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所謂法家

一、論“法家”之名

古代本沒有什么“法家”。讀了上章的人當知道慎到屬于老子、楊朱、莊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學近于墨家，他的名學純粹是儒家。又當知道孔子的正名論，老子的天道論，墨家的法的觀念，都是中國法理學的基本觀念。故我以為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只有法治的學說，并無所謂“法家”。中國法理學當西歷前三世紀時，最為發(fā)達，故有許多人附會古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許多講法治的書。后人沒有歷史眼光，遂把一切講法治的書統(tǒng)稱為“法家”，其實是錯的。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現(xiàn)在也用此名。但本章所講，注重中國古代法理學說，并不限于《漢書·藝文志》所謂“法家”。

二、所謂“法家”的人物及其書

（一）管仲與《管子》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書大概是前三世紀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許多不相干的材料（說詳?shù)谝黄?。但此書有許多議論可作前三世紀史料的參考。

（二）申不害與《申子》申不害曾作韓昭侯的國相。昭侯在位當西歷前358至333年。大概申不害在當時是一個大政治家。（《韓非子》屢稱申子?！盾髯印そ獗纹芬舱f：“申子蔽于勢而不知智。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保俄n非子·定法篇》說：“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又說：“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故托萬乘之勁韓，七十年（顧千里校疑當作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雖用術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币来丝磥?，申不害雖是一個有手段（所謂術也）的政治家，卻不是主張法治主義的人。今申子書已不傳了。諸書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shù)而不任說，……置法而不變”等語，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三）商鞅與《商君書》衛(wèi)人公孫鞅于西歷前361年入秦，見孝公，勸他變法。孝公用他的話，定變法之令，“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史記》云：“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迸c此互相印證）。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保ā俄n非子·定法篇》）公孫鞅的政策只是用賞罰來提倡實業(yè)，提倡武力。（《史記》所謂“變法修刑，內(nèi)務耕稼，外勸戰(zhàn)死之賞罰”是也。）這種政策功效極大，秦國漸漸富強，立下后來吞并六國的基礎。公孫鞅后封列侯，號商君，但他變法時結(jié)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車裂之刑而死（西歷前338年）。商君是一個大政治家，主張用嚴刑重賞來治國。故他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保ā俄n非子·定法篇》）又“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保ㄐ滦颍┻@不過是注重刑賞的政策，與法理學沒有關系。今世所傳《商君書》24篇（《漢書》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書。如《徠民》篇說：“自魏襄以來，三晉之所亡于秦者，不可勝數(shù)也?！蔽合逋跛涝谖鳉v前296年，商君已死42年，如何能知他的謚法呢？《徠民》篇又稱“長平之勝”，此事在前260年，商君已死78年了。書中又屢稱秦王。秦稱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此皆可證《商君書》是假書。商君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沒有法理學的書。

以上三種都是假書，況且這三個人都不配稱為“法家”。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產(chǎn)、申不害、商君——都是實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學家，故不該稱為“法家”。但申不害與商君同時，皆當前四世紀的中葉。他們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發(fā)生一種思想上的影響。有了他們那種用刑罰的政治，方才有學理的“法家”。正如先有農(nóng)業(yè)，方才有農(nóng)學；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學；先有種種美術品，方才有美學。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且說那些學理的“法家”和他們的書：

（四）慎到與《慎子》見上章。

（五）尹文與《尹文子》見上章（《漢書·藝文志》尹文在“名家”是錯的）。（六）尸佼與《尸子》尸佼，夢人（據(jù)《史記·孟荀列傳》及《集解》引劉向《別錄》。班固以佼為魯人，魯滅于楚，魯亦楚也?；蜃鲿x人，非）。古說相傳，尸佼曾為商君之客；商君死，尸佼逃入蜀（《漢書·藝文志）。《尸子》書二十卷，向來列在“雜家”。今原書已亡，但有從各書里輯成的《尸子》兩種（一為孫星衍的，一為汪繼培的。汪輯最好）。據(jù)這些引語看來，尸佼是一個儒家的后輩，但他也有許多法理的學說，故我把他排在這里。即使這些話不真是尸佼的，也可以代表當時的一派法理學者。

