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1922年的“風景”

八十多年前的初春，南京想必是鶯飛草長；八十年前的殘冬，京城應該是地凍天寒；八十年前的中秋，上海、天津的花好月圓，也在預料之中。公元1922年，中國南北四大城市，其風景到底如何，似乎沒什么好說的。就算氣溫沒現(xiàn)在高，能見度比今天好，也不至于“不知有夏，無論秋冬”?？烧f到人物活動的空間，以及故事展開的背景，可就不一樣了：沒有基本的歷史氛圍，很難馳騁想象。故還是提供基本的坐標，以便讀者盡快進入規(guī)定情景。

從政治史上看，1922年不算什么好年頭。2月，廣東北伐軍舉行誓師典禮；6月，陳炯明叛變，率部圍攻孫中山的總統(tǒng)府；8月，孫中山因領導北伐失敗離粵赴滬。——這是南方的局面。北方呢？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直軍八萬，奉軍十萬，在北京西南展開殊死搏斗，殺得天昏地黑。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讀書人實在看不過去，5月間，由北大校長蔡元培領銜，胡適、李大釗、丁文江、梁漱溟等十六位社會賢達共同列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發(fā)表，希望“好人”過問政治，實現(xiàn)“好政府主義”。此舉除了表示讀書人的焦慮、天真以及責任感外，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边@種局面，對于小民百姓來說，有百弊而無一利；對于文人學者，則不好一概而言。因為，亂世也有亂世的好處，政府對于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對放松；各種太平年代可能引起軒然大波的改革，反而因其“無關緊要”而容易得以落實。比如，馬克思主義的迅速傳播，國語運動的成功推進，教育獨立運動的開展，非宗教大同盟的論爭，壬戌學制的通過，諸多國立學校的升級以及私立大學的籌建，還有整理國故運動的精彩亮相等，都是日后影響深遠的事件。政局不穩(wěn)，經費短缺，這明擺著的兩大困境，并沒有完全扼殺文化人的理想。

以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例，這一年的工作，除了不斷領銜向政府追討拖欠的經費，以至不惜以集體辭職相威脅；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率領北大逐漸走向學術化與正規(guī)化。后者包括議決創(chuàng)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文藝四大季刊，邀請眾多國內外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前來講學，成立專業(yè)性質的北大化學會、北大史學會、北大經濟學會等。所有這些會議，有長短不一的講演；而講臺上下，又常?？梢姴滔壬纳碛啊蛴H臨講演，或為講演者發(fā)布公告[169]。蔡先生之所以如此熱心講演，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并非全靠學?！保缪葜v會、植物園、博物館、圖書館等，“都有教育的作用”[170]。

早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有意培養(yǎng)學生們的演說能力。[171]讀讀晚清眾多提倡演說的文章，以及關于各地如何開展演說的新聞報道，當能明白這種“口頭啟蒙”對于下層社會的意義[172]。不過，這里所說的演說，主要屬于政治動員或社會啟蒙，即針對不識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民眾。另外，還有一種同樣值得關注的演說，那便是章太炎1906年至1910年的東京講學，以及1910年創(chuàng)辦于東京的以“淺顯之語言”系統(tǒng)“演述各種學術”的《教育今語雜志》[173]。

就在這很不太平的1922年，有四位著名的文化人，分別在四座中國最重要的城市，舉行若干有聲有色的學術講演。如此充滿戲劇性的故事，本身便耐人尋味，更何況其相互激蕩與對照補充，蘊涵著白話文學發(fā)展的某種不大為人關注的潛在動力。鉤稽這一早已飄逝的“風景”，既是對先賢表示敬意，也希望借此展開有效的對話。

一　四座城市與四位學者（上）

在正式論述之前，有三點必須略作交代：第一，這里所說的講演，并非學校里的正式課程，即便由大學出面組織的，也都屬于“暑期學校”之類。第二，選擇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1873—1929）、周作人（1885—1967）、胡適（1891—1962）四人作為個案，基于詮釋兩代學者不同風范的需要。第三，我所關注的，主要是這四位著名學者講演的動機、過程、效果，以及其對于剛剛崛起的新文學之影響，而不是具體評述其講演的內容。

依照中國人尊老敬賢的習慣，這里準備從章太炎講學的上海說起；而后從南到北，一路說將過去，最后歸結到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這四座現(xiàn)代中國舉足輕重的大城市，各具特色，無法互相取代，但就其在文化版圖上的位置而言，又大略可分作南北兩組。與1930年代文學界的京派、海派之爭不同，1922年的中國，南方學術的重鎮(zhèn)在南京而不是上海。尤其是此前一年，南京高師演變成為第二所國立大學東南大學，更是有與北京大學遙相對抗的意味。而東南大學教授們編纂出版的《學衡》《史地學報》等集刊，又確實與北大為代表的新文化人趣味相左。我之選擇章、梁講學上海和南京，而把北京、天津講學的任務留給周、胡，帶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并非“純屬偶然”。事實上，1922年的梁啟超，南下前曾在天津南開做過講演；而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上，胡適乃被邀請的十五名家之一，負責講授《實用主義》并兼作杜威的翻譯。相對來說，章太炎與周作人比較單純，這一年的講學局限在所居住的上海與北京。

南北學術本就有分庭抗禮的意味，加上晚清與五四兩代人知識結構不同，這四次講學，因而充滿玄機與懸念。江蘇省教育會之所以出面組織國學方面的系列講座，并非只是為了文化普及。1922年3月29日《申報》上所刊《省教育會通告》稱，“自歐風東漸，競尚西學，研究國學者日稀”，“同人深懼國學之衰微，又念國學之根柢最深者，無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請先生蒞會，主講國學，幸蒙允許”。從4月1日的“國學大概”，到6月17日的“國學的進步”，每周六午后開講，共十講。每回的講演內容，《申報》都在“本埠新聞”欄做詳細報道。只是原先許諾的“所講述者，另有紀錄員紀錄，以便整理，送由章氏核閱，以便發(fā)布云”[174]，沒有真正落實。坊間所見關于這次講演的文字材料，都沒有經過太炎先生的“核閱”。除了報紙上的著意宣傳，此次講演還留下兩種著述，一是曹聚仁記錄整理的《國學概論》，本年11月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而后多次重刊；一是張冥飛筆述的《章太炎先生國學講演集》，1924年由平民印書局推出。

如此大張旗鼓地“講授國學”，即便說者無心，聽者也會有意；更何況主持其事者確有“借章太炎來做復古運動的盾牌”的意味[175]。遠在北京的早年弟子周作人，便對章先生的上海講學很不以為然：

對于太炎先生的學問，我是極尊重的。但我覺得他在現(xiàn)在只適于?？频慕淌诙贿m于公眾的講演，否則容易變?yōu)閺凸胚\動的本營，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

周作人之所以如此立論，是將《學衡》的出版、太炎先生的講學，以及若干國粹主義的表演掛鉤，認定“照現(xiàn)在的情形下去，不出兩年大家將投身于國粹，著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禮作樂，或參禪煉丹，或習技擊，或治乩卜，或作駢律，共臻東方化之至治”。[176]一貫對世事持樂觀態(tài)度的胡適，對形勢的判斷與周作人迥異，因而專門撰寫《讀仲密君〈思想界的傾向〉》予以辨正：《學衡》的攻擊不足為慮，因新文化運動已過了討論期；“至于太炎先生的講學，更是近來的一件好事”。胡適的舉證十分有力：當年太炎先生東京講學的弟子，雖有黃侃守舊，但錢玄同、沈兼士、馬幼漁等大都銳意革新。更有趣的是：“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講演里略批評白話詩與白話文，次日即有邵力子與曹聚仁兩君的駁論；曹君即是為太炎的講演作筆記的人，這不更可以打消我們的疑慮嗎？”[177]

