兩個偶像，——國家與中產階級——從座上直攛下來。他以為國家只能保持從前的情狀：一頭是富，一頭是貧，就是所謂現(xiàn)狀（Status quo）。國家又養(yǎng)成人類的爭勝與不和?！翱偠灾?，國家的最上的法律，就是保持國家，一切國家，自從建設之后，便為競爭戰(zhàn)斗的根源，——國家與人民的戰(zhàn)爭，各國交互的戰(zhàn)爭；因為不是鄰人弱，自己便不能強有力。”所以國家是一切內外戰(zhàn)爭的根源，其存在便是“最不合理的人性的否認”。

革命運動家的多數，都是民族主義者，如德人Lassalle意大利人Mazzini法人Blanqui皆是；Bakunin雖然是俄國人，卻為人類全體盡力。在他看來，國民種族，不過人類大洋里的一個浪頭罷了，他的理想，是“人類的友善”，不是“國民的結合”。但在這一點上，他卻仍然是完全俄國人的氣質。Dostojevski說，“我們俄國人至少有兩個祖國，一個俄羅斯，一個歐羅巴。我們的使命，應該完全的人類的。我們努力，不僅奉事俄羅斯，也不僅斯拉夫全族，應該去奉事全人類?！?

在這地方，我們可以看出Marx是與Bakunin的不同。Marx是冷靜的理智家，Bakunin雖然懷著唯物思想，卻是感情家，理想家。Marx深信公道，卻不甚重自由；Bakunin全心渴望自由。兩人的氣質與種性，都很有關系。Marx雖然原是猶太人，但已完全德國化了；Bakunin是斯拉夫人。他的性質的不同，并非由于學說的不同的緣故；其實是因為性質不同，所以學說也不同了。我們如在人類思想事業(yè)的歷史上，詳細考察，當能看出，許多為公眾做過事業(yè)的人，都不過是理智的機械，對于個人的苦難，并不曾有什么感動。我們看出歷史上幾多行政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宗教家，提倡各種學說方法，要為一群一族或一階級，求物質及精神上的幸福，大抵是出于理智，不出于愛。只愛將來的世代，不愛在我們眼前活著苦著的人，不能算是真的愛。為將來的世代，未知的人民求幸福的人，他的動機或者很是崇高偉大；但正直的心理學家恐不免在他的動機中間，尋出若干野心自利或空想的分子。人心里的愛究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將這愛分給將來無量數的人民，各個人所得的分量，便極微少了。真實的好心，真正利他的情緒，純粹的愛：只有為個人求幸福，專心致志為一部分的人盡力，隱默無聞，不在公眾與歷史的面前，表白他的事業(yè)的人，他們心中才有這愛。這謙遜的真正的愛，斷然不是一階級一族一國一群的所謂救主的所能有的。這樣的救主，無論他稱作社會黨，民族主義者，大日耳曼主義者，大斯拉夫主義者，猶太主義者，他們對于個人的受苦，不甚關心，只夢想著無量數人的幸福安樂，終于不能算是博愛家感情家理想家；他們即使不是利己家，也不過是枯燥的理智家罷了。愛全群的一部分，是在人力以內；但愛全體而輕部分，這可能算是愛？縱說是愛，也是虛空的了。兵士在濠溝中戰(zhàn)斗，死在戰(zhàn)場上，是因為他愛他的故鄉(xiāng)家庭，愛他的妻子或姊妹，愛他的母親或兒女，并不是愛未來的子孫，人為了理想而死，從來如此，現(xiàn)在也還如此；但這只因為那理想已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寶貴的精神的遺傳或所有品，才能如此的。

Bakunin與Marx，斯拉夫與條頓族的代表，正可很明了的證明上面所說的事。Bakunin天真的心同兒童一樣，對于個人懷著無限的真實的愛；Marx是一階級的救主，是一個精粹的理智的機械身，“科學的煽動者”，“民主的狄克推多的化身”，正如Bakunin所說一般。關于這幾方面，現(xiàn)在不及詳說；但我們倘若公平的研究民族心理，便可證明，世間所通行對于公眾的愛或恨，無一不從德國發(fā)起。如科學的社會主義，萬國工人協(xié)會，反猶太主義，與此外許多愛什么主義（Philisms）恐什么主義（Phobisms）的發(fā)源地，便都是德國。