（七）韓非與《韓非子》韓非是韓國的公子，與李斯同受學于荀卿。當時韓國削弱，韓非發(fā)憤著書，攻擊當時政府“所養(yǎng)非所用，所用非所養(yǎng)”；因主張極端的“功用”主義，要國家變法，重刑罰，去無用的蠹蟲，韓王不能用。后來秦始皇見韓非的書，想收用他，遂急攻韓。韓王使韓非入秦說存韓的利益。（按《史記》所說。李斯勸秦王急攻韓欲得韓非，似乎不可信。李斯既舉薦韓非，何以后來又害殺他。大概韓王遣韓非入秦說秦王存韓，是事實。但秦攻韓未必是李斯的主意。）秦王不能用，后因李斯、姚賈的讒言，遂收韓非下獄。李斯使人送藥與韓非，叫他自殺。韓非遂死獄中，時為西歷前233年。

《漢書·藝文志》載《韓非子》55篇。今本也有55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如《初見秦》篇乃是張儀說秦王的話，所以勸秦王攻韓。韓非是韓國的王族，豈有如此不愛國的道理？況且第二篇是存韓。既勸秦王攻韓，又勸他存韓，是決無之事。第六篇《有度》，說荊、齊、燕、魏四國之亡。韓非死時，六國都不曾亡。齊亡最后，那時韓非已死12年了?？梢姟俄n非子》決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東西。依我看來，《韓非子》十分之中，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諸篇如下：

《顯學》《五蠹》《定法》《難勢》

《詭使》《六反》《問辯》

此外如《孤憤》《說難》《說林》《內(nèi)外儲》，雖是司馬遷所舉的篇名。但是司馬遷的話是不很靠得住的。（如所舉《莊子·漁父》《盜跖》諸篇，皆為偽作無疑）我們所定這幾篇，大都以學說內(nèi)容為根據(jù)。大概《解老》《喻老》諸篇，另是一人所作?！吨鞯馈贰稉P榷》（今作揚權，此從顧千里校）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锻鈨Αふf左上》似乎還有一部分可取。其余的更不可深信了。

三、法。

按《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象形）。法，今文省。佱，古文?！睋?jù)我個人的意見看來，大概古時有兩個法字。一個作“亼”，從從正，是模范之法。一個作“灋”，《說文》云：“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是刑罰之法。這兩個意義都很古，比較看來，似乎模范的“佱”更古?！渡袝涡獭氛f：“苗民弗用靈，制以，惟作五虐之，曰法?！比绱苏f可信，是罰刑的“灋”字乃是后來才從苗民輸入中國本部的。灋字從廌從去，用廌獸斷獄，大似初民狀態(tài)，或本是苗民的風俗，也未可知。大概古人用法字起初多含模范之義?！兑住っ伞烦趿疲骸鞍l(fā)蒙利用人，用說。（句）桎梏以往，吝?！毕笤唬骸袄萌?，以正法也。”此明說“用人”即是“用正法”?！?”是?范，“法”是模范，“以”即是用。古人把“用說桎梏以往”六字連讀，把言說的說解作脫字，便錯了。又《系辭傳》：“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狈ㄗ终髂７督?。（孔穎達《正義》：“垂為模范，故云謂之法”）又如《墨子·法儀篇》云：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guī)，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為法。

這是標準模范的“法”。（參看《天志》上、中、下，及《管子·七法篇》。）到了墨家的后輩，“法”字的意義講得更明白了。《墨辯·經(jīng)上》說：

法，所若而然也。（看第八篇第二章論“法”的觀念。）佴，所然也。《經(jīng)說》曰：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

