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隱逸之風

元人的隱逸之風，不僅影響元代的詩歌，也影響元代的詩論，它直接影響人們對詩歌特質(zhì)與詩歌功用的認識。

元代隱逸風氣盛行，是20世紀的研究者反復說過的話題。文學研究者論證了“宋末元初知識分子中隱逸之風的普遍”^[1]。研究美術史的人也說：“隱逸之風，在元代是空前的。”^[2]的確如此。趙孟頫《寄鮮于伯機》詩說：“廊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3]以詩歌的方式揭示了元代多隱士的事實。元代隱逸之士，不僅數(shù)量超過往古，其隱逸原因和隱居方式，也前所未有地多樣：有遺民為隱士者，有求仕不成而隱者，有無意于仕宦而隱者。隱居教授，隱于田園，隱于山林，隱于釋老，隱于市井，隱于書畫。不過，20世紀的研究者強調(diào)元代文人與政權的對立與疏離，以隱逸作為消極對抗，是元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似乎元代的讀書人大多都隱居去了。這其中存在著一些想象成分。元代隱逸之風確實很盛，但遠沒有達到如此程度。元代的隱逸之風，在一定程度上被研究者夸大了。

元代隱逸之風的確盛行，但更盛行的是元代文人中普遍具有的隱逸意識：身居高位的朝臣，口頭筆下卻都是“隱”。如蒙古政權中第一文人耶律楚材，從他跟隨成吉思汗西征起，就沒離開過蒙古大汗。但翻開他的《湛然居士文集》，到處可見對家山舊隱處的懷念，充滿了歸隱的渴望和不能歸隱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