梁啟超的東南大學講學，沒有那么強烈的政治色彩，也未引起新文化人的警覺。倒是學衡派諸君對前來講學的任公先生不太友好，嫌其“善變”與“趨新”。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一文，提及其時東南大學的教授們如何“圍攻”“冷落”梁氏[178]；但文中所涉及的吳梅、顧寔、陳鐘凡、柳詒徵、胡先骕等，并沒留下具體的譏梁文字。倒是同屬東南大學系統(tǒng)的繆鳳林、張其昀兩位史學家，在任公先生1929年去世時撰寫悼念文章，約略透露出當年東南大學諸君對于梁啟超的評價。繆君的說法相當刻薄，將梁啟超的學問歸結為“揣摩風氣”：

晚年講學，尤好揣摩風氣，儒墨漢宋，佛老科亥（玄），時時改易。前之以識見文字轉移一代風氣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隨人為轉移。故身后遺著，十九未完之作。吾人悼惜梁氏，益嘆先哲學必立本之義為不可易也。[179]

張君于梁啟超講學金陵時曾“獲侍教席”，撰文時語氣恭敬得多，表彰其治學興趣廣泛，“實近代最富于修養(yǎng)之一通人也”，還專門提及梁先生的南京講學：

昔梁先生在金陵講學，不及三月，而教澤在人，令人念及，輒興高山大澤之思，豈非其成效歟。南高、東大，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矣，其在現(xiàn)代教育史上之地位，茲不遑置論。惟有數事，頗有紀念之價值，即如聘請梁先生南下講學，并賃定成賢學舍，敬候起居，梁先生亦常于暇時，邀集學生，悠然敘談，有欣欣向榮之氣象；此則古代尊師重道之意，流風未沫者也。[180]

本是悼念文章，竟一轉而成了大學傳統(tǒng)的開掘——其時東南大學已改稱中央大學，故有“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云云。于悼梁文章中表揚起東南大學的“尊師重道”來，如此轉移視角，借題發(fā)揮，不能不說是“別有用心”。

梁啟超一生除筆耕不輟外，有過好幾次“講演熱”。1922年的南京講學，恐怕是最值得鉤沉的。比起剛歸國時的政治演說，或者晚年清華國學院的專業(yè)課程，南京時期的梁啟超，需要照顧的面更廣，既有東南大學的專業(yè)課程“中國政治思想史”，也應各類學校及社團之邀做專題演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稱，“從四月一日起，先生曾應各學校和團體之請為學術講演二十余次”[181]，這其實只是收錄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二、三輯的文章，而非全部。這些講演，有在上海、南通等地做的，但大部分集中在南京。比如8月5日、6日為東南大學暑期學校學員講演《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學問之趣味》，11月3日為東南大學文哲學會講演《屈原研究》，11月6日為南京女子師范學校講演《人權與女權》，11月10日為東南大學史地學會講演《歷史統(tǒng)計學》，12月25日為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護國之役回顧談》。第二年的1月9日、13日在東南大學講演《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和《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另外，還有未考定時間的為金陵大學講《教育應用的道德公準》，為金陵大學第一中學講《什么是文化》和《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等。

1922年梁啟超的南京講學，并非一氣呵成，中間略有間隔。先是8月間為暑期學校等講演，10月起至第二年1月方才正式在東南大學授課。除了收錄在《梁任公學術講演集》中的專題講演，前者還留下了《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后者則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最負盛名。

熱情洋溢的任公先生，幾乎有求必應，其南京講學之緊張與忙碌可想而知。在《學問之趣味》的講演中，梁稱“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強調的是自家對于“天下萬事萬物”的興趣；而在《復季常書》里所說的“但恨不能請上帝將每日擴充到四十八點耳”，則是因工作實在太忙。[182]這一點，讀讀任公先生11月29日寫給女兒梁令嫻信上所開列的“功課表”，便一目了然：

每日下午二時至三時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除來復日停課外，日日如是。

每來復五為校中各種學術團體講演，每次二小時以上。

每來復四晚在法政專門講演，每次二小時。

每來復二上午為第一中學講演，每次二小時。

每來復六上午為女子師范講演，每次二小時。

每來復一、三、五從早上七點半起至九點半，（最苦是這一件，因為六點鐘就要起來。）我自己到支那內學院上課，聽歐陽竟無先生講佛學。

此外各學校或團體之歡迎會等，每來復總有一次以上。[183]

如此拼命工作，焉能不出問題？終于酒醉后傷風得病，并檢查出心臟有問題，任公先生不得不接受朋友們的勸告，削減部分校外的講演。等到完成講學任務，回到天津，梁啟超當即發(fā)表啟事：

鄙人年來雖委身教育，但惟愿就自己所好之學科為短期之巡回講演，或自約同志作私人講學，至于國立諸校之任何職員，斷斷不能承乏，敬吉學界諸君，幸無以此相嬲。鄙人頃患心臟病，南京講課勉強終了，后即遵醫(yī)命，閉門養(yǎng)疴，三個月內不能見客，無論何界人士枉顧者，恕不面會。謹啟。[184]

以梁啟超之好強，非到不得已，不會如此“遵醫(yī)命閉門養(yǎng)疴”?？梢娏菏夏暇┲v學所付出的代價之大，在這個意義上，張其昀的表彰一點也不為過。

二　四座城市與四位學者（下）

相對于章、梁講學的波瀾起伏，胡適和周作人在天津、北京的表演，可就沒那么大戲劇性了。這里的差別在于，前兩者乃大名鼎鼎的政治活動家，主要舞臺在社會而不是學堂，其講學因而構成一種“事件”；而后兩者則是剛剛“暴得大名”的歸國留學生，作為北京大學的教授，講學乃分內之事。

其時的太炎先生，正到處發(fā)通電，指導各路諸侯如何安邦治國，雖然效果不佳，但畢竟適合于“外行看熱鬧”。梁啟超自1920年春歐游歸來后，專注于文化學術，拒絕從事實際政治，但也不希望將自己固定在某個學堂。若使用傳統(tǒng)的概念，章、梁的自我期許乃是“一代大儒”，或曰“通人”，而不是“專家”。畢竟時代變遷，周、胡二位名聲再大，也都不再以“通人”自詡。伴隨著西學東漸大潮，專業(yè)化思想逐漸深入人心，作為新文化人的周作人和胡適，其自我定位和社會期待均屬于“文人”兼“學者”。

四人中年紀最輕的胡適，因提倡白話文而一夜成名。這一年，胡適除在北大教書，兼任教務長，還創(chuàng)辦《努力周報》，撰寫大量學術論文及時事評論。此外，還有公私不分的請吃與吃請，外加馬不停蹄地四處講演。其工作效率之高，實在不可思議。幸運的是，適之先生1922年的日記完整地保存下來，并已公開發(fā)表，我們很容易梳理出其講演的路線：

2月18日在北京的模范講演所講《國語為什么應該研究》；3月18日在女高師用英文做《演說的要點》的講演；3月25日在法政專門學校演說“科學的人生觀”；4月9日到直隸教育廳講演《道德教育》；4月26日到平民大學講演《詩經三百篇》；5月26日到女高師講演《宋元的白話韻文》；5月29日到女高師附屬中學講演《科學的人生觀》；6月13日為奉天高師旅行團講演《道德教育》；6月21日到萃文學校做畢業(yè)式的演說，題目為《教會學校與中國文化》；7月6日在山東省議會講《中學國文的教授》[185]；8月11日在小學女教員講習會講演《國語教學的興趣》；10月14日到濟南第一師范講演《思想訓練的原理》；10月18日在濟南一中講演《科學的人生觀》；11月23日在美國大學婦人會用英文做《中國小說發(fā)達史》講演。[186]