佴字，《爾雅·釋言》云：“貳也?！惫ⅲ骸百Υ螢楦辟E?！薄吨芏Y》：“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编嵶ⅲ骸百E，副也?！蔽覀兘锈n本做“副本”，即是此意。譬如摹拓碑帖，原碑是“法”，拓本是“佴”，是“副”。墨家論法，有三種意義：（一）一切模范都是法（如上文所引《法儀篇》）。（二）物事的共相可用物事的類名作代表的，也是法。（看第八篇第二、三章。）（三）國家所用來齊一百姓的法度也是法。如上文所引《墨辯》“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的話，便是指這一種齊一百姓的法度。荀子說：“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天論篇》墨子的“尚同主義”要“壹同天下之義”，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故荀子說他偏重“齊”字，卻忘了“畸”字，畸即是不齊。后來“別墨”論“法”字，要使依法做去的人都有一致的行動，如同一塊碑上摹下來的拓本一般；要使守法的百姓都如同法的“佴”。這種觀念正與墨子的尚同主義相同，不過墨子的尚同主義含有宗教的性質(zhì)，別墨論法便沒有這種迷信了。

上文所引《墨辯》論“法”字，已把“法”的意義推廣，把灋兩個字合成一個字?！兑捉?jīng)·噬嗑卦·象傳》說：“先王以明罰飭法?！狈ㄅc刑罰還是兩事。大概到了“別墨”時代（四世紀中葉以后），法字方才包括模范標準的意義和刑律的意義。如《尹文子》說：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尹文子》的法理學很受儒家的影響（說見上章），故他的第一種“法”，即是不變之法，近于儒家所謂天經(jīng)地義。第二種“齊俗之法”指一切經(jīng)驗所得或科學研究所得的通則，如“火必熱”、“員無直”（皆見《墨辯》）等等。第三種是刑賞的法律，后人用“法”字單指這第三種（佛家所謂法，（達摩）不在此例）。第四種“平準之法”乃字本義，無論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認這種標準的法。（看《孟子·離婁篇》《荀子·正名篇》《墨子·法儀》《天志》等篇及《管子·七法篇》《慎子》《尹文子》等書。）當時的法理學家所主張的“法”，乃是第三種“治眾之法”。他們的意思只是要使刑賞之法，也要有律度權衡那樣的公正無私、明確有效。（看上章論慎到、尹文。）故《韓非子·定法篇》說：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又《韓非子·難三篇》說：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又《慎子》佚文說：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見馬骕《釋史》百十九卷所輯。）

這幾條界說，講“法”字最明白。當時所謂“法”，有這幾種性質(zhì)：（一）是成文的（編著之圖籍），（二）是公布的（布之于百姓），（三）是一致的（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四）是有刑賞輔助施行的功效的（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于奸令）。

四、“法”的哲學

以上述“法”字意義變遷的歷史，即是“法”的觀念進化的小史。如今且說中國古代法理學（法的哲學）的幾個基本觀念。

要講法的哲學，先須要說明幾件事。第一，千萬不可把“刑罰”和“法”混作一件事。刑罰是從古以來就有了的，“法”的觀念是戰(zhàn)國末年方才發(fā)生的。古人早有刑罰，但刑罰并不能算是法理學家所稱的“法”。譬如現(xiàn)在內(nèi)地鄉(xiāng)人捉住了做賊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如那些武人隨意槍斃人，這都是用刑罰，卻不是用“法”。第二，須知中國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經(jīng)過了許多反對，方才漸漸發(fā)生的。春秋時的人不明“成文公布法”的功用，以為刑律是愈秘密愈妙，不該把來宣告國人。這是古代專制政體的遺毒。雖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脫離這種遺毒的勢力。所以鄭國子產(chǎn)鑄刑書時（昭六年，西歷前536年），晉國叔向?qū)懶排c子產(chǎn)道：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裰斜?，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征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并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后二十幾年（昭二十九年。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國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書鑄在鼎上。那時孔子也極不贊成，他說：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裨诙σ樱我宰鹳F？（尊字是動詞，貴是名詞。）貴何業(yè)之守？

