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唐庚，字子西，宋眉州丹稜（今四川省丹稜縣）人。生于公元1071年，卒于公元1121年，享年五十一歲。與蘇軾為小同鄉(xiāng)，較蘇軾晚一輩。生活于北宋晚期，經(jīng)歷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

北宋晚期，國內(nèi)外矛盾不斷加劇，朝廷就實施變法而分化成新黨和舊黨。所謂舊黨，即認可和支持慶歷間范仲淹變法的一派朝臣；而新黨則為支持和認可熙寧間王安石變法的一派朝臣。范仲淹和王安石變法的目的都在富國強兵，條目也大致相同。不同在于，范仲淹變法大致從整理吏治著手，從而整理財政。而王安石變法只問財政，不大過問吏治，并采取一步到位的手段實施。結果是，范仲淹的變法因觸動了冗官冗吏的機制，招致了朝臣普遍的反對，加之宋仁宗的妥協(xié)，變法以不了了之。但支持者大都為后世所公認的君子，如歐陽修、司馬光、韓琦、富弼等。而王安石的變法因不顧吏治，使得北宋以來本身就很嚴重的冗官冗吏變本加厲，又因法令和官吏的峻急，許多利民的法令，如青苗法、均輸法、水利法等，卻變?yōu)閿_民的舉動，成為政府與民爭利的事實。而變法的收益，一部分成為冗官冗吏的俸養(yǎng)，一部分則充了貪官污吏的私囊，國家并沒得到實際的好處。雖然熙寧、元豐之朝一時稱富，但由于人民負擔過重，招來朝野上下怨聲載道，人心動搖，實為得不償失。變法以王安石的罷相告終。而后的朝政之爭則多體現(xiàn)在新舊法的損益方面了。令人驚訝的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多為后世所公認的小人，如曾布、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等；而反對者多為后世所認可的君子，如蘇軾兄弟、以及支持舊法的一派朝臣。

平心而論，王安石的變法的失敗，一在于政治技術的實施，二在于忽略了吏治的作用，不肯從長計議，一味急功近利。有關民生的政策，當緩不當急，應以王小波起義為訓。治事當從治人開始，完全著急不得。凡擾民、爭利之事，多為庸官庸吏所喜，并極盡夸張生事之能事，從而有害于公法。不可否認的是，王安石變法中自有一種高遠的理想成分。青苗、方田、市易、均輸?shù)榷家庠诓靡旨娌ⅲs小貧富差距；興學校、改科舉等意在造就一種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文治社會；而保甲制度，既可以加強國防，又可以減輕國家負擔，意在造就一種兵農(nóng)合一、武裝自衛(wèi)、近于府兵制的軍事體制。后來抗遼、抗金斗爭則顯示了這種體制的作用。依循王安石變法中的理想因素，新舊之爭演變成了洛、蜀、朔三派的學術之爭，直至北宋滅亡。

在新舊黨爭中，元祐舊黨分化為洛、蜀、朔三派：有較明顯的地域分別，以及經(jīng)書依據(jù)的差別。洛黨人物多為中原人士，代表人物為程顥、程頤。所抱政見，大致同于王安石，主張不守舊章，以經(jīng)術治國，銳意改革，較近于事功，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采。蜀黨則多為西南人士，代表人物為蘇軾、蘇轍兄弟。政治主張較王安石為保守，財政上傾向于節(jié)用，主張以孔孟老莊之學治國，反對急進與擾民。其學派于新黨決不相容，與洛、朔二派亦不相容，為朝廷中最不得勢的一派。朔黨為傳統(tǒng)的中原人士，多為司馬光的弟子。其說多據(jù)《資治通鑒》。主張以史為鑒，切于事情。較洛黨的“經(jīng)術派”可稱之“史學派”。比較溫和，但較王安石缺乏理想色彩。這里，不必分辨三黨的是非功過，只想就這場近于宗教之爭的黨爭所以產(chǎn)生的原因，略述己見：

