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寬加深中國地名學史的研究

一

地名學史是地名學體系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地名學不能不首先明了其發(fā)展史。從理論上推導，一般來說，任何一門獨立的學科都應由理論、應用、學史三部分組成。通過學史的研究，不僅可以把握學科產生、發(fā)展的過程、規(guī)律、條件及特點，而且通過經驗的汲取與教訓的總結，也有利于學科今后的健康成長。

探討各國地名學史，在考證地名起源和沿革，分析地名語源、語音、詞義、詞形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為較有系統(tǒng)的地名學。從“史”的角度看，國外地名學比較側重語源學的研究，以為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史提供資料為主要任務；而中國的地名學，也有著自己獨特的發(fā)展過程與階段成果。在舊時代，地名研究一直劃歸歷史學的沿革地理（輿地學）范疇，所謂“讀史之助，亦通古今之關鍵也”（清鄒漢勛《敩藝齋文存》卷5“貴陽古城地圖記·序”），地名考證成了為歷史學服務的貼身婢女；又由于漢字的一些特點，地名音、形、義的推定也一直是語言文字學（小學）的一個部分。這樣，就造成了中國古代地名研究的非系統(tǒng)性與孤立性。盡管如此，客觀地講，中國的地名研究起源特早，綿延不斷，具有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并且至今尚保存著無比豐富的高水平成果，這在世界上是無論哪個國家都無法與之比擬的。近代以來，歐美、俄蘇、日本的地名學后來居上，超越于我，這也是事實。其實不僅地名學如此，其他自然科學亦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所指出的：“近代自然科學的發(fā)展是隨著資本主義的成長才達到了科學的系統(tǒng)的和全面的發(fā)展。”然而一般見解竟因此認為中國的地名學向來落后，這不公允！我們要糾正這種誤解，就必須大力開展并拓寬加深對中國地名學史的研究；對于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地圖學、方志學及其學史的研究，地名學史的探研也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尤其是這十幾年來，對地名學的性質、體系、研究方法與意義等方面的闡述，日漸增多。但也不用諱言，由于專業(yè)研究人員把絕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指導地名工作的應用地名學及承接各項具體工作（如地名羅馬化、統(tǒng)一外國地名譯名、編纂地名工具書等）上，剩下來可以從事理論研究的時間就相對較少。其中，中國地名學史更是倍遭冷落，大體廢而不講，更談不上長遠規(guī)劃與全面安排。近年，筆者在南京大學講授“地名學概論”，于中國地名學史則多所留意，1991年、1992年還曾就中國歷代重要的地名典籍、卓有成就的地名學者、影響甚巨的地名學派學說，整理出30多個選題，指導學生撰寫學年論文、畢業(yè)論文。在此過程中，筆者愈益感到中國地名學史這一領域的廣大、內涵的繽紛多彩、任務的相當繁重以及現(xiàn)時研究的單薄貧乏，它好比一座富礦等待著開挖，一塊初墾的風水寶地期望著耕耘。

二

就筆者淺見及讀書所及，中國地名學史的研究，在方法上當借重于歷史地理學與文獻學，并且與歷史地名學相輔而行；既要明了縱的歷代流變，也要把握橫的斷代概況。現(xiàn)時的具體工作，則可從典籍、學者、學者群（學派、學說）三方面展開。

怎樣界定中國地名學史上的典籍與學者？對這個關鍵問題，似不必過于拘泥。古今學科分類、觀念多有差異，地名之學在古代也尚未獨立自成學科。即以地名典籍在傳統(tǒng)目錄中的地位而言，不同時代的目錄中，地名典籍的屬類都不一樣。在早期書目如《漢書·藝文志》中，多列“數(shù)術略·形法部”；《隋書·經籍志》以迄《四庫全書總目》，則基本上屬史部地理類。即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禹貢》、宋王應麟《詩地理考》、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列經部，《山海經》則列子部小說家類異聞屬。與此相類似，許多在地名學上有貢獻的學者，也被作為史學家、地學家或小學家看待，而從未被堂堂正正地作為地名學家來看待，盡管他們的著作在地名研究中經常被引用。這種情況帶給地名學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困惑與諸多的缺陷，也導致了認識和評價方面的片面性。當然，這是時代的局限與偏見，今天應當給予清醒的認識與認真的糾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在地名學上有成就與貢獻的學者得到完備的評價與必要的表彰，以獲得更豐富與全面的形象。

