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世界之旅與烏托邦想象

按照英國地緣政治家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的說法，1492年現(xiàn)代世界開始進入“哥倫布時代”。^[1]“當海洋這一根本能量在16世紀突然爆發(fā)后，其成果是如此深巨，以至于在很短的時間里它就席卷了世界政治歷史的舞臺。與此同時，它也勢必波及到了這一時代的精神語言?！?sup>[2]探險家們從歐洲出發(fā)向西，走了一條與中世紀的圣地朝圣相反的路徑。但是，“新世界的發(fā)現(xiàn)者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旅行者’，因為他們主要不是被好奇心所推動，而是被暴力性的冒險、商業(yè)性的刨根問底和對黃金的貪婪，以及單純的對權(quán)力的渴求所驅(qū)動”，盡管這些卑下的沖動“經(jīng)常披上了適當?shù)淖诮虩崆榈耐庖隆?sup>[3]。

雖然探險時代還不是一個真正的旅行者的時代，但是航海大發(fā)現(xiàn)揭示了一個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的世界。地理空間的突然擴張使歐洲人認識到，他們占據(jù)的只是浩翰空間中有限的一角，世界上還有許多與自己完全相異的人群和文化的存在。于是，現(xiàn)代意識就此產(chǎn)生了。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指出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標志著“現(xiàn)代思想的一個重要時刻”，“一個相信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人類社會忽然意識到……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更偉大的整體的組成部分，為了達到自我知識，它必須首先在這面鏡子中沉思自己尚未認識的形象”。^[4]而這種“自我認識”（self-knowledge）首先就在遠方異域與歐洲社會，烏托邦想象與現(xiàn)實世界的鏡像式對比中產(chǎn)生了。

一、烏托邦空間的表征

眾所周知，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直有著追尋完美社會的傳統(tǒng)。《舊約》中的“應許之地”、柏拉圖的“理想國”、圣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其中最典型的幾個例證。不過，這些迷失在遠古歷史或宗教文本中的理想社會圖景，大都帶上了虛幻的色彩。從烏托邦思想史的發(fā)展來看，以托馬斯·莫爾為代表的近代理想社會的規(guī)劃者，其超越前人之處，就在于他們都借鑒或引入了一種新的空間視野或空間架構(gòu)，這就是15—16世紀以來方興未艾的航海探險，以及相關(guān)的旅行文獻資源（包括航海日志、書信、商業(yè)報告、傳教士的記錄等）。正如當代著名的烏托邦研究專家克里珊·庫瑪爾（Krishan Kumar）指出的，“這些旅行作家的故事是烏托邦的原料，幾乎是烏托邦的源頭”。^[5]2002年版《劍橋旅行寫作指南》的編者則進一步提醒我們，莫爾的《烏托邦》與這個時期出現(xiàn)的真實的游記作品驚人地相似，都附加了一幅地圖和一張烏托邦語言的字母表^[6]，給人一種相當堅實、可靠、逼真的空間感。由于烏托邦是現(xiàn)實中無法實現(xiàn)的理想社會的空間表征，借助旅行文學來表征這種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者性空間”（space of otherness），無疑是最好的敘事策略。

在展開對烏托邦想象空間的討論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本文采用的幾個理論概念。本文中，筆者主要借鑒了當代法國社會學家列伏斐爾在《空間的生產(chǎn)》（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84）中提出的兩個概念——“空間的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間”（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并加以一定程度的修正。按照列伏斐爾的說法，前者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這種生產(chǎn)關(guān)系置于其中的秩序有關(guān)，并且因此而與知識、符號、符碼以及“正面的”關(guān)系有關(guān)；后者則將復雜的象征具體化了，有時與社會生活中隱秘的或隱晦的方面的編碼有關(guān)，有時則無關(guān)，它也與藝術(shù)相關(guān)（說到底，藝術(shù)與其說是一種空間的符碼，不如說是一種表征的空間的符碼）^[7]。

列氏主要是從社會學角度出發(fā)，闡釋空間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過程及機制的，上述兩個概念雖然對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頗具啟發(fā)性，但不能簡單生硬地套用于旅行文學和烏托邦敘事。因為畢竟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文本，烏托邦敘事涉及的空間是虛擬的符號空間，空間的表征主要與文本的制作及話語的操作相關(guān)。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對列伏斐爾的上述概念稍加修正，將“空間的表征”簡單定義為——通過文本和話語被表征出來的空間；而“表征的空間”則指在表征空間的過程中，作者的意圖、動機，所采取的敘事策略和修辭手段，及其希望達到的和實際達到的效果。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互為表里，互為因果的。