一、朝廷廢止了“坐論之禮”的傳統(tǒng)，許多當由三公、宰臣議論的事宜，卻成為朝臣無休止的爭辯。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事，必命坐賜茶。宋初，周世宗舊臣范質(zhì)為相，懼帝英睿，每請事則進箚子以呈，由是奏御濅多，始廢坐論之禮。宰臣見天子亦立談而已。太祖以為能循規(guī)矩，填名器，持廉節(jié)者無過范質(zhì)，但以后宋帝所信賴者唯趙普，而范質(zhì)等南方之臣亦漸被疏遠。熙寧初，王安石欲復經(jīng)筵坐講之禮，元祐間程頤亦爭取坐講之禮。君臣師友之禮，本于孟子，而蜀、朔黨人則重于尊君，洛黨則主尊相，坐講之禮，又成爭議。朱熹嘗論之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才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zhí)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于袖間，只得說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且說無座位，也須有個案子，令展開在上，指劃利害，上亦得知仔細。今頃刻便退，君臣之間如何得同心理會事？” （ 《朱子語類》卷一二八） 。君臣不能如師友，朝臣間如何能為相知？此當為黨爭、學術之爭不能相容的重要理由。

二、宋朝的諫官由皇帝任命，一反唐五代諫官由宰相任命的慣例。

看似皇權威嚴得以加強，卻加劇了朝臣間無休止的爭論。諫官之制始于秦漢。秦諫議大夫無定員，多至數(shù)十人，屬郎中令。兩漢屬光祿勛。隋唐屬門下省、中書省，有給事中、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等，為宰相僚屬。故諫官所以糾繩天子，而非宰相。由是，宰相之用舍取決于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任于宰相，天子之得失聽說于諫官。唐代極重諫官。太宗詔宰相議事，諫官猶得與聞；肅宗詔諫官論陳政事，不必知會宰相?？芍浦G官實為天子近臣。至宋，三省制廢。宋中書置禁中，稱政事堂，與樞密院為兩府。尚書、門下在外，不復參與朝廷議論。諫議、司諫等官屬門下、中書者亦廢，另設諫院。當時稱臺諫者，權力氣勢，與宰相同。時稱諫官、御史者，必取天下學術才行第一流士人，非得為世所許，不能在位。而任者不出十年，必登臺輔。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官。蘇軾《上神宗書》中，譏諷仁宗朝宰相但行臺諫風旨。諫官既以言為職，不能無言，則日尋其可言者而言之，其言諫對象，遂逐漸指向宰臣，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為，必招致諫官的指責與攻擊。于是諫垣與政府不相讓，宰執(zhí)亦視臺諫為敵壘，廷臣水火，至于北宋末。靖康元年，詔宰執(zhí)不得舉薦臺諫人士，當自親擢，即立為定制，終南宋一朝。又，文臣好議，往往朝令夕改，終少事功，為后世史官譏刺。

北南二宋，朝臣終因黨爭而成為戲臣；又因重文輕武，猜疑武將，頻繁調(diào)兵遣將，使軍隊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終成為戲兵。朝中有戲臣和戲兵，二宋焉得不亡。

以上試圖揭示影響唐庚生平及其詩文較切近的因素。

二

唐庚大概屬早慧少年，七八歲即開始學寫詩文，出語驚人；十四五歲即能作詩作文，令前輩傾倒。其弟唐庾《眉山唐先生集·序》曰：“予兄自齠齓學為文，出語已驚人。如賦《明妃曲》、 《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 （按任德翁即任伯雨，宋眉州眉山人，《宋史》卷三四五有傳）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蓋于十七八歲入太學，游于京師，即謁見蘇軾。元祐三年，唐庚父母雙亡，即離太學奔喪回鄉(xiāng)。元祐六年，唐庚二十一歲，及進士第，旋調(diào)華陽縣尉，為釋褐之意。三年后華陽尉任滿，紹圣元年，赴利州路益昌郡（即今四川廣元市昭化鎮(zhèn)）判司任。五年后，元符元年，赴綿州（今四川綿陽市）倅任，主管學事。元符三年，赴閬州（今四川閬中市）令任。閬州任滿，崇寧二年，以常調(diào)鳳州（今陜西省鳳縣）教授。大觀元年，入京為宗子博士。大觀四年八九月間，以張商英薦，提舉京畿常平；又以蔡京等不滿，九月中旬即被貶至惠州安置，十月初即赴貶所，明年（政和元年）初至貶所惠州。政和五年復官為承議郎（舊稱宗子博士），北歸至京師。宣和三年，請祠祿回鄉(xiāng)，一說道卒于鳳翔（蓋據(jù)強幼安《文錄序》）。而據(jù)呂榮義《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及其詩文，當卒于其年八月十五后。則當回了瀘南（今四川瀘州市），并游歷了西蜀名山瓦屋、峨嵋、青城等。其卒不到一年，即有《眉山唐先生集》問世，流傳至今。