在社會革命的實行方法上，Marx與Bakunin也很不同。德國人所期望的是在受過教育，能懂得他的學說的科學的根柢的人；俄國人是期望最愛自由的一般的人。Marx相信，第一個發(fā)起社會革命的國民，當然是最進步的國家，如德國便是。（他在英國住了幾時之后，似乎又改變了意見。）Bakunin卻以為最有反抗的精神與自由的本性的國民，才能夠發(fā)起這革命。他不信條頓人種有自由的本性；他們都是很威嚴高慢的。只在臘丁與斯拉夫種中，這本性完全發(fā)達。一八七〇年普法戰(zhàn)爭的時候，Bakunin很偏袒法國，便是這緣故，他對于萬國工人協(xié)會會員，又特別對瑞士人，發(fā)表一篇熱烈的演說，勸他們起兵，幫助新近發(fā)布的法蘭西共和國。法國在歐洲是代表自由的國；德國卻是“歐洲社會黨的公敵”，因為他是“專制與反動的化身”。Bakunin是自由的戰(zhàn)士，他雖是無神論者，卻獨為自由建造說作圣堂曲，所以他恨德國，正與他的愛法國一樣的深。A. Richard說，“這俄國人，這無政府黨與國家的仇敵，深知法國精神的歷史及法國革命的時代精神。他愛法國，他于法國的所憎惡深感同意，于法國的不幸也深感痛苦?！钡獴akunin這樣的愛法國，為什么呢？這當然不是為他的政治的勢力，也不是國家。不是帝黨或王黨的法國，而且也不是共和的法國。他所注意的只是那偉大的國民性格，法國精神，寬大勇俠的本性，敢于推倒過去歷史所擁護承認的一切權威一切古偶像的革命的舉動。便是這與條頓族的文物破壞（Vandalism）顯然不同的法國的偶像破壞（Iconoclasm），使Bakunin這樣佩服。他說，——

“倘使我們失卻了那歷史的偉大的國，倘使法國從世界上消滅了，倘使更不幸而至于跌入泥中做畢士馬克的奴隸，那時世界將大受損失，立時將現(xiàn)出一個大的空虛；這不但是一國的災禍，實是世界的大不幸?！?

因為那時高慢反動的德國，將使歐洲都受到他的迫壓；無論何地，自由的萌芽，都將被摧殘。德國人民沒有自由的本性。他們還有方法，將萬國工人協(xié)會變成一個Sozialdemokratie（社會民主團）呢。所以凡是愛自由的，希望人道戰(zhàn)勝獸性的，想求本國獨立的人，都應該出來與聞這民治與專制的戰(zhàn)爭，這是他們的神圣的義務。

一八八四年Plakhanov，Vera Sassoulitsh，Deutsh，Axelbrod四個激烈派，在瑞士發(fā)起了社會民主黨。他們傳道的新法，是從Marx與Engels直接得來的。他們在勞動界傳播Marx學說，豫備經濟的戰(zhàn)爭。從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在俄國中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處，連續(xù)行了許多次的罷工。一八九五年在圣彼得堡Lenin與Martov為頭，又起了大同盟罷工，有工人三十五萬名，與聞這件事。

一九〇一年社會革命黨重行改組，推Lavrov為首領。這里邊最有勢力的一個黨員是《勞工之旗》的編輯者Viktor Tchernov。黨員的多數都是高等職業(yè)的人，在官吏聯(lián)合會，海陸軍人聯(lián)合會上，很有影響。黨里又有許多農人；俄國農人多還守著古代共產制的村會（Mir），原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所以黨里很看重這一方面，就希望立刻將土地依社會主義分配。但社會民主黨卻不以為然，說這古代原始的共產制，須先行消滅，改成現(xiàn)代的資本的生產制，以便預備實行完全的社會改造；這件事業(yè)須由徐徐的進化，才能成就的。社會革命黨的主張，除了土地改革之外，又包括激烈的手段在內。

