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稚暉的“瞎嚼蛆”

吳稚暉生于1865年，死于1953年，活了89歲，見證了自清帝遜位、民國建立、國共合作與破裂、抗戰(zhàn)直至國民黨遷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中間無數(shù)歷史的起落，他的身份和觀點也一生數(shù)變，少年時曾是矢志科舉的傳統(tǒng)讀書人，忽而贊同改良，忽而倡言革命，忽而講無政府主義，忽而提倡世界語，忽而奔走于國音統(tǒng)一，又忽而為黨國元老，忽而大聲疾呼科學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忽而無意于政治而一心辦教育，忽而以哲學家現(xiàn)身。不管他怎樣君子豹變，有一點是前后統(tǒng)一的，就是他寫文章，無論是嚴肅的政論、高深的哲學、私人的書信、政府的決策，都喜歡古今中外，拉雜錯綜，口沒遮攔，莊諧并出，于一篇之中隨心所欲，從人生觀宇宙觀之高雅，到吃飯生小孩交朋友乃至臭毛廁放狗屁之低俗，像老頑童一樣，什么話都敢說。他這種無法無天隨意說話的文體，幾乎是一種獨創(chuàng)，在整個現(xiàn)代文壇，也有少數(shù)仿效者，但終于不能近似，這就使他如入無人之境，獨來獨往，自成一家。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探討當時中國最高的學術問題即宇宙觀和人生觀問題，據(jù)他自己說，是積五年多的思考所得，暢所欲言，涉及科學、哲學、中西方文化傳統(tǒng)、宗教、藝術和社會歷史乃至具體的人生問題諸多方面，洋洋七萬余字，不僅占據(jù)了亞東圖書館在“科學與人生觀”爭論告一段落之后編輯的論文集四分之一的篇幅，而且在吳稚暉的大量文章和演說稿中，也是寫得最認真、篇幅最長、最富有學理性的一篇。但恰恰是這篇七萬字長文，最鮮明地顯示了吳稚暉作文章的一貫作風。

1919年初，中國政府派人參加巴黎和會，學者梁啟超、張君勱等人也在其中，他們除了開會，也借機觀察戰(zhàn)后歐洲各國的社會情態(tài)，從他們比較直接的觀察出發(fā)，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歐戰(zhàn)之后，歐洲文明算是衰落了，這一切的禍源，則是西方學者崇拜科學的結果，因為迷信科學萬能而用科學的法則制約著人生觀，因此隨著歐戰(zhàn)帶來的，不僅是科學萬能的迷夢的破產(chǎn)，也是在科學萬能的迷夢下產(chǎn)生的現(xiàn)代歐洲一整套科學的人生觀及其文明理想的破產(chǎn)。他們相信，在歐洲物質(zhì)文明和科學人生觀破產(chǎn)之后，就該是中國的精神文明和非科學的人生觀來救治世界現(xiàn)代文明弊病的時候了。梁啟超、張君邁歸國之后先后發(fā)表的《歐游心影錄》和《人生觀》，和1910年代梁漱溟的《東西方哲學與文化》，是一個思想的系列，這甚至還可以追溯到魯迅的《文化偏至論》。但20年代，中國還沒有像樣子的科學，更談不上科學的人生觀，同時人們對于中國傳統(tǒng)價值的認識，正如對西方科學史和科學觀念的認識一樣，都很不充分，梁、張等人的言論，自然激起一片反對之聲。圍繞科學和人生觀的討論，幾乎動員了當時中國大多數(shù)關心這個問題的知識分子，由此形成20年代中國最大的一場學術討論，對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包括普通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但是，正如胡適事后為《科學與人生觀》作的序言里所說，這場討論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胡適認為是一個“錯誤”和“弱點”），就是討論的中心問題——究竟何為“科學的人生觀”——大家都竭力避免作正面展開，所爭論的焦點，始終圍繞著人生觀能不能依靠科學來確立；胡適認為只有吳稚暉一個人是個例外，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公開而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科學人生觀，“若沒有吳老先生把他的‘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提出來做個押陣大將，這一場大戰(zhàn)爭真成了一場混戰(zhàn)，只鬧得個一哄散場！”