唐庚一生，經(jīng)歷了由進士出身，宦游下僚的宋代文人的普通過程。宋代仕途的升遷，以考試、銓選、保任并行，故官員的任免，得由頂頭上司拍板。所以唐庚的詩文中，相當一部分為應酬文字。從其所交往之人看，也是各種各樣的，據(jù)其詩文，大多為不見經(jīng)傳的無名之輩，既使在史籍所傳的少數(shù)人物中，也是君子少，小人多。就連同唐庚交往最密切的張商英，史家也是頗多爭議。而與其同鄉(xiāng)蘇軾，詩文上并無往來，只在詩文中偶爾流露出由衷的傾倒。這并不能就說唐庚的人品有問題。從其史料及詩文中看，唐庚一生都遭到他所交往的小人的排擠，沉浮下僚。而他的詩文，卻時時體現(xiàn)一個儒生的風范，不論升沉，總是以國事為憂，于己總是坦蕩優(yōu)雅，不改初衷。過去不大看重唐庚詩文，恐怕是由于唐庚同人的交往不純正。誠然，也應當辨證分析唐庚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和學術環(huán)境，不能僅憑傳統(tǒng)的歷史觀就對人加以評斷；也應看唐庚本身言行所包含的意義，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言廢人。

三

唐庚的詩，是宋詩中少數(shù)具有唐詩風調(diào)的一種，是學習杜甫和蘇軾的結果。首先，唐庚的詩，如唐詩含蘊宏大以突現(xiàn)情韻為主，不像宋詩窮形盡相以突現(xiàn)理趣為主。其次，唐庚以苦吟作詩，繼續(xù)走唐詩之路，是宋詩中很少見的。

一部《文錄》，最能體現(xiàn)他對詩歌的見解，亦可作為解讀唐庚詩文，從而窺見唐庚其人品重要的窗口?！段匿洝ざ吩唬骸傲?jīng)已后，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經(jīng)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一日不可無此書也?！倍旁姴┐缶?，繼承者多只能學其一端，如韓愈多仿其才力，蘇軾多從手法仿其自由精神，黃庭堅多學其瘦硬，等等。而唐庚則慕其杜詩的宏闊雄奇?！段匿洝と弧吩唬骸斑^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氣象宏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馀詩雖大而小?！庇帧段匿洝ち?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闊饒奇石’，未為極盛，到 ‘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按，此非《秦中紀行》中句，而是杜甫從同谷縣到成都途中所作《石柜閣》中句。此當唐庚記誤也）又《文錄·七》: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按，杜甫《上白帝城二首》之一中句）蓋絕唱也。余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按，唐庚《棲禪山暮歸書所見二首》之一中句）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按，唐庚《雜詠二十首》之十八中句）皆閑中所得句也。”頗以似杜而得意。唐庚詩不似宋詩，主要在于其看重情韻，而不側重理趣。如其《醉眠》：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馀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長掩，時光簟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已忘筌?！?/p>

唐庚此詩最似唐詩。大凡唐庚詩長篇少而短章多。蓋長篇易得理趣，短章多主神韻。唐庚多作短章，蓋傾慕于唐詩的情韻。其《雜詠二十首》蓋為學唐力作，試讀一二：

之一：“屏跡舍人巷，灌園居士橋?；ㄩ_不旋踵，草薙復齊腰。蛤吠明朝雨，雞鳴暗夜潮。未能全獨樂，鄰里去招邀?！?/p>

唐庚雖在貶中，詩文全無衰颯之氣，蓋由其坦蕩的儒士家風及老莊的灑脫，即宋人所崇尚的道學氣質(zhì)。唐庚之詩除唐詩風韻外，而少唐人常見的嗟卑嘆老，也與此氣質(zhì)密不可分。其詩歌大率如此。