綜觀近代英國旅行文學史上三個典型的烏托邦敘事——莫爾的《烏托邦》（Utopia,1516）、培根的《新大西島》（New Atlantis,1626）和哈林頓的《大洋國》（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1656），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三個文本中理想社會的空間表征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或相似的要素。

首先是空間定位的不確定性。細讀《烏托邦》我們發(fā)現(xiàn)，莫爾對烏托邦所在的空間位置一直沒有明確的定位。按說，既然烏托邦是一個迥異于英格蘭的吸引人的理想空間，莫爾首先應該問清楚烏托邦所在的方位；而那位既具有豐富的航海經(jīng)驗，又在烏托邦中生活了五年的拉斐爾·希斯羅德也應該對烏托邦座落的位置有所交代。但是，我們從小說開頭莫爾致賈爾斯的信中得知，他說自己已經(jīng)完全忘記烏托邦的位置，因為“我們忘記問，他（希斯羅德——引者）又未交代，烏托邦是位置于新世界的哪一部分?！腋械綉M愧，我竟不知道我所暢談的這座島在哪一個海里”。^[8]作者的這個辯解很難自圓其說。因為第一卷結(jié)尾時，莫爾明明提醒過拉斐爾，在（第二卷）描述烏托邦時，“不要說得簡略，請依次說明地域、江河、城鎮(zhèn)、居民、傳統(tǒng)、風俗、法律，事實上凡是你認為我們想知道的一切事物”。^[9]因此，我們只能把這個疏忽理解為作者有意跟讀者玩的花招。

無獨有偶，培根在《新大西島》中也沒有給我們提供有關(guān)新大西島——本色列國的準確方位。文本一開頭，敘述者說他是從秘魯經(jīng)南海（即太平洋）駛往中國和日本，之后由于風向不斷變換，從西風轉(zhuǎn)為南風，再轉(zhuǎn)為北風，最后把敘述者和他的船員吹到了一塊他們從未到過的陸地，雖然他們最終上了岸，但就像《烏托邦》中的情形一樣，敘述者對這塊陸地也無法作出明確的空間定位。哈林頓的《大洋國》同樣如此，引言中講到了這個虛構(gòu)的理想共和國的兩個殖民省瑪辟細亞（Morpheus）和龐諾辟亞（Parthenia）。從作者描述的地形地貌特征來看，它們與希臘、威尼斯和英國均有相似之處，是幾個處在大洋之中的島嶼，但作者也未對其所在的空間位置作出任何明確的交代。當然該書的主旨不在描述大洋國的旅行，而在為當時的英國提供一部憲法草案和政治綱領(lǐng)，此處不贅。不管怎么說，上述三個文本對烏托邦空間的定位是含混不清的，三個理想社會似乎都“置身于新舊兩個世界之外”，介于此岸與彼岸、存在與非存在的“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10]中。

與此相關(guān)的第二個特征是烏托邦空間的封閉性及其被發(fā)現(xiàn)的偶然性。在《烏托邦》第二卷中，作家以“?？驼勫荨钡姆绞?，通過希斯羅德之口，對烏托邦的地形地貌作了詳細的描述^[11]：烏托邦島像一葉小舟，靜靜地停泊在無邊的海洋上。遠遠看去，就像一座海市蜃樓，虛無縹緲中透出神秘的氣息。全島呈新月形，長500英里，中部最寬處達200英里。重要的是，這個島嶼最初并不是四面環(huán)海的，而是多年前由一個名叫烏托普的國王下令掘開本島聯(lián)接大陸的一面，讓海水流入圍住島嶼才形成目前的與世隔絕狀態(tài)的。因此，直到它被歐洲旅行者偶然發(fā)現(xiàn)時，烏托邦的居民對于外部世界一無所知，正如外部世界對他們一無所知一樣。

