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日本的中島敦文學研究

1942年，中島敦的短篇小說集《古譚》發(fā)表在著名的文藝雜志《文學界》2月號上。緊接著，在同年的《文學界》5月號上又刊登了中島敦的長篇小說《光風夢——五河莊日記抄》。該作品被列為1942年上半期芥川文學獎的提名作品，與作家石冢友二的《松風》一起競爭，最后兩作同時落選，這一期的芥川獎輪空。1942年7月，中島敦的第一部創(chuàng)作集《光風夢》由筑摩書房出版，在同年的11月，第二部創(chuàng)作集《南島譚》由今日問題社出版。在該年的12月4日，中島敦因為宿疾哮喘發(fā)作辭世。中島敦的包括名作《李陵》、《名人傳》、《弟子》等在內(nèi)的大量作品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其時正值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在時局的高壓下，日本文壇幾近荒蕪。所以，在戰(zhàn)前，中島敦文學雖然以其高邁的漢文格調(diào)讓人耳目一新，但是，除了一些零星的評論外，還沒有引起太多的關(guān)注。

最先發(fā)現(xiàn)中島敦文學才華的是作家深田久彌，也正是他將中島敦引薦給時任《文學界》編輯的河上徹太郎的。這兩人對中島敦步入文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河上徹太郎高度評價了中島敦非凡的才華：“對有著如此能力的新人作家的出現(xiàn)，往大處說，我感覺到了我們文壇在想象力領(lǐng)域上的進步。出現(xiàn)了一個有著獨特感受性的新人。他有著豐富的語言表達和幻想能力，而且很擅長講述故事?！?sup>[1]中島敦的《光風夢》被提名為1942年第十五屆芥川獎候補時，在評審委員會里，詩人室生犀星力捧該作：“我為《光風夢》投上了一票。把《松風》排在了它之后?！豆怙L夢》在我讀到過的所有參選作品中是最優(yōu)秀的作品?！?sup>[2]川端康成認為：“我作為預審委員會的一員，篩選出了石冢氏的《松風》和中島氏的《光風夢》兩篇。我希望給其中的一篇或者兩篇都授獎，可是多數(shù)委員都反對。（中略）我不認為這兩部作品沒有獲得芥川獎的資格。我到底無法相信《松風》和《光風夢》不如以往的獲獎作品?！?sup>[3]其他的幾位評審委員比如瀧井孝作、小島政二郎、宇野浩二等人分別以為：“覺得不像是創(chuàng)作……玄學臭味很濃”；“關(guān)于南洋的風物描寫等，僅僅是訴諸文字方面，現(xiàn)實中的色彩也好，光線也好，對我們的五官沒有沖擊力。這一點，我覺得很無聊”；“《光風夢》在題材上確實是別出心裁，可是有明顯的缺陷：冗長、散漫，寫法也簡易、粗糙”。^[4]就在芥川獎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們對中島敦的作品褒貶不一的時候，淺見淵的《文藝時評》（《文藝》1943.8）、山本健吉的《歷史·物語·小說》（《新潮》1944.5）兩篇評論文章則激賞中島敦文學所獨具的魅力。在早期的中島敦論中，不能忘記資深作家深田久彌的存在。深田不僅將中島敦引上文壇，在中島去世后，其遺作《李陵》也是通過深田的整理和命名后才得以發(fā)表的。深田久彌在《故中島敦君》（《文學界》1943.7）中，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和中島敦之間的交情，還披露了中島敦是如何將文稿寄存在自己處，以及自己又是如何將稿件推薦到《文學界》上去發(fā)表等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成為中島敦文學研究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在戰(zhàn)前所有關(guān)于中島敦文學的評價中，最重要的當是由著名文藝評論家、中島敦生前好友中村光夫所撰寫的《青春與教養(yǎng)——關(guān)于中島敦》（發(fā)表在《批評》，1944.3、4合刊，后改名為《中島敦論》）一文。在這篇論文中，中村詳實地論及了中島敦厚實的漢學教養(yǎng)和個人氣質(zhì)，并對中島敦文學的特質(zhì)作出了如下的判斷：

