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記憶

從梓潼橋到青石橋

童年的經(jīng)歷，經(jīng)?？赡苡绊懙揭粋€人一生對世界的看法。

我出生在1956年，直到1965年，都住在成都布后街2號的大院里。門口一左一右兩座石獅子，兩扇黑漆的大門，高高的門檻，大門外的墻里邊，還嵌著石頭的拴馬樁。那過去是世家大族的幾進套院，里面有亭臺樓閣，長廊拱門，假山水榭，果樹花草，成為四川省文聯(lián)的機關(guān)所在地。

布后街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就是梓潼橋、福興街，如果繼續(xù)前行，就是錦江劇場、商業(yè)場、總府街等熱鬧地段了。其實我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jīng)搬離了那里，但是童年的記憶還是那么新鮮。

那些小街小巷的空間概念，在我頭腦里仍然那么明晰，是我最早對成都這個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記憶。

在我這樣一個小孩看來，梓潼橋就是一個繁華的去處，那里有賣豆?jié){油條的早飯鋪子，有做糖餅、面人的手藝人，街邊有補鍋、補碗、磨刀的流動手工匠，打煤球的，做木工的，彈棉花的，爆米花的，充斥著街頭。更多的是賣各種小吃的挑子、攤子、籃子，賣春餅的，賣豆花的，賣鍋盔的，無奇不有，無所不包。

提籃的是最小的生意人，不是里面放花賣，就是鍋盔，要不就是一只碗放著醬油和熟油辣子，小竹簽串著切成小片的大頭菜。小孩花一分錢買兩串，在佐料碗里面滾一轉(zhuǎn)，立刻就連著汁水送到口中。

記得有一次我走了狗屎運，在廁所里撿到一枚5分的硬幣，高高興興地走出大院，直奔梓潼橋。先花一分錢買了兩串大頭菜吃，再花兩分錢買一個小糖餅，嘴里含著糖餅，美滋滋地走進了連環(huán)畫鋪，一分錢租小人書看了一下午。

我和哥哥在梓潼橋的那些街邊小店里，度過了無數(shù)的夜晚。經(jīng)常6分錢買一個鹵兔頭，賣家會把它從中切成兩半，上面撒辣椒面和花椒面，一人吃一半，邊啃兔頭，邊進了連環(huán)畫鋪，要不就站在街邊觀風望景。

過去成都居民大多住在街的兩邊，日常生活中的鄰里關(guān)系十分緊密，跨出家門就是街頭，就可以在小販那里買各種東西，就可以和隔壁的鄰居社交聊天。

還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從布后街到商業(yè)場的上學路上，都是小街小巷，沿途就喜歡看那些各種商鋪的擺設(shè)、手工工匠的做工、藝人做面人和糖人，以及街邊鋪面和攤子上賣的各種小吃。

因此，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染上了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城市的煙火氣。

成都的小街小巷，就是這個城市文化的載體。我成家以后，就住督院街附近的半邊街，出去就是青石橋農(nóng)貿(mào)市場。青石橋的菜攤子經(jīng)常延伸進入了半邊街，所以一出門就可以買菜和買各種農(nóng)副產(chǎn)品，非常方便。

那個時候我兒子還很小，小保姆喜歡抱著他去菜市場玩，周圍擺攤的都認識他。如果我?guī)е鴥鹤尤ベI菜，沿途都有陌生人叫兒子的小名。現(xiàn)在回想起來，都能感到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和溫馨。

一個城市留給一個人的印象，經(jīng)常就是這種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會重復的東西，那種經(jīng)歷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腦海中，融化在了自己的血液里。

梓潼橋就有一間茶鋪。那里總是座無虛席，煙霧繚繞，人聲鼎沸，扶手已經(jīng)磨得像黃銅般發(fā)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蓋碗茶，火眼上燒著十幾個生鐵茶壺，外加一個大水甕的老虎灶……

那就是我一生中不斷在我的腦海里出現(xiàn)，反復進入到我的夢中的那間街角的茶鋪。

我是茶客嗎？

一個人未來一生的事業(yè)，有的時候似乎從童年，就在冥冥之中有所暗示，或者被決定了。

研究成都茶鋪似乎在我的小時候，就命中注定了的。這并不是說因為我出生在成都，長大在成都，讀書在成都，工作在成都，曾經(jīng)長期生活在成都。如果這些都是研究成都茶館的理由的話，有著同樣經(jīng)歷的成都人何止上百萬。

小時候再熟悉不過的街角茶鋪，路過的時候總是不免要往里邊瞧幾眼，或者在門口觀看里面的熙熙攘攘。但是小孩既沒有坐茶鋪的興趣，也沒有坐茶鋪的資格。不過，每次隨父母到公園、動物園或其他游樂場所，他們就坐在茶館里休息，我和哥哥就去玩，玩夠了累了再到茶鋪里找父母，這就是我關(guān)于坐茶鋪的最早的記憶了。

但是為什么說，我研究茶館是“命中注定”的呢？

這個說法雖然不過是一個自我調(diào)侃而已，其實也有那么一點點無法解釋的淵源：我在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綽號，就叫“茶客”。至于它的來歷，我現(xiàn)在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前些年小學同學碰到一起，還有人提到這個綽號。

