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88年秋，我們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與中國作家協(xié)會魯迅文學院合辦了一個作家研究生班。我和我的朋友何鎮(zhèn)邦教授被任命為這個班的總導師，并擔任教學工作。我給這個班的學生開了“創(chuàng)作美學”課程。這個班的學員中有莫言、劉震云、余華、畢淑敏、遲子建、劉毅然、李本深、劉恪、肖亦農、杜遠、萌娘、白冰、何首巫等當前活躍在文壇上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其中有些人，如莫言、劉震云在當時就已成名，但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是在學習期間和畢業(yè)后才逐漸成名的。因為學生中有這么多的“能人”，所以不敢懈怠，無論是對所講題目，還是對具體內容的闡述，都認真思考過，下了一些功夫的。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是十分復雜的問題。我對所講的問題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據(jù)，又有新見；既講中國自己的文論，也涉及西方的新學派新論點；既講理論，也分析作品；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學生已發(fā)表的習作；既介紹別人的觀點，有時也談論自己對生活的一些感悟。講稿寫了滿滿的五個硬皮筆記本。此后十年間我給本校碩士生上課，就在原講稿的基礎上不斷地修改，每次都補充一些新的內容。在經(jīng)過十遍的講授之后，感到內容逐漸得到充實。1998年春，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經(jīng)過一年的努力，終于如愿以償。教師最經(jīng)常的工作就是給學生上課。如果上課有心得有體會，單篇整理出來就是論文，整門課的講義整理出來就是專著了。我的幾部著作都是這樣產生的。

關于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奧秘，無論是作家還是學者，都認為它是世界上各種奧秘中最神秘不過的秘密。它是一個“黑箱”，人們可以猜測，卻無緣親睹，或做實驗。我讀過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一篇題為《藝術創(chuàng)作的秘密》的文章，他認為創(chuàng)作的事情是與神的觀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們可以理解所有存在之物，就如同山、水、江河、海洋、大地、花鳥、樹木等事物，它們是自然的存在，我們可以面對事實，觀察它們，研究它們，最終都可以被我們所理解。文學創(chuàng)作則由“無”到“有”。從一個作家那里，從空無中突然“冒”出了傳世之作，這簡直不可思議，是最神圣的、最神奇的、最令人敬畏的事情。我們每天都看到許多書籍，其中包括許多小說集、散文集、詩歌集、劇本集擺在書店里，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這其中會有一些集子流傳下去，千百年后還會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這是神奇的。你想一想，大約在二百三十多年前，有那么一個中年人，他住在香山腳下的正白旗，窮困潦倒，“舉家食粥酒常賒”，每天寫出有限的字句，積十年之久，寫出了八十回小說，叫作《石頭記》，又叫《紅樓夢》，小說未寫完，他不幸去世了。但是他戰(zhàn)勝了時間，他完成了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完成不了的事情。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二百年后，他會成為中國古代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他的作品不脛而走，進入尋常百姓家。他作品中的人物成為我們的兄弟姐妹、親戚朋友，或成為我們一生難忘的仇敵。還有許多稱為“紅學家”的人，成日癡癡迷迷地研究他的小說乃至他的家世，連他的祖先也沾了他的光。作家這種人不是天天出現(xiàn)的，傳世之作和印刷的數(shù)量也不會成正比。多少年才冒出這么一個真正稱得起是作家的人，多少書籍中才會存留下一本。這難道不神奇不稀罕不神秘不令人敬畏嗎？我深知我的研究對象是如此的神秘，所以不得不嚴肅認真，不得不小心翼翼，不得不竭盡全力尋找可行的切入點，不得不多征引那些大家的論述，不得不把自己內心的秘密展現(xiàn)給大家。

我對文學創(chuàng)作總的看法是：創(chuàng)作對作家而言，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平靜的波瀾不興的過程，恰恰相反，心理風暴伴隨創(chuàng)作的始終。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內心總有兩種互相沖突的力量在涌動。它是最客觀的，又是最主觀的；它是意識的，又是無意識的；它是自覺的，又是最不自覺的；它是清醒的，又是昏迷的；它是自我，又是他人；它是作者處于“在”的狀態(tài)，又是“不在”的狀態(tài)；它需要動情，又需要冷靜；它需要放縱，又需要控制；它需要感性，又需要理性；它需要形象，又需要邏輯；它需要如實的情境，又需要詩意的幻想；它需要熟悉的，又需要陌生的；它需要兒童般的天真無邪，又需要成人那種豐富的知識；它需要母親般的溫情，又需要父親般的深刻；它需要夢幻般的靈感，又需要文字和語言的技巧……創(chuàng)作往往是各種各樣的對立兩極之間緊張關系的持續(xù)不斷的加劇和最后的藝術解決。

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多半靠不住。因為作家在聚精會神創(chuàng)作之際，他不是活在平凡的世界里，他活在他的對象里，如曹雪芹在描寫鳳姐之時，他是用鳳姐的眼睛在看，用鳳姐的耳朵在聽，用鳳姐的頭腦在思考，他身處大觀園中，他和那些公子小姐丫鬟太太在周旋。等他把作品寫完，他已經(jīng)離開了那個夢一般的世界，他怎么能談他怎么寫呢？一個活在四面是墻的房子里的跟一般人一樣凡庸的人（作家）怎么能說得清楚他在另一個世界里發(fā)生的事情呢？你在“不在”中如何講得清楚“在”時的事情呢？所以，本書雖然也引用了一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但始終不完全依靠創(chuàng)作談。

我自己也有點創(chuàng)作經(jīng)驗。1980年我和我的妻子曾恬合作，完成了“短”的長篇小說《生活之帆》，當時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秦兆陽先生審的稿，他對我們的習作滿口稱贊，社會反響也不錯?？上耶敃r忙別的事情去了，沒有繼續(xù)寫下去。198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淡紫色的霞光》，對這部小說，我的自評是半是成功半是失敗。我還寫過一百余篇散文。也許正是這一點點創(chuàng)作體會使我有勇氣面對這與神的觀念相聯(lián)系的對象，我的些微的體會則隱含在我的講稿中。

“創(chuàng)作美學”無疑是一門值得為之付出精力的學問。我的這部書所講的只是其中若干問題，不夠全面，而且其中必然有膚淺和疏漏的地方，期待著讀者的批評。

著者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