這里所羅列的，僅僅是胡適自己記錄下來的專題性質的講演，還不包括那些沒有具體題目，日記中只是“講演”二字者。至于1922年胡適校外講演的重頭戲——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授《國語文學史》等，留待以下專門論述。

3月9日，胡適告假前往天津，“在南開演說《國語文學史》的第一期”；3月23日“在南開講演第二次《國語文學史》”。這一天的日記，有兩段話很重要。一是：

飯后伯苓帶我去看南開學生的自修室。學生都在室用功，精神極好。南開近年進步很快，是一件可喜的事。

半年后，與朋友聊天時，對北大學生之動輒鬧風潮表示不滿，于是感嘆：“老實說，我自己有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們上南開去了?！?span >[187]正因對張伯苓所創(chuàng)辦的私立南開大學很有好感，胡適方才樂意前往“集中講義”。二是：

九時半，獨坐無事，忽發(fā)愿修改去年十一二月做的《國語文學史》十四講的稿本。

連續(xù)兩天的日記里，記下此書的修改計劃，準備從“兩千五百年前的白話文學”《國風》，一直講到“清代的白話文學”，以及“國語文學的運動”；清代部分注明“參用近作的《五十年的中國文學》”——這可是本年度剛完成的一冊精巧的“文學史”。[188]

7月17日，原本準備在南開發(fā)表講演，因到協(xié)和醫(yī)院割痔瘡而不得不改期。7月31日起，連續(xù)六天，胡適在南開大學的暑假學校講“國語文學史”和“國語文法”。8月5日的日記中，記下南開大學奉送講學費百元、旅費12元，接下來是一段感慨：“暑假學校中的學生多有從直隸、山東的內地來的，頗愚陋，但樸實可敬，內中也有很用功的?！?span >[189]

胡適的編寫《國語文學史》，最初始于1921年教育部舉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這冊八星期內編纂的8萬字講義，有石印的本子。接下來便是上述的1922年3月間的刪改、暑假中的講授，以及年底為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時的補正——其間南開暑期學校講學時所印講義，流傳甚廣。1927年，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為底子，加上黎錦熙評述性質的長序，再附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終于有了公開刊行的《國語文學史》。據黎錦熙稱，附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以補明清部分之缺失，是錢玄同提醒的[190]；這主意恰好與胡適“不謀而合”。只是在胡適看來，《國語文學史》畢竟是未定稿，朋友的擅自刊行，迫使其盡快修訂，并于1928年由新月書店刊行其自認為名山事業(yè)的《白話文學史》[191]?！栋自捨膶W史》雖系精心結撰之作，篇幅也大為擴張，但只講到唐代，而原先許諾一二年內出版的中下卷又不幸胎死腹中，這就使得兼及“兩宋的白話文學”的《國語文學史》仍有存在價值。

四人中，對于講演最為低調處理的，當屬北大教授周作人。這一年，周氏除北大教職外，還兼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并在女高師上課。魯迅博物館收藏《周作人日記》之公開刊行，讓我們得以詳盡了解1922年啟明先生的學術活動。日記中只記往北大、燕京或女高師者，屬于正常課程；在常見的“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外，還有若干講演的記錄。至于4月29日的日記，給大時代留下一小小的面影：

廿九日，陰，上午雨，即霽。抄譯愛羅君演稿，下午了。聞西南有炮聲。[192]

在炮聲中準備講演稿，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這一年的周作人，花了很多時間為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抄譯講稿，并陪其到女高師、北大、燕大、孔德學校、法政學校等處講演。作為已經成名的新文學大家，周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為他人作嫁衣裳”？須知1920年的周作人，曾有《新文學的要求》（1月）、《新村的理想與實際》（6月）、《兒童的文學》（10月）、《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11月）、《圣書與中國文學》（11月）等著名講演傳世。關鍵在于1921年的那場大病，先是住山本醫(yī)院，后又移香山碧云寺養(yǎng)病，在撰寫《過去的生命》《美文》以及翻譯希臘作家的小說或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散文詩的同時，周作人還寫了一則《勝業(yè)》，此文很能見其志趣：

野和尚登高座妄談般若，還不如在僧房里譯述幾章法句，更為有益。所以我的勝業(yè)，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談闊論的話）而實做行販。別人的思想，總比我的高明；別人的文章，總比我的美妙：我如棄暗投明，豈不是最勝的勝業(yè)么？[193]

并非真的從此“停止制造”，而是更愿意傳播“別人的思想”與“別人的文章”。這種境界的獲得，使得“漸近自然”的周作人，日后撰、譯并重；而且，即便在自家文章中，也勇于發(fā)掘并表彰前人的思想與文章——當然也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的意味。

可時勢比人強，已經開始經營“自己的園地”的周作人，也被裹挾進講演的大潮中，只是數量及影響均無法與前三位媲美。略為清理，很容易鉤稽出周氏1922年的講演。2月21日“（沈）兼士約至孔德講演”，23日“往孔德學校講演”；5月24日“上午，作女高師演稿”，同月30日“至女高師自治會講演”[194]；6月13日“上午，作《論小詩》了”，16日“本約為燕大文學會講演，因不適，辭之”（講演雖未舉行，講稿載6月21—22日《晨報副鐫》）；8月4日“田君函約十六日往演說”，13日“連日作演稿，上午了”，17日“（下午）七時赴燕大教育會講演”，19日“傍晚往燕大講演，九時半返”；9月21日“上午，至燕大第二院講演”；10月21日“梁實秋君來約為清華文學社講演”（這回的講演拖到第二年的3月3日，講題為《日本的小詩》，載1923年4月3—5日《晨報副鐫》，收入《藝術與生活》）；11月17日“晚，起手為婦女作文”，12月16日“上午，至燕大女校講演”。[195]

如此不嫌啰唆地抄錄周氏日記，目的是顯示周作人講演的特色。比起章太炎來，周作人的講題分散；比起梁啟超和胡適來，周作人對講演似乎也缺乏自信與熱情。但有一點，前三者都望塵莫及，那便是周作人的每篇講演稿，都是很像樣的文章。日記中常見連日作講稿的記載，或一再拖延原先應允的講演，似乎是打定主意非到“胸有成竹”時不登場。如此苦心經營的結果，其講演的學術含量，自是比有邀必應者高。可這樣一來，“講演”與“著述”之間的縫隙被抹平，“聽眾”一轉成了“讀者”，現(xiàn)場效果想必不太理想。好在北京的高校多，周作人主要面對大學教師與學生，談的又多是“婦女”“文學”等專業(yè)性話題，講話文雅些問題不大。倘若放在上海，此類話題沒有新聞價值；擱在南京，則必定成為《學衡》諸君的笑柄。也只有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方才有人欣賞周作人慢條斯理但又是堅定不移地討論“女子與文學”。

三　講演者的風采

四位學貫東西的大名人，恰如其分地選擇了四座大城市，分別登臺講演，構成了1922年中國思想文化界一道絢爛的風景。各人論題不一，表面上毫無關系；可在某些關節(jié)點（比如白話詩的評價）上互相指涉，值得仔細玩味。在具體討論各自講演內容前，有必要先欣賞講演者的風采。

在沒有錄音錄像設備的1920年代，所謂“講演者的風采”，只能靠時人的文字來呈現(xiàn)。這里需要史料的鉤沉與考辨，更需要想象力的發(fā)揮；只有讀者共同參與，我們才能大致復原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歷史場景。