之五：“兀坐且如此，出門安所之。手香柑熟后，發(fā)脫草枯時。精力看書覺，情懷舉盞知。炎州無過雁，二子在天涯?！?/p>

頗學杜詩變化之神。層層逆入，每后句為前句之因，仿佛杜甫《麗人行》之結構章法。三四句又用上二下三節(jié)奏化平板，仿佛杜甫“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按，杜甫《放船》中句） ?！本涫?。

之十三：“小市江分破，連萍水卷翻，到今佛跡在，千古鶴峰尊。浮嶠來何處，豐湖入數(shù)村。登臨有何好，秋至數(shù)消魂?！?/p>

亦登臨之作，不像杜甫之《登高》，一片激動之境，帶有悲涼色彩；唐庚的登高望遠，則為一片寧靜的山水，蒙著淡淡憂傷的氛圍。渾成似唐詩，平靜如宋詩。

之十九：“浪跡蒼梧外，放懷黃木東。人情雙鬢雪，天色屢頭風。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為儒得愁思，一笑賴兒童?！?/p>

前四句以自在對潦倒，五六以國恨對家愁，七八以老成對天真，正得杜詩善用對照之神韻。

唐庚也非常欣賞蘇軾對字句的煅煉。句法的根本為煉字煉句，是細處著眼的功夫。《文錄·十一》曰：“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葜萦刑?，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嬎渖?，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信之。東坡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食渴虎。'（按，蘇軾《白水山佛跡巖》中句）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蛟食其肉也?！贝嗽u很經(jīng)典，正說出蘇軾以史筆的簡約為詩的特點，從而道出宋人所崇尚的一種審美情趣——瘦硬?！段匿洝ひ欢吩唬骸爸x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 ‘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冥收竟夕，僅得句云 ‘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于東坡。”又傾倒于東坡的煉字煉句功夫，《文錄·九》曰：“東坡作《病隺詩》，嘗寫 ‘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shù)字。東坡徐出其稿，蓋 ‘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亦賞其對句法的運用。 《文錄·二〇》: “東坡隔句對：‘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遂定遠，燕頷飛虎頭。'” （按，蘇軾《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中句）蓋許其得杜詩句法：“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橘壓香橙。” （按，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句）不僅如此，亦欣賞王安石得杜甫句法。《文錄·一八》: “王荊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按，此蓋王安石詩佚句）蓋許其詩如杜甫善用對照，得大氣派。如”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 （杜甫《旅夜書懷》）之流亞也。此等語亦見唐庚詩中亦有宋人鍛煉字句的情趣。

大凡重理趣者作詩不厭盡與露，多從通暢平易中出；重情韻者不厭含蓄與傳神，多從鍛煉苦吟中出。唐庚蓋為宋詩人中的苦吟者。其《自說》曰：“詩，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于蹇澀，唯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稍稍有加焉，復數(shù)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shù)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惫叔X中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評道：“他和蘇軾算是小同鄉(xiāng)，也貶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點相像，而且很佩服蘇軾。可是他們兩人講起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來，一個是歡天喜地，一個是愁眉苦臉。蘇軾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見何薳《春渚紀聞》卷六）唐庚的話正好相反：‘詩最難事也……'（按，所引同于前《自說》引語，故省略）唐庚還有句名言：‘詩律傷嚴似寡恩。'（按，唐庚《遣興》中句）若用朱熹生動的話引申，就是 ‘看文字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沒人情。'（按，朱熹《朱子語類》卷十，又卷一〇一，卷一〇四）他在當時可能是最簡練，最緊湊的詩人。雖然也搬弄典故，還不算利害，只是煉字煉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北容^客觀的評價了唐庚鍛煉苦吟的情狀。