這兩句話很有趣味。就此可見刑律在當時，都在“貴族”的掌握?？鬃涌峙掠辛斯嫉男虝?，貴族便失了他們掌管刑律的“業(yè)”了。那時法治主義的幼稚，看此兩事，可以想見。后來公布的成文法漸漸增加，如鄭國既鑄刑書，后來又采用鄧析的竹刑。鐵鑄的刑書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學說遂漸漸發(fā)生。這是很長的歷史，我們見慣了公布的法令，以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錯了。第三，須知道古代雖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書，但是古代的哲學家對于用刑罰治國，大都有懷疑的心，并且有極力反對的。例如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庇秩缈鬃诱f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边@就可見孔子不重刑罰，老子更反對刑罰了。這也有幾層原因。（一）因當時的刑罰本來野蠻得很，又沒有限制（如《詩》：“彼宜無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又如《左傳》所記諸虐刑），實在不配作治國的利器。（二）因為儒家大概不能脫離古代階級社會的成見，以為社會應該有上下等級：刑罰只配用于小百姓們，不配用于上流社會。上流社會只該受“禮”的裁制，不該受“刑”的約束。如《禮記》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國篇》所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jié)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shù)制之”，都可為證。近來有人說，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會的“禮”普及全國，法家要使下級社會的“刑”普及全國。（參看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fā)達史》。）這話不甚的確。其實那種沒有限制的刑罰，是儒法兩家所同聲反對的。法家所主張的，并不是用刑罰治國。他們所說的“法”，乃是一種客觀的標準法，要“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百姓依這種標準行動，君主官吏依這種標準賞罰。刑罰不過是執(zhí)行這種標準法的一種器具。刑罰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罰，便是有了限制，不是從前“誅賞予奪從心出”的刑罰了。

懂得上文所說三件事，然后可講法理學的幾個根本觀念。中國的法理學雖到前三世紀方才發(fā)達，但他的根本觀念來源很早。今分述于下：

第一，無為主義。中國的政治學說，自古代到近世，幾乎沒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無為主義?？鬃邮菢O力稱贊“無為而治”的，后來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面”的話的影響（宋以后更是如此），無論是說“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誠意”，都只是要歸到“無為而治”的理想的目的。平常所說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說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系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如《尸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諸篇，如《韓非子》中《揚榷》《主道》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兩系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宋朝王安石批評老子的無為主義，說老子“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于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王安石《老子論》）這段話很有道理。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們以為必須先有“法”然后可以無為。如《管子·白心》篇說：“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庇秩纭妒印氛f：“正名去偽，事成若化?！矊?，不罰而威?！边@都是說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用《管子·禁藏篇》語）的無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義。上章論尹文的法理學時，已說過名與法的關系。（參看上章。）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使人一見善名便生愛做的心，一見惡名便生痛惡的心?！胺ā钡墓τ弥皇且岸ù嗣帧?，使“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這可見儒家的正名主義乃是法家哲學的一個根本觀念。我且再引《尸子》幾條作參證：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茍能正名，愚智盡情；執(zhí)一以靜令名自正，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參看《韓非子·揚榷》……篇云：“執(zhí)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庇挚础吨鞯榔贰＃?

言者，百事之機也。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矊?，不罰而威。

審一之經(jīng)，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分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

