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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典常談:詳細注析版 作者:朱自清 著 趙長征 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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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是以讀經(jīng)為核心的。世世代代的讀書人,從童蒙時代開始,就接觸“四書五經(jīng)”,這是他們必須熟悉的功課。直到20世紀初,隨著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垮臺,教育改革才轟轟烈烈地進行起來。特別是經(jīng)過新文化運動之后,儒家經(jīng)典原本至高無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新式的多學科教育取代了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教育。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拋棄對學生進行經(jīng)典閱讀的訓練。我國幾千年積累的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該怎樣來繼承,在中小學教育里應該怎樣把握經(jīng)典訓練的“度”,就成為了一個人們爭論紛紛的問題。在民國時代,曾經(jīng)有人發(fā)起過幾次讀經(jīng)的運動,但是都沒有成功。也有一些人嘗試用淺顯的白話來介紹或翻譯古代經(jīng)典,啟發(fā)人們對經(jīng)典的學習興趣,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這一類型的書中,朱自清的《經(jīng)典常談》是非常出色的一種,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歡迎。

《經(jīng)典常談》一書,寫作時間在1938到1942年間,于1942年出版。當時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它的寫作,是由當時負責統(tǒng)籌中小學國文教科書編寫工作的楊振聲建議的。編寫這類普及傳統(tǒng)經(jīng)典知識的書籍,其思想來源應該是胡適于1923年發(fā)起的“整理國故”運動。

這本小冊子分十三個專題介紹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經(jīng)典,分別是:《說文解字》、《周易》、《尚書》、《詩經(jīng)》、“三禮”、“春秋三傳”、“四書”、《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諸子、辭賦、詩、文??梢姇刑峒暗摹敖?jīng)典”,并不僅僅限于儒家的“十三經(jīng)”,而是取其廣義,包括了群經(jīng)、先秦諸子、幾種史書和一些集部。尤其能夠表現(xiàn)作者獨到眼光的是,書中還介紹了“小學”的代表性著作《說文解字》。這樣,《經(jīng)典常談》的選材也就覆蓋了古代典籍的幾大主要門類了。這就讓一般的讀者能夠更多地了解我國古籍的基本情況。朱自清對于經(jīng)典的把握能力還體現(xiàn)在他對各專題比重的處理上。他對最重要的經(jīng)部著作做了重點介紹;而集部書則用《辭賦》《詩》《文》三篇統(tǒng)一論述,所以這三篇實際上是具體而微的分體文學史。要在這短短的三篇里把我國詩賦文章的源流敘述清楚,實非易事。所謂“厚積薄發(fā)”的功夫,在這里就表現(xiàn)出來了。作者就像一個善于說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復雜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簡易的文字,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讓讀者在一種很輕松的氣氛中學習到知識。朱自清曾經(jīng)做過中學教師,所以在普及式教育方面比一般的大學教授更有經(jīng)驗,這恐怕是《經(jīng)典常談》一書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朱自清的著眼點雖然主要在于普及性,但是他也并沒有放棄學術性。他在書中吸收了清代以來、直到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序中說:“各篇的討論,盡量采擇近人新說;這中間并無編撰者自己的創(chuàng)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朱先生是很謙虛的。實際上,不管是介紹古人舊說,還是“采擇近人新說”,都需要作者有深入廣泛的閱讀,然后在各種學說之間進行甄別、推敲和選擇,這需要長期艱辛的努力,更需要獨到的學術眼光。雖然最后寫出來的字數(shù)只有那么一點,但它后面做支撐的,是作者多年的苦功。正如我們常常拿來做比喻的冰山,真正露出海面的只是其總體量的很小一部分。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清朝后期,今文學派復興,對古文經(jīng)進行攻擊,說它們是偽作。其中《左傳》的真?zhèn)螁栴}是爭論的核心。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認為《左傳》是西漢末年劉歆把古書《左氏春秋》改造而成的。今文學派的代表康有為在《新學偽經(jīng)考》(1891年刊行)中,認定西漢末年劉歆所力爭立博士的《周禮》《逸禮》《左傳》《毛詩》,全都是劉歆偽造的,都是“偽經(jīng)”;而其《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則認定《春秋》是孔子為了改制而托古創(chuàng)作的書。20世紀20年代形成的“古史辨派”,把今文學派的疑古思想做了進一步的發(fā)揮?!肮攀繁媾伞钡念I軍人物是朱自清在北京大學的同學顧頡剛。他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1930年又發(fā)表重要論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也同意劉歆偽造《左傳》的說法。而錢穆、楊向奎等學者則撰文反對偽作說。一時之間,爭論極其熱烈?!肮攀繁媾伞笔芙裎膶W派疑古思想的影響,又在新文化運動民主、科學思想的洗禮下,探求古史真相,敢于革新,敢于質疑,開創(chuàng)了一代新的學風,具有打破舊時代思想枷鎖,反封建、反保守的重要意義,但是他們疑古過甚,否定了許多古籍的真實性,又難免有偏頗之處。