《光風夢》和之前的獲得芥川獎的諸作（其中絕不乏平庸之作）相比，不用說是一點都不遜色的。再進一步思考，在現(xiàn)代的青年作家中，從資質(zhì)、作品風格來看，甚至在作品篇幅的長短方面，最接近芥川龍之介的難道不正是中島敦嗎？兩人同樣具有知識分子身上那種極端的優(yōu)點和弱點：淵博的學識、羸弱的身體、怯弱的自尊心等，而且，芥川小說的構(gòu)思方法，至少是在他初期的短篇小說的構(gòu)思方面，中島敦的作品和他相比，簡直就是如出一轍的了。再斗膽說一句，中島敦的那些寫得很成功的短篇小說，比起芥川初期的作品來絲毫也不遜色，有些作品毋寧說是還要超過芥川的水平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中島敦就是現(xiàn)代的小芥川。^[5]

中村光夫?qū)τ谥袓u敦文學特質(zhì)的這一評價不僅準確到位，在當時的文藝評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奠定了后世對中島敦文學評論的基調(diào)。所以有論者指出，中村光夫的這一評論是“在作家中島去世一年后撰寫的卓越的作家論，可以說，正是得益于此，坐實了學界對于中島敦的評價，這一點是勿容置疑的。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優(yōu)秀的論文之一”^[6]。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僅僅過了3年，從1948年10月至翌年的6月，由筑摩書房出版了第一次《中島敦全集》三卷本，此舉功莫大焉。這一套全集，不但網(wǎng)羅了當時能見得到的所有中島敦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日記、斷片、信函之外，還附有中島敦的同學、親人、師友等人的回憶文章，也附上了當時能夠看到的所有評論文章。這樣的出版事業(yè)，為戰(zhàn)后全面研究中島敦文學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chǔ)。在這一時期，以“戰(zhàn)后派”聞名的著名作家武田泰淳發(fā)表了題為《作家的狼疾——讀中島敦〈我的西游記〉》（初出《中國文學》1948年第1、2期合刊）的批評文章，他繼承了中村光夫的基本觀點，對中島敦文學作出了好意的評價，并進一步地指出：“《山月記》也好，《古俗》也好，各自都有很漂亮的短篇結(jié)構(gòu)。帶有長于創(chuàng)作、虛構(gòu)的芥川式短篇小說的外貌”；“收錄在《我的西游記》中的《過去帳》兩篇，無論是從技巧還是從思想上來說都是上好的篇什。特別是在把對‘世界的苛酷的惡意而抱有的謙遜的畏懼’用現(xiàn)代感覺表現(xiàn)了出來這一點上，預言了一種新意，尤其是預言了戰(zhàn)后文學新動向，是帶有啟示性意義的作品”。^[7]武田泰淳的上述觀點可謂是高屋建瓴，為中島敦文學研究開拓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中村光夫的中島敦論構(gòu)成了同一時期的雙壁，被視為中島敦文學研究的必讀資料。

繼武田泰淳之后，關(guān)于中島敦文學的諸多評論中，評論家臼井吉見的見解十分重要，同樣成為中島敦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臼井在《中島敦的文學》（初出《展望》1948.12）中，針對之前中村光夫、平田次三郎等人提出的將中島敦文學的譜系追溯到芥川龍之介那里去這一看法，指出應(yīng)將其再往前追溯到森鷗外那里。在臼井看來，中島敦文學的氣質(zhì)比起芥川龍之介來，毋寧說更接近森鷗外。因為芥川的文學是一種“解釋”，并沒有能夠?qū)ⅰ白晕揖褡髌坊?，而在中島敦那里，則將“受傷的自我的精神這一主題作品化”了。中島和鷗外取自中國古典題材的小說，恰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性。鷗外歷史小說的世界是建立在“自立的、自我信賴”這一基礎(chǔ)之上的，與此相對的是，中島敦的歷史小說則是“受傷的、孤獨精神”的產(chǎn)物。^[8]

