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學里的新課程

一 朱自清的新文學史課

《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體分類型的體例——新文學史編纂傳統(tǒng)的創(chuàng)立

建國前，在我國少數(shù)大學，曾開設中國新文學史的課程，較早者有清華大學朱自清教授的“中國新文學研究”。朱自清講授此課程始于1929年春季，編有《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還曾在北師大和燕京大學講過此課。據(jù)朱的學生王瑤回憶，當時“他無疑受到了壓力”^[1]，這似指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而言，1933年后便不再教這門課了。朱先生所編《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當時沒有發(fā)表，只發(fā)給學生作為講義使用。保留下來的稿本共三種，據(jù)整理者趙園的敘述：“原稿本共三種，一為鉛印，一為油印，第三種雖有部分油印，但以手寫為主。這第三種扉頁上書有‘十八年’（1929年）字樣，且內(nèi)容也較其他兩本粗略，當為初稿。鉛印本最為后出，但油印本上‘剪帖補正’之處頗多，其‘補正’時間，多在鉛印本之后。油印本似為朱先生講課時所用，并在講授過程中隨時有所補充?！?sup>[2]1980年，趙園以鉛印本為主，將其余兩稿中剪貼補正的內(nèi)容，斟酌插入有關章節(jié)，經(jīng)整理后，發(fā)表于《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上。

朱自清的《綱要》創(chuàng)立了文體分類的體例，這是新文學史著作最早采用的體例。全文分為“總論”、“各論”兩大部分。

“總論”共三章。第一章“背景”，主要述戊戌維新后的文學，除首節(jié)講政治革命的背景外，其余六節(jié)分述“梁啟超的新文體”（含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吳沃堯等的小說”、“林紓的翻譯小說”、“蘇曼殊等的小說”、“禮拜六派”和“白話運動”。朱自清把戊戌維新后的文學運動，看做五四新文學的背景。

第二章“經(jīng)過”是“總論”的重點，不僅介紹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也十分重視文學社團和流派，因而除了未曾詳細介紹作家作品，這一章實際上是從文學革命到1930年代初期的新文學發(fā)展概述。這一章的十四節(jié)分別為：一、《新青年》時期；二、國語運動及其他；三、第一次反響（指《國故》月刊、林紓蔡元培之爭、胡先羅家倫之爭）；四、五四運動時期；五、文學研究會時期；六、第二次反響——學衡社的復古活動；七、創(chuàng)造社時期；八、語絲社時期；九、革命文學與無產(chǎn)階級文學時期；十、新月派；十一、“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十二、大眾文藝的討論；十三、“文藝自由”的論辯；十四、幽默文學。今錄其敘文學運動的“《新青年》時期”和介紹社團流派的“文學研究會時期”兩節(jié)，以觀其貌：

一 《新青年》時期

1 胡適

a 《文學改良芻議》

（一）“歷史進化的眼光”

（二）“八不主義”

（三）美國影象派^[3]（或譯形象主義幻象派）的影響

b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一）“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二）“真文學”“假文學”與“活文學”“死文學”

2 陳獨秀

a 《文學革命論》中的“三大主義”

b “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

3 周作人

a 《人的文學》

（一）人的界說——從動物進化的

（二）人道主義——“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三）人道主義的文學——正面的，側(cè)面的

（四）普遍與真摯——平民的

（周作人：《平民文學》，1918年12月20日）

（五）感情與理性的調(diào)劑

b 歐化的文體——“直譯的文體”

（周作人：《新文學的要求》，1920年1月）

4 《新青年》以外的刊物

a 《每周評論》（1918年）

b《新潮》（同時）

五 文學研究會時期

1宣言與簡章

a發(fā)起人——十二人

b宗旨——“本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chuàng)造新文學為宗旨”

2“基本的態(tài)度”——“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保ā靶Ｕ怯螒虻南驳奈膶W觀”；見茅盾《關于文學研究會》，《現(xiàn)代》第三卷第一期）