這幾條說法治主義的邏輯，最可玩味。他的大旨是說天下萬物都有一定的名分，只看名實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實合，便是“是’；名實不合，便是“非”。是非既定，賞罰跟著來。譬如“兒子”是當孝順父母的，如今說“此子不子”，是名實不合，便是“非”，便有罰了?！懊迸c“法”其實只是同樣的物事。兩者都是“全稱”（Universal），都有駕馭個體事物的效能。“人”是一名，可包無量數(shù)的實?！皻⑷苏咚馈笔且环?，可包無數(shù)殺人的事實。所以說“審一之經(jīng)”，又說“執(zhí)一以靜”。正名定法，都只要“控名責實”，都只要“以一統(tǒng)萬”?！鬃拥恼髁x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就忘了名是為“實”而設的，故成了一種偏重“虛名”的主張，如《論語》所記“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及《春秋》種種正名號的筆法，皆是明例。后來名學受了墨家的影響，趨重“以名舉實”，故法家的名學，如尹文的“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定名”）如《尸子》的“以實覆名，……正名覆實”；如《韓非子》的“形名參同”（《主道篇》《揚榷篇》），都是墨家以后改良的正名主義了。

第三，平等主義。儒家不但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見，還有“親親”、“貴貴”種種區(qū)別，故孔子有“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議論；孟子有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的議論。故我們簡直可說儒家沒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這個觀念得墨家的影響最大。墨子的“兼愛”主義直攻儒家的親親主義，這是平等觀念的第一步。后來“別墨”論“法”字，說道：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督?jīng)說》曰：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蚰净蚴缓ζ浞街嗪弦?。盡類猶方也，物俱然。

這是說同法的必定同類。無論是科學的通則，是國家的律令，都是如此。這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觀念。所以法家說：“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尹文子》）“法”的作用要能“齊天下之動”。儒家所主張的禮義，只可行于少數(shù)的“君子”，不能遍行全國。韓非說得最好：

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nèi)不什數(shù)。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百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fā)也。不恃賞罰而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顯學篇》）

第四，客觀主義。上章曾說過慎到論“法”的客觀性。（參看）慎到的大旨以為人的聰明才智，無論如何高絕，總不能沒有偏私錯誤。即使人沒有偏私錯誤，總不能使人人心服意滿。只有那些“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可以沒有一毫私意，又可以不至于陷入偏見的蒙弊。例如最高明的才智總比不上權衡、斗斛、度量等物的正確無私。又如拈鉤分錢，投策分馬，即使不如人分的均平，但是人總不怨鉤策不公。這都是“不建己，不用知”的好處。不建己，不用知，即是除去一切主觀的蔽害，專用客觀的標準：法治主義與人治主義不同之處，根本即在此。慎到說得最好：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m不善，猶愈于無法?！蛲躲^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愿望也。

這是說用法可以塞愿望。韓非子說：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guī)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怪兄魇胤ㄐg，拙匠守規(guī)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

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守道》）

這是說，若有了標準法，君主的賢不賢都不關緊要。人治主義的缺點在于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卻免不了“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險。法治的目的在于建立標準法，使君主遵守不變?，F(xiàn)在所謂“立憲政體”，即是這個道理。但中國古代雖有這種觀念，卻不曾做到施行的地步。所以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新法都可推翻；秦始皇一死，中國又大亂了。

第五，責效主義。儒家所說“為政以德”，“保民而王”，“恭己正南面而天下治”等話，說來何嘗不好聽，只是沒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長處在于有收效的把握。如《韓非子》說的：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守法便是效（效的本義為“如法”。《說文》“效，象也?！币隇樾灒瑸楣πВ?，不守法便是不效。但不守法即有罰，便是用刑罰去維持法令的效能。法律無效，等于無法。法家常說“控名以責實”，這便是我所說的“責效”。名指法（“如殺人者死”），實指個體的案情。（如“某人殺某人”。）凡合于某法的某案情，都該依某法所定的處分：這便是“控名以責實”。（如云：“凡殺人者死。某人殺人，故某人當死?！保┻@種學說，根本上只是一種演繹的論理。這種論理的根本觀念只要“控名責實”，要“形名參同”，要“以一統(tǒng)萬”。這固是法家的長處，但法家的短處也在此。因為“法”的目的在“齊天下之動”，卻不知道人事非常復雜，有種種個性的區(qū)別，決不能全靠一些全稱名詞便可包括了一切。倒如“殺人”須分故殺與誤殺。故殺之中，又可分別出千百種故殺的原因和動機。若單靠“殺人者死”一條法去包括一切殺人的案情，豈不要冤枉殺許多無罪的人嗎？中國古代以來的法理學只是一個刑名之學，今世的“刑名師爺”，便是這種主義的流毒?！靶堂畬W”只是一個“控名責實”。正如“刑名師爺”的責任只是要尋出各種案情（實），合于刑律的第幾條第幾款（名）。