唐庚的賦凡五首，皆為宋代流行的文賦。其文夾敘夾議，不拘一格。用典較多，但多為熟典。其賦有詩的意境，和較深的感慨。他最得意的大概要數(shù)《南征賦》, 《文錄·二八》曰：“ 《南征賦》‘時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凄涼’，語雖不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庇帧段匿洝ざ弧吩唬骸坝嘧鳌赌险髻x》，或者陳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仿佛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p>

唐庚文一百多首，其中書表啟占了大部分，為唐庚日常的應酬文字，也有代人寫的應酬文字。這種文字多為程式化的四六駢文，詞藻講究，大多言不由衷，如《謝復官表》等。但也有少數(shù)的書啟，如《謝及第啟》，就寫得意氣風發(fā)，才華橫溢，不減唐人高處：“篆刻之學，本非所長；妄意揀金，謾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知與世不協(xié)，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幸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冀獲至言?！鄙倌暌鈿猓梢娨话?。亦能窺見當時崇尚的駢散相間的文賦風格。

能體現(xiàn)唐庚的參與現(xiàn)實態(tài)度的，恐怕要數(shù)他的論、記、傳等記實議論文體。唐庚的諸議論文就體現(xiàn)了黨爭乃至于朝政的波及，一般的宋文選本都有收錄。唐庚之子文若《書先集后》曰：“其傳如《存舊》、如《辯同》，實熙（寧）、 （元）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實崇（寧）、 （大）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 （按，其集中題作《韓資政公家傳》）?！庇帧拔┢渖頂P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而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大致說來，唐庚并沒有卷入黨事紛爭，只是照著儒家之訓憂國憂民。雖然他也是蜀人，但和蘇軾兄弟并無實際的政治往來，盡雖然他對蘇軾的詩文傾倒之至。對于蜀人的無端攻擊，還是給予了有力的回應。他的《辯蜀論》，即從歷史上蜀地的割據(jù)政權說起，指出蜀地與其他地方比，并無形勝之利，也無財物之便，更無獨擅之長。歷史上之所以有多次割據(jù)政權的產(chǎn)生，是大勢所趨，并非由于蜀地人心之險，地利之便等原因。排蜀之由，只是“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卻顧自推昔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施之于蜀，則吾不知也?！辈荒芤源司驼J為唐庚屬于蜀黨。唐庚議論，自有一種切實和深遠，如《張曲江畫像贊》 （并序）中論道，張九齡能知安祿山為禍源，是由其強烈的憂患意識；而唐玄宗不知，是由于安于太平，則天下將亂，以致賢愚不分，而重用安祿山，最終導致漁陽之禍，仿佛天命也。此論很明顯地針對徽宗一朝賢愚不分，重用蔡京，是天下將亂的前兆。果然不久，靖康二年，發(fā)生靖康之變，至于北宋滅亡。這是唐庚文中最具先見的一篇，可知作者深憂之不虛也。其《憫俗》篇，亦有以小見大之明澈。而《議賞》、 《察言》，則體現(xiàn)出作者于人心的洞察，頗能開人眼界。

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七稱其文長于議論，所著《名治》、 《存舊》、 《正友》、 《議賞》諸論，皆精確。劉克莊《后村詩話》卷二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p>

至于唐庚的其他文字，或寫景狀物，或點評時事，或抒發(fā)懷抱，大抵親切平實，曉暢明白，見地深刻，風范典雅。

四

該書中唐庚的詩賦有三百一十首，又輯佚詩八首，句二句；詞一首；文一百三十五首，《三國雜事》三十六則，《策題》二十二則，《文錄》三十五則，又輯佚文十首。以《唐庚年譜》置于詩文之首，作為詩文編年綱要。附錄包括幾種主要本子的序跋，放在書后，以見唐庚集子的流傳之跡。

