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如何“運動”——關于“兩代人的合力”

你問什么是“新文化”，這可不好回答；一定要說，必定是見仁見智。若僅限于反對“舊文化”，那這個詞沒有多少闡釋力。因無論何時何處，你都能見到其縹緲的蹤跡。正因內涵不確定，邊界很模糊，誰都能用，因而誰都無法獨占，不管是《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可收“新小說”“新儒學”，就是不收“新文化”。但如果加上“運動”二字，那就大不一樣了。在當下中國，只要受過初等教育，都會振振有詞地告訴你，那是五四運動爆發(fā)前后，由北大教授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作人以及魯迅等發(fā)起的以反傳統(tǒng)、反禮教、反文言為標志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

說到此“運動”，必須區(qū)分三個相互關聯(lián)但不無差異的概念：“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主要是社會抗爭，有明確的政治訴求，“文化”居從屬地位。談“新文化”而戴上五四的帽子，標尺決定了視野，其論述必定大受限制。相對來說，還是“新文化運動”更有騰挪趨避的空間。

為什么強調“騰挪趨避”？因當初陳獨秀在解答“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時，就顯得寬泛無邊：“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17]由此可見，這個今人表彰不已的“新文化運動”，最初就是個大籮筐，除了政治、軍事、經(jīng)濟，其他的都可往里面裝。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新文化運動”到底從何而來、應如何劃定邊界，并闡明其發(fā)展動力。

一、被建構的“新文化運動”

很難說是誰第一個使用“新文化運動”這個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不是陳獨秀、胡適的自我命名。1920年4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fā)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開篇就是：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xiàn)在我們社會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fā)生流弊的危險，這都是我們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是個新名詞，但已經(jīng)在社會上廣泛流通了；第二，這新詞不是陳獨秀創(chuàng)造的，他只是“贊成”而已。同年9月17日，胡適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也有類似的表述：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師范的暑期學校里講演，聽講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時髦的教員了。這些教員是從十七省來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們談天。他們見面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18]

對于已經(jīng)變得非常時髦的新名詞“新文化運動”，作為主將的陳獨秀好歹還是認領了；而年少氣盛的胡適，則干脆否認自己所從事的就是“新文化運動”。

對于最早使用“新文化運動”這個詞的那些人，魯迅明顯不太信任。在撰于1925年11月的《熱風·題記》中，魯迅有這么一段精彩的描述：

“五四”運動之后，我沒有寫什么文字，現(xiàn)在已經(jīng)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現(xiàn)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jīng)主張過白話文一樣。[19]

在一年后所撰《寫在〈墳〉后面》中，魯迅再次表達了對于命名者的不恭：“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span >[20]魯迅沒說最初的命名者是誰，但言談中不無譏諷——那可是大勢所趨時，用來“收割光榮”的聰明伎倆。大轉折時代，風氣說變就變，“新文化運動”很快就洗去了塵埃，成了萬眾矚目的“絕妙好辭”。這個時候，那些原本猶豫、質疑、譏諷的，也都“咸與維新”了。

曾經(jīng)風起云涌的新社會、新青年、新思潮、新道德、新信仰、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等，如今被集約成了“新文化運動”，這雖非陳、胡等人的初衷，但既然已經(jīng)流行開來，作為始倡者，你不認也得認。況且，反對者打上門來，用的是《論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化運動》《評提倡新文化者》等醒目的標題[21]；而敏感的出版界聞風而動，編的也是《新文化辭書》[22]。因此，陳、胡等人只好也跟著討論起什么是“新文化運動”來。

比起1915年《敬告青年》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23]，毫無疑問，1919年1月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更為旗幟鮮明，也更能體現(xiàn)“新文化運動”的精髓：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24]

面對如一潭死水的傳統(tǒng)中國，陳獨秀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橫掃千軍如卷席，雖如蠻牛闖進了瓷器店，撞倒了不少好東西，但畢竟促成了國人對于“舊文化”的深刻反省。此后的中國人，不再迷信“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是學會追問“從來如此，便對么？”[25]在這個意義上，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最讓后人追懷的，不是具體論點，而是其堅定的立場與勇猛的身姿。

有一點值得注意，這一時期的陳獨秀，談“新文化運動”時，是不包含實際政治的。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陳獨秀稱“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chǎn)業(yè)而言”，因此，“新文化運動”只包含“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而不涉及現(xiàn)實政治。[26]在陳獨秀看來，“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是兩回事，不該混為一談。把政治、實業(yè)、交通都拉進來，這“文化運動”就變得無所不包；若連軍事也進來了，“那便成了武化運動了，豈非怪之又怪嗎”[27]。最好是分途發(fā)展，“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各走各的路。對于魚與熊掌之不可兼得，陳獨秀有清醒的認識：

有一班人以為從事文化運動的人一定要從事社會運動，其實大大的不然；一個人若真能埋頭在文藝、科學上做工夫，什么婦女問題、勞動問題，鬧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還發(fā)點頑固的反對議論，也不害在文化運動上的成績。[28]

同樣道理，從事社會運動的，不必要求其在文化運動上有成績。此文意在提倡新文化運動，故強調“創(chuàng)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yè)”，反對“拿文化運動當作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29]可作為壯懷激烈的“老革命黨”，陳獨秀的真正興趣還是在社會運動。此文發(fā)表后兩個月，陳便在上海參與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更全身心地投入風云激蕩的實際政治。

反倒是書生氣十足的胡適，老是想不清楚，以為《新青年》同人原本可固守不談政治的約定，僅在思想文化領域大做文章的。因此，對于五四運動的爆發(fā)，以及日后的政治走向，胡適一直耿耿于懷。1960年5月4日，胡適應臺北廣播電臺的請求，做了題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的錄音演講，其中提及“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學生是一個力量，是個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因此各黨派紛紛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