托馬斯·莫爾虛構(gòu)的烏托邦地圖

吉爾伯特在研究19世紀烏托邦故事中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的烏托邦都是偶然被發(fā)現(xiàn)的。^[12]而這個偶遇性特征無疑可追溯到16世紀以來英國旅行文學中的烏托邦敘事傳統(tǒng)。在《新大西島》上，敘述者詳細描述了他們的船隊是如何被不斷轉(zhuǎn)向的風偶然吹到一片不為外界所知的陸地邊緣的；這個島國中派來的使者拒絕他們登陸，“還急忙警告我們離開”。這個“警告”與其說反映了新大西島——本色列國人對來自外界的疫病的懼怕，不如說透露了他們更深層次的一種恐懼，即來自外部世界的異風殊俗會給本國居民帶來精神上的污染。在經(jīng)過了一番嚴格的檢查而終于被允準登陸后，這些來自歐洲的旅行者被安置在一個處于這個島國的邊緣，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空間——“外邦人賓館”中，三天后才得到賓館館長的接見，后者向這些來自歐洲的訪問者暗示，這個島國對于外邦人是有保密的法律的。又過了幾天，敘述者才得以進入這個名為本色列的國家。但他并沒有給我們提供多少目擊的證據(jù)（除了觀賞一次游行之外），而主要是通過在此生活定居多年的一位猶太人之口，間接了解了關(guān)于這個國家的一些情況。讀者沮喪地發(fā)現(xiàn)，直到《新大西島》的文稿突然莫名其妙地中斷，那些來自歐洲的航海者還無法進入本色列國內(nèi)部，一睹其“廬山真面目”。

烏托邦外部空間的特征是與世隔絕性和不可接近性，而其內(nèi)部空間結(jié)構(gòu)則表現(xiàn)為自我復制性和普遍類同性。通過希斯羅德之口我們得知，烏托邦總共有54個城市，這些城市有著共同的語言、傳統(tǒng)、風俗和法律，它們的總體布局和建筑樣式都是類同的，每個城市之間的距離基本相等，最近的相隔不到24哩，最遠的從不超過一天的腳程；任何城市的每一個方面都至少有12哩區(qū)域；郊區(qū)農(nóng)村的空間也是整齊劃一，根據(jù)理性和效率的原則布局的。每座城市分成四個大小一樣的部分，以市場為中心依次排列廳館、醫(yī)院、餐廳和住所。每幢房屋都是按照統(tǒng)一的模式建造的，在外觀上無甚差別。房子是沒有門鎖的，只要移動統(tǒng)一裝配的移門，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出入。每隔十年，居民以抽簽的方式調(diào)換房子，以免產(chǎn)生私有觀念。簡而言之，烏托邦中沒有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之分，前者已經(jīng)完全吞并和取代了后者。

總之，外部空間定位的不確定性、偶遇性和自我封閉性，以及內(nèi)部空間的類同性、相似性和無隱私性構(gòu)成了烏托邦空間表征的主要特征。那么，這些特征背后體現(xiàn)了什么樣的表征意圖和意識形態(tài)，換言之，“空間的表征”背后，究竟有著怎樣“表征的空間”？

二、表征的空間與地理學描述傳統(tǒng)

眾所周知，《烏托邦》首先是一種社會批判，借助一個去過新世界的“他者”的視野，展開對舊世界的“自我”（英國）的批判。其次是一種理想社會的建構(gòu)，通過“把當下的社會結(jié)構(gòu)挪移和謀劃到一種虛構(gòu)的敘事中來重建社會”^[13]。這兩種相輔相成的動機，都需要借助空間詩學—政治的操作和建構(gòu)。新的、理想的和想象的空間必須與舊的、人們熟悉的現(xiàn)實空間聯(lián)系起來，使之形成一種熟悉中的“異化”（defamiliarization）或陌生中的“歸化”（domestication），才能喚起人們追尋它的欲望和動力。過于熟悉的空間沒有吸引力，完全陌生的空間沒有親和力，且會令人不安。理想的烏托邦空間，應該介于舊的與新的、熟悉的與陌生的之間。而莫爾的《烏托邦》正是這樣一種表征的空間。這一點，從莫爾為其理想空間精心選擇或生造的詞語中也得到了證明。如所周知，“烏托邦”（Utopia）一詞，以古希臘語中表示“無”的字母ou為前綴，與表示“地方”的詞干topia拼合在一起，意為“烏有之鄉(xiāng)”，而古希臘語表示“好”的形容詞eu的發(fā)音又恰好與ou相似，這樣，“烏托邦”就成了一個雙關(guān)語，既指“無—地方”（ou-topia），又指“好—地方”（eu-topia）^[14]，通過這種詞語游戲，莫爾實際上已經(jīng)暗示了烏托邦是一個介于存在與非存在之間，既令人沮喪又令人神往的虛擬空間。

