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老舍的文學翻譯及其研究

老舍的文學翻譯實踐始自1925年旅英時期，至1955年止，長達30年。翻譯體裁涉及小說、詩歌、文論、戲劇等，翻譯語種既有英譯中也有中譯英。

老舍的英譯中翻譯實踐相對集中在1930年至1935年，此時他在山東齊魯大學和青島大學教書，可見其翻譯的意圖顯然是為滿足教學的需要，老舍自己在相關的資料中也是作如此交代，但仔細考察則發(fā)現實際情形復雜，此處只略作交代，詳述見后文。三年間，老舍對翻譯文本的選擇以西方文學理論為主，但沒有專注于某一位理論家的理論或某一流派，而是依據教學的需要?，F將其翻譯的作品名列舉如下：赫德利·巴克爾（C.Hedley Barker，1894—？）的《出毛病的大幺》（The Ache of Trouble），載《齊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2期；百瑞福德（Frederick Donald Beresford）的《隱者》（The Hermit），載《齊大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布萊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1969—1951）的《客》，載《魯鐸》1931年第3卷第2期；叔本華的《論學者》（On Men of Learning），載《齊大月刊》1931年第2卷第1期；《但丁》，載《齊大月刊》1931、1932年；伍爾夫（Humbert Wolfe）的詩《我發(fā)明的死》，載《齊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4期；伍爾夫（Humbert Wolfe）的詩《愛》，載《齊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4期；R.W.丘奇（R.W.Church）的《維廉·韋子唯慈》，載《齊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幾封信》，載《齊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此處需要說明的是，這幾封信節(jié)選于勞倫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1865—1959）編輯的《陣亡英人的戰(zhàn)函》（War Letters of Fallen Englishman）一書。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國有八百多萬人喪生，為了讓生者牢記這些為國死去的同胞，勞倫斯·豪斯曼收集了英國參戰(zhàn)士兵的親筆信，輯成這本書，1930年由英國格蘭茨出版公司（Gollancz）出版。1932年，老舍從侯寶璋處借到這本書，便選擇了其中的幾封信譯成中文，于1932年4月發(fā)表。與上述其他譯本不同，老舍翻譯《幾封信》不是為了借鑒其文學性和藝術性，也不是為了參考其語言特點。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步步緊逼，加緊了侵華行動，老舍在時局緊張之時，看到了國家與民族危在旦夕，家國認同感油然而生，就以翻譯的形式表達了“書生報國”的意愿，因此這一翻譯行為純粹是為了鼓舞中國人抗擊外侵的信心。但是聯(lián)系到1946和1947年在全民抗戰(zhàn)期間，老舍為了鼓舞抗戰(zhàn)士兵的士氣，親自撰寫過鼓動士兵抗戰(zhàn)的大鼓詞等“口號”式宣傳作品，便把《幾封信》列入其中。

此外，老舍還譯有伊麗莎白·尼奇（Elizabeth Nitchie，1889—？）《文學批評》（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一書前四章：第一章“批評與批評者”（Criticism and the Critic）（《齊大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第二章“文學與作家”（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齊大季刊》1932年第1期）、第三章“文藝中理智的價值”（Intellectual Value）（《齊大季刊》1933年第2期）、第四章“文學中道德的價值”（Ethical Value）（《齊大季刊》1934年第4期），之后，老舍還從英語轉譯了法國現代文豪安德烈·莫洛亞（AndréMaurois，1885—1967）的戰(zhàn)爭題材短篇小說《戰(zhàn)壕腳》，發(fā)表在1935年1月1日出版的《論語》第56期上，其翻譯目的同英譯《幾封信》。

1935年之后老舍不再有英譯中作品面世，直到1953年老舍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托，才又翻譯了英國劇作家蕭伯納的劇本The Apple Cart。

老舍除了從事英譯中翻譯實踐活動，還從事過中譯英的翻譯實踐。他的中譯英實踐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8年間，此時他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即現在高校流行的“富布萊特高級訪問學者”交流項目，在美國訪學。老舍去美國訪學除了希望學習了解西方文化，還肩負著向美國社會宣傳中國國家文化、中國全民抗戰(zhàn)的社會現實狀況，企圖贏得西方社會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持的任務。與其英譯中翻譯實踐不同的是，他的中譯英翻譯實踐幾乎都是在翻譯自己的小說、戲劇等，翻譯手法或直譯，或改寫，其中有些作品是他自己獨立翻譯的，有些是與其他人合作翻譯的。翻譯的文本列舉如下：1947年3月，老舍開始與浦愛德合作翻譯《四世同堂》，這部小說的翻譯一直持續(xù)到1948年夏。還是在1947年，老舍用英文獨自將他在1935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經典《斷魂槍》改編為話劇《五虎斷魂槍》（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1988年該英文手稿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被發(fā)現。1948年，他與郭鏡秋合作翻譯了《離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由紐約的雷諾與希區(qū)考克（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社出版。1948年6月，老舍還開始了與郭鏡秋合作翻譯《鼓書藝人》（The Drum Singers），并于當年年底完成，該譯本直到1952年才由紐約雷諾與希區(qū)考克出版社出版。

在美期間，老舍還獨自英譯了《馬褲先生》，撰寫英文小說《唐人街》，到目前為止這兩部英文小說均沒有被找到。

但在更早的時候，即1925年春到1928年夏，老舍就“協(xié)助”英國人克萊門特·艾支頓翻譯了“明朝最出名的小說”《金瓶梅》。協(xié)助艾支頓英譯《金瓶梅》與其1940年代的翻譯活動的不同處在于，老舍與《金瓶梅》譯本的關系是“協(xié)助翻譯”而不是“合作翻譯”，因此嚴格地來說，是不能夠將此譯本歸類到老舍的翻譯活動之列，但本書依然把《金瓶梅》譯本列入其中，基于以下幾點緣由：第一、老舍在20世紀50年代公開宣稱沒有從事過翻譯活動，學界后人因此推演出老舍不愿承認曾協(xié)助艾支頓翻譯過《金瓶梅》一事；第二、1946年，也就是事隔近20年后，老舍在美國發(fā)表題為《中國現代小說》的演講時，依然對《金瓶梅》艾支頓英譯本中把“所謂淫穢的段落都譯成了拉丁文”表達了一己之見，“這部小說……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品之一?！遣繕O為嚴肅的作品。”第三、老舍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竭力吸收“民間文學”之精粹，推崇文學創(chuàng)作的生活化與民間性。這些可能都與他協(xié)助艾支頓翻譯之事相關。近年，翻譯研究發(fā)展迅猛，翻譯的定義與內涵也在不斷拓展，此處姑且把老舍協(xié)助艾支頓的翻譯事實歸類到另類合譯中，嘗試從中窺探老舍的“協(xié)作”或曰“另類合譯”程度究竟如何，對譯文的左右究竟有多深有多廣，從而窺探其文學審美趣味與該小說審美趣味相關的脈絡。

