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先生《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清稿影印本前言

這里影印的是王欣夫先生《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清稿本。

一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號補安，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興市），其祖移居江蘇吳縣（今蘇州市），遂為吳縣人。

先生誕生于清朝末年，十三四歲，在家塾受學，便研讀《論語》。十八歲，從吳江“天放樓主人”、文學家金松岑學習國文，二十歲，從丁國鈞學習校讀史籍。后師從金松岑的老師吳縣曹元弼，學習經學。曹元弼為前清翰林院編修，專精“三禮”。先生受業(yè)，奠定國學基礎。

學業(yè)有成，被蘇州女子師范學校聘請任教。后又應上海圣約翰大學之聘，任國文教授。其間，學界交往，視野漸擴，鉆研古典文獻學，蔚然成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講授文獻學，直到1966年，因肺炎去世。

“蛾術軒”，是先生晚年書齋名，取自《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意為：小蟻學大蟻，勤銜泥土，以成蟻冢，比喻勤學。

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古典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著述宏富。早在1935—1941年的抗戰(zhàn)期間，與友人趙詒琛等合輯《乙亥叢編》到《辛巳叢編》等八部叢書（又稱“八年叢編”），收書九十多種，多種稀缺文獻，得以留存。

先生收輯清代黃丕烈、顧千里的題跋、著述，編輯刊行《黃顧遺書》，后在此基礎上編成《顧千里集》《黃丕烈集》，并撰《黃蕘圃先生年譜補》，為這兩位清代著名的文獻學家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資料。

《顧千里集》，得諸方支持，筆者負責董理，已經由中華書局刊出。而《黃丕烈集》原稿，則不知下落。

此后，先生重點收集、整理了清代“吳學”代表惠棟的著述，編有《惠棟集》（有原稿存），曹元忠先生的遺著《復禮堂文二集》《三集》《復禮堂詩集》《復禮堂尺牘》（未刊)，還有曹元忠先生的《箋經室余稿》《箋經室賦錄》等數(shù)種。

20世紀30年代，先生受胡玉縉先生臨終之托，收集胡先生遺稿，編成《許遺集》。其中《許庼學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等已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后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余還輯有《許庼題識》《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等，整理完畢，殆因社會環(huán)境，未及刊出。

凡此等等，不再細述。

先生不僅收集整理前人的文獻，自己也勤奮著述，

早年有《景刊元貞本論語注疏解經考證》（有清稿本存）。20世紀50年代，對《管子》的文本進行了研究，著《管子校釋》（有清稿本存），對于當時被學界推崇的郭沫若先生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和批評。

為了給學生打下良好的文獻學基礎，編寫了國內第一部文獻學的大學教材《文獻學講義》，廣受同仁和學界好評。

先生對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長年加以考訂、補充，惜未能成書。后由徐鵬師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還有《補三國志兵志》《學禮齋隨筆》等多種。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先生撰述、整理、輯佚收集的著述有數(shù)十種，達一千余萬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這部他晚年撰寫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

先生不是達官顯貴，也非腰纏萬貫，以教學著述為生，在世僅六十余年。在沒有電腦、完全用人工抄寫的時代，依靠個人的收入和努力，做出上述成就，絕非常人所能企及。

縱觀歷史，在時代大潮中，有的人引領潮流，在浪尖飛舞激揚，萬方矚目；有的人被挾裹吞噬，如在漫長黑暗的隧道中，看不到前方的光亮，無人關注。他們不祈求什么關注和評價，堅持著自己的理念，默默地生活。然而，他們?yōu)樽哉J有價值的事業(yè)，堅忍不拔地、努力著、奮斗著，奉獻自己的力量。他們身帶創(chuàng)痕，有各種缺陷；他們淡然無奇，微不足道；但是，他們肯定是堅韌的，頑強的，有生命力的。此乃是文明的中堅和脊梁。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國古典文獻的收集、整理、研究，致力保存民族的文化遺產。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精神和力量。

他無愧為我國近代古典文獻學的代表性學者。

二

王欣夫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者，還是一位實踐型的藏書家。不論環(huán)境如何困苦，他總是設法克服、全力以赴，保存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獻資料。《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正是這些文獻精華的如實記錄。

《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所記錄的文獻來源，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家中祖上傳下的。

先生父輩就有藏書，原藏有宋本《陶淵明集》，明弘治本《陳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資治通鑒》初印本等。據說有數(shù)千卷。這些書有些流失了，還有不少留存了下來。

其次，自己收集購買的。

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種典籍。如清濟陽張爾岐撰的《周易說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齋”磁活字本。國內僅存。

清王澍手書原本《積書巖摹古帖》，乃是從清代宮中流出的。

這是有代表性者。

此外從各方收集的名人稿本、鈔本、批校本，如吳云稿本、鄭文焯稿本六種等，更是不勝枚舉。

再次，親自抄錄編輯的。

先生經常從友朋以及交往人士處轉抄過錄罕見的題跋和著作，有時甚至如癡如迷。如先生臨《周禮注疏》何焯、惠士奇、惠棟等的校語，過錄《華陽國志》《經典釋文》等書顧千里的校語，有些《顧千里集》中未載；其他如抄錄錢大昕、焦循、潘祖蔭等人的校跋等，不在少數(shù)。

他不僅簡單地過錄，還匯集各種抄得的資料，自己動手，編輯書稿。如陸貽典《覿庵書跋》《嘉業(yè)堂群書序跋》等，有四十多種。

還有，師友托付饋贈的。

比如曹元弼的《復禮堂日記》《北堂立言記》，胡玉縉的《辨俗編》等手稿，就是前輩學者在臨終前托付的?！稜栄殴⑹斑z》是任銘善特地抄錄副本贈送的，《家語弟子補注》手稿本，是丁福保饋贈的。