當代西方學者羅姆阿德·拉柯威斯基（Romuald I Lakowski）認為，雖然《烏托邦》是一個用詞語建構(gòu)起來的島嶼，但它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明顯是對歐洲航海發(fā)現(xiàn)和探險時代作出的一種回應。^[15]但筆者想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回應不是直接的，而是一個間接的、復雜的話語建構(gòu)過程?？偨Y(jié)近年來西方學者相關(guān)的研究成果，可以認為，《烏托邦》表征的空間實際上內(nèi)含三個層次的地理學描述傳統(tǒng)：一是航海大發(fā)現(xiàn)的“新世界”，二是歐洲中世紀后期的地理學理論，三是英國本土的地理—地形學描述傳統(tǒng)。莫爾把這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既熟悉又陌生，既具寫實性又具幻想性的烏托邦空間，通過這種表征的空間建構(gòu)起他的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

按照拉柯威斯基的說法，16世紀歐洲人心目中實際上有兩個“新世界”，除了美洲外，還有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和亞洲之大部，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兩者同樣都是新的。所以，一般認為的烏托邦是對新發(fā)現(xiàn)的美洲的一種回應，只說對了一半。盡管在莫爾寫作《烏托邦》的1516年，歐洲人已經(jīng)知道南美是一塊與亞洲分離的大陸（不一定是洲），但在麥哲倫環(huán)球航行（1519）之前，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太平洋有多大。當時流行的世界地圖是修道士馬丁·瓦爾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uller）根據(jù)亞美利哥·韋斯普契（Amerigo Vespucci）的《航海日記》繪制的，第一次用了“美洲”這個名字。莫爾可能利用過1507年出版的《宇宙志引論》（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該書采用的世界地圖也是馬丁·瓦爾德西姆勒繪制的。但無論是1507、1516年版的《世界地圖》和1507版的《宇宙志概論》中的球圖，還是1507年版的《斯特拉斯堡托勒密》地圖都說明，當時歐洲人對“美洲”的概念與當代人的理解相差甚遠，美洲有時只包括南美和加勒比海諸島，而且它與印度（亞洲）的距離非常近，形成一個制圖學上的半圓（結(jié)合了印度洋和泛太平洋地區(qū)）。^[16]

此外，對跖地（antipodes）也是從古典時代一直延續(xù)到16世紀的歐洲地理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所謂對跖地，是指與本區(qū)地理位置相對的一個地區(qū)，或指地理位置正好相反的兩個地區(qū)，例如，位于北半球的英格蘭，其對跖地是南半球的澳洲。莫爾本人在提到烏托邦時多次用了“對跖地”這個詞。在第一卷結(jié)尾，希斯羅德告訴我們，烏托邦人管歐洲人叫“晝夜平分線以外的居民”（“Ultraequinoctials”）^[17]，也就是指生活在赤道或赤道帶另一邊的人。在第二卷中，我們得知，烏托邦處在南溫帶，“但是在這個新世界中，由于赤道將它與我們遠遠隔離了，因此他們的生活和性格都與我們不同，他們不相信條約”。^[18]于此可見，莫爾心目中的“新世界”不限于或不等同于南美。

馬丁·瓦爾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uller）繪制的世界地圖（1507年）

進一步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烏托邦》中理想社會的空間構(gòu)造與英國的歷史—現(xiàn)實空間之間有著微妙的對應關(guān)系。莫爾既借鑒了韋斯普契有關(guān)新世界航行的記錄和中世紀晚期的地理學理論，也繼承了英國地理學—地形學描述的傳統(tǒng)。