對老舍的文學翻譯的研究，尤其是從文學/文化、文學關系角度切入對老舍文學翻譯文本進行的研究始自2000年。如2000年，山口守在其專著《老舍與二十世紀》一書中，首次研究《四世同堂》的英譯；2013年，李越在其專著《老舍作品英譯研究》中，論述了老舍小說、戲劇、散文等各類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路徑下的英譯，從時代／社會文化角度對文本選擇、翻譯策略、譯作的出版與接受等譯介環(huán)節(jié)作了分析，對老舍的翻譯只有零星的研究。2014年，張曼在其專著《老舍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也論及老舍的《離婚》《五虎斷魂槍》《四世同堂》等英譯作品和《蘋果車》、《論學者》、《維廉·韋子唯慈》等中譯作品。該書或從文學接受的視角切入，對譯本的翻譯策略做研究；或從文學傳播的視角，分析譯本的改寫，揭示其背后文學交流的折沖、回旋與反復。論文有魏紹華、劉紅濤的《埃達·蒲愛德與老舍〈四世同堂〉英譯本The Yellow Storm》，載2008年《東方論壇》第3期，魏紹華、劉紅濤的《〈四世同堂〉英譯與老舍的國家形象傳播意識》，載2011年《文學評論》第4期。作者在文中通過對中英兩個文本的比較，從刪節(jié)的篇章、字句等角度切入，指出這些刪節(jié)“折射出老舍較為自覺的國家形象傳播意識”。張曼論文《論老舍翻譯蕭伯納戲劇〈蘋果車〉——從朱光潛寫給老舍的一封信談起》，載2011年《深圳大學學報》第5期。在文中，作者梳理了譯者在翻譯中采取的主要翻譯策略，指出譯者之所以采用違背贊助人要求的翻譯原則，是基于三點考慮：第一是蕭伯納劇本的獨特性；第二是語言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工具，老舍巧妙地將贊助人要求的“翻譯語言的階級性”轉化為語言中包含著階級的特定要求，從而使翻譯成為兩種語言的互補與互動；第三是老舍把翻譯當成潛在創(chuàng)作，在他創(chuàng)作受到種種限制的時期，企圖借翻譯引進戲劇新文體促進漢語和中國現代戲劇的發(fā)展。作者同時還分析了朱光潛對老舍譯文的評價其背后的關鍵原因所在。張曼的其他論文：《老舍與1930年代大眾語詩學建構：論老舍譯〈維廉·韋子唯慈〉》，載2013年秋季《英美文學論叢》；《翻譯不等于影響：老舍與叔本華文學關系探析》，載《翻譯的區(qū)域合作：首屆亞太地區(qū)翻譯與跨文化研究論文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朱春發(fā)《〈四世同堂〉英譯和蒲愛德文化身份建構的訴求》，載2012年《外國語》第2期。張曼在其論文《分離式合譯：論老舍與蒲愛德合譯〈四世同堂〉》（載《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第5期）中指出，《四世同堂》英譯本由老舍與蒲愛德合作完成，但合作方式卻是分離式，老舍對原文本進行改寫，蒲愛德把改寫本譯成英語。老舍雖然對蒲愛德譯文不滿，然而事實上蒲愛德的怪譯不但沒有妨礙老舍的文化傳播意圖，反而創(chuàng)造了一次機遇。

1.2 老舍被譯及其研究

老舍被譯，即中外譯者英譯老舍的作品。老舍作品的被譯按國別可分為國內和國外的翻譯與出版；國內又分為香港和大陸兩地區(qū)的翻譯與出版。如果按譯者身份劃分，老舍作品英譯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外譯者獨自翻譯，一類是國內譯者獨自翻譯。國外譯者又分為外籍本土譯者和華裔外籍譯者。為便于論述，筆者采用國內和國外的劃分。