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之所以具有這樣的重要性，主要因為這篇文章第一次在現(xiàn)代中國明確宣布了把科學運用到人生觀問題上之后的認識結果，吳稚暉自稱是一個受了科學洗禮的玄學鬼，意思是說他是一個用科學思想武裝起來的哲學家，他要用科學的頭腦來解決哲學和宗教的問題，把向來認為只是“玄學家”才有資格探討的領域收歸科學家，由此切實地提出科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而這對于現(xiàn)代中國人來說，不啻就是提出一個“新信仰”，這個“新信仰”，按照胡適的說法，核心在于“一筆勾銷了上帝，抹煞了靈魂，戳穿了‘人為萬物之靈’的玄秘。這才是真正的挑戰(zhàn)。我們要看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們出來替上帝向吳老先生作戰(zhàn)。我們要看那些信仰靈魂的人們出來替靈魂向吳老先生作戰(zhàn)。我們要看那些信仰人生的神秘的人們出來向這‘兩手動物演戲‘的人生觀作戰(zhàn)。我們要看那些認為愛情為玄秘的人們出來向這‘全是生理作用，并無絲毫微妙’的愛情觀作戰(zhàn)。這樣的討論，才是切題的，具體的討論。這才是真正開火。這樣戰(zhàn)爭的結果，不是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的問題了，乃是上帝的有無，鬼神的有無，靈魂的有無……等等人生切要問題的解答”。在胡適看來，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差不多給現(xiàn)代中國無神論的世俗文明奠定了一個科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基礎！

胡適對吳稚暉這篇長文的概括是相當準確的，如果說胡適還有什么遺漏的話，那就是他只看中了吳稚暉的思想，而并沒有論及這篇文章在文體風格上鮮明的特點，并沒有論及它的文學價值，并沒有論及“吳老先生”那特別的說話方式。

就問題風格而言，《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最大的特點，就是化遠為近，化高深為平易，化嚴肅為活潑。

當時參加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的人，都以哲人學者自居，都喜歡引經(jīng)據(jù)典，板著面孔說話，生怕稍微不慎，失了自己的身份。比如第一個起來回應張君勱的科學家丁文江，說張否認科學能夠解決人生觀問題而提倡直覺、良知，否定科學的物質(zhì)文明的價值而向往由內(nèi)省工夫而發(fā)展起來的精神文明，是歐洲的玄學鬼附在張君勱的身上叫他這么說的，玄學鬼已經(jīng)完全把張君勱控制起來，他只是代玄學鬼說話，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么。丁文江這種比喻性的說法不失為一種有趣的形容，他只是借此活躍空氣，并不想以此代替理論的分析，但梁啟超馬上站出來，發(fā)表了一篇《關于玄學科學論戰(zhàn)之“戰(zhàn)時國際公法”》，他希望爭論的雙方都應該“措詞莊重懇摯，萬不可有嘲笑或謾罵語。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檢，也希望他方面別要效尤”，唐鉞在《“玄學與科學”論爭所給的暗示》里也說，“文字究竟比不得談話，大家總要莊重些為是”，范壽康則直接批評丁文江的“頑皮話”，認為“丁氏對于這次參加論戰(zhàn)者的態(tài)度惡化不得不負重大的責任”。

針對這種刻意的認真和儼然，吳稚暉一開始就宣布，他“看不起那配式子、搬字眼、弄得自己也頭昏腦漲的哲學。他的結局，只把那麻醉性的囈語，你騙我，我騙你，又加上好名詞，叫他是超理智的玄談，你敬我，我敬你……他的起初，想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跟手，變成了‘學’。一變成了學，便必定容易忘了本旨，止在斷爛朝報中，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斗寶，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這些玄談家的目的是“不能叫人簡單了解，存心擺他學者的臭架子”。至于他自己的發(fā)言，則采取“鄉(xiāng)下老頭兒靠在‘柴積’上，曬‘日黃’，說閑空的態(tài)度”，甚至是柴積上日黃中的“瞎嚼蛆”。^（1）

對于那些當時的中國學者所敬畏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圣人賢哲，包括上帝，吳稚暉都一概把他們降低為平常人看待，好像是和自己談閑天的對手，一點也不特別。于是，在他筆下，“孔二先生”跟他“吳大先生”幾乎平起平坐，羅素則變成了一個“甚滑稽”的“傻子”，提倡避孕和節(jié)制生育的珊格夫人則成了從“花旗國”來的“女菩薩”。