不妨倒過來，從以“講演”為“文章”的周作人說起。單是講演前的認真準備，以及講稿之可以直接發(fā)表，而且還是可圈可點的“美文”，很容易判斷周氏講演的風格。上述應邀為清華文學社講演《日本的小詩》事，在梁實秋的回憶文章里，有精彩的描述。梁氏的記憶力真好（不像是有日記做依據，因所記日期，常有一兩年的誤差），這兩篇文章發(fā)表在周作人日記公開刊行前，提及那天進入八道灣周寓時魯迅正和寫新詩的何植三談話，得到周作人日記的證實。梁不愧是散文大家，關于周作人講演時狀態(tài)的描述，實在有趣得很：

到了約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風塵的到了清華園。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坐在講壇之上，低頭伏案照著稿子宣讀，而聲音細小，坐第一排的人也聽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課也是如此。一個人只要有真實學問，不善言辭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豈明先生便是一個實例。我后來看到他的講稿發(fā)表，才明白他講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196]

這也未免太夸張了，連主持人都不知道講的是什么，一般聽眾豈非更是蒙在鼓里?！稇涁M明先生》中這段渲染過度的描寫，在《憶周作人先生》那里變得節(jié)制多了：“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xiāng)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fā)表。”[197]在電視直播成為時尚的今日，像周作人這樣念講稿，效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可在渴求新知的青年學生眼中，有真才實學的啟明先生，“依然受人敬仰”。

同樣是梁實秋，其描述梁啟超的講演，完全變了一副筆墨。在《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中，梁實秋回憶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講演《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示的情感》：

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后來收在《飲冰室文集》里。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的寫在寬大的宣紙制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p>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zhí)?，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198]

在另一則短文里，梁實秋將同在臺下聽講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場面更為生動：

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干凈。每次鐘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后他于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的徐徐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離席。[199]

這兩段文字實在太精彩，以至你不忍心質疑其真實性。梁啟超講演時很認真，也很投入，效果也不錯，這點毫無異議。我感到疑惑的是，如何看待任公先生濃重的鄉(xiāng)音，是否像梁實秋所說的：“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著而有力，有時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個字，我們甚至想如果他說標準國語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span >[200]

在夏曉虹所編《追憶梁啟超》里，除了梁實秋這則名文，還有梁容若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記》和楊鴻烈的《回憶梁啟超先生》同樣涉及任公先生的講演。前者文章寫得不錯，作者很會捕捉細節(jié)，渲染氣氛，只是其筆下的梁啟超，講演的效果實在不理想：

我最初聽到他的講演，是北京高師國文學會邀請，講題是“清初五大師”，時間在民國十二年。他那時是五十一歲，藍袍青褂，身材魁偉，有些禿頂，卻是紅光滿面，眼睛奕奕有神。講起來有許多手勢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書成段背誦，背不下去的時候，就以手敲前額，當當作響，忽然又接下去。敲幾次想不起來，就問當時陪聽的教授錢玄同、單不庵、楊樹達等。熟于學術史的單不庵先生，常常能隨時提醒他。他懶于寫板書，他的廣東官話對于我們很生疏，所講的問題，事前又沒有預備知識（這時我對于黃黎洲、王船山、顧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書和傳記全沒有讀過），所以兩小時講演的內容，聽懂的實際不到六成。當晚在日記里寫“見面不如聞名，聽講不如讀書”，因而聯(lián)想任公先生南北奔馳，到處登壇講學，究竟是否收到比著書更大的效果，怕要大成問題。[201]

照梁容若的解釋，當年北京城里大學文科教授浙江籍的最多，學生于是練就聽浙江方言的本事；至于廣東籍的，只有梁啟超和黃晦聞（節(jié)）。后者講六朝詩，印有詳細講義，所以不感困難；困難的是聽激情洋溢的任公先生講演，很少人能完整記下來。

梁實秋、梁容若都只是偶爾聽講，其褒貶未免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更值得重視的，是梁啟超晚年入室弟子楊鴻烈的回憶。先是私淑弟子，后又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追隨梁師讀書，畢業(yè)后又因梁的推薦任教南開大學，課余還常到梁宅請益、借書，楊君應該說是難得的見證人。在《回憶梁啟超先生》中，楊君是這樣談論梁啟超的講演的：

長期以來，梁氏雖為眾所公認的一代作家，但在說話的時候，雖非蹇緩口吃，卻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講演的時候有時只聞“啊啊”的聲音，即表示其詞不達意?！髞恚蛄菏铣Ｅc外省人周旋接觸，新會鄉(xiāng)音便逐漸改變，所以他某次提及在河南開封時，應馮玉祥督辦的邀請，向西北軍的官兵講話的一段故事，說當時，因自己一時情感興奮，竟滔滔不絕，使馮玉祥首先放聲大哭，全軍亦泣云。但這只是他一生所僅有罕見的場面。事實上，全國大多數聽眾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話為憾。尤其在華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兼史學教授王桐齡氏，凡有梁氏的講演，幾乎風雨無阻，每次必到，但總是乘興而往，怏怏而歸。問其所以，總是自認對于講詞的某段某節(jié)，竟完全聽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202]

中間省略部分，是引錄王照關于戊戌變法時梁啟超不會講官話，口音差池，導致與光緒君臣間相對，無法表情達意的故事。此類故事不只一見，其真實性有待驗證。至于任公先生的濃厚鄉(xiāng)音，妨礙其講演水平的發(fā)揮，我想是確定無疑的?？纯串斈陽|南大學的學生，是如何描述梁啟超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的情景：

他并不是一位具有講話天才的人。他教書和講演都有充分情感，可是都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甚至急時還有口吃現(xiàn)象。他的廣東官話也要聽過一兩星期才能習慣。可是課后私謁則清談娓娓，引人入勝，于為學作文都有指示。[203]

如此說來，所謂梁啟超的廣東官話比標準國語更有力，也更有味道，大概只能理解為“不平常”“有個性”。

雖說因夫人指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于全國”的自述[204]，必須稍打折扣，梁啟超帶新會口音的官話，應該還是比章太炎的浙江話好懂。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從章先生學》和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民報社聽講》，都提及太炎先生東京講學如何“新誼創(chuàng)見，層出不窮”，而且“干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205]。但請注意，第一，這是小班，師生坐而論道，比較容易溝通；第二，談的是非常專業(yè)的《說文》等，知識背景很清楚；第三，聽眾多為浙江人，沒有語言障礙。到了1930年代的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可就不一樣了，湯炳正稱：“我們聽講的學生，每聽完一次講，就三五成群，互對筆記，習以為常。因先生浙語方音極濃，我開始聽講，很感吃力，后來才習慣?！?span >[206]

一心求學者，可以通過三五成群互對筆記來解決疑難問題；至于一般聽眾，面對如此艱深的講演——從國學到方言，實在沒有把握。1936年上海發(fā)行的小品文雜志《宇宙風》上，有一則乃蒙所撰文章，嘲諷章太炎的講學，語調相當刻毒：

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煙，一面低聲的演講。低聲沒問題，因為聽眾很少；只是滿口土話，我們一點都懂不來。好在他講完一段，那胡子大漢，便在黑板上將大意寫出，我們才知道今天所講的，不是國學的，而是革命的?！谘葜v的姿態(tài)中，章先生是個悲劇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話，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尋聽講人的顏色。[207]

不知道是作者年少氣盛，還是小品筆調使然，此文對于太炎先生的講學，只有嘲諷，而無絲毫“同情之了解”。

在一般人眼中，新舊截然對立，講國學毫無疑問是落伍的表現(xiàn)。但學界不至于如此近視，1932年春天太炎先生的北游，還是受到北平學術界的熱烈歡迎。周作人追憶太炎先生在北大研究所講《論語》時的情景，不無詼諧與幽默：