1.2.1 國內的英譯

國內首次英譯老舍作品始自1938年。是年，《天下》英文月刊刊登老舍短篇小說《人同此心》英譯本，該譯本英文名“They Take Heart Again”，譯者任玲遜（Richard L.Jen）。1941年8月，《天下》月刊第二次刊登老舍短篇小說《且說屋里》的英譯本，名為“Portrait of Traitor”，由葉公超翻譯?！短煜隆吩驴?935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是民國時期國內第一份英文刊物，抗戰(zhàn)爆發(fā)，刊物移至香港繼續(xù)發(fā)行，至1941年?？?。此刊的辦刊宗旨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通過翻譯向海外推介中國文化和文學，為海外了解中國文化搭建平臺。1942至1955年是國內老舍作品英譯的空白期。直到1956年國際新聞局才又開始翻譯并出版《龍須溝》英譯本。國內和香港推向海外的老舍英譯作品主要集中在新時期之后，準確地說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承擔中國向海外出版老舍作品英譯本的機構主要是北京外文出版社下屬的《中國文學》海外版和香港聯(lián)合出版公司（Hongkong Joint Publication Co.）。北京外文出版社有比較悠久的海外出版經歷，早在1956年就在海外出版發(fā)行過廖煌英翻譯的《龍須溝》（Dragon Beard Ditch A Play in Three Acts）。新時期之后，《中國文學》（海外版）雜志社提出“以文學滋養(yǎng)人心，讓中國走向世界”，大力向海外譯介中國文學，其中包括老舍作品，如1980年約翰·霍華德-吉本（John Howard-Gibbon）翻譯的《茶館》（Teahouse：A Play in Three Acts）。1981年施曉菁翻譯的《駱駝祥子》（Camel Xiang zi）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2年唐·科恩（Don J.Cohn）翻譯的《正紅旗下》（Beneath the Red Banner），1985年《中國文學》（海外版）雜志社編輯英譯本小說集《月牙兒》（Crescent Moon and Other Stories）。該集共收錄老舍短篇小說12篇，其中2篇由戴乃迭（Gladys Yang）所譯，分別是《微神》（A Vision）和《上任》（Brother You Takes Office）；另兩篇由西德尼·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W.J.F.詹納（W.J.F.Jenner）翻譯，即《月牙兒》（Crescent Moon）和《我這一輩子》（The Life of Mine）；除此之外，其他8篇均由科恩翻譯，分別是《一天》（A Day in the Life）《黑白李》（Black Li and White Li）、《抓藥》（Filling a Prescription）、《大悲寺》（By the Temple of Great Compassion）、《馬褲先生》（Mr.Jodhpurs）、《眼鏡》（The Eyeglasses）、《斷魂槍》（The Soul-slaying Spear）、《“火”車》（The Fire Chariot）。1991年，朱莉·吉梅索（Julie Jimmerson）重譯《二馬》（Mr Ma and Son）。香港聯(lián)合出版公司向海外推介的老舍作品分別是：1984年黃庚和馮達微（Kenny K.Huang and David Finkelstein）英譯的《二馬》（The Two Mars）、1986年熊得倪英譯的《天狗》（Heavensent）和1987年郭鏡秋英譯的《鼓書藝人》（The Drum Singers）。這些譯本主要刊登在雜志《譯叢》上，而《譯叢》對譯文的要求是譯文要保持準確、完整與透明，并要求譯者盡量做到等值，使譯文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

比較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兩本雜志的辦刊宗旨可見，內地贊助人強調宏觀，即翻譯是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和現代社會現實，因此尤為重視對譯本的選擇。如新時期之前，雜志選譯了老舍的《龍須溝》，因為該小說揭露了舊中國的黑暗，更謳歌了新中國政府為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環(huán)境做出的極大且有成效的努力；新時期之后，由于意識形態(tài)對譯本的翻譯選擇標準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要求所選中的小說要反映中國社會的現實，另一方面要求譯本能體現濃郁的中國文化特色，同時還要有文學性/人性，可見，新時期之后通過翻譯對外傳播中國文學，雖一如既往地突出作品的現實主義風格，但與此同時開始關注所選作品的民族性和文學性/人性，這一舉動無疑開始打破海外持續(xù)關注中國大陸文學政治書寫的思路，并形成了中國臺灣現當代文學翻譯傳播與大陸現當代文學翻譯傳播在海外一爭高下的短暫局面。比較而言，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對中國文學的翻譯選擇從一開始就注重文化與文學的交流。

1.2.2 國外的英譯

老舍作品在國外的英譯，包括國外譯者翻譯且在國外出版的老舍作品，還包括由國內譯者翻譯，而在國外出版的老舍作品。其次老舍作品被譯成很多包括英語、日語、俄羅斯語和法語等在內的語種，但鑒于老舍的翻譯僅限于中譯英和英譯中，此處為了便于論述，僅選擇老舍作品的英譯尤其是老舍作品在美國的譯介作為研究對象。國外的老舍作品英譯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之前的翻譯。老舍小說首次被譯介到美國是1944年。是年，美籍華裔學者王際真編輯并翻譯《中國現代小說選》（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集子收有老舍先生5部短篇小說。1968年，紐約格林豪斯出版社（Greenhouse Press）再版了這本小說選。1945年，伊文·金翻譯了《駱駝祥子》；1948年，譯者又翻譯了《離婚》。兩部小說均由紐約雷諾與希區(qū)考克出版社出版，且《駱駝祥子》譯本在1946年由紐約桑代爾（Sun Dial Press）和倫敦邁克爾約瑟夫（Michael Joseph）出版社再版。當時出版社選擇伊文·金翻譯老舍小說，可能因為他曾在中國做過外交官，對中國社會與文化比較了解。在中國做外交官期間，伊文·金還寫過《亞洲人的亞洲：日本人占領的手段》（Asia for the Asiatics：The Techniques of Japanese Occupation）一書。至1981年，《駱駝祥子》又有3個重譯本面世，分別是理查德·楊和赫伯特·施塔爾（Richard F.S.Yang and Herbert M.Stahl）的《東洋車夫》（The Rickshaw Boy，1964），由紐約精選學術讀本（Selected Academic Readings）出版社出版；瓊·詹姆斯（Jean M.James）的譯本《東洋車：長篇小說“駱駝祥子”》（Rickshaw the Novel Lo-t’o Hsing Tzu，1979），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學者施曉菁的譯本《駱駝祥子》（Camel Xiang zi，1981）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同時出版。1946年，袁家驊（Yuan Chia-Hua）和羅伯特·佩恩（Bobert Payne）編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收錄了老舍的《“火”車》（The Last Train），由諾爾·卡林頓大西洋藝術有限公司（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LTD.29 Percy Street London and at New York）出版。第二階段是1949年之后到1963年的翻譯。這期間僅在1951年從英國引進一部老舍小說的英譯本，即J.M.登特父子阿爾定有限出版公司（J.M.Dent and Sons LTD Aldine House）出版的老舍長篇小說《天狗》，這主要是由中蘇建交、中美關系惡化、老舍回國等原因引起。第三階段是1964年到新時期。1964年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詹姆斯E.杜（James E.Dew）翻譯的《貓城記》（The City of Cats）；20世紀70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W.J.F.詹納和戴乃迭合作翻譯的《中國現代小說選》收有老舍小說，此外老舍小說的英譯本又有一個重譯本，即威廉·萊爾（William A.Lyell）重譯的《貓城記》（Cat Country：A Satirical Novel of China in the 1930’s），由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四階段是新時期之后的翻譯。“文革”結束，國內自1978年開始再次掀起老舍研究熱，美國跟隨其后也掀起新一輪老舍作品的翻譯熱。1979年瓊·詹姆斯重譯了《駱駝祥子》，這是新時期之后老舍作品的第一個英譯本，譯者在“序言”里特別提到，該譯本所依據的原文與伊文·金英譯文的版本相同。正如譯者所言，該譯本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內容也保留了原文本的結構，而且全篇小說除了個別字詞的表達注入了譯者強烈的主體意識外，幾乎沒有一處刪減和改寫，譯者顯然是企圖再現中文文本原貌。有趣的是，譯者這一翻譯策略恰好符合香港《譯叢》錄用譯本的要求。1980年，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主編是許芥昱（Kai-yu Hsu）和王廷（Ting Wang），書中輯入了老舍話劇《茶館》（Teahouse）第一幕；舊金山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出版譯本《二馬》（Ma and Son：A Novel），該譯本由瓊·詹姆斯執(zhí)筆。1981年美國還出版了大陸學者施曉菁的《駱駝祥子》譯本，另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卷本《中國文學選集》，分別收錄了老舍的評論文章《自由與作家》（Freedom and Writer）和小說《新時代的舊悲劇》（An Old Tragedy in a New Age），兩篇都是由邁克爾·杜克（Michael S.Duke）翻譯。1995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再次推出《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收錄了威廉·萊爾翻譯的《老字號》（An Old and Established Name）；2007年，該社又出版了《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再次收入威廉·萊爾的《老字號》譯本。1999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蕭紅研究專家霍華德·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編輯，威廉·萊爾和陳偉明共同翻譯的老舍短篇小說，輯集《草葉集》（Blades of Grass），收錄了短篇小說11篇，隨筆3篇。

