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齊學的正統(tǒng)
戰(zhàn)國的晚期,齊國成為學術思想的一個重鎮(zhèn)。《史記》說:宣王(齊宣王的年代頗有疑問。依《史記·六國表》,當西歷紀元前三四二—三二四。依《資治通鑒》,當前三三二—三一四)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huán)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shù)百千人。(《史記》四六)《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里也說: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懼到、環(huán)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史記》七四)
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后孟子?!|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于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同上)《史記》記齊國的事,最雜亂無條理,大概是因為史料散失的緣故?!睹献榆髑淞袀鳌犯s亂不易讀。但“稷下”的先生們,似乎確有這么一回事;雖然不一定有“數(shù)百千人”的數(shù)目,大概當時曾有一番盛況,故留下“稷下先生”的傳說。(彭更問孟子:“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此可見稷下“數(shù)百千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可以說,前四世紀的晚年,齊國因君主的提倡,招集了許多思想家,“不治而議論”,造成了稷下講學的風氣。(稷下有種種解說:或說稷是城門,或說是山名。)稷下的先生們不全是齊人,但這種遺風便造成了“齊學”的歷史背景。
司馬遷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渌讓捑忛熯_而足智,好議論。(《史記》一二九)班固引劉向、朱贛諸人之說,也道: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yè),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渌讖洺?,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两衿渫粒ㄊ??)多好經(jīng)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漢書》二十八)這個民族有迂緩闊達而好議論的風氣,有足智的長處,又有夸大虛詐的短處。足智而好議論,故其人勇于思想,勇于想像,能發(fā)新奇的議論。迂遠而夸大,故他們的想像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許多怪異而不近情實的議論。《莊子》里說:“齊諧者,志怪者也?!泵献玉g咸丘蒙道:“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笨梢婟R人的夸誕是當時人公認的。這便是“齊學”的民族的背景。
齊民族自古以來有“八神將”的崇拜,《史記·封禪書》說的很詳細。八神將是:
一、天主。
二、地主。
三、兵主。
四、陰主。
五、陽主。
六、月主。
七、日主。
八、四時主。
這個宗教本是初民拜物拜自然的迷信,稍稍加上一點組織,便成了天地日月陰陽四時兵的系統(tǒng)了。試看天主祠在“天齊”,天齊是臨菑的一個泉水,有五泉并出,民間以為這是天的臍眼,故尊為“天臍”。這里還可見初民的迷信狀態(tài)。拜天的臍眼,和拜“陰主”、“陽主”,同屬于初民崇拜生殖器的迷信。由男女而推想到天地日月,以天配地,以日配月,都成了男女夫婦的關系。再進一步,便是從男女的關系上推想出“陰”、“陽”兩種勢力來。陰陽的信仰起于齊民族,后來經(jīng)過齊魯儒生和燕齊方士的改變和宣傳,便成了中國中古思想的一個中心思想。這也是“齊學”的民族的背景。
梁啟超先生曾說:《儀禮》全書中無陰陽二字。其他三經(jīng)(《詩》《書》《易》之卦辭爻辭)所有……“陰”字……皆用云覆日之義,……或覆蔽之引申義?!洹瓣枴弊纸浴躁枮槿?,……或用向日和暖之引申義。(《陰陽五行說之來歷》,《飲冰室文集》卷六十七。)他又指出,《老子》中只有“負陰而抱陽”一句;《彖傳》、《象傳》里也只有一個陰字、一個陽字。他又說:至《系辭》、《說卦》、《文言》諸傳,則言之較多。諸傳……中多有“子曰”字樣,論體例應為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同上)他的結(jié)論是:春秋戰(zhàn)國以前所謂“陰陽”,所謂“五行”,其語甚希見,其義極平淡。且此二事從未嘗并為一談。諸經(jīng)及孔老墨孟荀韓諸大哲皆未嘗齒及。然則造此邪說以惑世誣民者,誰耶?其始蓋起于燕齊方士,而其建設之,傳播之,宜負罪責者三人焉……曰騶衍,曰董仲舒,曰劉向。(同上)梁先生的結(jié)論是大致不錯的。陰陽的崇拜是齊民族的古宗教的一部分。五行之說大概是古代民間常識里的一個觀念。古印度人有地、水、火、風,名為“四大”。古希臘人也認水、火、土、氣,為四種原質(zhì)。五行是水火金木土,大概是中國民族所認為五種原質(zhì)的。《墨子·經(jīng)下》有“五行毋常勝,說在宜”一條。而《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評子思、孟軻道: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乃)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弊铀汲陷V和之。今所傳子思、孟軻的文字中,沒有談五行的話。但當時人既說是“案往舊造說”,可見五行之說是民間舊說,初為智識階級所輕視,后雖偶有騶魯儒生提出五行之說,終為荀卿所譏彈。但這個觀念到了“齊學”大師的手里,和陰陽的觀念結(jié)合成一個大系統(tǒng),用來解釋宇宙,范圍歷史,整理常識,籠罩人生,從此便成了中古思想的絕大柱石了。