他也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那些高深的學理，他并不回避諸如宇宙觀和人生觀這樣本來極其高深的哲學和神學的問題，作為“新信仰的科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辯護者，他并不打算放棄原來為高深玄妙的“玄學”所壟斷的那些問題領域，他也要來正面談論這些問題，因此首先承認自己也是玄學鬼附體，但是“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沒有附在張君勱先生身上的那種‘無賴’”。換言之，他是要用科學的態(tài)度和科學的方法來談論向來為玄學（神學和哲學）所談論的問題，目的是“拆破板壁說亮話”，盡量化高深復雜為通俗簡單。他闡明自己的方法論，所謂“受過科學神洗禮的玄學鬼”，所用的方法（語言）本身就十分巧妙，通俗易懂，讓人一看就能明白。

無論是哲學化的神學，還是神學化的哲學，在討論宇宙觀與人生觀時，都無法回避所謂宇宙本源的問題，于是上帝、本體、根源之類的最高范疇就出來了。吳稚暉為自己的“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尋找起點，也無法回避這類問題，但他拋棄了向來現(xiàn)成的范疇，而把“舉現(xiàn)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有）、沒有世界（無）、適用時間空間的、不適用時間空間的、順理成章的、往來矛盾的、能直覺的、不能直覺的”還原為不可再還原的“一個”，“如是，放之則彌六合，變?yōu)槿f有，是這一個；卷之則退藏于密，變?yōu)闆]有，也是這一個”。“一個”大可大到“無外”，小可小到“無內(nèi)”，是實在的，也是“超絕”的，因此他認為在邏輯上，“一個”與“一個”之間都是平等的，所謂“一個”，并不能為“無賴的玄學鬼”所認定的“神”與“上帝”所壟斷。上帝是“一個”，我吳稚暉是“一個”，就連“毛廁里的石頭”也是“一個”，“縱使我請我的玄學鬼‘無賴’一下，讓一千步一萬步，承認有個上帝，有個神……充其量，上帝神只是那‘一個’里面的貴族，我與毛廁里的石頭，是‘一個’里面的落難者，淪于卑賤的罷了。上帝神之與我，之與毛廁里的石頭，還是同屈于一個之下。上帝神決非便是那最后的一個。如此，既然上帝神不過一個的一分子，則我與毛廁里的石頭，也忝為一個的一分子，肯承認上帝神獨為貴族嗎？我們自己肯永屈卑賤嗎？這便定有問題發(fā)生的呀！這種憑空的推戴同一分子來做我們的上帝神，只有讓宗教家去賤賣”?！肮薁枺欠N駭?shù)蒙啡说娘@赫的名詞，上帝呀，神呀，還是取消了好。否則，惟有我吳稚暉畢竟還笑笑罷了，深恐毛廁里的石頭，塊塊都出來爭稱上帝，爭稱神，那就上帝神的尊嚴，終要掃地的呀。”

解決了“一個”的問題，好比解決了當今西方哲學所說的“存在”的問題，但要問這彼此平等的沒有“上帝神”統(tǒng)領的“一個”是怎么來的，就又牽涉到“起源”問題。存在和起源兩個問題合并，才是完整的宇宙觀。吳稚暉是這樣描述宇宙“起源”的：

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著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xiāng)，自己對自己說道，悶死我也！這樣的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著，長日如此，永遠如此，豈不悶死人嗎？……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變破裂了。這個破裂，也可叫做適如其意志，所謂求仁得仁。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換言之，便是說兆兆兆兆的我。他那變的方法，也很簡單……你喜歡叫他是綿延創(chuàng)化也好，你滑稽些稱他是心境所幻也得。終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并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他愜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的宇宙觀。這也許是康德的星云大爆炸說和中國古代混沌神與盤古開天辟地傳說以及莊子寓言的混合。人家說這是“漆黑一團的宇宙觀”，他也老實承認。其實，這是“受過科學身洗禮的玄學鬼”大膽到極點的假設，無非是用極端的辦法表明他的科學主義立場，即不承認上帝創(chuàng)造的宗教的宇宙觀，只承認為現(xiàn)今的科學所能理解的現(xiàn)實的物質(zhì)世界。他用的是一種回避和擱置的辦法，并非真的相信有這么一個后來變成大千世界的“怪物”，否則他和相信上帝神的無賴的玄學鬼就沒有什么差別了。