在成都，所謂的“茶客”，就是指那些每天去茶館喝茶的人。雖然我現(xiàn)在每天也喝茶，但是我一生中都沒有成為茶客，我對茶館并沒有什么特殊的依賴。現(xiàn)在想起來，真不可思議。難道是冥冥之中，老天爺便已經(jīng)決定了我今后的使命，要我研究茶館嗎？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所以說所謂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經(jīng)常無非是在陰差陽錯之中，一不小心，就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蹤跡。

我在《茶館》那本學術(shù)著作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無論是昨晚最后離開茶館的茶客，或者那個本世紀第一天凌晨呱呱墜地的世紀嬰兒，以及正在做夢的堂倌，他們不會知道，又隔了五十多年后，一位在成都出生長大但流落他鄉(xiāng)的歷史學者，會給他們撰寫歷史。這位歷史學者有時也會突發(fā)奇想：如果世界上真有時間機器，把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后輩同鄉(xiāng)送回到那1949年最后一天晚上，乘著濃濃的夜幕，降落到成都一家街角的小茶館，告訴那些圍坐在小木桌旁喝夜茶的茶客或正忙著的堂倌，他要給茶館和茶客撰寫歷史，一定會引起他們的哄堂大笑，覺得這個人一定是在說瘋話。他們可能會用典型的成都土話把他嘲笑一番：“你莫得事做，還不如去洗煤炭……”的確，他們天天在茶館里聽講評書的說歷史，人們津津樂道的“二十四史”，汗牛充棟的其他官方記錄，哪里不是帝王將相、英雄人物的歷史？小民百姓是不會有一席之地的，說是要給他們寫歷史，不是“忽悠”他們，那又是什么？

他們不會想到，在這位小同鄉(xiāng)的眼中，他們就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在過去的50年里，他們所光顧的茶館，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坐茶館生活習慣，竟一直是國家權(quán)力與地方社會、文化的同一性和獨特性較量的“戰(zhàn)場”。他們每天到茶館吃茶，竟然就是拿起“弱者的武器”所進行的“弱者的反抗”。這也即是說，弱小而手無寸鐵的茶館經(jīng)理人、堂倌和茶客們，在這50年的反復鏖戰(zhàn)中，任憑茶碗中波瀾翻滾，茶桌上風云變幻，他們猶如沖鋒陷陣的勇士，為茶館和日常文化的最終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如果他們知道自己在捍衛(wèi)地方文化中所扮演的關(guān)鍵角色，就不會嘲笑這位通過時間機器突然降臨、要為他們撰寫歷史的小同鄉(xiāng)了。

可以這么說，我兌現(xiàn)了在意念中與那些即將跨入1950年的茶客們做出的許諾，這本書也是繼續(xù)踐行“為民眾寫史”這個歷史使命。

公共空間與城市性格

在一個城市中，公共空間——特別是那些和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場所，就是一個城市性格的展示。

茶鋪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舞臺，吸引了各行各業(yè)、三教九流，而且茶鋪又是如此緊密地與街頭聯(lián)系在一起。

當堂倌每天早上把茶鋪門板取下開始營業(yè)時，桌椅被擺放在屋檐下，街邊自然而然地納入其使用范圍。

毫無疑問，茶鋪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休閑娛樂和社會生活的地方，同時它也承擔著從交易市場到娛樂舞臺等幾乎所有的街頭空間的功能，人們從事各種諸如共同愛好的聚集、商業(yè)交易，甚至處理民事糾紛等等名目繁多的活動。

所以當?shù)氐闹V語說“成都是個大茶館”。成都人寫他們自己的城市，或者外來者敘述這個城市，幾乎都離不開茶館。

關(guān)于成都的茶館，我們從文學的描述中，比歷史的敘述中能看到更多。其實在展示歷史的細節(jié)上，文學有的時候比歷史學做得更好。

如李劼人的《暴風雨前》和《大波》，有許多場景發(fā)生在成都的茶鋪里。沙汀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說《在其香居茶館里》，描述了成都附近一個小鎮(zhèn)的茶館生活，而這篇小說也是他自己經(jīng)歷的再現(xiàn)?？梢哉f，他對茶館是情有獨鐘，他甚至認為在四川沒有茶館就沒有生活。

每一個城市的居民，似乎都有他們覺得自傲的東西。

成都茶客就十分藐視他人，認為只有自己才配稱“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

的確，作為茶葉生產(chǎn)和飲茶的發(fā)源地，他們的確有自豪的本錢。茶館、茶館文化在中外聲名遠播，并成為其傳統(tǒng)的一部分。

我們經(jīng)常過分地強調(diào)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其實如果仔細地觀察，我們經(jīng)?？吹教幵趦蓚€不同的世界，會有類似的文化特征。

例如成都茶鋪與西方的咖啡館、酒館、酒吧有許多相似之處。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中國歷史專家羅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其所著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與社區(qū)（1796—1895）》中，便認為茶館“猶如伊斯蘭和早期近代歐洲城市的咖啡館，人們?nèi)ツ抢锊⒉皇菍で蟊３蛛[私，而是享受無拘束的閑聊”。

與歐洲近代早期和美國的咖啡館、酒店和酒吧間一樣，成都茶鋪的社會功能遠遠超出了僅僅作為休閑場所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成都茶鋪所扮演的社會、文化角色比西方類似的空間更為復雜。它們不僅是人們休閑、消遣、娛樂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場所和地方政治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