據(jù)英國學者摩根拉塞爾（Morgan-Russell）考證，對不列顛描述的文類源于公元6世紀一位不十分出名的圣徒，修道院中的編年史學家吉爾達斯（Gildas）。他出于對上帝之屋及其神圣的律法的熱情，描述了“不列顛的地形”^[19]。從地形地貌上看，莫爾描述的烏托邦與吉爾達斯描述的英格蘭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均座落在大地的邊緣，有著“新月形”的地形，像一柄三角形的白石英寶劍；兩者寬度均為200英里，整個島嶼被海水包圍，形成無法通過的天然屏障；兩者均有著堅固的海防。此外，烏托邦的54個城邦對應于英國的53個郡，外加首都倫敦，人口稠密，物產(chǎn)豐富。烏托邦首都名字亞馬烏羅提（Amaurotum）意為“黑暗之城”，暗示了“霧都”倫敦。吉爾達斯提到的“兩條宏偉的河流”——泰晤士河與塞汶河，與亞馬烏羅提城內(nèi)一大一小兩條河流遙相呼應，而橫跨阿尼德河（Anydrus，意為無水之河）上的石橋即象征了倫敦橋。

總之，無論是地形地貌、面積大小、城市數(shù)量、物產(chǎn)豐富方面，烏托邦與英格蘭之間都有著極為驚人的相似性。每位讀過《烏托邦》的讀者，幾乎“不需要多大想象力就可以選出（英國的）可識別的陸相（land formation），康沃爾的‘海岬’、威爾士的諾福克的峰丘和肯特的低地”^[20]等等。

就這樣，吉爾達斯描述的英國的地理地形結(jié)構(gòu)及其隱含的民族主義萌芽被莫爾整合進他表征的烏托邦空間中，在這個空間中，舊世界與新世界、現(xiàn)實中的英格蘭與理想中的英格蘭形成一種互相呼應的關(guān)系，兩者之間既有斷裂又有聯(lián)系。正如格林布拉特指出的，“《烏托邦》在同一個文本空間中呈現(xiàn)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同時又堅持認為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我們既不能將它們完全分離，又不能讓它們諧和一致，因此，智力既無法滿足于達到絕對的斷裂，又無法滿足于完全整合的形式。我們不斷地被英國與烏托邦之間的相似性所吸引，又不斷地為橫亙在兩者之間的深淵而感到灰心喪氣。烏托邦既是（又不是）英國。亞馬烏羅提既是（又不是）倫敦”。^[21]莫爾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閱讀《烏托邦》的過程，“有效地喚起讀者在現(xiàn)實的英國及其虛構(gòu)的、理想的對應物之間架起橋梁”，從而實現(xiàn)他的社會改革計劃；“換言之，凡是明顯不屬于英格蘭的，實際上就是它應該成為的”。^[22]

從修辭策略上看，按照摩根拉塞爾的說法，這種批判的功能是通過“（隱喻性地）將當下的現(xiàn)實投射到‘烏有之鄉(xiāng)’”，以及“一種（換喻性的）挪移”來達到的。在莫爾的《烏托邦》中，批判既依賴于隱喻性的聯(lián)系（不列顛像烏托邦，倫敦像亞馬烏提羅），又伴隨以換喻性的重新連接（rearticulation）：如果說倫敦像亞馬烏提羅，那么“大街”就從整體上與這個城市發(fā)生了換喻性的聯(lián)系，于是倫敦換喻性地代表的骯臟的現(xiàn)實就在亞馬烏提羅的大街上得以重新連接，這些大街又寬敞又整齊，結(jié)果在兩者之間造成了一種明顯的“有節(jié)奏的變化”（accentual variation）或“鴻溝”。^[23]簡言之，隱喻和換喻手法的交替運用，更使得烏托邦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虛擬的符號空間。

于此可見，莫爾筆下的烏托邦空間，正是在上述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又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本土性，包含了新世界、歐洲和英國的三重地理學描述傳統(tǒng)中得到表征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造成烏托邦空間定位的不確定性、不可接近性、封閉性和偶遇性的原因所在。用克里珊·庫瑪爾的話來說，烏托邦“處在誘人的可能性邊緣，某個剛剛超越現(xiàn)實邊界的地方”^[24]。如果這個理想的社會與我們的不完美社會無法融合，不愿受它的污染，那么我們就被告知，其先決條件就是隔絕。但是憑借這種隔—絕（isola-tion），我們實際上已經(jīng)處在了荒島、大海和航行的語義域中。^[25]

三、旅行空間與文本空間

從形式結(jié)構(gòu)上看，《烏托邦》是一個典型的旅行文學文本，涉及旅行空間與文本空間的互動。兩個有名有姓的人物的旅行，即現(xiàn)實人物——作家兼外交官托馬斯·莫爾從英國到荷蘭再回到英國的旅行，以及虛構(gòu)人物——航海家拉斐爾·希斯羅德從歐洲到新世界再回到歐洲的旅行，無疑是《烏托邦》這個文本空間得以形成的主要構(gòu)件。