在同一時期的中島敦文學研究者中，冰上英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存在。冰上與中島敦是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同窗好友，是日本著名的尼采哲學研究家。作為中島的親友以及中島文學深刻的理解者，他參與了三次中島敦全集的編撰工作，為中島敦文學的面世和普及有著篳路藍縷之功。冰上氏還多次為不同版本的中島敦文學單行本寫過解說，其中最早的一次是為新潮社1951年10月版文庫本《風光夢·李陵》撰寫的。其中，最能代表他對中島文學理解水準的當是為角川書店1968年9月版文庫本《李陵·弟子·名人傳》所作的解說。在這篇文章里，冰上英廣強調(diào)了中島敦的漢學淵源，同時還指出中島敦的才華絕不僅僅囿于漢學，在西學上同樣有很深厚的教養(yǎng)。他指出：“對中島敦而言，他絲毫也不拘泥于這樣的傳統(tǒng)節(jié)奏，積極將其擴展到西歐式的感覺、思考、懷疑等方面，并將其表現(xiàn)出來，他在這方面有著獨特的魅力?！?sup>[9]冰上作為中島生前的親友，他熟知日常生活中的中島敦形象，所以他提供的一系列的材料具有別人難以企及的價值。

在這一時期里其他引人注目的中島敦研究論文還有西義之的《中島敦的文學》（初出《北國文化》1953.1）。西義之在這篇文章里辨析了中島敦文學與芥川龍之介和卡夫卡的不同之處，強調(diào)了中島敦文學創(chuàng)作手法的獨特性不在于他將中國古代傳奇故事進行現(xiàn)代翻版，而是在傳奇世界中大膽地植入了現(xiàn)代人的苦悶、渴望、孤獨、不安等。也就是說，在現(xiàn)代世界里遭到疏離的自我也只有在古典傳奇的世界里才被賦予了正當?shù)牡匚缓蜋?quán)利。^[10]

1959年6月至1961年4月，由東京文治堂出版了《中島敦全集》全四卷本。文治堂版全集里收錄了第一次筑摩書房版未收的作品、草稿、日記、書簡、筆記等資料。中島敦的遺作《弟子》、《李陵》也通過對比作者的原稿進行了復原和修正。以這次全集的出版為契機，中島敦文學研究全面展開，一時間相關(guān)論文的數(shù)量激增，研究水準也較先前提高了一個檔次。在這一次的全集出版活動中，校訂者郡司勝義功不可沒。