2005年，美國學者邁克翻譯老舍童話劇《寶船》，并親自將全部譯稿贈送給老舍紀念館。

1.2.3 國外的研究

國外，即美國對老舍作品的研究于1939年開始，至今已蔚為大觀，但是從翻譯文學角度對老舍作品的英譯本進行的研究微乎其微。鑒于國外對老舍作品的研究或多或少會對國外譯者翻譯老舍作品時產生影響，此處僅對老舍作品在美國的研究特點作一總結，而不再羅列老舍作品在美國的研究的文獻資料。

1.2.3.1 意識形態(tài)操控下的20世紀40年代：老舍作品在美國的譯介與國內的研究不謀而合

1939年華裔美國學者高克毅在美國首次推介老舍，而開始翻譯他的作品卻是5年之后的事，這一現象看似歷史的偶然，其實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和國內的外交關系使然。20世紀40年代中期，隨著中日戰(zhàn)爭即將結束，美蘇兩個大國開始了明爭暗斗。1945年，郭沫若、丁西林和茅盾應邀訪蘇，1946年美國國務院隨即向老舍與曹禺發(fā)出邀請?！懊捞K兩個大國開始爭霸的背景之下。兩大國不僅要謀求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霸權，在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領域也展開激烈爭奪。面對蘇聯(lián)頻頻邀請中國文化名人訪問的舉動，美國方面自然會作出反應。而在當時的中國，抗戰(zhàn)雖然勝利，但政局仍然動蕩不安，一場規(guī)?？涨暗拇蟾锩卺j釀之中。在此形勢下，美國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轉向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并把他們作為重要的爭奪對象，爭取在同蘇聯(lián)的競爭中處于主動地位，謀求均勢?！薄叭藗兠靼?，老舍和曹禺將能充分代表中國現代正義和進步的文學事業(yè)，向大洋彼岸各界展示自身的豐厚藝術實績，并將中國人民在連年抗戰(zhàn)中煥發(fā)起來的新的精神狀態(tài)一并介紹出去，使西方社會得以較為真切和全面地了解東方文化及社會的發(fā)展趨勢?！?sup>可見，老舍和曹禺訪問美國，是兩國政治操控下的文化“表演”，在美華裔學者積極回應官方的意圖，如1944年王際真編選出版《中國現代小說選》時，選擇作品的標準基本是圍繞小說反應社會現實這一主題，選擇作家的標準基本是作家的思想能體現當時中國的先進與進步。王際真在“序言”里寫道：“當中國知識分子領袖們如嚴復、梁啟超等，看到小說可以作為政治鼓動的工具，他們便決定利用小說來喚醒民眾?！辈⒃谧詈罂偨Y道：“總之，編選這本文選，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小說技巧精湛；第二、文選所選的作者在中國均是有影響的作家；第三、選譯的小說高度關注中國當前的社會和問題；第四、這些作家都受到過外國作家的影響?！?sup>可見，這本小說選是為了協(xié)調“權力關系”，“被規(guī)定為”宣傳美國價值觀認同的中國文化。

眾所周知，伊文·金在翻譯老舍兩部小說《駱駝祥子》和《離婚》時，對原文本作了改寫，國內有學者因此認為，伊文·金對《駱駝祥子》和《離婚》的改寫是一種文化霸權心理作祟，是對弱國文化的操控與侵略。殊不知伊文·金這么做是為了配合美國官方邀請老舍訪美，企圖借對老舍小說的改寫讓美國民眾認識中國社會、認識北京，因此筆者認為伊文·金改寫小說不能完全排斥其中暗含的善意成分。文化學派翻譯理論家圖里（Gideon Toury）認為：“沒有哪篇譯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為文化準則總會使原文文本結構發(fā)生遷移。任何一篇具體的譯文永遠也不可能兼顧兩極，達到兩個抽象極端的理想準則?！?sup>20世紀4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可以佐證。在“20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成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正面形象，……《大地》（攝于1937年，賽珍珠的另一部電影《龍籽》攝于1944年）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軍；……可以推測，熱愛土地和勤勞勇敢的品質不能不說是西方觀眾20世紀80年代以來偏愛中國第五代導演所代表的、類似《黃土地》和《紅高粱》這些反映舊中國的‘民俗電影’的潛在因素?！?sup>伊文·金的改寫雖然沒有忠實于原文，但譯者的審美選擇和社會文化需求達成了一致，作品翻譯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達成了一致，從而實現了翻譯的社會價值。

