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民族，遙遠的年代，倉央嘉措的詩傳遍了每一片土地，驚醒了每一朵白云。人們口中傳誦的都是他嘴角最美的吟唱，仿如天籟之音沖破蒼穹，心中只剩下一方凈土。

他們把他的詩收集在一起，有人稱倉央嘉措的詩歌為情歌，有人則說那是圣歌。究竟哪個是正確的，哪個是誤傳的，到現(xiàn)在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實。但筆者認為，“情歌”也好，“圣歌”也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倉央嘉措的詩可以給我們帶來心靈的慰藉，讓我們內心清明，懂得人生的悲歡離合。那么，倉央嘉措的詩，究竟有什么魔力呢？為什么幾百年間，他的詩歌可以在人們口中競相傳誦，令人口齒留香？

縱覽倉央嘉措全詩，你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下幾點：

從格律上來看，倉央嘉措的詩歌采取的是當?shù)孛窀璧男问健３贁?shù)六句、八句詩之外，多數(shù)都為四句詩，每句六個音節(jié)，兩個音節(jié)一停頓，簡單來說就是四句六音節(jié)三頓。這樣的詩，節(jié)奏鮮明，朗朗上口。

從內容上來看，倉央嘉措的詩歌多描寫當?shù)氐娘L俗民情，以普通老百姓的視角來觀看這個世界。在他的詩歌里，有男歡女愛，如“邂逅相遇的情人，是肌膚皆香的女子”；有田間勞作，如“去年種下的幼苗，今歲已成為禾束”；有自然趣事，如“柳樹愛上了小鳥，小鳥愛上了柳樹”。可謂包羅萬象，無所不有。同時，倉央嘉措的詩歌活潑生動、易于理解。倉央嘉措所在的時代為清朝初期，在那樣的年代，“文人詩”非常流行。所謂“文人詩”，即“陽春白雪”，語句優(yōu)美，善用典故、隱喻，這種文體深受上層階級和知識分子歡迎，但大多數(shù)沒有文化的普通老百姓根本無法理解。而倉央嘉措的詩歌語言活潑生動、清新簡潔、通俗易懂，更接近于“下里巴人”，在當時的藏族詩歌中獨樹一幟，因此在藏族民間廣為流傳。

而從詩歌的藝術手法來看，倉央嘉措的詩歌深得《詩經》及古代樂府詩的精髓，靈活運用了比興、白描等手法，一方面使詩歌語言優(yōu)美、句式流暢，另外一方面也使得詩歌這個本身比較抽象的東西變得具體而形象，這進一步加深了普通人民對于詩歌的理解。

我想，除卻倉央嘉措的傳奇身份之外，如此雅俗共賞、簡單自然的風格才是令他的詩歌得以廣泛流傳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這種廣泛流傳并不僅僅局限于當時，甚至在幾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無數(shù)的學者在研究著倉央嘉措這個傳奇的存在，而對其詩歌的翻譯更是不勝枚舉。

由于版本眾多，筆者在這里就不一一介紹了，僅選擇三部較為經典、廣受好評的作品來簡單介紹分析。

這三個版本的作者分別是于道泉、曾緘和劉希武。

如果，人生真的有轉世之說，我愿意把他們看作是倉央嘉措的三生三世。人若花，有開有落，終有一天零落成泥碾作塵，但人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卻如花香，歷久彌新。關于倉央嘉措，我們應該感謝這三個人，因為正是他們用盡一生綻放，我們才能在現(xiàn)在的世界，還能看到倉央嘉措的人生。

第一生，于道泉。他是最接近倉央嘉措清明佛心的那個人。像一朵芙蕖，水面清圓，亭亭臨風而舉。他的翻譯采用自由體白話文形式，與倉央嘉措本身的藏族民歌形式接近，語言清新樸素，讓人讀完心情為之清爽。那是盛開于綠塘之中，一池污泥養(yǎng)就的清風明月般的淡雅，清風吹過，吹散心中愁緒。加之于道泉先生乃是逐字逐句翻譯，因此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倉央嘉措詩歌的原汁原味。循著他的蹤跡，你會距離倉央嘉措越來越近。不僅如此，先生還將自己沒有弄明白的地方標注了出來，這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第二生，曾緘。他是最大程度上升華了倉央嘉措詩歌的那個人。他的詩，像一季的桃花，桃之夭夭，明艷清麗。仿佛暮春的煙雨微微中，你穿越花海，撿拾落在書頁中的片片花瓣，雖哀婉卻動人。他的詩，采用的是七言絕句的文體。1939年，映入人們的眼簾。曾緘的版本語言華美清麗，感情深厚濃重，將倉央嘉措原本自由奔放的“下里巴人”轉而化之為“陽春白雪”，詩中大量使用古代漢文化特有的典故和隱喻，意境悠遠，在眾版本中評價甚高。不過，這樣的翻譯方式雖然在某些方面升華了作品，但同時也失去了倉央嘉措詩歌本身特有的質樸、天然的韻味。加上曾緘并不懂得藏語，他的翻譯是在于道泉版本上的二次創(chuàng)作，詩歌中融入了很多個人的經歷和感悟，因此既是升華，又是改造。

第三生，劉希武。他是最堅持自我，卻在詩歌氣息上與倉央嘉措最相仿的人。他的詩，像是早晨推開窗戶，“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人人都能欣賞的美麗，卻留著小小的刺，守著內心的小孤傲。劉希武的翻譯，采用的是古體五言絕句形式，同樣于1939年面世。五言絕句起源于漢樂府。漢樂府多為民歌，風格清新樸素，在修辭手法上多采用比擬、起興等手法。劉希武的詩歌在文體上擬“陽春白雪”的優(yōu)雅氣息，在內容上著眼于“下里巴人”的民歌風味，與倉央嘉措的詩歌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可以說是很好地保留了倉央嘉措詩歌清新質樸、感情飽滿的精髓。但在劉希武的版本中只有60首詩，其余他沒有翻譯的6首都帶有很明顯的宗教色彩。劉希武本人認為倉央嘉措：“酣醉于文藝而視尊位如敝屣，其與南唐李煜何以異？”不認同，那就不翻譯，也許這就是他的小孤傲。

無論這些漢譯本是否完全反映出了倉央嘉措創(chuàng)作時的心理，是否體現(xiàn)出了倉央嘉措詩歌本身的精髓，他們的研究和創(chuàng)作無疑都為倉央嘉措詩歌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倉央嘉措詩歌的研究者蕭蒂巖先生就說得非常好：“我的這一整套新思想和那一系列文章，雖然還沒得到一致的承認，但無疑還是與情歌論相對立的一家之言，至少別開了生面，活躍了論壇，把‘百家爭鳴’落到了實處，對進一步研究倉央嘉措其人其詩起到了促進作用?！?/p>

研究的意義也正在于此，文化交流從來不求一枝獨秀，而貴在百花齊放。我們應該慶幸，他們用自己的綻放，還原了倉央嘉措不一樣的三段精彩絕倫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