接下來就是人生觀了。他首先回答什么是“人”的問題：“概括起來說，人便是外面只剩兩只腳，卻得到兩兩只手，內(nèi)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jīng)系質(zhì)的動物?！?/p>

那么什么叫做“生”呢？“這便是兆兆兆兆剎那中，那位或造或幻或變的趙老爺，或錢太太，或?qū)O少爺，或李小姐，從出了娘胎，到進著棺木，從吃起三朝面，到造了百歲牌坊，他或她，用著手，用著腦筋，把‘叫好’的戲，或把‘叫倒好’的戲，演著的一剎那，便叫做生……生的時節(jié)，就是鑼鼓登場，清歌妙舞，使槍弄棒的時節(jié)。未出娘胎，是在后臺。已進棺木，是回老家。當著他或她，或是未生，或是已經(jīng)失去了生，就叫做擇吉開場，暫時停演?！?/p>

至于“人生”的主要內(nèi)容，他歸結為“吃飯”、“生小孩”和“招呼朋友”，一切都從這三個最基本的方面開始；這三方面要想做得好，也只有依靠科學?？茖W降臨，一切就都毫無神秘性可言。比如從“吃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競爭——曾經(jīng)引起許多高深的哲學乃至宗教問題，比如釋迦牟尼做太子時，因為看見農(nóng)夫耕田，將蚯蚓、甲蟲一起翻出來讓烏鴉吃掉，于是悲哀感傷于這種相殺相斫，而決意出家，“把宇宙使他涅槃，仍反做漆黑一團，免得常演綿延的慘劇”。在吳稚暉看來，佛的問題靠涅槃原是解決不了的，反而造就了許多等待布施的僧人，“簡直無意中阻礙同類吃飯”。佛教徒主張素食，則“田里的青菜必聽了同留著后拔的青菜泣別……和尚畢竟還要咬著菜根，如此要想從佛學進一步，不就是科學么？”因為只有科學才能幫助人們想出更多更好吃飯的辦法。至于“生小孩”，本來也是“漆黑一團先生”為了他那尚未竣工的變化而不肯收手，強迫男男女女一代代繁衍下去，“所謂‘他’也者，不過甲瓶儲精蟲者也?！痢舱?，不過乙瓶儲孕蛋者也。他伊交接也者，不過精蟲想合著孕蛋，綿延一小宇宙者也……似乎兩性之愛，一若甚至深不可思議，決非他愛所能并矣，豈知全是生理作用，并無絲毫微妙”——這就是他所謂“人欲橫流的人生觀”。

這種表面上口沒遮攔實際上卻頗為用心的胡攪蠻纏，確實消解了當時中國學界對現(xiàn)代新興學術特別是對西方學術的奴隸式崇拜，也消解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論戰(zhàn)中常見的緊張和儼然，打破了理論解說的自我封閉和概念游戲的惡性循環(huán)，逼迫思維著的主體看取眼前切近的現(xiàn)實真相，既收實事求是之功，也使文章饒有生趣，產(chǎn)生一定的文學性魅力。

但吳稚暉也并非存心不尊重學術思想傳統(tǒng)與規(guī)范，相反，“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事實上，《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乃是非常正經(jīng)的哲學論文，涉及許多重大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現(xiàn)代無神論的世俗文明宣告成立的一個標志，在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吳稚暉不喜歡的，只是一些現(xiàn)代學者故作高深，故意以壟斷性的專有名詞來炫耀，或者自己沒有弄清楚問題所在，更不能深入淺出，將艱澀的學理化為平淡的言談，只是被現(xiàn)成的理論牽著鼻子跑，徒然玩弄一些高等的智力游戲。他之所以敢化雅為俗、變遠為近，是因為他不承認人類知識和言語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一般人目為淺白乃至低俗的語言和切近的經(jīng)驗，他照樣可以用來解說高深的學理。其次，他堅信愈是高深的問題，只要它確實是一個真問題，就愈和普通人有關，本質(zhì)上往往有一種被學者所忽略的人間性和通俗性。人類知識進步，不是越來越離開普通人，而是越來越親近普通人，“有的東西，在從前，圣人也糊涂的，到如今，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還有連現(xiàn)在的圣人也懂不來的，自然現(xiàn)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曾做到，又只好讓學者擺起臭架子，烏煙瘴氣地整理整理，整理了再千百年，再叫往后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作平?！?，后人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知識總是比前人更豐富，“他容易暴富”。這是“吳稚暉體”的理論基礎——如果可以說在現(xiàn)代中國存在著這樣一種“體”的話。