對于這些典籍，先生進行了選擇和研究，精心撰寫了這部《書錄》?！稌洝罚巧鲜鑫墨I的真實記錄。所述的內容，主要有這樣一些方面：

第一，記錄了許多典籍本身的真實情況。

其中包括經學、史學、諸子（管子、論語），文集（唐詩等）各個領域，一千多種典籍，多有罕見的善本。

如《集韻》十卷，清康熙時代曹寅刻本，還有日本天保九年（相當于咸豐六年）復刻曹寅刻本，嘉慶甲戌等三條書錄中，記載了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梼、鈕樹玉等十多位清代學者的校跋語，該書流傳的情況、藏書印章。

如翁方綱未刊稿《四庫全書提要》，記載了該書稿的流傳以及劉承幹嘉業(yè)堂，由施韻秋抄錄副本的情況。

又如，原在馮桂芬處、后歸丁初我收藏的陳少章、何義門親批校的《唐詩鼓吹》，《書錄》中，講其流傳過程，以及自己購入的情況。

這些都是作者親身經歷，親眼所見，親自動手過錄的資料，真實可靠，保存了罕見的文獻資料。

第二，記錄了許多和抄本、稿本流傳的有關人物的情況。

在書錄記載的文獻中， 包括稿本一百多種，批校本二百多種，抄本四百多種。許多未刊的稿本中，匯集著許多學者畢生的心血。

有不少作者，因時代動蕩，社會傳播方式的限制，在世間蕭然而逝，學界并不知名，甚至不見記載。然而，他們的著作有的甚為出色，如《水經注箋疏》存一卷，乃是先生從殘稿中錄出。作者是慈溪的林頤山。先生認為在《水經注》研究領域，“其功實不亞于戴（戴震）汪（汪士鐸）”。而此人的情況及其成果，或就是有賴先生所錄而得以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區(qū)學術流變狀況。

清朝咸豐以后，世態(tài)大變。就中國典籍而言，“瞿、楊、丁、陸”典籍的流散，曾引起何其多的議論感慨。

在《嘉業(yè)堂群書序跋》中，記載了嘉業(yè)堂“收書于易代之際，《藏書志》雖積稿盈尺，僅什存二三，而刻書數(shù)千卷，實足與毛氏媲美”，劉承幹先生“恣人錄副，以廣其傳”的情況。

在《獨斷疏證》中，記載胡玉縉先生和自己的交往，托付，具體指導整理文稿的情況。

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知識階層的動向和社會的變動，尤其江南地區(qū)藏書的聚散變遷。有關典籍流傳、人物交往的細節(jié)，如果沒有先生的記載，也許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

每逢時代動蕩，總會有典籍的聚散分合。而每本書的變遷，也總反映著特定的社會狀況，揭示著、蘊育著文明的進化與發(fā)展。先生曾說過一段令人回味的話：人有遇與不遇，而書之傳否，也有幸與不幸。這一千多部著作，在一個多世紀動亂的時代，遇到了先生。和毀于戰(zhàn)火和變亂的眾多文獻之相比， 可以說是“遇”見知己而有幸了。

在這些對人物和典籍流傳的記錄中，或許并沒有刻意去闡述什么高深的哲理。但是，正是這些具體而真實的記述，在人們面前展現(xiàn)了一片非常多彩的文化空間，其中有參天的大樹，有茂密的叢林，乃至那個時代生存過的小草。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中國文化的莽原，才顯現(xiàn)出現(xiàn)實的廣袤和雄渾，顯現(xiàn)出延綿不斷的生命力。

這也就是這部非常專業(yè)的學術書錄的價值所在。

三

《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這部書稿，是王欣夫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所著，是他在一生的最后時期，對于自己學術成果的總結。

這些書跋，有的是把原來自己寫在藏書后的題跋錄下，稍做修改，有的則完全是新撰寫的。寫成草稿，然后自己出資，請人用小楷端正抄寫成清稿，裝訂成冊。

在1961到1962年，寫了六冊，署為“庚辛稿”（1961年為庚子年，1962年為辛丑年）以后1963、1964、1965年，以每年六冊的速度，分別署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后，自己又在上面作了修改和批校。還請友人鄭翼先生校閱，鄭先生在清稿本上有批注。

1966年，先生撰寫了五冊。未來得及全部成書，有一部分還是鋼筆的草稿。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根據先生的《日記》，直到進醫(yī)院前，還在閱讀、抄錄有關的題跋。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年僅六十多歲的他，會在兩個多月后，便遽然謝世。病重之際，恰逢“文革”風起云涌，如火如荼，先生的醫(yī)療狀況，可想而知。據先生哲嗣見告，當時，先生對前來探望的學生和助手徐鵬先生說：“我的稿子，你要幫幫我。不然的話，就都要成灰燼垃圾了。”最后留下這尚未全部完工的稿子和以畢生精力積累的藏書，撒手人寰。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遭遇的一個縮影。

徐鵬先生受王先生之托，對當時存放在復旦大學先生住宿處的藏書和原稿，進行歸攏。先生逝世后的一段時期，書仍存在宿舍中。到70年代，“工宣隊”進駐學校，對教工宿舍進行清理，認為王先生的藏書，系“封、資、修”的“四舊”（此乃當時專門術語，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也就是“文化革命”要批判、破除的對象），當在掃蕩之列，要王先生家屬限時搬出，否則，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書的”?！敃r學校員工住宿緊張，復旦大學要以“住人”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