齊學的最偉大的建立者,自然要算騶衍。他的生平事實,古書記載甚少?!妒酚洝匪洠嗖簧蹩尚?。如說“騶衍后孟子”,又說他是齊宣王時人,又說:騶子重于齊;適梁,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cè)行襒(拂)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qū),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yè),筑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史記》七四)他若是齊宣王、梁惠王同時的人,便不在孟子之后了。況且梁惠王死于前三三五年(此依《史記》,《通鑒》改為前三一九年),齊宣王死于前三二四年(此依《史記》,《通鑒》作三一四),燕昭王在位年代為前三一一年至二七九年,而平原君第一次作相在前二九八年,死在二五一年(均依《史記》)?!妒酚洝て皆齻鳌氛f騶衍過趙在信陵君破秦救趙(前二五七)之后,那時梁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齊宣王也已死六十七年了。(《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也說騶衍過趙見平原君及公孫龍。)《史記·封禪書》又說: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這便是把他更提到宣王以前的威王時代了。威王死于前三三三年,與梁惠王同時。騶衍若與梁惠王同時,決不能在前三世紀中葉見平原君。
《史記》所以有這樣大矛盾者,一是因為《史記》往往采用戰(zhàn)國策士信口開河的議論作史料;二是因為《史記》有后人妄加的部分;三是因為齊國有三個騶子,而騶衍的名聲最大,故往往頂替了其余二騶子的事實。騶忌相齊威王,騶衍在其后,大概當齊宣王湣王的時代。湣王(依《史記》,當前三二三—二八四。依《通鑒》,當前三一三—二八四)與燕昭王同時,騶衍此時去齊往燕(《戰(zhàn)國策》二九記燕昭王師事郭隗,而“騶衍自齊往”),也是可能的事。平原君此時已作趙相(前二九八),故他見平原君也是可能的事,但決不能在信陵君救趙(前二五七)之后。他和孟子先后同時,而年歲稍晚。他的年代約當前三五○—二八○年。(此是我修正《古代哲學史》頁三四的舊說。)
《史記》說: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圣之篇,十余萬言。這是他著書的動機。他要使有國的人知所警戒,先“大雅整之于身”,然后可以恩及百姓。所以《史記》下文又說:“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jié)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要達到這個目的,故利用當時民間的種種知識,種種信仰,用他的想像力,組成一個偉大的系統(tǒng):其語閎大不經(jīng),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這是他的方法,其實只是一種“類推”法,從小物推到無垠,從今世推到古代: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大似是張大之意)并世盛衰,因載其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這都是“類推”的方法。從“并世”推到天地未生時,是類推的歷史;從中國推到海外,是類推的地理。
騶衍的地理頗有驚人的見解。他說: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nèi)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shù)。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小海)環(huán)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此字衍)如一區(qū)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huán)其外,天地之際焉。(參看桓寬《鹽鐵論·論鄒篇》,及王充《論衡·談天篇》。)這種偉大的想像,只有齊東海上的人能做。我們看這種議論,不能不驚嘆齊學的偉大。
他的歷史學其實是一種很“怪迂”的歷史哲學。如上文所引,他先張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祥(祥即是吉兇,禍福)度制”。這里雖不曾明說盛衰和祥度制有聯(lián)帶關系,但我們可以揣想騶衍本意大概是這樣的。因為《史記》下文又說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zhuǎn)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上均見《史記》七四)這便是他的“五德終始論”,又叫做“大圣終始之運”(見《鹽鐵論》五三)。他的十余萬言,現(xiàn)在都不傳了。但劉歆《七略》說: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后,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引見《文選·魏都賦》注)《呂氏春秋·應同篇》也有這種學說: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蚯蚓)大螻(螻蛄)。黃帝曰:“土氣勝?!蓖翚鈩?,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蹦練鈩?,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苯饸鈩伲势渖邪?,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shù)備將徙于土。這個“土—木—金—火—水”的系統(tǒng)便是騶衍的五德終始論。后來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便采用這種思想?!妒酚洝氛f: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jié)旗皆上黑。數(shù)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黃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史記》六)《史記》又說: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記》二八)其實齊學的五德終始論在秦未稱帝之前,早已傳到西方,早已被呂不韋的賓客收在《呂氏春秋》里了。(《呂氏春秋》成于前二三九年。)到秦始皇稱帝(前二二一)以后,也許又有齊人重提此議,得始皇的采用,于是騶衍的怪迂之論遂成為中國國教的一部分了。
