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益世報·女子周刊》與女高師國文班的“金剛”

蘇雪林幾經(jīng)周折，于1919年9月進入同年4月成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國文一班就讀。由于之前她在安徽已對新文化運動心向往之，一進入北京，蘇雪林迅速進入了新文化運動激情澎湃的主流文化語境，寫作上也由之前的喜好格律詩詞和林譯文言小說開始向現(xiàn)代白話文的思想與審美趣味轉(zhuǎn)變。至1921年秋赴法留學止，蘇雪林在女高師的短短兩年的創(chuàng)作，主要發(fā)表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會刊》(以下簡稱《文藝會刊》)、《益世報·女子周刊》(以下簡稱《周刊》)以及著名的《晨報副刊》上，其中《文藝會刊》上刊發(fā)的多是她的格律詩詞與文言小說以及早期的學術(shù)論文(第2期有一篇白話小說《童養(yǎng)媳》)，如《周秦學派與印度希臘學派之比較》、《學術(shù)思潮與教育主義之改進》、《歷代文章體制底變遷》等，但現(xiàn)代白話文的創(chuàng)作毫無疑問以發(fā)表在《周刊》上為最多。由于她的筆耕不輟，蘇雪林和同班同學廬隱、馮沅君、程俊英因出色的寫作才華被稱為女高師國文班的“四大金剛”，一時名動京城。

1920年10月30日，《周刊》創(chuàng)刊，并以“女子主任編輯”作為刊物的辦刊特色，聘請女高師學生周寅頤、蘇頻伽(即蘇雪林)⁽⁶⁾、楊致殊三人擔任主要編撰工作，由于周、楊二人皆不是國文專業(yè)學生，不擅文藝創(chuàng)作，兼之當時女性來稿極為稀缺，在赴法留學前的大約一年中，蘇雪林成為該刊文藝欄目的主要撰稿者，幾乎包辦了該刊的文藝版面。她后來在《我的學生時代》一文中回憶這段生活說：“為了經(jīng)濟關(guān)系……每月至少要寫萬把字……所寫也不全屬文藝創(chuàng)作，雜湊的論文，凌亂的隨感亦復不少?！?sup>(7)整體來看，蘇雪林這個時期的寫作題材多樣，風格駁雜，從文體看主要有如下幾類：

首先是小說，在各文體中較有代表性。如《一個女醫(yī)生》、《我自己升學的經(jīng)過》、《兩難》、《天囚》、《節(jié)孝坊》、《一封海巖邊的信》、《放鴿》等，還有個別譯作。其中《一個女醫(yī)生》篇幅最長，在刊物上斷斷續(xù)續(xù)從四月連載到六月，主要是控訴軍閥惡行給下層民眾及其家庭帶來的痛苦；《我自己升學的經(jīng)過》中主人公以“志鴻”為名，內(nèi)容實則是蘇雪林個人求學經(jīng)歷的自敘傳，但相對“五四”那一代青年追求知識解放和精神自由而言，確有普遍意義；《節(jié)孝坊》與《一封海巖邊的信》皆是通過女性對婚姻愛情的不同理解及其不同的悲劇命運來控訴封建禮教的；《兩難》寫下層民女翠姐由于生活所迫，在丈夫和女兒之間難以抉擇的痛苦生活的；《放鴿》是寫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沖突的；《天囚》是較為特殊的一篇小說，寫罪犯的悔罪心理和良知發(fā)現(xiàn)，其最終目的卻在社會教育，明顯受到當時流行的“問題小說”主題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靈魂拷問”手法的影響。平心而論，這些小說和同時期冰心、廬隱等女作家的那些社會問題小說比較起來，主題不乏重合之處，在藝術(shù)上也并不遜色許多。

其次是詩歌和雜文。詩歌主題涉及社會問題、友情、親情、人事等方面，以社會問題居多，如《京漢火車中所見》、《風濤中的小舟》、《黑暗中的光明》、《送鮑君毓華畢業(yè)南旋》、《哭從弟勛》、《女高師英文部主任吳貽芳先生的辭職》等。雜文有《舊式的婚禮談》、《火山與軍閥》、《雜感》、《最近的感觸》、《談屑·梅廠絮語》等等(“談屑”是《周刊》的一個常設雜感欄目，“廠”這里疑為“之”，即“梅之絮語”，梅即蘇梅，是蘇雪林在女高師時期的學名)，從題目上即可看出，這些雜文詩歌同樣多以社會問題為話題。和小說相比，這時期的詩歌與雜文量多質(zhì)雜，影響并不大。但可看出《周刊》時代的蘇雪林適應各種題材，已成為一個新文學寫作的多面手。⁽⁸⁾

還有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文藝批評。真正使“蘇梅”兩字名動京城的是她的一篇并不非常嚴謹?shù)奈乃嚺u文章《對于謝楚幀君<白話詩研究集>的批評》，文章共四部分，第一部分1921年4月25日發(fā)表在《周刊》第23期上，由于文章較長，其余部分至5月份《周刊》第26期才得以刊完。《白話詩研究集》系1921年春冒用北京大學出版部之名發(fā)行的，⁽⁹⁾印了六百冊，是一部詩歌作品和詩歌理論的合集，除了署名作者北大學生謝楚幀的一百二十首新詩外，還有包括胡適、蔡元培等眾多新文化名人的論新詩的文章和新詩作品，規(guī)模體制并不算小。該書印行前曾大肆炒作，請了沈兼士、楊樹達等學者為其聯(lián)名在《京報》上大做廣告，大作吹捧。并想請胡適在報上作介紹，胡適對該書印象極差，完全拒絕了。⁽¹⁰⁾被一些名人們?nèi)绱舜祰u的一本新書，自然會引起敏感的蘇雪林的注意。因為當時的出版物是很少的，尤其學術(shù)性的出版物更少。絕不像現(xiàn)在這樣，滿大街的書店，滿店滿架的新書，令人目不暇接。蘇雪林讀了該書，覺得和報紙上的廣告宣傳截然相反，于是便寫了《對于謝楚幀君<白話詩研究集>的批評》一文進行批評。