一九〇七年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大會，因為黨員意見不合，便生了分裂。這黨分作兩派，一是多數派（Bolsheviki），Lenin為頭；一是少數派（Menshoviki），首領是Plekhanov，Martov，Dahn三人。多數派不愿與開明的中產階級聯(lián)絡，說他們有君主的傾向。又攻擊Plekhanov一派，說他們對付中產階級及貴族士官過于寬大。少數派則主張說，俄國如不先將西歐通行的政治社會制度實現(xiàn)，革命便不能成；在這革命運動中，開明的中產階級，也是很有用的分子，倘將這一部分國民的同情失去，逼得他們投入反動里去，那是很危險的。這兩派都各有他的主張，依了俄國人的特性，各各走往極端，至今還沒有解決。

上邊的一篇對于造成俄國革命的哲學思想的觀察，非常簡短，但我們看了，約略可以懂得現(xiàn)在新俄羅斯必須經過的困難情形了。我們要理會這事，單從表面考察，是無用的，所以必須去求更深的理由。說俄國革命黨都是平和主義者，現(xiàn)在這已變成一個惡名，好像從前歐洲平和時候的稱暴徒了，原是不對的；因為他們勇于攻擊敵人，未嘗退避，又為了主義，毫不恐懼的向牢獄，流放，苦工，死刑走去；總而言之，畢生是一個戰(zhàn)士。“賣國者”也是一個不適用的丑惡名詞，又沒有正當的與心理上的證明。俄國革命黨里有無賣國者，都不可知；須待將來由歷史判斷?，F(xiàn)在的困難情形的原因，其實更為復雜。簡約說，便是如此?！圃旄锩娜?，無論他是那一黨，抱什么主義，對于破壞的工程，卻都同心一致，至于手段方法的不同，也不關緊要。到了破壞已經成功，帝國推倒了，革命的勢力里面的各分子，便又各自分散了，現(xiàn)在要在舊廢基上，建造新房屋，那些建筑家的意見，各自紛歧，不能相合了。我們現(xiàn)在所見的擾亂，正是感情思想的沖突糾紛。人類雖然不至如Babel塔下的人，各說各的言語，但各人都有各自的思想，卻是確實的了。他們又時常將倫理學上的“應該”，當作日常的“實是”，將夢想當作事實。俄國人是生就的理論家，專講抽象的理想，又竭力的執(zhí)著他們自己的理論。各種意見如立憲制，開明的中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人道主義，國際主義，及此外各種主義，都夾在一起，各有主張。有些俄國人單要求政治的解放，便滿足了；那些人卻夢想“解放政治”。這一部分的人只要將新偶像代出舊偶像，或舊建筑上加點修補，就滿足了；那一部分卻主張大掃除，要將所崇拜的偶像全數推倒，打掃出一片白地，預備從新建筑。這一部分的人以國民為重；那一部分又極尊重個人。第一派如Lavrov主張“國民的結合”；第二派如Bakunin則主張“人類的結合”，不分什么種族國家言語。在Bakunin同他的一派看來，個人是最重要的東西；社會只是精神理想的集合，他的共通的目的便是自由。人與人不相附屬，各自平等；政府便沒有什么事可做。俄國革命黨人有許多只期望同英國一樣的君主立憲，便已滿足；有許多人卻希望聯(lián)邦的共和國，同瑞士或美國一樣。還有許多人夢想正義的共和國，以Plato的理想國，St. Augustine的神國，Moore的烏托邦（Utopia），Harrington的大洋國（Oceania），Campanella的太陽國，F(xiàn)énelon的Salente，與Rousseau所想像的社會，或古先知所說的天國為模范，可是他忘記了，連Rousseau自己也說，這樣的國，只是神所居的；用現(xiàn)代的文句說明，便是超人的國土了。在這國里，沒有人類降生，也沒有活人生存；這國不過在空想的境中存在。夢想這空虛世界的人，只好為精靈立法，在云中建國罷了。