三

記載與研究我國歷史上浩如瀚海的各類地名的，是難以計數(shù)的地名典籍。這些典籍于地名，或詳其因革，或著其形要，或正其字形，或審其音義，或述其境域，或解其紛亂，或定其地望，經朝積代累，遂孕育、培養(yǎng)了傳統(tǒng)的地名學。因此，腳踏實地地去研究地名典籍，就成了地名學史研究的第一步。

結合地理學發(fā)展史看，我國的地名典籍，由先秦至清，可粗分為先秦古地理著作、正史地理志、總志、方志、歷史地圖、地理專著等若干類，其間相互影響，彼此借鑒，關系極為復雜。對其進行研究，自不可局限于整理?？奔拔墨I學方面（包括了解其作者、內容、特點、價值、體裁、版本、可靠程度及錯漏情況等），還應探討其史源系統(tǒng)及地名記載方法、方面與目的。

大體說來，每類典籍對地名的記載，大多經歷了一個數(shù)量上由少而多，內容上由重自然而重人文，描述上由粗略而精細，目的上由輔史、向導（此借用賀曉昶先生語）而實用、資政的過程。舉例而言，《尚書·禹貢》開了征實的一派，在擬定的地理區(qū)域中，重點敘述山川原隰等自然地名，《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等篇類此；至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李泰撰《括地志》，下及其他15部正史地理志與唐宋元明清其他地理總志，都改以關系國家統(tǒng)治、政權建設、貢賦收取的疆域政區(qū)為主體、為綱領，以求完整、真實而權威地反映其疆域的盈縮、政區(qū)的設置及其變化，其次才不求完整地反映各種自然地理現(xiàn)象和其他人文地理現(xiàn)象。與此相關聯(lián)，對地名的記述多詳于政區(qū)地名的行政轄屬、沿革及更名，有關地名命名形式有詳略不等的涉及，而對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實體概況，則或有或缺，或詳或略，或全面系統(tǒng)或割裂分散，其間一個總的原則是重實用與資政，這里可以有關“道里”的載述為例。西晉司馬彪《續(xù)漢書·郡國志》首創(chuàng)道里一目，記各郡國治所與都城洛陽的相對方位與道路距離；到梁沈約撰《宋書·州郡志》，道里一目于去京都水陸里程以外，增加了去州的水陸里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更發(fā)展為“州境”及“八到”兩目。按道里的記載，不僅利在考證地名時的定位，發(fā)揮地名的向導作用，更重要的是與納稅貢賦、經濟交通及明確各級行政區(qū)域的境界等有關。對地名實體其他概況如物產、戶口、貢賦、史跡故事及有關地理環(huán)境的多角度、多方面而有選擇的描述，是逐漸細化、代有擴展，還是略而不盡、語焉不詳，也基本上貫穿著這么一條實用、資政的原則。

正史地理志及總志對地名的記述如此，其他各類地理書，如由開幻想一派的《山海經》到后來衍化的《穆天子傳》《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鏡花緣》，由放馬灘秦圖、馬王堆漢圖而羅洪先的《廣輿圖》、清內府輿圖，由《華陽國志》而清各省、府、州、廳、縣、鄉(xiāng)土、里鎮(zhèn)、山水志，由《水經注》而《水道提綱》，由《史記·貨殖列傳》而《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由《資治通鑒》胡三省地名注而《讀史方輿紀要》，由《漢書·西域傳》而《西域同文志》，由《長春真人西游記》而《徐霞客游記》，有關地名的絢爛多彩的大量記述，也大體若是，即不完全是為地名而地名，除輔史與向導作用外，也強調實用與資政，以為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服務。如王應麟就明確認為，考證古地名所在，有益于移風易俗、促進教化，而研尋政區(qū)地名與軍事地名，可“以為興替成敗之鑒”（南宋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序”）；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所注地名，也往往是微言大義、春秋筆法。明乎此，則地名、地名管理、地名研究、地名典籍等等，在古代所具有的學術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也可因之而明。推而及于當前，在編寫各類地名圖書和地名志、地名辭典、歷史地名圖、現(xiàn)勢地名圖及建立地名檔案的過程中，學習前人的實用、資政思想，并發(fā)揚光大而用世益民，也就成了我們工作中應持的原則。

四

盡管直到晚清，學者們在地名研究上取得的成果，總體上看還是側重于具體地名的淵源解釋、地名的沿革與考證，缺乏系統(tǒng)性與全面性，但其豐碩的成果、較為深邃的樸素的地名學思想，還是為現(xiàn)代地名學的建立奠下了重要的基石。學問都是繼承然后發(fā)展、揚棄然后創(chuàng)新的。開展地名學史的研究，我們就有必要對歷代地名學者作一番深入的探討，尤其要注意那些拓展新領域、引入新方法、開創(chuàng)新風氣的學者，列述其生平，總結其成就，梳理其學術源流。