當日講演系太炎所著《廣論語駢枝》，就中擇要講述，因學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語，所以特由錢玄同為翻譯，國語重譯，也是頗有意思的事。[208]

當年的學生中，能聽懂且感興趣于這種專業(yè)講演的，大概不是很多。校方于是又安排了一場普及性質的公開講演，地點是在北大三院的風雨操場?？梢匀輲装偃说臅?，坐滿了，還有站在窗外的。據張中行事后追憶：

老人滿頭白發(fā)，穿綢長衫，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等五六個人圍繞著登上講臺。太炎先生個子不高，雙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講起來。滿口浙江余杭的家鄉(xiāng)話。估計大多數人聽不懂，由劉半農任翻譯；常引經據典，由錢玄同用粉筆寫在背后的黑板上。說話不改老脾氣，詼諧而兼怒罵。[209]

就像周作人說的，“國語重譯”，確實是“頗有意思的事”?？蓪τ诳释麄鞑セ蚪蛹{新的學識與思想的當事人來說，這事情一點也不好玩。想想章太炎那熱切地追尋聽講人的目光，或者因聽不懂浙江方言而萬分苦惱的聽眾，你能明白問題的嚴重性。

回到1922年上海舉行的有關國學的系列講演，以太炎先生名氣之大，“觀眾”肯定不少；以太炎先生方音之重，“聽眾”估計不會很多。讀《申報》的報道，聽眾從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為七八十，自在意料之中。曹聚仁說得更具體，這十回的系列講演，逢星期六下午舉行，第一回聽眾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時候只有二三十，結束的那次好些，有七八十人。除了世人對于國學并無太大興趣，對于太炎先生的學問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師的余杭話，實在不容易懂”[210]。第二年，太炎先生應邀到東南大學暑期學校講“治史學的方法”，滿口余杭土調，急得學生們吵吵嚷嚷，要求在座的史學家柳詒徵幫助翻譯，于是：“柳先生翻譯時，好象西人講學，中國人翻譯一樣，但他聲如洪鐘，有條不紊，娓娓動聽?！?span >[211]

有趣的是，乃蒙在嘲笑章太炎不合時宜的講學時，拿胡適作為比照：“我更而想到人間的晚年，隔離時代的悲哀！胡適之演講‘儒與孔子’，聽眾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師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數人面前，銷磨生命的余剩?！?span >[212]而梁容若在回憶梁啟超與胡適共同主持戴東原二百年生日紀念會時，也是明顯地偏袒胡適：任公兩小時的講演印象模糊，倒是“胡適之的十分鐘演說，留下了清楚的回憶”[213]。同樣不露痕跡地褒貶一番章太炎的講學，張中行轉過身來，表揚起胡適的口才與幽默感：

三十年代初，他講大一普修的中國哲學史，在第二院大講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課，每周兩小時，我總是去聽?，F(xiàn)在回想，同學們所以愛聽，主要還不是內容新穎深刻，而是話講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發(fā)困的人不想睡。[214]

可以與此相印證的，是此前十年胡適到北京女高師兼課時的情景。蘇雪林在《胡適之先生給我兩項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筆法，描述胡適講演的風采：

我們國文系的教室本與我們的圖書館毗連，中間有可以自由開闔的扇槅門隔開為兩下。每逢胡先生來上課，不但本班同學從不缺席，別班學生師長也都來聽。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圖書室槅門打開使兩室合并為一。甚至兩間大教室都容納不下，走廊里也擠滿了人，黑壓壓地都是人頭，大家屏聲靜氣，鴉雀無聲，傾聽這位大師的講解。這個印象留在我腦子里，永遠不能漶滅。[215]

與張、蘇二君不無夸張的描述有別，徐也是在北大二院聽胡適講哲學，感覺卻不太好。“聽講的人不但擠滿了課堂，而窗外也站滿了人”，這種景象，引誘胡適進一步發(fā)揮其“很活潑的口才”，以滿足不同層次聽眾的需求。如此一來，對于熱心求學者，未免有所怠慢。像徐就抱怨“這像是公開演講，內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學系的功課，因此而放棄選修[216]。

北大的課不好講，尤其是大課，能講到“使發(fā)困的人不想睡”，這可不簡單。胡適對講演興致很高，對于所謂的“講演術”——比如如何掌握語氣的緩急、聲音的高下，以及調子的抑揚頓挫等，很是下了一番功夫[217]?？梢舱驗檩^多考慮如何吸引聽眾的注意力，胡適的講演，必然趨于平易暢達，而缺少幽深與奇崛。而這，與其著述風格頗有關聯(lián)——章太炎的特立獨行、梁啟超的酣暢淋漓、周作人的雍容和緩，又何嘗不是“文章”一如“講演”？

四　“白話”如何“文學”

不管章太炎的講授國學是否如報紙所說，乃暫時厭倦了現(xiàn)實政治，也不管梁啟超的南下講學，是否預示另一個著述高潮的到來；至于周作人大病痊愈，刻意經營“自己的園地”，是否包含對五四立場的反省，胡適執(zhí)筆撰寫《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否意味著注重思想文化建設這一追求的轉向，也都暫時不在考慮之列。我們關心的是，四大名人1922年的講演，到底在什么地方形成“對話”。

章的談國學，梁的說作文，胡的表彰國語文學，以及周的推薦小詩，似乎互不搭界?？勺屑氉聊?，在如何看待新詩或白話文學上，四人的目光終于發(fā)生了交叉。年初，東南大學吳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創(chuàng)辦《學衡》，公開向北京的新文化人叫陣，于是有了魯迅的《估學衡》、周作人的《“評嘗試集”匡謬》，以及胡適的打油詩《學衡》：

老梅說：

“《學衡》出來了，老胡怕不怕？”（迪生問叔永如此。）

老胡沒有看見什么《學衡》，

只看見了一本《學罵》！[218]

胡適之所以用這樣漫不經心的方式，對付學衡派咄咄逼人的挑戰(zhàn)，那是因為他認定，“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時期”[219]。類似的話，周作人也說過，在《讀〈草堂〉》中，周作人稱：“中國的新文學，我相信現(xiàn)在已經過了辯論時代，正是創(chuàng)造時代了”；“我們的責任，便是依了這條新的道路，努力的做下去，使各種的新興文藝由幼稚而近于成熟，由淡薄而變?yōu)樯詈瘛薄?span >[220]

可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制度上的急轉彎，沒能徹底消弭民間的抗議聲浪。國語統(tǒng)一會的諸君，挾新文化運動的余威，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于1920年1月，以教育部名義訓令全國各地國民小學將一二年級國文改為語體文，如此“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白話文運動于是得以迅速推進。[221]用胡適的話來說，“這一道命令將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222]。中小學體制的改革，新教科書的編纂，國語教師的培訓等，所有這些，都牽涉到關于“中國文學”以及“文學史”的想象，難怪章太炎、梁啟超等“現(xiàn)代大儒”需要發(fā)言。

章太炎在上海舉行的系列講演，既以“國學”為題，本不必牽涉近在眼前的白話文運動?？商紫壬谙疑希坏貌话l(fā)，于是惹來一堆麻煩。4月15日，太炎先生做第三講，談論“治國學之法”的第五點“辨文學應用”時，順帶掃了一下其時已漸成氣候的“新詩”：

惟今之新詩，連韻亦不用，未免太簡，以既為詩，當然貴美麗，既主樸素，何不竟為散文。日本和尚，有娶妻者，或告之曰：既娶矣，何必猶號曰和尚，直名凡俗可耳。今之好為無韻新詩，亦可即此語以告之。[223]