正如過分樂觀的迷信科學的科學主義有其無法克服的弱點一樣，吳稚暉的文體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首先，他過于相信“柴積上日黃中鄉(xiāng)下老頭兒瞎嚼蛆”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的力量，好像任何深奧的問題，一經(jīng)這樣講述出來，頓時可以化解得天衣無縫，平淡無奇，其實很多時候情形并非如此。比如，他對宗教問題的化解就太過容易了，把“上帝神”一筆勾銷，等同于“毛廁里的石頭”，把人類的兩性之愛完全說成是性欲的吸引，固然痛快，但終嫌粗糙，難以服人——因為忽略了太多的事實。其次，是該用一點理論術語的地方，仍然一味地“瞎嚼蛆”，反而把問題弄得模糊，叫人摸不著頭腦。這樣絕對排斥理論術語而倚賴“瞎嚼蛆”，也是他的智者之偏。復次，他大概是因為曾經(jīng)寫過像《上下古今談》那樣的科學普及小說，不忍割愛小說家的筆法，但在論理文章中偶一為之固然增色不少，一旦失控，就顯得多余拖沓，適得其反。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文里，這樣的小說家筆法的失控和泛濫就有多處。比如講到“精蟲”、“孕蛋”時，實在有些技癢難熬，一遍又一遍，用滿心歡喜和炫耀的口氣，不厭其煩地連續(xù)講了好幾個其色偏黃其味偏臭的故事，實在叫人對他老先生的趣味不禁有所猜想——但這或許也可以歸結為某些人的天生頑劣和喜歡游戲的本性。就這一點，有時發(fā)揮得巧妙，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吳稚暉的《物質(zhì)文明與科學——臭毛廁與洋八股》一文，講自己如何蹲在北京某胡同公共毛廁里構思一篇獻給故鄉(xiāng)《無錫新報》的文章，主題是攻擊“五四”以來洋八股盛行，“什么人生觀呀，什么新創(chuàng)作呀，簡直坐在馬坑上發(fā)昏”，卻不肯做實事，輕視工業(yè)制造，弄得舉國上下連一個像樣的廁所都沒有，叫無論新派舊派人物都只好像他一樣去蹲骯臟惡臭的傳統(tǒng)毛廁。在這篇文章中，他大大發(fā)揮了小說家描寫的功夫，有形有色有味地詳細描寫了如廁者的痛苦和忸怩、中國式毛廁的外觀和內(nèi)景、包括那些堆積如山的穢物，并對比他在英國如廁時如何乍見搪瓷抽水馬桶而感動而驚奇而舒適暢美無比，由此感嘆同樣是“造糞動物”，中國人在追求衣食住行的方便時，偏偏忘記了排泄工具以及與之相關的溝渠水利和城市建設的改良，文明之低下可想而知。他告訴讀者，這些感嘆都是“在踏板上仰望天空，一起一落的悠然深念”聯(lián)想到的，如此公然展覽如廁暢想曲，不啻硬把讀者的鼻子往最不堪的地方摁下去，整篇文章臭氣熏天，卻正是他要達到的目的——他就是要狠命地臭一臭中國的那些能夠容忍身邊腳下的惡臭而儼然高談闊論的洋八股作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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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的引文，俱見《吳稚暉先生全集》（卷一），第1—94頁，羅家倫、黃季陸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出版。另外提及的《上下古今談》及《物質(zhì)文明與科學——臭毛廁與洋八股》，見《全集》（卷四），第1、4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