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志，并且使我看見了楊邨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復(fù)。對于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復(fù)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么？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yīng)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

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

“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dāng)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tài)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xiàn)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tài)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么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里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chǎn)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么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后，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于張東蓀先生編的《學(xué)燈》，在當(dāng)時我的敬愛先生甚于敬愛創(chuàng)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zhàn)絕無感情，可是論戰(zhàn)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lián)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里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chǎn)黨以后，在左右夾攻的當(dāng)兒，《藝術(shù)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zhàn)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tài)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后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種痘》一文里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rèn)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jì)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tài)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并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沒有聯(lián)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xùn)誨?？墒窍Ｍ壬試?yán)肅的態(tài)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里不愿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復(fù)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里《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fā)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yán)正的批判也可以。發(fā)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xì)g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

康健。

（楊邨人謹(jǐn)啟。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為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復(fù)的價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jīng)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并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于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么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儵先生我曾經(jīng)見過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么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復(fù)，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的。“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據(jù)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后，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chǎn)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于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并未說過人民是阿斗?，F(xiàn)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xué)革命”的旗下，還是什么“無產(chǎn)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這些字，怎么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guī)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zhèn)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后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guī)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jīng)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里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jié)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于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里，大家閑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nèi)。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里，明明的告白了農(nóng)民的純厚，小資產(chǎn)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xué)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并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jié)了。但不知道是輾轉(zhuǎn)傳開去的呢，還是當(dāng)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報上登了出來，并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guān)于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巨款，也沒有遍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夸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xué)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lǐng)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xué)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于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污。然而這事實的全出于創(chuàng)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邨人先生當(dāng)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dāng)時我一聲不響。為什么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xué)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guān)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圣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在《三閑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shù)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講演里，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wèi)”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zhàn)不數(shù)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quán)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無產(chǎn)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么？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fù)責(zé)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yōu)待，在《新儒林外史》里，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yīng)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并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并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并不特別含有報復(fù)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余唾。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復(fù)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里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fēng)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并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么壞。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并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lián)，贊共產(chǎn)，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chǎn)青年，共產(chǎn)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jù)“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zhuǎn)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并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wěn)“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于統(tǒng)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dāng)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jīng)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xiàn)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quán)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dāng)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fā)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dāng)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jīng)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jié)?？傊疫€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tài)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并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