五、韓非“法家”兩個字，不能包括當時一切政治學者。法家之中，韓非最有特別的見地，故我把他單提出來，另列一節(jié)。我上文說過，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大都受了老子的“無為”兩個字的影響。就是法家也逃不出這兩個字。如上文所引《尸子》的話：“君人者茍能正名，愚智盡情；執(zhí)一以靜，令名自正?！庇终f：“正名去偽，事成若化?！矊?，不罰而威?！庇秩纭豆茏印ぐ仔摹菲f的：“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边@都是“無為”之治。他們也以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無為而治”，有了法律，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的無為之治了。這一派的法家，我們可稱為保守派。

韓非是一個極信歷史進化的人，故不能承認這種保守的法治主義（若《顯學》《五蠧》諸篇是韓非的書，則《主道》《揚榷》諸篇決不是韓非的書。兩者不可并立。）他的歷史進化論，把古史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每一時期，有那時期的需要，便有那時期的事業(yè)。故說：

今有構(gòu)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務循古，不法?？伞Ｕ撌乐?，因為之備。（《五蠧》）

韓非政治哲學，只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八個字。所以說：“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又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他有一則寓言說得最好：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裼韵韧踔萎斒乐瘢允刂曛愐?。（《五蠧》）

后人多愛用“守株待兔”的典，可惜都把這寓言的本意忘了。韓非既主張進化論，故他的法治觀念，也是進化的。他說：

故治民無常，惟治為法。法與時轉(zhuǎn)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瓡r移而治不易者亂。（《心度》）

韓非雖是荀卿的弟子，他這種學說卻恰和荀卿相反。荀卿罵那些主張“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者異道”的人都是“妄人”。如此說來，韓非是第一個該罵了！其實荀卿的“法后王”說，雖不根據(jù)于進化論，卻和韓非有點關系。荀卿不要法先王，是因為先王的制度文物太久遠了，不可考了，不如后王的詳備。韓非說得更暢快：

孔子墨子倶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jù)之者，誣也。故明據(jù)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讹@學》）

“參驗”即是證據(jù)。韓非的學說最重實驗，他以為一切言行都該用實際的“功用”作試驗。他說：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fā)，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儀的也。故有常儀的則羿、逄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fā)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fā)之說也。（《問辯》。舊本無后面三個“儀的”，今據(jù)《外儲·說左上》增。）

言行若不以“功用”為目的，便是“妄發(fā)”的胡說胡為，沒有存在的價值。正如《外儲說·左上》舉的例：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堯同年?！薄常ㄅf無此九字，今據(jù)馬總……《意林》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后息者為勝耳。

言行既以“功用”為目的，我們便可用“功用”來試驗那言行的是非善惡。故說：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髦髀犉溲员刎熎溆?，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六反》）

韓非的“功用主義”和墨子的“應用主義”大旨相同，但韓非比墨子還要激烈些。他說：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上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兼舊誤作廉）；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nóng)，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yǎng)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貧養(yǎng)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yè)而游于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今境內(nèi)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zhí)耒者寡也。境內(nèi)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zhàn)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五蠢》）

這種極端的“功用主義”，在當時韓非對于垂亡的韓國，固是有為而發(fā)的議論。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商管之法”，“孫吳之書”，都看作“無用”的禁品。后來他的同門弟兄李斯把這學說當真實行起來，遂鬧成焚書坑儒的大劫。這便是極端狹義的功用主義的大害了。（參看第八篇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