與此同時，國內對老舍作品的研究基本與美國譯者的意圖一致。山東聊城大學石興澤教授認為“1938年之前，老舍是按照個人的心性建構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在革命文學浪潮里，魯迅、茅盾對他的創(chuàng)作持保留態(tài)度，但評論的主流是一直贊賞老舍‘輕松的文筆’、‘幽默的藝術’、‘用北京的話，寫北京的人物’、‘比任何作家地道’”等等。抗戰(zhàn)開始后，由于文學價值評判標準的轉移——文學表達的內容是否有利于抗戰(zhàn)，老舍逐漸由自由知識分子開始向家國意識傾斜，并創(chuàng)作了一些宣傳抗戰(zhàn)的通俗文藝作品。20世紀40年代，評論界對老舍的評價開始摻雜非藝術性因素，政治性傾向明顯，如“高度贊揚他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為民族解放事業(yè)、為文藝界的團結抗戰(zhàn)所做出的貢獻、公而忘私的正義感，……對朋友的熱心關愛等。即使涉及創(chuàng)作，主要內容也不是文本分析和藝術評價，而是高度贊揚他服從社會需要和民族解放的精神?！?sup>“為了我們的國家為了我們的人民，你曾運用你那支鋒銳的巨筆，去痛擊過我們的民族敵人，鼓勵過我們的士氣民心，去掃除過那些社會上的渣滓，揭破過那些虛偽者的假面?！?sup>可見，美國譯者對老舍作品的翻譯、改寫，在認知上與國內的老舍研究者是不謀而合，美國譯者翻譯老舍的目的是服務于社會，國內研究者研究老舍其目的是看老舍創(chuàng)作是否反映了中國現實社會，兩者異曲同工。

老舍是位平民作家，堅守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他關注中國的社會問題，企圖通過對他所熟習的平民生活的描寫，揭示社會問題，改變國民性中的弱點。他明白中美官方對其小說社會性因過分強調，而忽略或低估其創(chuàng)作的文學性，且有過不滿，并抗爭過。如面對國內對其小說批評的政治性定性，老舍故意拖延回國日期，企望在美國能繼續(xù)個人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甚至在回國之前，他還曾與友人交談，稱回國后要遵守“三不主義”——一不談政治、二不開會、三不演講，可見老舍在美國的4年里內心矛盾與沖突的激烈程度，也因此可以判斷，老舍“個人的文學品格”與國內時代潮流之間的緊張關系，在美國時就有所流露。到了美國后，老舍四處發(fā)表演講，接觸各階層人士，對美國社會與中國的文化關系的認知不斷深入，并漸漸地認識到，他在美國繼續(xù)待下去，其境況會更加逼仄。伊文·金對其小說屢次的改寫、老舍與他人合譯小說出版后市場的冷淡，外加疾病的糾纏、對家人的思念等等，當時已經讓老舍痛苦難耐。1977年蒲愛德在寫給費正清夫人——威爾馬·費正清的信中說：“《黃色風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譯過來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給我聽，我則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機上打出來。他有時省略兩三句，有時則省略相當大的段落。最后一部的中文版當時沒有印刷，他給我念的是手稿。就這樣‘翻譯’完成后，同樣連同老舍的中文書稿、手稿和蒲愛德的英譯打字稿，一并交給美國紐約的出版社，于1951年正式出版。這部《黃色風暴》只能算是《四世同堂》的節(jié)選本”。老舍這一行為與他“嚴謹作家”的稱號是不符的。

1.2.3.2 20世紀50年代：沉默期

1949年老舍回國后，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里，美國出版機構僅出版了老舍三部小說的譯本，其中兩部是他回國前已與出版社簽訂好合同，第三部是從英國引進。1953至1963年沒有老舍的作品被翻譯或介紹，從上文的分析可知，20世紀40年代老舍作品在美國的推介是官方政治外交的副產品。老舍在美期間，與他人合譯自己的小說，第一本出版后市場反應冷淡，其后的譯本出版得益于友人賽珍珠的幫助。回國前老舍因稿酬與賽珍珠夫婦疏遠，歸國后因1949年后中美外交關系凍結，老舍小說在美的翻譯出版隨之沉寂下來。

20世紀50年代老舍的創(chuàng)作仍在進行，國內對于老舍的研究也仍在繼續(xù)，但研究視角卻是社會政治學而非藝術批評。如1951年《龍須溝》上演后，近兩年時間里有近70篇的評論文章發(fā)表，其中文本研究只占數十篇。即便如此，研究者們在高度評價文本的思想成就、人物刻畫、語言藝術、戲劇沖突時，最后不忘將這些成就歸功于老舍對新生活的政治熱情?！跋颉洱堩殰稀穼W習，‘主要的就是要學習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熱情與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寫作的態(tài)度?！?sup>在社會政治學批評壓倒一切的語境中，非應時之作如《茶館》備受冷落?！暗瑫r，即使這些學養(yǎng)甚高的批評家、藝術家也無法超越那個時代的限制，有人批評作品結構‘松散’、人物‘挖掘不深’，這是屬于藝術欣賞問題；也有人批評作品‘情調低沉’，缺乏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紅線’，‘感受不到革命斗爭的氣氛、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聲’，因此提出增加‘紅線’，這是批評標準和批評方法的‘局限’?！驗闊o法抗拒的時代氛圍的壓力，《茶館》的兩次演出都草草收場。”

“文革”發(fā)生后，老舍以自殺結束生命，《北京日報》發(fā)表了一系列對老舍進行“政治鞭尸”的文字，有學者認為這是社會政治學老舍研究的合乎邏輯的極端發(fā)展，這些研究除說明歲月荒唐之外對于認識老舍及其藝術沒有價值。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研究雖然沒有價值卻留下了后人反思歷史的素材。