概而言之，《禹貢》杰出的區(qū)域地名學思想，《爾雅》完善的地名訓釋與通名分類，已為我國后世地名研究兩大重要學派（輿地派、小學派）的嚆矢。由《禹貢》一脈而班固、應劭等，重視從地理環(huán)境與地名的關系，探求地名的語源和命名規(guī)律；而由《爾雅》一脈至許慎、劉熙等，則注重從語音、字形、語詞結構等方面展開對地名語源的闡釋。東漢以后，地名研究中的小學派式微，而以杜預、京相璠、郭璞、盛弘之、酈道元等為代表的輿地派興盛。以為學人忽視的重要學者西晉杜預為例，所繪《春秋盟會圖》，古今對照，又著古今地名表即《春秋釋例·土地名》三卷，與圖相輔。杜氏所釋地名，所定方位，均嚴謹認真，對語源的解釋亦詳確周到。再說酈道元。陳橋驛先生指陳推重酈氏地名淵源之解釋，其實在地名考證方面，酈道元也多值得稱道之處。對于名異實同、名同實異或名實不符等混亂現(xiàn)象，酈氏循名責實，據實考名，以求名實合一；考古、推地相印證，地理實證與語言文字辨析相結合，并且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多聞闕疑。

論者多認為，酈道元著《水經注》以后，我國傳統(tǒng)地名學研究并未取得多大的躍進，筆者對此實不敢茍同。按北魏以下，在解說、闡釋地名來歷、含義、沿革、讀音、用字、分類及命名原則等方面取得顯著成績，并把傳統(tǒng)地名學水平推向新的高度與更廣闊領域的重要學者，其實不少，如唐代有玄奘、李泰、李吉甫、樊綽、賈耽，宋代有樂史、王存、沈括、郟亶、程大昌、范成大、周應合、王應麟、趙汝適、洪邁，元明兩代有耶律楚材、李志常、胡三省、汪大淵、張燮、屈大均、徐霞客。即以張燮對海外地名及中西交通地名的研究為例，在方法上就相當?shù)南冗M科學，即不僅采用對音法，而且“質之方言，參之鄰壤，驗之謠俗方物”，以求其“主名”（明張燮《東西洋考》“凡例”）。下及清代，傳統(tǒng)地名學更是達到了其巔峰期。清人于地名研究，涉及范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從上古三代直至清朝，從中原地區(qū)延及邊疆，幾乎所有見于記載的重要地名都有所考證，多數(shù)古代地名典籍都得到整理；有所建樹的學者，可謂舉不勝舉，此不詳述。a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對前清及清代學者的成果，應該作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價，既不抑沒其成就，也不過分拔高，迷信盲從。筆者這六七年來，對前人有關地理地名方面的補志補表、?？庇?、注釋、考史著作及讀史筆記等多有比勘與研讀，對此感觸尤深。即便是一些名氣甚大的學者的著述，平心而論，其中得失互參、引據不經者既多，謬誤迭出、缺漏違忤者亦所在而有，憑臆進退、地望難準者更屬常見與顯然。即以頗為自詡的清代大儒洪亮吉為例，洪氏宏才博學，著書滿家，深于史，亦留意聲韻故訓，“至于駢偶之體，瑰麗之作，希蹤八代，繼軌六朝”，且“究心于疆域沿革，最號專門”（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9“卷施閣文集更生齋文集”，中華書局，1963年版）；而其所著《東晉疆域志》，筆者曾辨正其州郡縣部分，就指陳有16類錯誤，如一郡誤為二郡、二郡誤為一郡、郡縣重出、統(tǒng)屬、置廢、僑地、治所、引證資料、行文、句讀等錯誤，其書之粗疏由此可見，而學人不察，還每多征引為據，實在是貽誤后學！與洪亮吉相類似的學者，尚有呂吳調陽、汪士鐸、徐文范、劉文淇、胡孔福等人。我們在利用他們的成果時，當格外小心，加以甄別與考訂，這也是我們在研究地名學史時，對每位學者及其成果應持的科學態(tài)度，哪怕對縝密細致如胡渭、焦循、錢大昕、閻若璩、吳增僅、沈垚、繆荃孫、楊守敬等人，也不例外。

五

地名典籍及地名學者的個案剖析，是必要且重要的；在此基礎上，研尋地名學史上重要的學者群、學派、學說，則是更高一級層次上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按考究學者群，當重其彼此影響與學術風尚；探討學派（舊稱學案），當明其統(tǒng)系與師說淵源；闡明學說，則當求其立說依據與沿襲變更。為了說明問題，這里不妨各舉一例。