五德終始之運,只是把五行相勝(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的觀念適用到歷史里去,造成一種歷史變遷的公式,故是一種歷史哲學。又因為五德的終始都先見于祥符應,故這種歷史哲學其實又是一種宗教迷信。五德終始與陰陽消息兩個觀念又可以適用到宇宙間的一切現(xiàn)象,可以支配人生的一切行為,可以解釋政治的得失和國家的盛衰,故這種思想竟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萬寶全書。但我們推想,騶衍立說之初,大概如《史記》所記,注意之點在于政治;他的用意在于教人隨著世變做改制的事業(yè)。故漢朝嚴安引騶衍曰:“政教文質(zhì),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漢書》六四下)這可見此種歷史哲學在政治上的用意在于改革度制。在于從種種方面證明“五德轉(zhuǎn)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所說的“祥度制”,現(xiàn)在雖不傳了,但我們可以揣想《呂氏春秋》所收的五德終始論代表騶衍的學說,而《呂氏春秋》所采取的“十二月令”也就代表騶衍的“祥度制”的綱領。五德終始論是用五行轉(zhuǎn)移的次第來解釋古往今來的歷史大變遷。“月令”是用五行的原則來安排一年之中的“四時之大順”,來規(guī)定“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jié),各有教令”(用司馬談語)。這種分月的教令便是“祥度制”了。
現(xiàn)存的“月令”出于《呂氏春秋》,其中似以十月為歲首(季秋月令,“為來歲受朔日”),又有秦官名,大概其中已有呂不韋的賓客改作的部分了。但其中全用五行來分配四時、十二月、五帝、五蟲、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臟;每月各有祥度制,錯行了這種教令,便有種種災害。如孟春月令說: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夏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shù)至,藜莠蓬蒿并興。(高注: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shù)至,荒穢滋生。)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高注: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為敗,雪霜大摯,傷害五谷。鄭注:舊說,首種謂稷。)這正是一年之中的“五德轉(zhuǎn)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故我們用“月令”來代表騶衍的祥度制,大概是不錯的。《呂氏春秋》采騶衍的五德終始論,不提他的姓名;采“月令”全部,也不提及來源:這大概是因為呂氏的賓客曾做過一番刪繁摘要的工作,從騶子的十余萬言里擷取出一點精華來,也許還稍稍改造過,故不須提出原來的作者了。而騶衍的十余萬言的著作,當日曾經(jīng)震驚一世,使“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自從被《呂氏春秋》擷取精要之后,那“閎大不經(jīng)”的原書也漸漸成了可有可無之物,終于失傳了。更到后來,這分月的祥度制竟成了中國思想界的公共產(chǎn)業(yè),《淮南王書》收作“時則訓”,《禮記》收入“明堂陰陽記”一類,即名為“月令”,而偽造的《逸周書》又收作“時訓解”,于是蔡邕、王肅諸人竟認此書是周公所作了。(看孔穎達《禮記疏》卷十四“月令”題下疏,其中列舉四證,證明此書不合周制。)從此以后,“月令”便成了中國正統(tǒng)思想的一部分,很少人承認他是秦時作品,更無人敢說他出于“齊學”了。
齊學的成立,必不單靠騶衍一人?!稘h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騶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齊人。)
《騶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騶衍所說。)
《騶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號雕龍奭。)
《公梼生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騶奭《終始書》。)依《漢書》原注看來,騶奭的書也叫做《終始》,正是騶衍的嫡派?!妒酚洝吩f: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是騶奭在騶衍之后,繼續(xù)發(fā)揮五德終始之說,而公梼生又在騶奭之后,又傳騶奭的《終始書》。這都是齊學的開山三祖。《藝文志》又有:《公孫發(fā)》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閭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巨子》五篇(原注,六國時,見南公,南公稱之。)
《周伯》十一篇(原注,齊人,六國時。)這些人大概是齊學的傳人,其人其書皆未必全出于六國時代,其中也許有秦漢人假托的。如《宋司星子韋》三篇,假托于春秋時宋景公的司星子韋,列在《藝文志》陰陽家的第一名;但《論衡·變虛篇》引有“子韋書錄序奏”,大概即是劉向所假造奏上的。如果《藝文志》所錄諸書真是六國時作品,那么,在騶衍、騶奭之后,這個學派已傳播很遠,怪不得呂不韋的賓客著書之時已大受齊學的影響了。
以上所列,限于“九流”之中的“陰陽家”,即是司馬談所論“六家”中的“陰陽家”。司馬談說: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大祥是說此一派注重祥之應。《漢書》六十二引此文,誤作大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jié)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蔽幢厝灰?。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jīng)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史記》百三十)《藝文志》也說: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此語是劉歆瞎說。)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shù),舍人事而任鬼神。這里所說的陰陽家,是齊學的正統(tǒng),還是以政治為主體,用陰陽消息與五德轉(zhuǎn)移為根據(jù),教人依著“四時之大順”設施政教。他們主張“治各有宜”,本是一種變法哲學;不幸他們?nèi)肓嗣?,發(fā)了狂,把四時十二月的政制教令都規(guī)定作刻板文章,又造出種種禁忌,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
齊學本從民間宗教出來,想在祥禍福的迷信之上建立一種因時改制的政治思想。結(jié)果是災祥迷信的黑霧終于埋滅了政制變法的本意,只剩下一大堆禁忌,流毒于無窮。這是齊學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