1.2.3.3 1961年之后到新時期：文學性/人性研究的肇始

20世紀50年代之前，因受贊助人的控制，老舍小說沒有引起美國研究界的關注，對老舍的評價文字僅散見于譯文集的“序言”中，如王際真的“序言”導讀、袁家驊的“序言”引讀等，因此基本沒有單篇的研究論文發(fā)表。

1961年，美國官方機構邀請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撰寫《現代中國小說史》，老舍開始進入海外中國文學史中，這是美國第一本研究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史專著。撰寫這部文學史，夏志清本著文學性解讀的原則，借用英美新批評的理論，細讀文本，給予作品獨特的闡釋?！冬F代中國小說史》出版后，芝加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大衛(wèi)·羅伊（David Roy）評論道：“它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現有各國文字書寫的此類研究中，也推此書為最佳?！?sup>1971年，《現代中國小說史》再版時，夏志清增補附錄，對老舍作品《貓城記》“重加估斷”，認為小說蘊含著深刻的人性主題。

夏志清在書中辟專章討論了老舍小說，推崇其小說的藝術成就，并從創(chuàng)作主題、手法、語言特點等幾個方面將老舍與茅盾進行比較，指出老舍和茅盾因早年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影響——老舍受英語文化影響，茅盾受俄、法文化影響——才有如此大的差異。除此之外，夏志清還開啟了老舍小說與西方文學關系的研究，在書中，夏以很長的篇幅分析了老舍早期的5部長篇小說，即《趙子曰》《二馬》《離婚》《牛天賜傳》和《駱駝祥子》，范圍涉及每部小說的主題、人物描寫、藝術特色、語言特色等方面，并指出這5部小說均受到英語世界作家的影響，進而分析老舍創(chuàng)作與影響源小說之間的同和不同之處：如《牛天賜傳》受到了菲爾?。℉enry Fielding）小說《湯姆·瓊斯》（Tom Jones）的影響；《牛天賜傳》中人物幾乎在《湯姆·瓊斯》中都能找到對應的人物，兩部小說都是采用休閑的敘述方法，小說的諷刺技巧同樣高超等。但菲爾丁小說的結尾是“當主人翁陷入極度悲傷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現了，給主人翁帶來一大筆財富；而《牛天賜傳》的結尾是20歲的主人翁懷揣多個成功的夢想，朝著偉大的北京城出發(fā)了”。

自新時期后，伴隨著國內老舍研究熱，美國翻譯界又掀起重新翻譯、研究老舍的熱潮，如《駱駝祥子》的重譯、《貓城記》的翻譯。至1981年，《駱駝祥子》在美國已有3個重譯本，包括1979年瓊·詹姆斯的譯本。在前言里，瓊·詹姆斯特別指出，經過核實，他選譯的原文版本與當年伊文·金所憑借的版本相同。筆者經過對照閱讀，發(fā)現譯者采用了直譯的翻譯手法，沒有對原文隨意刪改，譯者顯然是企圖再現原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再現老舍小說原貌。

對老舍的研究繼而也開始脫離早期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控制，研究者們有的從思想藝術角度探討老舍小說，有的從文化角度探討老舍小說與基督教的關系，有的比較老舍小說與外國作家尤其是狄更斯、康拉德等的關系，有的分析老舍與中國革命的關系。

比較之，國內的老舍研究由1938年之前的對文本隨感式審美解讀發(fā)展到20世紀40年代的政治性傾向研究再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政治學批評。老舍研究在美國雖然數量相對較少，但卻是對國內1938年之前老舍作品文學性研究的賡續(xù)和深入。

吊詭的是，20世紀40年代伊文·金為了迎合美國讀者的喜好改寫了《駱駝祥子》和《離婚》，這令老舍憤慨，可是在1951年至1955年間，老舍三次操刀改寫《駱駝祥子》。在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修訂本“后記”中，老舍寫道：“現在重印，刪去些不大潔凈的語言和枝冗的敘述。這是我十九年前的舊作。在書里，雖然我是同情勞動人民的，敬愛他們的好品質，可是我沒有給他們找到出路；他們痛苦地活著，委屈地死去。這是因為我只看見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的一面，而沒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認識革命的真理。當時的圖書審查制度的厲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說窮人應該造反。出書不久，即有勞動人民反映意見：‘照書中所說，我們就太苦，太沒希望了！’這使我非常慚愧！”原本強烈反對譯者為遷就“讀者的口味”對作品進行改寫的老舍，卻自己動手對作品進行改寫，而且改寫的路數如出一轍。

總之，20世紀60年代到新時期前美國的老舍研究是對國內同時期研究的“反動”，海外老舍研究為新時期的國內研究開啟了文學性研究的先河。

1.2.3.4 新時期至今：國外研究再度與國內互動互補

新時期之后，國內的老舍研究“是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首先，研究者的論述開始放棄感性評判，走向理性分析，研究范圍由明確的平反意圖走向自覺的學術探討。第二、研究對象由單篇作品的深入分析走向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綜合性、系統(tǒng)性研究。第三、研究視角跨越“社會—藝術”二維空間，走向多元、文化向度的研究。第四、對作品研究的選擇既有對其主要作品的研究，如《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也有對他的其他作品的研究，如對《老張哲學》《二馬》的重新審讀，對一些未發(fā)表作品作文獻資料的新發(fā)現與整理，對一些不太重要，但研究者認為不該忽略的作品作重新解讀與定位，并進行意義闡釋。總之，研究面拓展到了老舍文本世界的各個重要方面，如語言藝術、創(chuàng)作個性、創(chuàng)作道路、藝術源流、文學思想、戲劇風格和戲劇理論、文學史地位等等。尤為重要的是還出現了老舍研究的研究，且成果豐碩。

與國內研究比較，美國學界有關老舍研究的論文數量超過了20篇，這相對于漢學研究不太發(fā)達的美國而言已經是個不小的數目。其中對老舍研究最為傾心的是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和漢學家陶普義先生。王德威先生自從1982年撰寫了有關老舍的博士論文后，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對老舍的研究，他分別從老舍的戰(zhàn)爭小說、愛國小說和老舍與臺灣文學的關系等多角度審視老舍小說的藝術成就。尤為重要的是，他與美國其他學者一起對國內把老舍定位在“現實主義作家”、“愛國進步作家”的提法上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見解和看法。陶普義對《四世同堂》的新見解在海內外老舍研究界凡響很大，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非文學研究者的老舍研究者。