從作品提供的書信、附錄及其他相關(guān)的背景材料中我們得知，莫爾是作為英王亨利八世的使者，前往荷蘭的法蘭德斯的，由于外交事務上的糾葛，他不得不在這個低地國家逗留了三個月。出國旅行和異國居留經(jīng)驗往往能使人獲得一種距離感和陌生化視角，可以更為客觀地打量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內(nèi)心。按照克斯特的說法，莫爾在出使荷蘭期間和回國之后經(jīng)歷了一場危機，處在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邊緣狀態(tài)。在出使荷蘭期間，莫爾正面臨一場心理危機。一方面，他是一個已有相當?shù)匚缓兔暤拇舐蓭?，但一直疲于律師事務，無暇從事他心愛的學術(shù)研究；另一方面，英王亨利八世誠邀他為朝廷服務，這個閑職能給他提供充裕的時間從事學術(shù)研究，但同時也意味著成為朝廷的仆人。于是，處在進退維谷狀態(tài)中的作家莫爾，將自己的焦慮和矛盾投射到了小說人物希斯羅德身上。^[26]第一卷開頭不久，兩人之間的對話就影射了莫爾的這一兩難處境。莫爾規(guī)勸結(jié)識不久的希斯羅德前去侍奉國王，當一個謀臣，為國家效力，為人民謀福利。而希斯羅德則斷然拒絕，并借此話題展開了對現(xiàn)實中的英國的猛烈抨擊和對理想中的烏托邦的熱情贊美與詳細描述。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希斯拉德是莫爾的鏡像人物。與莫爾一樣，他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本土到異域，再從異域回歸本土的歷程。據(jù)小說中牽線人物彼得·賈爾斯所述，希斯羅德將自己的財產(chǎn)分給兄弟后，離開自己的家人和祖國，像奧德修斯一樣漫游世界，參加了亞美利哥·韋斯普契四次發(fā)現(xiàn)美洲的遠航中的三次。之后，他自愿留在新世界生活了一段時間。當他回到舊世界時，便將他看到的（不如說希望看到的）烏托邦告訴了歐洲人。為了更好地表征烏托邦空間，莫爾有意給他起名為拉斐爾·希斯羅德。讓這個虛構(gòu)人物扮演起一個雙重性角色。如所周知，拉斐爾（Raphael）這個名（first name）來自希伯來語，意為“傳播神的福音的使者”；希斯羅德（Hythloday）這個姓（surname）來自古希臘語，意為“不可靠消息的傳播者”。拉斐爾·希斯羅德姓名的雙關(guān)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行文學特有的雙重性文化功能——既可能帶來自遠方異域的福音，也可能帶來蠱惑人心的胡言亂語；讀者既可以從旅行文學中獲得啟示，也可能因為它誤入歧途。按照威廉·科頓（William T.Cotton）的觀點，可以把希斯羅德視為一位柏拉圖式的哲學家，他在見過白日的陽光后，又重新返回洞穴，來啟發(fā)他的同胞。當他的福音被拒絕時（因為在這些愚昧之徒看來，他當然是個胡言亂語者），他拒絕再把時間浪費在為得到報償而繼續(xù)談話中，而是把俗務留給了莫爾那樣的會順時應變的人，讓他在現(xiàn)實政治的世界中對這些實踐性作出必要的調(diào)整，以實現(xiàn)他的夢想。^[27]

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莫爾就是希斯羅德，他希望通過寫作和出版《烏托邦》，將來自新世界的福音傳遞給他的國人，同時他自己心中也明白，烏托邦的完美社會只是一種胡言亂語，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一個夢想。因此，在寫作過程中，莫爾又將自己分身為了兩個人。一個是作為小說人物的“莫爾”，他傾聽并同意拉斐爾的看法，猛烈抨擊自己的國家存在的種種弊?。涣硪粋€是作為現(xiàn)實中“英國名城倫敦的公民和行政司法長官”（正如卷首所述）的莫爾，他對于希斯羅德設(shè)想的取消私有制的理想社會不屑一顧，認為公有制會使人們懶惰，“如果大家都不從事生產(chǎn)勞動，物資供應如何會充足？因為一個人缺乏切身利益作為動力，他就愛逸惡勞，只指望別人辛苦操作。而且，當人們?yōu)樨毨?qū)使，而保持個人所得又為非法，這不是必然會惹起經(jīng)常的流血和暴亂嗎？”^[28]