如此借題發(fā)揮，嬉笑怒罵，確是太炎先生口吻。單就講演效果而言，此段落無疑屬于可圈可點的“文眼”。這段話，不只《申報》記者記錄下來，曹聚仁、張冥飛也都沒有漏過[224]，雖然因文體各異，所記略有出入。章太炎的譏諷，并未引起胡適的反駁；除了敬仰太炎先生的學問與人品，更因“次日即有邵力子與曹聚仁兩君的駁論”，故不必多慮[225]。據曹聚仁事后追憶，那場論爭，太炎先生明顯處于下風：

我們是一群人，他是一個人；我們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他只有幾句嘲笑的話頭；我們有正在試驗的種種作品，他自己又并不是詩家。他只批評我們一陣子，我們從各方面去駁斥他，使他無話可說。[226]

對于新詩“無話可說”的太炎先生，日后還會就白話、文言發(fā)表意見，但主要著眼點是作為整體的“國學”，而不再糾纏“有韻為詩，無韻為文”了。

與章太炎的學有本原，固守自家立場不一樣，梁啟超喜歡趨新，時刻準備著追趕學界新潮流。但在白話詩問題上，與胡適有點“意氣之爭”。1920年10月18日，梁啟超致信胡適，希望胡評閱《清代學術概論》，并稱自己準備撰文討論《中國哲學史大綱》，另外，還有“超對于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227]。《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收有一大約寫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胡適致陳獨秀》，其中也涉及此事：

梁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fā)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這三年都討論過了。我很不愿意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fā)表了。[228]

以梁啟超之“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見胡適暴得大名，竟“有時稍露一點點爭勝之意”[229]，如此性情，不大可能因后輩的反駁而隱匿自己的意見。查《張元濟日記》，1920年10月21日張氏往訪梁啟超時，梁“言有論本朝詩學一稿，亦即可交稿”[230]。據夏曉虹考證，梁氏信函與張氏日記所述，應同指一文，即梁啟超為選編金和與黃遵憲二家詩所寫之序。書未編成，序也未完稿，可這則收入《飲冰室合集》的《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231]，對于理解這場隱匿在歷史深處的爭論，還是很有幫助的。

梁啟超的基本觀點是，“因為詩是一種技術，而且是一種美的技術”，故“格律是可以不講的，修辭和音節(jié)卻要十分注意”。自稱“并不反對白話詩”的任公先生，在批評守舊的“老先生”不該蔑視文學史上早已“粲然可觀”的白話詩的同時，順帶掃了一下完全排斥文言的“偏激之論”：

至于有一派新進青年，主張白話為唯一的新文學，極端排斥文言，這種偏激之論，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實質方面論，若真有好意境好資料，用白話也做得出好詩，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詩。如其不然，文言誠屬可厭，白話還加倍可厭。

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論調，當然是胡適等新派人士所不愿接納的。說梁啟超因胡適的反駁而不愿發(fā)表此文，目前尚無確鑿證據；但梁氏此文遲遲未能定稿，起碼是知道其立說關系重大，需要從容斟酌。白話缺乏錘煉，表達復雜的情感與思緒有困難，這是五四時期反對廢除文言者常持的見解，梁啟超不過是將其限制在新詩寫作：“我覺得極端的‘純白話詩’，事實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強提倡，恐怕把將來的文學，反趨到籠統(tǒng)淺薄的方向，殊非佳兆?！币陨系恼f法還偏于防守，接下來任公先生開始主動出擊了：

我也曾讀過胡適之的《嘗試集》，大端很是不錯。但我覺得他依著詞家舊調譜下來的小令，格外好些。為什么呢？因為五代兩宋的大詞家，大半都懂音樂，他們所創(chuàng)的調，都是拿樂器按拍出來。我們依著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韻味雙美。我們自創(chuàng)新音，何嘗不能？可惜我們不懂音樂，只成個“有志未逮”。而純白話體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詞太多，動輒傷氣。試看文言的詩詞，“之乎者也”，幾乎絕對的不用。為什么呢？就因為他傷氣，有妨音節(jié)。如今做白話詩的人，滿紙“的么了哩”，試問從那里得好音節(jié)來？……字句既不修飾，加上許多濫調的語助辭，真成了詩的“新八股腔”了。[232]

批評“滿紙‘的么了哩’”的新詩，直接指向已經名滿天下的“嘗試”，如此刻薄的評價，自然不可能為胡適所接受。至于表彰《嘗試集》中“依著詞家舊調譜下來的小令，格外好些”，估計也不會讓胡適高興。因為，未能完全擺脫詞調的影響，這正是他在《嘗試集》的三則序言中所再三檢討的[233]。

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講演《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時，梁啟超將話題從白話詩轉為白話文，而且將南北兩大學的論爭拉扯進來：

我主張高小以下講白話文，中學以上講文言文，有時參講白話文。做的時候文言白話隨意。以為“辭達而已”，文之好壞，和白話文言無關?，F(xiàn)在南北二大學，為文言白話生意見；我以為文章但看內容，只要能達，不拘文言白話，萬不可有主奴之見。[234]

如此“嚴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話”，估計南北二大學的先生們都不領情。但此時此地做如此表態(tài)，梁啟超主要針對的并非明顯處守勢的東南大學諸君，而是風頭正健的新文化人。在講到“論辨之文”該如何撰寫時，梁啟超有一段妙語，很能說明其時梁君的論辯策略：

同是一句話，對甲說和對乙說不同，對大學生和對中小學生說不同。同一篇演說稿，在東大與北京所生的效力不同。同是一句話，春秋人說出沒有價值，現(xiàn)在歐洲人說出大有價值。做文時先須看自己所做的文，要給何人看。[235]

為了拉近與聽眾的距離，講演時必須加上“本地風光”，這是所有講演者都懂的小竅門。就好像這次“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的系列講演，梁啟超分別在四處提到東南大學農科及附屬小學、東南大學大禮堂、東南大學、南師附中等[236]。但在文白之爭的脈絡中談論東南大學，可就不是一般的順水文章。

當筆記者提出將此講稿公開刊行時，梁啟超在回信中單挑國文教學中的“文白之爭”，再次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

中學作文，文言白話都可；至于教授國文，我主張仍教文言文。因為文言文有幾千年的歷史，有許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選得。白話文還沒有試驗的十分完好，《水滸》《紅樓夢》固然是好；但要整部的看，拆下來便不成片段。[237]

這段話必須與任公先生發(fā)表在《改造》4卷9號上的《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對照閱讀，方能明白其真實的意旨?！陡脑臁飞系奈恼虏⑽纯辏ㄖ豢?—9節(jié)，全文共12節(jié)，后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乃梁啟超1922年7月間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演的底稿（文章第二節(jié)有“例如作一篇南開暑期學校記”云云）。此文第一節(jié)有一關鍵性的注釋，值得抄錄：

有人主張拿幾部有名的小說當教材。我認為不妥。因為教授國文的目的，雖不必講什么“因文見道”，也應該令學生連帶著得一點別的智識，和別的科學互相補助。像那純文學的作品，《水滸》《紅樓》之類，除了打算當文學家的人，沒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領略他文章妙處，非全部通讀不可。如此龐大的卷帙，實不適學堂教科之用。此其二。體裁單純，不彀教授舉例。此其三。[238]

這里所說的“有人”，明顯指的是胡適。因此前兩年，胡適撰《中學國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國語文的教材與教授法”，第一要點便是“看小說”：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話小說。例如《水滸》、《紅樓夢》、《西游記》、《儒林外史》、《鏡花緣》、《七俠五義》、《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恨?！?、《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場現(xiàn)形記》、《老殘游記》、《俠隱記》、《續(xù)俠隱記》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話小說，也可以選讀。[239]