據(jù)唐庚《書姑蘇張自強教諭所編＜寅申錄＞》 （按，此文作于宣和己亥年，即宣和二年），知唐庚生前即有人編其文集流傳；“寅申”即大觀四年庚寅至政和六年丙申之時間的省稱，其間六年時間，正是唐庚在貶時期，這期間的詩文應有非常的意義，所以被人傳寫?？上н@個集子已經(jīng)亡佚。但其中的詩文或許通過其他的集子得以保存，本書通過編年的方式或許能窺見其大體。為唐庚文集所作序最早見于“宣和四年五月一日”，作者為其友人鄭總，其次為其弟唐庾所作序，時為“宣和四年六月（明刻本月下有望字）日”，又次為“溫陵呂榮義德修”的序，時為“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并云“先生死不一年，果有橐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止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庇终f“惜其所傳止此，”蓋所序本非完本。蓋指只傳《寅申錄》中在貶所之詩文。直到紹興二十一年，才有鄭總之子鄭康佐在惠州主管學事時所編本出現(xiàn)，其《跋》曰：“得唐公文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此蓋宣和四年鄭總所序文集篇次）。唐公嘗云：‘吾嘗以是得名，亦以是掇謗’（按，語見《書……＜寅申錄 ＞》）。不欲盡傳之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底舫蟹蓐?，暇日閱《寓公集》 （惜亦亡佚），蓋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所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首（首蓋有之誤寫）一首，與吾先君所傳頗有重復。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閔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矣……未幾又得蜀（蜀字下蓋漏一本字）于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閔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可以取正?？底糍艂?，遂屬教授王維則讎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jù)依，而唐公之文遂為全編。因其名類勒為三十卷，命刻板摹既?！敝B興三十卷本為最早之唐庚全集。今存《四部叢刊》三編第六十四冊《眉山唐先生集》為影宋鈔本，三十卷，可能為鄭康佐編輯本的再現(xiàn)。但編次淆亂，又較多錯訛和有目無文之章；良非善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二十卷，與鄭康佐序本卷次不一，蓋紹興二十九年唐文若所跋饒州二十卷本；原本已不可見，現(xiàn)存的清人抄本二十卷殆其規(guī)模。篇目大致相同，也為全編。雖編次較全，也較整飭，但字跡潦草，又多壞爛，亦非善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為十卷，蓋選本耶？而《宋史》本傳則言文集二十卷，與鄭康佐之說異，與清抄本卷數(shù)同。明代有金壇尹任佃所編刻七卷本，只收其詩賦，凡三百首。其跋語中言“ （綿州）至今人稱頌如《內(nèi)前行》、 《梅花》 、 《芙蓉溪》諸詩，尤膾炙人口。”而集中卻無《梅花》一首，蓋已亡佚。 《四庫總目》著錄二十四卷（附《三國雜事》二卷），亦無《文錄》，較三十卷本少《喻幽燕檄》一文，詩賦亦三百一十首，文一百三十五首，與紹興本篇次相侔。有《策題》二十二則，蓋據(jù)他本增補。又清抄本二十卷，有詩三百首，文一百四十五首，《策題》二十二則，《三國雜事》三十六則，《文錄》三十五則，蓋為宋刻饒州二十卷本之抄本，是為全編。又經(jīng)《四庫》館臣采用多本校勘，可謂善本。

以上為唐庚集三十卷本。二十卷本、七卷本、二十四卷本四個主要的版本之大略，從中亦可看出其承襲之關系。

今以《四庫》本為底本，主要校以三十卷本及清抄二十卷本，詩歌亦參校明刻七卷本及《宋詩鈔》等，文章亦參?！恫シ即笕芳啊端挝蔫b》等。校語以夾注形式附于文后。 《四部叢刊》三十卷本后有張元濟校語，相應過錄，以張校云云別之。 《文錄》以《四庫存目叢書》本為底本，校以清抄本及《續(xù)修四庫》本。從《宋詩鈔》中輯出詩一首，從《閬中縣志》中輯出詩一首及《惠州府志》中輯出詩一首，從《宋詩紀事》錢鐘書《補正》中輯出詩三首，句二句，從《成都府志》中輯出詩一首，從《四川通志·丹稜縣志》中輯出詩一首，計佚詩凡八首；從《花庵詞選》中得詞一首，從《播芳大全》中輯出佚文凡十首。

本書按詩賦、文分別編年，不能編年者附于其后。再就詩文詩文分別給出語典、語源，是為注釋；亦按筆者自己的理解對詩文進行斷句，是為標點。筆者學力有限，當多有漏誤，若有不吝指示者，當感激為師友之交。

2008年3月黃鵬于西華師大老區(qū)家屬院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