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世紀之交的文化運行往往會孕生出一些風貌獨具的神奇景觀。大約二百年之前的那一次世紀之交，就有過“德國浪漫派時代”；大約一百年之前的上一次世紀之交，又有過“俄羅斯白銀時代”。

所謂“白銀時代”乃是相對于“黃金時代”而言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黑鐵時代”——這些概念，原本是出于對人類文化運行的某種周期性的探索與追問，原本是喻指人類文化運行中的某一階段的狀態(tài)與氣象、品位與精神。將“黃金時代”或“白銀時代”這類文化史上的概念引入文學史的檢視，便可以喻指文藝女神在特定時段的綽約風采，便可以暗示文學這棵長青樹的發(fā)育成長也具有某種周期性，其機制也是有跡可尋的。

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在這個長達30多年（1890—1925）的時段里，俄羅斯文學以其群星璀璨、群芳爭妍、流脈紛呈、百家爭鳴的景觀，以其銳意求索、執(zhí)著開拓、破舊立新、繼往開來的氣象，書寫了歷史轉折文化轉型時代交替社會變遷之際語言藝術的一個新篇章，演奏了既有“對位”又有合唱既有“集群”蜂擁迭出又有英才特立獨行那樣一種繁榮空前而神韻豐厚的交響曲。

這個時代里，作家、作品與讀者在其素質、結構與品位上均出現(xiàn)了與19世紀迥然有別的新質。這個時代里，文學進程的動力結構、文學體裁的發(fā)育狀況、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均獲得了與19世紀相去甚遠的特征。文學家心目中“人”的形象、“生活”的形象、“世界”的形象發(fā)生了結構性變化；人們意識里“真善美”這三大價值支點的地位發(fā)生了普遍性變動?！罢l之罪”與“怎么辦”那樣的對當下社會直接的現(xiàn)實關懷，不再是這個時代的文學中壓倒一切的“主旋律”；“小人物”當中也有變異為“小矮人兒”，或墮落為“小魔鬼”的；“被凌辱與被損害的人”靈魂深處無所作為的惰性也受到了深刻的剖析與嚴苛的拷問；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反邏輯下意識的“突變”、“裂變”與“蛻變”，受到了各種流派各種陣營或卓爾不群的詩人作家們空前熱切的關注與空前熱烈的開掘。相應于題材的拓展與深化，魔幻、荒誕、意識流、象征、童話、神話等更具假定性的表現(xiàn)方式幾乎席卷了整個文壇……

這樣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學時代，作為一宗頗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其命運際遇卻頗具戲劇性。它承受了長期被冷落——或被“塵封”或遭“遺棄”或受“扭曲”的不幸，也經歷了持續(xù)受青睞——被廣為譯介或回歸，而備受推崇——的“走紅”。然而，“白銀時代”文學探索軌跡與藝術建樹實績的整體圖像，在人們的接受視野中尚處于朦朦朧朧的狀態(tài)。今天，處于又一個世紀之交的歷史關頭，在對域外文化作百年回顧的清理檢閱之中，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對于歷史地形成的“空白”予以消除，對于歷史地累積的“失真”予以校正，對于歷史地被冷落的“經典”予以確認。應當“正本清源”，還文學行進的歷史以其本有的原生態(tài)。

這種“斷代史”意義上的重建，自然可以從多種視角切入。如何從對一個時代文學景觀的描述進入到對其文學進程的動力機制的透析？如何從對一個時代文學家的命運沉浮的梳理進入到對他在文壇生活中的獨特姿態(tài)與個性視界的觀照？如何從對一個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題材特征的掃描進入到對這時代文學體裁發(fā)育狀況的考察？如何從一個時代文學思潮的興衰演化進入到對該時代文學理念的爭鳴對話？自然，還應檢視那些新的文學理念得以生成的新的文化語境——易言之，如何使“斷代文學史”的重建在一種動態(tài)的檢視中展開？這是深化“斷代文學史”建設的迫切課題，也是我們的“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研究的基本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