單看這段話以及梁啟超的反駁，會覺得胡適太過分了，將一己推崇“白話文學”的主張，貫徹到千百萬中學生的閱讀中。讓學生們整天抱著《水滸》《紅樓》，就能學好國文？其實，問題沒那么嚴重。胡適“假定的中學國文課程”，五分之三學古文，五分之二學國語、文法、演說、作文等[240]。只不過其以章回小說作為中學國文教材的主張更具沖擊力，故引起廣泛的關注。

就在梁啟超在東南大學講演前后不久，胡適就此問題重新闡釋。據《胡適的日記》，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論中學國文的教授》”，下午四時在山東省議會講演；8月17日“整理在濟南的演說辭，重做了二千字”。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報副刊》的《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日后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在這則由講演改寫的文章中，胡適對前說做了若干修正，最關鍵的是以下兩點。第一，貶低古文教學：“三四年前普通見解總是愁白話文沒有材料可教?，F(xiàn)在我們才知道白話文還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沒有相當的教材可用?！辈皇枪湃藳]留下好東西，而是“古書現(xiàn)在還不曾經過一番相當的整理”，故學生無法自修。一方面為自家提倡的“整理國故”做鋪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強調白話文大有可教。第二，關于國語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動，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話文學選本”：

依時代編纂，約自唐代的詩，詞，語錄起，至晚清為止。這種選本可使學生知道——白話文非少數人提倡來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結果。我們溯追上去，自現(xiàn)在以至于古代，各個時代都有各個時代很好的白話文，都可供我們的選擇。有許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話小詞，元人的白話小令，明清人的白話小說，都是絕好的文學讀物。[241]

這里所描述的“古白話文學選本”，不正是適之先生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所講的《國語文學史》嗎？日后改寫成《白話文學史》時，胡適在《自序》中稱：“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242]將“選本”與“史著”結合起來，使得大學教授的專深研究與中小學教員的課堂教學相勾連，此乃胡適等新文化人獲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也是在這則《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為了說明“吾道不孤”，胡適引證了黎錦熙的意見：

這次本社年會國語國文教學分組里，黎錦熙先生提了一個議案，他說：“中學作文仍應以國語文為主……愿意學習文言文者，雖可聽其自由，但只可當作隨意科……”，可以做個參考。[243]

可讀胡適1922年7月5日日記，發(fā)現(xiàn)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期間，為黎錦熙的議案，胡適與之“辯論甚烈，幾乎傷了感情”。黎錦熙所提“議案主文”為：

現(xiàn)制高小國文科講讀作文均應以國語文為主；中等各校講讀應以文言文為主，作文仍應以國語文為主；新學制國文課程依此類推。

黎氏的這一主張，與梁啟超的設想十分接近。但這一帶有“折中色彩”的主張，受到胡適的堅決抵制；適之先生要求將其修改為：“當小學未能完全實行七年國語教育之時，中等各校國文科講讀作文亦應以國語文為主?！?span >[244]這里的差別在于，黎、梁等更多考慮中學教育的特點，以傳播知識培養(yǎng)人才為目標；而胡適則擔心好不容易取得勝利的白話文，在其立足未穩(wěn)之時，會被傳統(tǒng)的中小學教育所架空。

相對于胡適斤斤計較“文白優(yōu)劣”，周作人更關注“文藝上的寬容”。單看“文藝以自己表現(xiàn)為主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是個人的而亦為人類的”，或者“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并”，“正確的方法是聽憑各種派別思想自由流行，去吸收同性質的人，盡量的發(fā)展”[245]，你以為他是在發(fā)空論。接下來這段話，方才透出其不離新文學家立場，但又充滿彈性的理論特色：

文藝上的激變不是破壞（文藝的）法律，乃是增加條文；譬如無韻詩的提倡，似乎是破壞了“詩必須有韻”的法令，其實他只是改變了舊時狹隘的范圍，將他放大，以為“詩可以無韻”罷了。[246]

如此平和但堅定的變革主張，乃周作人的天性及學養(yǎng)所決定的。而這背后，蘊涵著對于“思想壟斷”的警惕——不管這一壟斷來自新陣線，還是舊營壘。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周作人為何津津樂道其“自己的園地”。

注重“創(chuàng)造”而不是“破壞”，強調自家面目，使得1922年的周作人，雖然也寫《“評嘗試集”匡謬》《國粹與歐化》《思想界的傾向》《復古的反動》等一系列“戰(zhàn)斗的文章”，但著重點已經轉移到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新文學理想的自我建構。因此，當你讀到他一面批判道德上的以及文學上的“復古”，一面又說“古文學的研究，于現(xiàn)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建設現(xiàn)代國語，須在普通語上加以改造，“采納古語”“采納方言”“采納新名詞”時[247]，不會覺得互相抵牾。作為文體家的周作人，其希望年輕一代“成為真的古今中外派”[248]，以及強調“采納古語”的重要性，在1930年代有進一步的發(fā)揮。

胡適堅持中學必須以國語教學為主，周作人強調現(xiàn)代漢語應該“采納古語”，固然屬于新文化人的自我調整；章太炎質疑無韻的白話詩，以及梁啟超批評以《水滸》《紅樓》為中學教材，也都沒有否定白話文發(fā)展的大方向。曾在晚清提倡俗語文或以白話述學的梁啟超和章太炎，乃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老新黨”；在白話文的教育及審美功能的認識上，與新一代知識人的立場確有差異，但并非真正的論敵。也正是這種“參差不齊”，讓我們了解了文化轉型期思想及文學界的復雜性——即便真的如胡適所言，“反對黨已破產了”，但反對的聲音依然存在。

五　以“講演”為“文章”

1922年章、梁、胡、周等人的系列講演，并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被后世所遺忘，很大原因是這些“講演”全都變成了“文章”。今日讀者，依舊可以通過《國學概論》《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國語文學史》以及《女子與文學》等，穿越八十年歷史云煙，借冥思遙想進入模擬課堂，傾聽先賢們的講演。

單是閱讀記錄稿，而不努力回到現(xiàn)場，絕大多數講演都是“卑之無甚高論”。而刻意追求講演內容的“博大精深”，很能夠換來聽眾的一片噓聲。像周作人那樣寫好講稿再登場[249]，講演效果可能欠佳；而像胡適那樣訓練有素，隨時可以登場表演的，又容易被譏為淺俗。在“胸有成竹”與“信口開河”之間，大部分講演者是提著大綱上場，或者根據講稿大肆發(fā)揮。一旦將這些博得滿堂彩的“聲音”用“文字”固定下來，就會發(fā)現(xiàn)太多的漏洞、太少的邏輯。假如是自己整理，不妨像胡適修改《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那樣，補上一大段。這則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的講演稿，后面有個“附記”：“這篇前三段是用楊君的筆記，末一段是我后來重做的?！闭Z氣不用說，單是處理史料的方式，二者的差別也都一目了然。講演注重的是思路，文章則必須有理有據。胡適重寫的部分，補充了不少書目與引文，道理就在這里。而梁啟超之所以遲遲不想答應筆記者出版其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的講演，理由也是：

當時因為時間倉卒，一點沒有預備，自己十二分的不滿意。就中尤為缺憾的，是應該引許多例證一切都沒有引，其他不妥當不完備的地方，也不少；恐怕印布出來會誤人，所以兩君請刊單行本的時候，我總想騰出日力來改正一番才安心的。[250]