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等華裔美籍學者加入了美國老舍研究的行列，由于他們獨特的地域身份，使得他們對老舍研究的視角新穎獨特；又由于他們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所以能更好地從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兩種視角觀照并分析老舍作品，從而真正地實現了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可能；還由于他們不同于中國學者的語境和學術背景，他們的研究與國內研究既構成張力，又互動、互補，相映成輝。

1.2.3.5 國內的研究

國內首次英譯老舍作品是在1938年，但是研究者最早對老舍作品英譯本作研究卻是在1982年。是年，舒濟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上發(fā)表《國外翻譯研究老舍文學作品概況》一文。時至今日，學界對老舍作品英譯本的非文學研究遠遠超過對其作文學的研究，尤其是高校碩士、博士生，他們常常把研究對象集中在《駱駝祥子》和《離婚》這兩部作品的英譯本上，從幽默語言在譯文中的再現、原文的北京文化特色詞在譯文中的再現與誤譯、譯文對原文本的文化再現、語料庫研究等各個方面對譯文本展開研究，研究成果新意迭出，啟發(fā)良多。但這樣的研究并不屬于翻譯文學研究的范圍。而從譯本的改寫、變形、刪減等方面出發(fā)，探討譯者如何操縱譯本，以達到特定的目的等的老舍翻譯文學研究則仍有待拓展。

1.3 老舍翻譯文學研究的意義

老舍在20世紀20年代末在英國、20世紀30和50年代在國內、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的翻譯活動與其世界文學觀念的形成有密切關系。20世紀20年代老舍在英國倫敦大學當助教期間，幫助過英國人艾支頓英譯《金瓶梅》，此后他幾次在不同場合表示，《金瓶梅》是一部偉大的小說，是中國小說中偉大的傳統(tǒng)。老舍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基于他在英國生活與工作時，遍覽歐美各種經典之后得出的對中西文學關系的理性總結。這一價值判斷決定了老舍積極主動接受西方文學影響的同時，也使他始終保持著警惕或者說自覺地對外來文化持比較與批判的意識，并直接導致了他無論是在國內學人唯西方文學馬首是瞻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還是國內拒絕與西方文學發(fā)生交流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或顯或隱地呈現出對中西文學平等交流與互動的胸襟。如20世紀20年代老舍在英國期間，就曾經對照比較英文、拉丁文、法文和漢語的簡單程度，由此對各種語言的認識經歷了華語較之英文“枯窘簡陋”到英文比拉丁文和法文“枯窘簡陋”，再到“以華語和英語比較，華語的驚人簡單，也正是它的極大進步”的循環(huán)體認的過程。也因此在中國現代作家兼翻譯家的行列中，老舍不愿自己被列入這一隊伍（老舍在公開場合否認自己曾做過翻譯），即“外國文學被用來支持中國新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

20世紀30年代，老舍為了配合教學，較為集中地翻譯了論叔本華、論華茲華斯、論但丁和西方文學批評等方面的西洋文章。這些翻譯的實際價值遠遠超越了教學本身，如論但丁的論文，是譯者自20世紀20年代讀到但丁的《神曲》之后，深深地被《神曲》的藝術性所吸引，隨后創(chuàng)作靈的文學便成為老舍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標；對邱奇論華茲華斯一文的翻譯，如前言中所述，為20世紀30年代眾聲喧嘩的“大眾語詩學建構”提供了參考與借鑒。老舍雖是一位“寫家”，但是家國意識極其強烈的滿人秉性和血氣使得他在國難當頭的抗戰(zhàn)時期，通過翻譯、創(chuàng)作戲劇、曲藝等各種文藝形式，為抗戰(zhàn)服務。

20世紀40年代中期，老舍受邀到美國進行中美文化交流活動。在美國期間，他一直不間斷地進行著自譯或者合譯活動，其艱辛與曲折的程度，遠遠不是伊文·金翻譯《駱駝祥子》時把“最后悲劇結尾，改成大團圓”而引起的氣憤可比擬。在研究中筆者發(fā)現，伊文·金的改寫在美國的翻譯史上是常見現象，如狄更斯的小說來到美國時，譯者照樣作改寫處理，因此并不是由于原文是中國文學作品，譯者才會隨意改動。2005年北京人藝老舍《茶館》劇組受邀在美國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演出，雖然叫好聲一片，但是演出結束，兩劇團成員交流經驗時，肯尼迪藝術中心國際交流部副經理艾麗西亞·亞當斯（Alicia Adams）對該劇的悲劇結尾——王利發(fā)多年忍受和抗爭換來的卻是自殺——提出了異議?！翱吹竭@樣的結尾令人震驚。如果把結尾改成王利發(fā)又恢復了活力，其激勵人心的歷史意義更大。你看如果把劇中人物改為失敗了，爬起來，再失敗，再爬起來，他們不斷進取，就會變得更加強大?！边@是2005年11月亞當斯在接受英文版《中國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的一段話，可見中美文化價值觀的不同之處。如果把伊文·金對《駱駝祥子》的改寫先擱置不論，單看老舍個人對《斷魂槍》的改寫，無論在藝術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譯者的改動都遠遠多于伊文·金。再如老舍對《四世同堂》的刪節(jié)式翻譯，這些都與老舍傳播中國文化的意圖緊密聯(lián)系。老舍不斷調整個人的翻譯策略與手法，改變傳播內容，對當代中國剛性文化傳播——不同于林語堂式——的前奏，有篳路藍縷之功。

