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七年過去了。七年前，邱婧剛剛考入暨南大學隨我攻讀博士時，或許閱讀過幾篇少數民族文學，或許對某幾個少數民族作家有所耳聞，但她肯定談不上了解少數民族文學，更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從事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如果說那時邱婧哪方面研究基礎較好的話，應該是詩歌吧，而且應該是那種偏向于審美性的詩歌研究基礎吧。然而，她卻跟隨我這個老師開始涉入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而且這一研究對象，還有可能伴隨她今后的整個學術生涯。

“老師”是一種責任的表征，也可能是一種親近的師生關系的符號，但是它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命令，乃至一種難以商量的“學術霸道”，我這個老師就是如此，盡管自認為屬于隨性、熱愛自由的人。

20世紀90年代中期，師從恩師許志英先生讀博，先生建議我研究《阿Q正傳》的接受史，從先生的話語中，我體味出了幾分寄托未竟事業(yè)的鄭重，可是我仍然對先生說想做當代文學的選題，比如說“知青文學”。先生——在我的眼中那樣嚴肅甚至威嚴的許志英先生，沒有多說什么，同意了我的研究意向?？墒鞘畮啄旰螅斘易约簬Р┦繒r，卻給所有想隨我學習的博士生申明，他們的博士選題，必須是少數民族文學，沒有什么可商量的。相當不講理，蠻橫，是吧？不過，這種不講理的深層，卻與當年許先生的建議有著內在的接近。

我本人大約是從新千年起轉向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一開始，這一轉向的專業(yè)性就不很純粹，更確切地說，就不是那么文學，那么審美。促進這種轉向的直接原因，是對家鄉(xiāng)——新疆——的某種模糊不明的不祥感。所以，我既想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幫助曾經被嚴重忽視的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領域、在中國的空間中被更多的人了解，同時，更想通過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去了解、傾聽少數民族的聲音，了解中國的民族關系，并為中國、中國民族關系的未來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所以，希望自己的博士生能夠幫助我推進這一抱負，承擔類似的責任，能夠接著我已經展開的研究去做，去深化，或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不記得邱婧對我要求她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有過什么不情愿或猶豫，以她的聰慧自然明白，既然不情愿也得接受，那就高高興興地接受吧。

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并非只是從相對比較熟悉的文學領域，進入另一個陌生的文學領域，還意味著知識結構的重新搭建，方法論的補充與再訓練。其“補課”的進度快還是慢，雖然與導師的引導有關，但主要是看學生自己的努力與天資。記得我曾建議邱婧去讀一本厚厚的英文著作——《雜糅的詩學》，當時多少有些擔心，如此之厚的一本書，是不是會用掉她兩個月的時間。沒想到她很快就讀完了，并且寫了一篇評介文章交給我。讀罷，感覺她把握住了這本書的基本內容，但是缺乏與中國問題的關聯(lián)，于是給了她一些修改意見。但她并沒有接受我的意見，只是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潤色就投了出去。不久，一家核心期刊來了錄用通知，邱婧有些興奮地告訴了我。如今攻讀博士，如果沒有完成學校的要求，發(fā)表規(guī)定數量的核心期刊，就意味著得不到博士學位，而這也是我這些年來帶博士生最頭痛的事項。然而，我并沒有怎樣表揚她，還是說文章缺乏與中國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只是介紹了該書所研究的現(xiàn)代英語詩歌的后殖民雜糅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族群、文化多樣的國家來說，對于當代漢語詩歌寫作來說，這種“雜糅詩學”的研究方法，可能會有怎樣的啟發(fā)性，中國當代漢語詩歌寫作又有怎樣具體的雜糅性表現(xiàn)，這些問題她幾無涉及。作為理論學習心得，為順利畢業(yè)、獲得學位，這樣的文章還可以，但博士論文肯定不能這樣寫。不過，說歸說，其實我知道，如果邱婧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的話，恐怕那篇文章未必能夠發(fā)表，這是今天在中國進行學術研究很可能經常會遭遇到的悖論吧。

建議邱婧研究“轉型期彝族漢語詩歌”，與我以前的彝族漢語詩歌研究直接關聯(lián)，我希望邱婧一方面能夠接續(xù)我的研究，考察90年代后期以來彝族漢語詩歌寫作的變化與發(fā)展，更希望她能夠跨過我的研究，返回去考察“十七年”時期的彝族漢語詩歌，去了解作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構成部分的當代彝族詩歌，是被怎樣建構起來的。只有補充了這部分內容，才能夠談得上對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期”彝族漢語詩歌的較為全面的研究。不僅如此，彝族這一當代建構性較強的民族，還有著其他少數民族所不大具有的同一族群跨文化地理空間的差異性。學界對當代彝族詩歌的原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涼山彝族的詩，而較少關注云南、貴州彝區(qū)的詩歌，更缺乏對它們之間的比較性研究。我希望邱婧能夠通過她的博士論文，將上述幾大方面聯(lián)系在一起，做出綜合而深入的研究。

這種設想聽起來漂亮、宏大，但若想真正落實，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尤其是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時間內，我甚至有點擔心這樣的構想，是否會把邱婧那纖細的身體壓垮。還是不記得她有過猶豫，好像還是記得她瞇起那雙靈巧的小眼邊點頭邊說，好的好的。很快，兩年多過去了，這本《涼山內外：轉型期彝族漢語詩歌論》就呈現(xiàn)在了我的眼前。

在這本書中，當代中國彝族漢語詩歌，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大跨度地呈現(xiàn)在了人們的面前。它不是我們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常見的那種現(xiàn)象性的掃描，也很少那些常見的似是而非的望文生義或觀念硬套，雖然由于研究時間的限制，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掘，有些解釋還顯得不足，有些方面涉及不足或還沒有真正涉及，與我理想的目標尚有一定的距離，但它的確可以說是一本集靈氣、資料、理論和跨學科視野于一體的較為成功的小書。更重要的是，對于邱婧來說，正是通過這本書的寫作，她才真正初步具有了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所必備的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能力，真正較深刻地體悟到了從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特有的難度、意義與快樂。

不過這些肯定性的評論，有一些是我今天對邱婧再認識的結果。自她入學跟我學習起，我就擔心她會因聰明而浮躁，沉不下心來。所以雖然很少批評她，卻也很少表揚她，盡管她的進步、成績都是明顯的。讀博期間，她先后獲得省級和國家級獎學金，畢業(yè)后又獲批一項省社科項目和兩項國家級課題，并且順利地評上了副教授，但我都沒有給予她多少表揚，反而時常提醒她要注意，太過順利可能會潛在危險，甚至當她考駕照一連三次失利而有些氣餒時，我還半安慰、半開玩笑地說，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樣樣順利。

半年前邱婧給我發(fā)來一篇“延邊紀行”，讀后，我突然意識到，邱婧所取得的進步是那樣沉穩(wěn)而扎實；她畢業(yè)后所寫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已經放在本書后記中）也顯示出，她正在成長為一個有抱負的復合型的學術工作者。

姚新勇

2017年7月5日于廣州暨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