由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古史辨派”的主將分散到各地,其思潮也開始漸漸回落,但仍然在學界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朱自清在《經(jīng)典常談》受“古史辨派”的影響不小,充分地吸收了其學說中有益的部分。他在“《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jīng)》第四”這三個專題后,都把《古史辨》雜志列為參考資料。但是他對于“古史辨派”過分的疑古,明顯是有所保留的。在其“春秋三傳第六”中,朱先生并沒有采納今文學家和顧頡剛等人的觀點,而是仍然把《左傳》當成是可信的經(jīng)典,只是說明“《左傳》的著者我們也不知道。說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所以,被朱自清自稱為“盡量采擇近人新說”的《經(jīng)典常談》,實際上對于各派學說是狠下了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這取舍之間,就體現(xiàn)了朱先生自己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他的觀點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這似乎并沒有太多出奇之處,然而要經(jīng)受住時間的考驗,卻是需要卓越獨到的識見才能做得到的。正是因為這一點,《經(jīng)典常談》才能夠葆有長久的生命力,其觀點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大家接受。

有一種很常見的誤解,認為知識普及性文章的檔次低,找一般作者寫就好了,不必水平高的人去寫。其實寫普及文章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寫不好。尤其是普及艱深的知識,最需要功力,最需要專家甚至大家來寫。只有專家才有深厚的學問,不會犯低級錯誤;了解治學的門道,知道該如何引導初學者入門。而朱自清先生比其他學問家又多了一個優(yōu)點,他自己就是一個頂級的散文家,寫得一手最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表達上,他是有自己獨特的優(yōu)勢的,是很便于讀者理解的。

當然,那些艱深的學問知識,畢竟還是有門檻的,介紹文字不可能完全明白如話,閱讀起來終究還是要費一番精神,否則它們就不能被稱作艱深的知識。我們不能指望所有知識都可以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清楚,讀者可以毫不費力地理解,這也是大家學習時要注意的一點。學習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面對困難的,不管哪一科,都是如此。這一點,應該成為常識。

所以,我不會特別強調朱先生這本書的通俗易懂來吸引讀者。我反倒想對年輕朋友們說幾句“嚇唬”的話。一味追求學習的容易,想找到一種事半功倍的捷徑,并不是一種美德,而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于熱愛傳統(tǒng)文化,想要了解國學經(jīng)典的朋友,應該一開始就樹立這樣一種認識:學習國學不像打游戲、刷視頻那么輕松愉快,是要準備攻堅克難的,在大部分的時候,很辛苦乏味。興趣如果沒有恒心和毅力做支撐,是淺薄的,也是無法持久的。閱讀《經(jīng)典常談》這樣入門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別輕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在被它帶入門之后,還要去閱讀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親近經(jīng)典,更好地領會《經(jīng)典常談》畫出的理論框架。

我們常常面臨兩個問題:什么樣的國學老師才是好的老師?什么樣的書才是好的國學普及著作?就老師來說,我們要看他能不能把一篇古文老老實實逐字逐句解讀清楚,把一部古籍的基本面貌言簡意賅地說明白,能夠正面回答相關理論問題,而且要準確,不能有大的硬傷,不能顧左右而言他。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才是真正的有學問的好老師。同樣,好的國學普及著作也應該如此,知識的準確性應該是第一位的。在文字表達上,既不能太艱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過分追求閱讀快感。入門須正,立意須高。有志于學習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讀者,要選擇那些能夠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揚精華、幫助讀者獲得真知、打開通向知識殿堂的道路的作品。在這方面,朱自清的《經(jīng)典常談》無疑可算一個標桿。朱先生畢生致力于我國的教育事業(yè),振興祖國教育的神圣使命感,使他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始終保持了嚴謹負責的態(tài)度。即使是寫作像《經(jīng)典常談》這樣的普及著作,他也是字斟句酌,一絲不茍,保證了學術質量。也正因為如此,這本書才得以經(jīng)受住時間的考驗,在八十年間不斷重印,到今天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這樣一本看似簡單的小書,傾注了朱自清先生許多的心血和對后學的殷殷關愛。葉圣陶先生在1980年寫的《重印〈經(jīng)典常談〉序》中這樣評論道:“朱先生逝世已經(jīng)三十二年,重看這本書,他的聲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現(xiàn)在字里行間的他那種嚼飯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懷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彼@種可貴的精神,值得我們細細體會,更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代代傳承。我們期待著,有更多的讀者通過《經(jīng)典常談》來親近我們的經(jīng)典古籍和傳統(tǒng)文化;我們也期待著,有更多像《經(jīng)典常談》這樣優(yōu)秀的普及著作面世。

本書以文光書店1946年刊本為底本,為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時代特色,文中用詞、用字及引文、注釋等格式,未按現(xiàn)行出版規(guī)范強行統(tǒng)一。另,本書寫于20世紀上半葉,近七八十年來,學術界在很多領域取得的新進展,為作者當時所不及見。為保證相關知識的準確性,個別地方采用“編者按”的方式做了補充說明。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

趙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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