戰(zhàn)后，隨著《山月記》被選作不同版本的中學國語教材，成了國民性的教科書，關(guān)于《山月記》的研究也就漸次多了起來。首開先河的是增淵恒吉的《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問題——關(guān)于〈山月記〉的處理方式》（《日本文學》1956.11）。在同一時期，著名的《山月記》論還有：松村明敏的《中島敦的〈山月記〉》（《國文學》1958.8）、分銅惇作的《〈山月記〉——教材的處理方法和教學實踐的展開》（收錄于宮崎健三編《小說的教學法》，右文書院刊，1958.11）。以上的《山月記》論更多的是從課堂教學的實際需要著手，側(cè)重于文本的細讀和分析。增淵的文章展示了其文本細讀的功夫，分析詳實周密，成為中學生或一般讀者了解《山月記》時不可缺少的指南；松村的論文重點分析了《山月記》中著名的“怯弱的自尊心”和“尊大的羞恥心”這一悖論式的構(gòu)造，條理清晰，很有說服力；分銅的論文分析仔細，類似課堂教案，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與學界對《山月記》的研究同步進行的還有對于長篇小說《光風夢》的研究。正如本文在前面所提到過的那樣，《光風夢》曾經(jīng)在1941年參加過第十五屆芥川文學獎的角逐，在由川端康成等文壇大佬們組成的評審委員會上毀譽參半，最終落選。小說《光風夢》在結(jié)構(gòu)上由中島的獨立創(chuàng)作和主人公英國作家斯蒂文森的日記交叉組合而成，而對于斯蒂文森日記內(nèi)容的引用主要參照的是英國作家威利瑪·列塔斯（Vailima Let-ters）的調(diào)查報告。所以，情況顯得較為復雜。正如評委之一的小島政二郎所說的那樣，讀者難以判斷在該作品中，哪些內(nèi)容是取自斯蒂文森的日記，哪些內(nèi)容又是作家自己的獨創(chuàng)。為了解決讀者所抱有的這一困惑，巖田一男在題為《〈光風夢〉和Vailima Letters》（初出《一橋大學研究年報人文科學研究I》1959.5）的論文中，逐一檢查了中島敦所依據(jù)的威利瑪·列斯塔的報告，最終將中島敦的創(chuàng)作部分與斯蒂文森的日記內(nèi)容作出了成功的分離。其研究態(tài)度是嚴謹?shù)?，結(jié)果也是令人信服的。后來，巖田將這篇力作做了簡化，將其中的要點整理成了論文《關(guān)于〈光風夢〉》（初出《物語作家2》1959.10）。像這樣，巖田的上述兩篇論文推動了中島敦文學，至少是極大地推動了對《光風夢》的研究，為今后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成田孝昭以極具思辨的分析寫出了讓評論界為之一驚的《中島敦論——通往能動的虛無主義之途（上）（下）》（初出《解釋》1959.8、9），他高度地評價了中島敦文學所具有的形而上學性，認為中島敦是“我國真正的虛無主義文學，即現(xiàn)代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島敦嚴肅地接受了患了‘狼疾’的自己，下定決心要以身去殉那病態(tài)的自我意識”^[11]。成田的中島敦論有很嚴謹?shù)睦碚摽蚣?，他的這一研究成果把中島敦文學的研究提升到了哲學的層面，深化了這一研究，對后來的中島敦文學研究開辟出了更為廣闊的道路來。

由文藝評論家福永武彥編撰的《中島敦梶井基次郎》（角川書店，1959年12月）是中島敦研究最初的單行本。從內(nèi)容上看，該書不僅收錄了多位研究者的論文、作品鑒賞，還編撰、整理了中島敦研究的參考文獻目錄。其中，收錄在該書里的《中島敦——其世界的鳥瞰圖》一文，堪稱是最能代表福永本人中島敦研究水平的力作。在該文里，福永從高處著眼，對中島敦文學的本質(zhì)進行了指陳：“中島敦把他自身的形而上學的不安，首先通過這樣的形式，即通過私小說的形式來書寫，并以此來作為自己文學的出發(fā)點?？墒?，他的這些作品與其說被稱作是私小說，毋寧說是描寫了自我內(nèi)心的道德主義者的文學，也可以看作是追求自我的隨筆，而且他對這樣的思想加以小說家的技術(shù)操作，還對照性地加上了外界描寫，像這樣來構(gòu)成了他小說的獨特風格。”^[12]福永所編撰的這本研究著作，即便是在今天，對中島敦文學的研究者而言，依然是一部繞不開的重要的參考資料。就是在這本書里，收錄了評論家菅野昭正的《中島敦自我的形成》。在這篇論文中，菅野就中島敦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北方行》作出了周密的論考，第一次從正面肯定了這部一直不太為人所稱道的作品的價值。以此為契機，學界對于《北方行》的研究就多了起來。