從這個角度看，莫爾與希斯羅德之間的對話和爭辯，實際上反映了作者內(nèi)心中兩個自我、兩種理念的沖突。這種沖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烏托邦敘事在空間表征上的含混性和不確定性。這種含混性和不確定性在文本的整體結(jié)構(gòu)和布局上也明顯體現(xiàn)出來了。

如所周知，《烏托邦》采用了對話與獨白交替的敘事策略；全書兩卷分別講述了兩個不同的社會，第一卷通過作者與希斯羅德之間的對話揭露了現(xiàn)實中的英國社會的種種弊病，并對此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和諷刺。第二卷通過希斯羅德的獨白，描述了一個理想的完美社會。

但在實際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們知道，是第二卷在先，第一卷在后。具體說來，莫爾是在1515年出使荷蘭期間，利用三個月的賦閑時間寫下了第二卷，對烏托邦這個理想社會的圖景作了全面的描述。之后在回國后的一個月內(nèi)，又完成了第一卷，加在第二卷前面，形成一個先有英國的現(xiàn)實社會、再有烏托邦理想社會的結(jié)構(gòu)。這樣，《烏托邦》從創(chuàng)作過程到全書結(jié)構(gòu)就都體現(xiàn)了一種獨特的“逆序性”（the backward orders of composition）^[29]。

那么，莫爾這種獨特的構(gòu)思過程和結(jié)構(gòu)策略的用意何在？為何不能單獨發(fā)表第二卷，為何將正常的創(chuàng)作過程顛倒，要在第二卷之前再加上第一卷？

細讀文本第二卷，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莫爾通過希斯羅德之口講述的烏托邦社會圖景其實是相當乏味的，描述也是相當粗略的。正如科頓指出的，第二卷中幾乎沒有對日常生活的描寫，沒有提到過一個有名有姓的人物（除了國王烏托普以外）。拉斐爾對其滯留島國期間所發(fā)生的事件也沒有具體記錄。在拉斐爾講的“故事”中幾乎沒有令人特別感興趣的敘述。^[30]歸結(jié)到一點，就是因為烏托邦是一個完全處在理想狀態(tài)、沒有發(fā)展、缺乏動力和活力的社會。就其定義而言，完美社會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它在外部空間上是自我封閉的，在時間上是沒有發(fā)展變化的（timelessness）。因為一旦有變化發(fā)展就說明它不是一個完美社會，或尚未達到完美狀態(tài)。為了解決這個邏輯悖論，莫爾（及其他烏托邦主義者）設(shè)計的理想社會就不能不是一個缺乏行動、沒有變化、與世隔絕的社會。因為一接觸外部世界就會受其影響或污染，從而打破原有的穩(wěn)定和寧靜。為了保證烏托邦的人們保持道德純潔，必須讓這個社會永遠處在與外部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中。而烏托邦內(nèi)部空間的類同性、相似性和無隱私性無疑更強化了這種自我封閉的完美性。完美的社會必然是沒有差異的，因為一有差異即有比較，一有比較即會產(chǎn)生妒忌、私欲和貪婪，從而打破理想的完美狀態(tài)。因此，烏托邦社會只能永遠保持并滿足于外部空間的與世隔絕性、內(nèi)部空間的無差別性和時間上的無變化性。

或許莫爾本能地感到，一個完美、靜止的社會是沒有吸引力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按莫爾服膺的基督教思想，人本身是不完美的，只有上帝是完美的。但烏托邦不是屬于天國的“上帝之城”，而是屬于塵世的人之城。既然是人就免不了有感情，有欲望，會產(chǎn)生私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是與烏托邦的完美理念相悖的。如何解決這個悖論，如何在理想與現(xiàn)實、完美與不完美之間架設(shè)起一座橋梁，就成為作家不得不加以考慮的重要問題。按照克斯特的觀點，第二卷描述的完美的靜止狀態(tài)需要一個不完美的處在行動中的社會作為增補或陪襯，才能消除它的抽象性和非現(xiàn)實性，成為人們追求的對象。^[31]于是，我們就有了第一卷。如果說，第二卷充滿了想象的幻景、理想的激情、明智的建議和智慧的閃光，那么，第一卷的描述則真實、具體，充滿了微妙的諷刺、尖銳的批評和猛烈的抨擊，這里的人物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他們在互相對話，爭論，說服和辯解，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念。這樣，第一卷與第二卷互為鏡像，反映了行動與沉思、現(xiàn)實與理想、批判與建構(gòu)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因此，正如科頓所說，“《烏托邦》的偉大……不在于它的和諧，而在于它的緊張，這種緊張來自于一種持續(xù)想象的幻景，正是對此幻景的體驗緊緊地抓住了作者”。^[32]