3《小說月報》的改革

a注重“迻譯西歐名著”

b提倡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討論”

c提倡寫實主義

d主張“為人生的藝術”

e介紹被屈辱民族的新興文學和小民族的文學

4《文學旬刊》（1921年5月創(chuàng)刊）

5“文學研究會叢書”從這兩小節(jié)可見，介紹的史實比較全面、清晰；為了略為細致地弄清有關歷史內(nèi)容，這些都是應該講的，都是必要的?！毒V要》中有一張表格，列出以下項目：背景、社團、領袖人物、外國影響、思想、語言、型類（指各社團流派所擅長的、成就突出的文體型類）、反響、其他（如文學研究會之兒童文學運動，創(chuàng)造社之標點舊小說運動等）。這張表格說明朱自清認為介紹社團流派和文學運動，以上幾個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由于這張表格并非附錄，又不像是任何一章的組成部分，而是夾在《綱要》之中的，推測是朱自清自用或發(fā)給學生參考的，有了它，敘述歷史便能較為周到而少遺漏。大學里開設新文學課程，應講授多少歷史知識為適宜，朱自清這份《綱要》，可供參考。今日某些大部頭的新文學史教材，所含歷史知識，比朱的《綱要》要少。此外，這“經(jīng)過”一章還較為集中地表現(xiàn)了朱自清敘述歷史的客觀態(tài)度。雖然某些部分也含作者的評價與態(tài)度，這主要指“左聯(lián)”部分。如評“文藝自由”論辯，作者的主觀態(tài)度是鮮明的。不過這是個別的例子，大多數(shù)只是客觀地介紹史實。

“總論”的第三章分量不大卻很特別，為“‘外國的影響’與現(xiàn)在的分野”。將外國文學對新文學的影響單獨列出，既反映了新文學創(chuàng)立中的一個重要歷史現(xiàn)象，很有必要，也反映了朱自清很重視外來影響的研究，重視新文學這一歷史特征的探索。這一節(jié)共分五個小點。也許是看到龐德等的意象派的文學主張對胡適的影響，和辛克萊的主張對無產(chǎn)階級文學倡導者的影響，故將美國的影響單獨列為第一項。其他為“俄國與日本的影響——理論”、“北歐東歐文學的影響”等。在新文學史的編著中，這樣突出評介外國文學影響的，朱自清是第一人。

“現(xiàn)在的分野”則是介紹1930年代初期文壇的派別，有“無產(chǎn)階級文學”、“語絲社及其追隨者”、“新月派”、“郁達夫及其追隨者”、“民族主義的文藝”。這里的歸納似乎有不準確之處，且內(nèi)容恐與“經(jīng)過”一章有重復。這個內(nèi)容與“外國的影響”也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把這兩個內(nèi)容并為一章，則表現(xiàn)《綱要》的體例編排尚未臻圓滿。

《綱要》的最重要部分是“各論”，共分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文學批評五章。其中詩歌一章介紹最為詳盡，從胡適的《嘗試集》到臧克家的《烙印》（1933年出版，表明朱自清隨時將新出現(xiàn)的優(yōu)秀作品列入《綱要》），均有評述。這一章實在可以作為一部新詩史的綱要供后人參考。但有的部分未免過簡，如散文一章，就連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重要作家的許多精彩作品，也未列入。而將文學批評單獨列章介紹，實為創(chuàng)舉。