在前面提到的文治堂在出版四卷本《中島敦全集》時，還追加出版了第五冊補卷，題為《作家的月報》。其中，收錄了大量關(guān)于中島敦的研究文章和回憶錄。在這部補卷中，值得重視的有著名評論家荒正人的《中島敦論》、大西雄二郎的《中島敦的一個側(cè)面》、國岡彬一的《從漢書看〈李陵〉》等論文。其中，荒正人的論文篇幅長達五十多頁，他并沒有籠統(tǒng)地從中島敦文學的整體中抽象出一個簡短的結(jié)論，而是細致、綿密地梳理了中島敦的重要代表作，并提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大西的文章主要是從中島文學對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的受容關(guān)系入手來進行論證的，是日本學界最先研究中島敦文學與帕斯卡爾哲學關(guān)系的代表作，其價值尤其珍貴。國岡彬一的論文則將中島敦的創(chuàng)作小說《李陵》與其所依據(jù)的原典《漢書》作了細致的對比，得出了中島敦的《李陵》并非是對《漢書》的機械臨摹這一結(jié)論。當然，國岡氏的如此結(jié)論本身并不具有新意，但是他對兩部作品之間的異同所作的整理是有價值的。

高田瑞穗的《中島敦鑒賞——〈山月記〉1—4》（初出《國文學》1960.1—4），堪稱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山月記》的代表作。作者以犀利的分析，揭示了蘊含在《山月記》中的各個層面的問題，有理有據(jù)，結(jié)論可靠，歷來被視為研究《山月記》的經(jīng)典之作。山本健吉的《傳奇與歷史小說》（初出《文學界》1962.8）著重考察了《光風夢》這部小說中所隱藏著的中島敦的斯蒂文森觀，最后得出了中島敦是一個在經(jīng)營文學的同時不放棄市民生活，力圖將兩者統(tǒng)合起來的非同尋常的作家這一結(jié)論。

經(jīng)歷了自戰(zhàn)后以來十來年的積累，在1960年代的中島敦文學研究界，出現(xiàn)了一個可喜的現(xiàn)象，那就是專業(yè)研究群體的出現(xiàn)。也就是說，這些研究者的研究生涯是以對中島敦文學的研究為中心的。他們的研究吸收了此前學界的成果，無論是在量上還是在質(zhì)上都有了重大突破。山敷和男在這一時期里先后撰寫了《〈人虎傳〉和〈山月記〉》（初出《漢文學研究》1960.6）、《中島敦的李陵形象》（初出《漢文學研究》1962.10）。在這兩篇論文里，山敷特別注重考察了《山月記》和《李陵》這兩部小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了中國的古典，將借用部分與中島敦的原創(chuàng)部分作出了截然的區(qū)分，并詳細地指出了作家如此活用原典的意圖所在。這樣的研究路數(shù)不但長期貫穿在山敷和男的中島敦研究生涯中，也為中島敦研究的后學指出了一條新的途徑。佐佐木充以其論文《中島敦小論——與龍之介的比較為契機》（《國語國文研究》1961.10）為開端，先后發(fā)表了《〈李陵〉和〈弟子〉——中島敦中國古典取材作品研究（一）》（《帶廣大谷短大紀要1》1961.3）、《〈牛人〉·〈盈虛〉——中島敦中國古典取材作品研究（2）》（《帶廣大谷短大紀要2》1963.3）、《〈名人傳〉——中島敦中國古典取材作品研究（3）》（《帶廣大谷短大紀要3》1965.3）。從這些論文的標題都不難看出，佐佐木充的研究手法與山敷和男是如出一轍的?？傊谶@樣和原典的對比研究中，佐佐木充顯示了他高超的本領(lǐng)，刷新了此前同一路數(shù)的研究水準，這些單篇論文成了日后佐佐木充的專著《中島敦的文學》（櫻楓社，1973年）的基礎(chǔ)。他的這一系統(tǒng)的工作，算是對既往的關(guān)于中島敦文學與漢籍關(guān)系的零星研究作出了總結(jié)性的清算，可謂是這一研究路數(shù)的集大成者，有著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