綜上所述，《烏托邦》既是一個話語和文本的建構(gòu)，也是一種空間的表征。在此建構(gòu)和表征過程中，旅行文學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敘事功能，作家借助本人和虛擬的他者的旅行經(jīng)驗，通過隱喻和換喻的修辭策略，在舊大陸與新大陸，現(xiàn)實的英國與理想的不列顛之間建立起微妙的對應關(guān)系；與此同時，他也通過“逆序性”的文本結(jié)構(gòu)手法，為其本人所處的兩難境地提供了虛擬的解決之道。

[1] C.施密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林國基、周敏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2] 同上書，第49頁。

[3]Paul Fussell(eds.),The Norton Book of Travel ,New York,London:W.W.Norton& Company,1987,p.25.

[4] 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王志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420頁。為行文風格統(tǒng)一，此處中譯文據(jù)英譯本有所改動。

[5]Krishan Kumar,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Basil Blackwell Ltd,1987,p.23.

[6]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

[7]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Oxford UK,Cambridge USA: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4,p.33.

[8]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頁。

[9]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7頁。

[10] 關(guān)于“閾限空間”，參見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jié)構(gòu)與反結(jié)構(gòu)》，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1]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8頁。

[12]See J.C.Davis,“Going nowhere:travelling to,through,and from Utopia，”Utopian Studies .19.1(Winter 2008):p.1.

[13]Simon Morgan-Russell,“St.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Cahiers Elisabéthains .61.(Apr.2002):pp.1-11.

[14]Krishan Kumar,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Basil Blackwell Ltd,1987,pp.23-24.

[15]Romuald I.Lakowski,“Utopia and the‘Pacific Rim’:The Cartographical Evidence，”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5.2(Sept.1999):pp.1-19.

[16]Romuald I.Lakowski,“Utopia and the‘Pacific Rim’:The Cartographical Evidence，”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5.2(Sept.1999):pp.1-19.

[17] 1959年商務印書館版《烏托邦》，中譯者戴鎦齡將“Ultraequinoctials”譯為“晝夜平分線以外的居民”（第57頁）；1997年商務印書館版《烏托邦》，中譯本修訂為“赤道那邊的人”（第46頁）。

[18]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2頁。

[19]Simon Morgan-Russell,“St.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Cahiers Elisabéthains .61.(Apr.2002):pp.1-11.

[20]Simon Morgan-Russell,“St.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Cahiers Elisabéthains .61.(Apr.2002):pp.1-11.

[21]See Simon Morgan-Russell,“St.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Cahiers Elisabéthains .61.(Apr.2002):pp.1-11.

[22]Simon Morgan-Russell,“St.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Cahiers Elisabéthains .61.(Apr.2002):pp.1-11.

[23]M Stevenson,Kay Gilliland.“Utopia:Overview，”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Ed.D.L.Kirkpatrick.2nd ed.Chicago:St.James Press,1991,<http://go.galegroup.com/ps/start.do?p=LitRG&u=jiang>.2009-8-31.

[24]Krishan Kumar,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Basil Blackwell Ltd,1987,p.1.

[25]Davis,J.C.“Going nowhere:travelling to,through,and from Utopia，”Utopian Studies .19.1(Winter 2008):p.1.

[26]See William T.Cotton,“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Utopian Studies .14.2(Spring 2003):p.41.

[27]William T.Cotton,“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Utopian Studies .14.2(Spring 2003):p.41.

[28]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5頁。

[29]William T.Cotton,“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Utopian Studies .14.2(Spring 2003):p.41.

[30] Ibid.

[31]J.C.Davis,“Going nowhere:travelling to,through,and from Utopia，”Utopian Studies .19.1(Winter 2008):p1.

[32]William T.Cotton,“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Utopian Studies .14.2(Spring 2003):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