20世紀50年代，在國內政治運動的語境中，老舍受命翻譯了蕭伯納戲劇劇本《蘋果車》。中譯本《蘋果車》暗含了作者對如何通過借鑒西方戲劇的表現手法，包括如何豐富新中國戲劇、如何發(fā)展新中國的戲劇、如何創(chuàng)新新中國戲劇的語言等問題的思考。老舍的這些翻譯實踐一方面勾勒了中國現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軌跡，一方面映現了老舍的現代文學創(chuàng)作對西方文學接受的點點滴滴，整理研究它們無疑有助于深入考察老舍的中外文學關系進而探索老舍創(chuàng)作軌跡以及其中的周折，透露出文學基本發(fā)展規(guī)律如自然規(guī)律一樣有著自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老舍作品的英譯研究不同于圍繞老舍的文學翻譯展開的研究，且十分復雜：譯者隊伍龐大，身份涉及海內外，文類涉及老舍舊體詩之外的幾乎所有類型，被譯作品數量在海外僅次于魯迅。作品翻譯帶動作品研究，因此老舍作品研究在美國陣容相對強大，這些研究雖然不僅是針對譯者的譯本作翻譯研究，但是西方研究者對老舍作品的認知與解讀，基本是通過對譯本的閱讀實現，因此從他們的研究中依然可以折射出譯本的某些情況。

美國最早譯介老舍作品的是高克毅（George Gao）或譯為喬志高的華裔美國人，緊跟其后是王際真對老舍短篇小說的翻譯與介紹。他們根據國內文壇的評價推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一方面強調這些作品特有的藝術成就，反映中國現實狀況的程度等，在推介中譯者始終不忘記注明，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文學或藝術或技巧的影響。如上所述，海外譯者早期翻譯老舍作品時，會作改寫式處理，引起老舍不滿，但這一舉動折射的不僅僅是翻譯上的改寫問題，也折射了是對人生、對未來、對人的價值觀等認識上的差別。

新時期之后，海外譯者開始采用直譯甚至直譯加注的手法翻譯老舍作品，這至少表明西方譯界、學術界與文學界開始充分認識到老舍作品的價值所在。而且老舍作品在他們的筆下，已經是世界文學多元系統(tǒng)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西譯者不同的翻譯目標導致同一部老舍作品具有不同的譯本再現，這一現象如果用本雅明所認為的譯本是原文“再生的生命”來解釋的話，多個譯本的存在是對原文的獎賞。從跨文化的間性詩學角度去“同情”地理解之，其意義大致相同，但是，無論是韋努蒂（Laurence Venuti）提出的翻譯是“同情”也好，或者是本雅明所提出的原文不是“物化”也罷，傳統(tǒng)翻譯理論中認為翻譯是帶著腳鐐跳舞，無論從寬泛的視角還是狹隘的視角界定翻譯，這一說法始終沒有錯，錯的只是對腳鐐松緊張弛度的把握不當。

全面考察老舍翻譯文學，可對跨文化的相關理論作整合與修飾，從而完善跨文化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把學界現有的翻譯理論如“間性詩學”理論、“求同存異”理論、“異趣交流”理論、“整合”理論等整合到一起，可指導老舍翻譯文學研究；相反，隨著對老舍翻譯文學研究的拓展與深化，通過結合這些跨文化理論，研究結果可以拓展現有的翻譯理論，因此筆者嘗試提出翻譯的“生存性認知”理論與方法，以拓展翻譯理論研究新的空間。

1. 此處不包括1922年12月老舍翻譯的由寶廣林用英文撰寫的《基督教的大同主義》一文。此文刊載在1922年12月出版的《生命》第3卷第4期上，因為該文宣揚了基督教的同情、服從、克制等教義和實現世界大同的途徑等內容，因此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翻譯文本。上述文中之所以把《幾封信》列入其中，一方面考慮到老舍是在翻譯文學論文或著作的相同時間里翻譯了這幾封信，另一方面，1940年代中國抗戰(zhàn)期間，老舍為了鼓舞抗戰(zhàn)士兵的士氣，親自撰寫過鼓動士兵抗戰(zhàn)的大鼓詞等“口號”式宣傳作品。
2. 《魯鐸》也是私立齊魯大學印行的一種學術刊物，不過是由神學院主辦。
3. 勞倫斯·豪斯曼，作家兼音樂家，是現代英國著名詩人阿爾弗雷德·愛德華·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弟弟。
4. 英譯本《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中《饑荒》的最后十三段的中文是由馬小彌從英文本轉譯，特此說明。
5. 1946年老舍在美國作題為《中國現代小說》演講時說的話。
6. 見趙毅衡《倫敦造就的作家》，《對岸的誘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7. 山口守：《〈四世同堂〉英譯本的完成與蒲愛德》，《老舍與二十世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
8. 李越：《老舍作品英譯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
9. 張曼：《老舍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10. Lee，Leo Ou-fan，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s：1919-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11. “國外的研究”此處既包括美國學界對老舍原作的研讀，也包括對老舍作品英譯本的研讀。
12. 詳細資料可參見張曼：《老舍作品在美國的譯介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第98-106頁。
13. 馬斌：《老舍在美國》，中國網，2002年1月4日。http：//www.china.com.cn/firbry/2002-01-11/2002-01-11-21.htm
14. Wang，Zhi-chen，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pp.II，III.
15. 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69頁。
16. 張英進：《審視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0-71頁。
17. 石興澤：《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第191頁。
18. 石興澤：《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第192頁。
19. 陽翰笙：《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賀的信》，《新蜀報》，1944年4月17日。
20. 馬斌：《老舍在美國》，中國網，2002年1月4日。http：//www.china.com.cn/firbry/2002-01-11/2002-01-11-21.htm
21. 馬斌：《老舍在美國》，中國網，2002年1月4日。http：//www.china.com.cn/firbry/2002-01-11/2002-01-11-21.htm
22. 周揚：《從〈龍須溝〉學習什么》，《人民日報》，1951年3月4日。
23. 石興澤：《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第192-193頁。
24. 見北京日報1969年12月12、13、15、18、23、30、31日。
25. 石興澤：《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第192-193頁。
26. 陳子善：《夏志清序跋》，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27. 陳子善：《夏志清序跋》，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28. Hsia，C.Y.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pp.165-188.
29. 石興澤：《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與思考》，《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第192-193頁。
30. 黃發(fā)有：《中國當代文學的版本問題》，《文藝評論》，2004年第5期，第195-195頁。
31.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