其一，乾嘉時代學者群。清乾嘉時代，樸學鼎盛，發(fā)展到相當精致的程度。許多碩學鴻儒或專精一門，或兼通眾藝，其中錢大昕、戴震、孫星衍、焦循、齊召南、姚鼐、阮元、全祖望、張澍、李兆洛等，研治地名，多造其微，著述成林；其方法各異，文字、音韻、訓詁、輿地、氏族、官制、典章、金石之學，都曾引入地名研究；學人們又互相質難，彼此會通與發(fā)明，形成了縝密細致、不務空言的良好風氣。乾嘉時代也因之成為中國地名學史上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傳統(tǒng)地名學達到了其最高水平。流風余韻，被于民國，譚其驤先生承其大宗并發(fā)揚光大之，遂成禹貢學派之中流砥柱。

其二，禹貢學派。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譚其驤聯(lián)合燕京、北大、輔仁三校師生，組織禹貢學會，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積極致力于改造傳統(tǒng)沿革地理學為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在地名研究方面，禹貢學派也力求突破傳統(tǒng)地名學的藩籬，從新的角度來探索地名，其成就斐然，無論是在理論與方法上（如地名群方法、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語言地理學方法、民族學方法、文化學方法、地名譯名方法、相關學科討論），還是在成果（地名典籍的整理，地名通名的來源與演變，地名專名的淵源解釋，政區(qū)地名的因革增省，邊疆與域外地名的考述，有關地名工具書如地圖、辭典、索引的制作，小地名的研究，現(xiàn)勢地名的調查）與人才上，都為傳統(tǒng)地名學跨進到現(xiàn)代地名學架起了一座橋梁。時至今日，禹貢學派的元老及其傳人們，仍是我國地名學研究隊伍中的一支生力軍。

其三，地名大遷移學說。古人治學，多由經入史，而古史的條理發(fā)明與經書的校訂注疏關系尤密，該學說即由古史研究中流變而出。創(chuàng)其說者為明末清初王夫之，民國錢穆則光其大，發(fā)凡起例，童書業(yè)、鄭德坤、石泉、陳懷荃諸學者踵續(xù)于后，推而廣之。原其立說原則，要之有三：一曰地名原始，即地名其先皆有意義可釋，乃通名而非專名，可以名此亦可以名彼，如“大山宮小山”曰“霍”，凡具此狀皆可得此名，初非限于一地，故河東有霍，淮南有霍。二曰地名遷徙，認為異地同名決非異地同時并起，亦非偶然巧合，乃是遷徙移用的結果。在地名遷徙之背后，蓋有民族遷徙之蹤跡可資推說。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舊名，擇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僑居之新土，故而異地有同名。三曰地名沿革，一般腹地沖要，因文物殷盛，人事多變，故每有新名迭起而舊名被掩，地名之變革亦劇，而邊荒窮陬，人文未啟，故事流傳，遞相因襲，地名之變遂緩。于是先起者反多晦滅，后人移用者反多保留，并歷久而益顯。（參閱錢穆：《史記地名考》“自序”，三民書局，1984年版）按此說于古史地名每出奇論，翻積見，標新得，又皆通明無礙，遠勝舊說。如認為黃帝登空同、舜葬蒼梧一類地名，都在大河兩岸華夏中原發(fā)達地區(qū)；以后因民族移動而攜至邊地，《史記》《漢書》竟因此把邊地后起之名認作當初的地名，是為古史研究中的大錯誤。筆者認為：重視、整理并理解地名大遷移學說，意義非凡，不僅將開創(chuàng)古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能使我們對地名變遷、移動、演化等得一新概念，用之于民族遷移與融合、文化變遷與播散等方面的研究，也可求得許多的新認識。

據上所舉三例已可看出，用宏觀聯(lián)系的眼光，深窺地名學術的淵源流變，探究有關的學者群、學派、學說，將有利于我們更深透、更清晰地從縱的時間上與橫的網絡上把握中國地名學史的發(fā)展變化過程、特征所在及一些基本規(guī)律，從而梳理出一個理論體系，收到若網在綱、持簡馭繁的效果，而這種效果是地名典籍、地名學者孤立零散的個案研究所難以收到的?？傊?，筆者呼吁有志者致力于地名典籍、學者、學者群、學派、學說的研究，也期待著一部內容豐富、資料扎實、縱橫貫通、巨細兼顧、系統(tǒng)嚴密、理論完善的《中國地名學史》早日問世。

本文原刊《中國方域》1993年第1期（創(chuàng)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