客觀地說，蘇雪林的這篇批評文章態(tài)度坦誠，文風犀利，但存在的問題也較多。文章一方面抓住了謝文關(guān)于新詩之識見的平庸淺陋、缺乏新意，擔心其老調(diào)重彈會誤導社會各界特別是復古文人和新青年們對白話文的認識，產(chǎn)生誤判，從而對新詩乃至新文化的健康發(fā)展產(chǎn)生不良影響。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另一方面，數(shù)千字的批評，只涉及謝文中關(guān)于古詩改革的部分，其他部分語焉不詳，謝文到底存在哪些問題，讀者還是不太清楚。批評方式不夠端正，遣詞用句不嚴謹，嬉笑怒罵，攻擊性強，缺少學術(shù)批評的客觀與交流、溝通精神，其后來個性中的偏激、好爭辯的特點此時已初現(xiàn)端倪。如文章一開始就是一長段的諷刺挖苦，說什么“飽飯熟睡之余”，“發(fā)了做這書的沖動”，不如“還是抹牌喝酒，干你那正當行業(yè)去”；又說，謝氏“竟將雪白的紙，漆黑的墨來印刷他的著作”，真是“暴殄天物”，等等，語氣比較尖刻。此文一出，即引發(fā)了一場頗為壯觀的論戰(zhàn)。當時京城兩大名報《京報》和《晨報》參與其中，《京報》支持謝楚幀、羅敦偉、易家鉞等人，《晨報》則力挺蘇雪林。蘇雪林在《周刊》和《晨報》上發(fā)文回擊，以一己之力對抗謝、羅、易等人的輪番挑戰(zhàn)，最終引出當時輿論普遍認定為易家鉞所作的文風低俗、充滿人身攻擊侮辱意味的《嗚呼蘇梅》(刊《京報》1921年5月13日第七版)，引起輿論大嘩，胡適、高一涵、李石曾、黎錦熙、楊樹達和女高師校長熊崇熙等均卷入論爭之中，一時間“蘇梅”之名充斥5月份京城報刊。

這里補充一點，關(guān)于《嗚呼蘇梅》一文是否為易家鉞所作及相關(guān)人事糾葛的細節(jié)、過程，請參考耿云志的文章《想起蘇梅的故事——從唐德剛先生的一封信說起》，該文對此事有非常詳細的考證辨析。因為內(nèi)容的原因，這里不作詳細介紹。

《對于謝楚幀君<白話詩研究集>的批評》及相關(guān)論戰(zhàn)文章可以視為蘇雪林正式進入現(xiàn)代文壇并廣受關(guān)注的標志，因為她開始進入當時女性作者較少涉及的比較高端的藝術(shù)領域：文藝評論，開始參與當時的文學觀念乃至于文學史的建構(gòu)過程，其意義已經(jīng)進入現(xiàn)代文學史層面；同時“嗚呼蘇梅”事件引發(fā)的巨大輿論壓力也成為她赴法求學、逃避輿論關(guān)注的動因，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她此后的思想和人生路徑。

女高師時期除了在《周刊》上的大量白話文章外，《晨報》也開始成為蘇雪林新文學寫作和活動的一個陣地。上述“嗚呼蘇梅”事件中她的反擊文章《答謝楚幀君的信和AD君的<同情與批評>》和《答羅敦偉君的<不得已的答辯>》等文便刊登在5月份的《晨報》第七版上；還有一些關(guān)于社會問題的文章，如1919年10月1日《晨報》第七版便有蘇雪林的一篇關(guān)注婦女問題的白話文章《新生活里的婦女問題》，呼吁婦女擺脫封建禮教的桎梏，要過人的生活和自然的生活，也呼吁男性加入到拯救婦女的隊伍中來，追求“社會全體的新生活”。由于1919年2月經(jīng)李大釗等人改版以后的《晨報》第七版(即《晨報》副刊，亦即后來著名的《晨報副鐫》)已經(jīng)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園地并在事實上成為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可見剛剛進入女高師不足一個月的蘇雪林已經(jīng)和新文化運動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并且用自己的筆開始參與新文學革命。此外，她還經(jīng)常在《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國風日報》的副刊《學匯》等刊物上發(fā)表了一些評論和隨筆文字。⁽¹¹⁾

要而言之，蘇雪林“女高師”時期在《周刊》和其他刊物上的新文學寫作兼顧了“五四”時代思潮涉及的各個層面，顯示了她對新文化運動的積極的實際的參與。這些作品雖駁雜籠統(tǒng)，技巧也不夠豐富，但有充沛的激情，顯示了一種對新思想與新道德、對“婦權(quán)新知”(龍應臺語)的全力擁抱和追逐，從各個題材層面凝聚成一種“態(tài)度的同一性”(汪暉語)，而這一點恰恰是“五四”精神的極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