近三年來，我們熟聞這一句話，說“現(xiàn)在的戰(zhàn)爭是一個理想的戰(zhàn)”。但這句話依了各人的思想，也可有幾種解釋。有的說理想的戰(zhàn)，是指人用了槍炮互相殺傷，各求自己理想的勝利。有的卻以為這是指純粹用理想去克服人的戰(zhàn)爭。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使俄國許多革命黨，變成平和主義者，他們同威爾遜總統(tǒng)一樣，將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劃清界限。他們相信德國人民也能同俄國人對付Romanov家一樣，去對付Hohenzollern家的。這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意見；他們是Marx派，很信用德國的工人。社會革命黨現(xiàn)在改稱國民社會黨，卻同無政府主義者如Kropotkin等，對于Marx與德國社會黨都不相信。他們同Bakunin一樣，說將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劃清界限，這假說是錯誤的；德國人是世界上最高慢反動的人民，缺乏自由的本性的。社會民主黨說，“讓我們同德國人講理，便能勝利?！眹裆鐣h卻更明了的答道，“讓我們先打勝了，然后講理。”俄國的Marx派并且還想推廣范圍，將國民的戰(zhàn)爭，變成階級的戰(zhàn)爭。他們對于歐洲的地圖的改變，毫不注意，只要他們的社會改造的理想，能夠從犧牲的擾亂中間，得勝成功。

俄國現(xiàn)在的紛擾中間，還有別一個理想，從中主動，便是民治問題。民治這個字，也可依了各人意見，尋出各種解釋。這民治什么時候開端？什么時候可以全占優(yōu)勢呢？他們說，倘使民治是現(xiàn)代歐洲的口號，此次對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便是民治主義的勝利，那時便在戰(zhàn)爭中間，即使公理還未完全勝利的時候，也應略有民治的表示了。但是，照俄國民黨說，當時宣戰(zhàn)及作戰(zhàn)，著著進行，全沒有和我們商量；我們模模胡胡的聽得發(fā)表的那些規(guī)定，然而我們沒有控制戰(zhàn)爭的力；我們不知道那些秘密外交與條約的內容；我們不知道政府對于國民與他的富力及未來，負著什么責任。我們聽人說，此次戰(zhàn)爭，是將安放了新建筑新歐洲的基礎；但我們勞動者對新建筑的意見，或未必與政府及資本家的相同。我們又聽人說，此次戰(zhàn)爭，是征服時代的末期了；我們卻不愿他又為一個新的武功時代的開端。我們都望推倒德國的軍國主義，但政府及資本家或別有意思，為利益中產階級起見，所以如此期望。德國的中產階級或者也受利益，只苦了我們平民。我們俄國民黨所以決心繼續(xù)戰(zhàn)爭，必要使民治主義即從此刻發(fā)端，直到完全勝利而后已。只有這樣辦法，我們才能一面推倒德國軍國主義，一面保全我們工人的將來。我們只望我國資本家也同德國的一樣受窘，德國的工人也同我國的一樣受益，便滿足了。

這是俄國革命的各種思潮，這運動中各首領的思想理論。這都從播種革命種子的俄國哲學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諸人的學說出來。我們恐以后還須經過多少時間，多少困難，才能望新俄羅斯的產生。

這一篇論文，原是兩年前的著作，因為他說俄國革命思想的過去的歷史，很覺簡截明白，在現(xiàn)在還有價值，所以翻譯出來，紹介與大家了。至于著者的批評，譯者卻頗有不能同意的處所；譬如論中太重現(xiàn)實而輕理想，到后來理想成了事實，那批評便也難于存立。即如他以為斷不會有的德國革命，現(xiàn)在居然實現(xiàn)，便正是一個極顯的例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譯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