任公先生最后還是被筆記者說服，同意刊行此講義本?？稍谶@封寫于1924年3月的允許刊行講義的信件中，梁啟超還是留了個活口：“我的夫人若恢復健康，我下半年決當再將這個題目重新研究組織一番?！币匀喂壬矚g定計劃，立框架，以及不斷轉移研究興趣，讀者不會對其許諾抱太大希望。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北京的收藏家程道德先生那里，見到八紙屬于梁啟超的文稿[251]。經考訂，此文稿應是為修訂東南大學講義而作。上述允許刊行東大講義的信中，梁啟超提到最近被邀請重講此課，“我正在要想請兩君把筆記稿子寄來當參考品，免得另起爐灶呢”。既然同意印行，而且要求出版后多寄幾份當資料，可以判斷回到天津以后的梁啟超，手頭并無此稿。而如果是該書出版后所做的校改，則文稿上不該有“接筆記稿”字樣。最大的可能性是，此乃1922年秋冬之際任公先生東南大學講學期間的遺稿。衛(wèi)、束二君的《序言一》稱，“這本書是梁任公先生去年在東大暑校講演的筆記。去年秋梁先生在東大講學，我們把這篇稿子給他看過”。先是口頭答應刊行此講稿，后又改口說準備重寫，這中間，梁啟超必定認真審查過筆記稿，并動手做了修改。只是因工作太忙，加上不久就累倒了，任公先生才沒能完成計劃。

現(xiàn)在遺留的這兩千字文稿，估計是插在關于“中學以上講文言文”那一段。那是這次講演中最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難怪梁先生格外在意。此文稿主要討論“小說是大學文科里主要的研究品，用作中學教材，無論從那方面看，都無一是處”；結尾處的發(fā)揮，尤能見出任公先生的自信與風趣：“你看國內做白話文做得最好的幾個人，那一個不是文言文功夫用得狠深的？你怕學生們多讀幾篇《史記》《漢書》，便變成《鏡花緣》里咬文嚼字的‘君子國’嗎？不會的。放心罷！”這兩千字的補充說明，基本思路與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里的《作文教學法》相同，只不過表達得更顯豁，針對性也更強?；蛟S也正因為如此，梁啟超后來不想進一步展開，免得與胡適等新文化人發(fā)生激烈的沖撞。

梁啟超之講授“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不可能像他自己所說的，“一點沒有預備”。臨下南京前，梁給徐佛蘇寫信，稱“本月二十九日在南開講畢，八月二日即赴南京”，“弟現(xiàn)時預備講義夜以繼日（每日兩時以上之講義窮一日之力編之僅敷用，尚領[須？]別備南中所講）”[252]。這里所說的講義，主要是《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也包括將要在南京講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同年11月29日，梁啟超給女兒梁令嫻去信，開列其在南京講學的“功課表”，接下來就是：“講演之多既如此，而且講義都是臨時自編，自到南京以來（一個月）所撰約十萬字?！?span >[253]具體落實到“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南下之前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的同題講演稿，已送《改造》雜志刊發(fā)。大概是因稿子交出，而雜志又印刷脫期，南京開講時，梁啟超手頭確實已沒有現(xiàn)成的講稿。對比南開大學和東南大學兩份講稿，可以發(fā)現(xiàn)明顯的差異——前者更接近案頭寫作，引證相當繁復，眾多例句不可能脫口而出；后者乃他人的記錄稿，確有“應該引許多例證一切都沒有引”的毛病，但大思路卻反而得以彰顯。

我們能確定梁啟超是事先準備講稿的——可能只是大綱，具體發(fā)揮端賴當時的精神狀態(tài)；但我們無法判斷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講學是否有底稿——包括大綱。根據太炎先生一貫特立獨行，乃至恃才傲物的性格，以及其另外三次講學（東京、北京、蘇州）的情況揣測，此次面對公眾講演國學，應該也是臨場發(fā)揮。據任鴻雋追憶，避居東京時期的章太炎是這樣講學的：

先生手中不拿一本書，一張紙，端坐在日本的榻榻密（地席）上，一口氣兩三個鐘頭，亹亹而談。這樣大約講了四個上午，把一部中國文學史講完了。[254]

太炎先生晚年弟子任啟圣描述的章氏講學情景，與任鴻雋文大同小異：

先生不編講義，不帶參考書，惟憑口誦手寫，不但《說文》、《爾雅》背誦全文，即對《漢書》顏師古注，亦如數家珍。[255]

沒有更多的直接材料，我們只能大致懸想1922年章氏講學時的情景。既然只是“懸想”，無法做到板上釘釘；還不如暫時擱置此話題，回過頭來追蹤事情的另一半：如何看待這次系列講演的三種不同的記錄整理本。

所謂三種本子，指的是《申報》的摘要本、張冥飛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話本。曹聚仁使用的是白話，更能傳達太炎先生講演的語氣與神態(tài)。[256]

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以上面提及的關于白話詩的論辯為例，看看文言、白話三種記錄稿的差異。先讀張冥飛的：

文本有無韻與有韻二種，大抵有韻者為詩，無韻者為文?！渡袝吩唬涸娧灾荆柙佈?，聲依永，律和聲云云。可見詩必有韻，方能傳達情緒。若無韻亦能傳達情緒，則亦不必稱之為詩。譬如日本和尚吃肉娶妻，可稱之為居士，不必稱之為和尚。今之好為無韻新詩者，亦是吃肉娶妻之和尚類也。[257]

同是用文言轉述太炎先生的妙語，張冥飛明顯比《申報》記者高明，起碼語言整飭，還記下了“詩言志”等論據，不至于只剩下吃肉娶妻的日本和尚?？稍僮x曹聚仁用白話文記錄的本子，你會明白張冥飛同樣大有遺漏：

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xiàn)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做和尚呢？詩何以要有韻呢？這是自然的趨勢。詩歌本來脫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風韻；這種風韻，可表達那神妙的心意，你看，動物中不能言語，他們專以幽美的聲調傳達彼等底感情，可見詩是必要有韻的?！霸娧灾?，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這幾句話，是大家知道的：我們仔細講起來，也證明詩是必要韻的。我們更看現(xiàn)今戲子所唱的二黃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所唱也能感動人，就因有韻的原故。[258]

因這段“有的放矢”的發(fā)揮很能體現(xiàn)太炎先生的風格，現(xiàn)場效果絕佳，三個記錄者都會用盡全副精神，不敢有絲毫懈怠。只是因所采用的語體不同，三稿竟有如此大的出入。主張詩要有韻，以日本和尚的吃肉娶妻為例，嘲笑新詩只能歸入散文，這個“大概意思”，三種記錄稿都有體現(xiàn)；問題在于講演者的機智、鋒芒以及風趣，曹本體現(xiàn)得更為充分。提及“詩言志”，我相信太炎先生不會有“《尚書》曰”之類的廢話，因“這幾句話，是大家知道的”；至于一會兒動物如何用幽美的聲調傳達感情，一會兒二黃西皮的唱腔如何因有韻而感人，這樣的隨機應變、搖曳多姿，方才是講演不同于著述的魅力所在。

比起宣傳革命、啟發(fā)民眾的“演說”，章太炎等人帶有學理性質的“講演”，更值得關注。因為，新文化運動能否真正取得成功，取決于“白話文學”以及“白話學術”的實績。前者討論甚多，后者則尚未引起廣泛的關注。白話能寫“美文”，白話還能表達深邃的學理——只有到了這一步，白話文的成功方才無懈可擊。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國學大師章太炎、梁啟超，以及新文化主將胡適、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分別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壇說法，講授各自所擅長的專深學問。此舉無意中落實了胡適的期待：“國語是我們求高等知識、高等文化的一種工具?！?span >[259]比起轟轟烈烈的白話詩討論，面向成百上千的聽眾，講述高深的學問，借此溝通雅俗，錘煉以及提升白話的表達力，對于白話文來說，意義同樣十分重大。

1922年以后的中國，不只白話作為主要的文學以及學術語言的地位真正確立，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在學術史上的交接，也得以順利展開。在這個意義上，章、梁、胡、周四君的精彩表演，給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上了一個相當完美的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