“各論”的顯著特色其一是記述歷史的范圍比較寬廣。其內(nèi)容包括各類文體的創(chuàng)作理論（如詩論、劇論、小說論）、文學批評（如介紹胡先、朱湘先后對胡適《嘗試集》的批評）、作家作品、各類文體、文學流派社團、文學運動、翻譯等。試以戲劇一章為例，基本上依照時序：第一節(jié)敘戲劇改良運動，即胡適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傅斯年《戲劇改良各面觀》的理論主張，易卜生問題劇的介紹，以及“《娜拉》極笨拙的仿本”《終身大事》等。第二節(jié)敘愛美劇運動，有陳大悲等的戲劇主張，介紹他們“從文明戲到愛美的戲劇，從幕表制到正式劇本。不很徹底的社會思想，含有宣傳意味的教訓”。同時也介紹他們的舞臺演出情況，“喧囂。男女合演”，“官感的刺激，趣味的創(chuàng)造”等。第三節(jié)集中介紹田漢、洪深、歐陽予倩，顯然把他們視為初期話劇的最重要的作家。其中又著重介紹田漢，敘述他的上海藝術大學、南國社小劇場、南國藝術學院。介紹他的第一期劇作概貌，“感傷與教訓。或墮入感傷，或偏于概念”，批評作家“感覺敏銳，情感豐富，但對于人生缺少觀察（情勝于理）”。最后又很詳細地介紹田漢的戲劇主張，歸納為“戲劇是藝術的一種，是文學的一種，是詩的一種，非詩人莫辦”，“戲場為民眾而設，是藝術而非純粹之藝術”等四條。第四節(jié)則把郭沫若、丁西林、白薇、徐志摩等放在一起介紹。第五節(jié)介紹“國劇運動”（余上沅）。第六節(jié)介紹熊佛西。第七節(jié)為“近年各地的戲劇運動”，介紹的內(nèi)容有上海劇藝社、南國社、藝術劇社，廣州戲劇傳習所，山東實驗劇院，北平的戲劇運動等。第九節(jié)專論各家劇論，有《宋春航論劇》、周作人的《中國戲劇的三條路》、梁實秋的《戲劇藝術辨正》、楊振聲的《新文學之將來》。最后的第十節(jié)為“其他”，所含內(nèi)容有“改譯”、“狂言”的介紹與模擬、“花鼓戲”的改寫，“木人戲”的提倡。今日，無論是通史型的新文學史或?qū)Ｊ沸偷默F(xiàn)代戲劇史，都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紹，涉及戲劇運動的多方面史實，反少于《綱要》。因此，它至今仍不失其參考的價值。

還要提到，“各論”中對各類文體的理論是很注意的，有的介紹得相當詳細，如詩歌理論，所述胡適、劉復（半農(nóng)）、《少年中國·詩學研究號》（含宗白華、康白情）、俞平伯（《詩底進化的還原論》）、郭沫若以及梁實秋、周作人的詩論，都是比較詳細的。在文學史中介紹作品時，增述各家的理論主張，對深入地反映文學發(fā)展面貌，很有好處。

今錄第四章“詩”的“第二節(jié)，初期的創(chuàng)作”中的第三小節(jié)，以概“各論”之貌：

3 郭沫若《女神》（1921年）

a詩劇

b詩

（一）“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

①“動的世紀”②“反抗”的精神③“絕望與消極”

（二）自然的崇拜

①“泛神論”②“大”的崇拜與“美”的欣賞③太陽與地球、光與夜的贊頌④自我崇拜

（三）古代的憧憬

①《匪徒頌》與“偶象崇拜”（狹義的）②故事的重寫

（四）語匯的展擴

①科學名詞②地名③西洋歷史及神話中的典故④西洋的事物名詞⑤外國字

（五）單調(diào)的表現(xiàn)

①“單色的想象”②單調(diào)的結構

（六）其他的表現(xiàn)

①呼格，嘆調(diào)，與嘆號（如《晨安》）②復雜的句法③舊詩詞的影響④象征的，印象的，立體的，表現(xiàn)的⑤長詩與小詩

（七）“自然流瀉”與生硬的字句韻腳

附《女神》以后的詩

（一）“歌詠自然的詩”——《星空》（此與《女神》為一類）

（二）“戀歌”——《瓶》

（三）“革命詩”——《前茅》、《恢復》朱自清的《綱要》雖然只是一個綱目性的章節(jié)提綱，但從“戊戌政變”一直寫到1930年代初期，內(nèi)容相當完整，所列出的綱目也很細致，是一部頗有見地的、充實的新文學史著作的骨架子。倘能鋪衍成書，則比較之前的胡適、陳子展等的著作，更具有完整的新文學史著作的形態(tài)，而且其見解較之后的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年出版，為第一部新文學史著），顯然高出一籌。朱自清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驅(qū)者之一，親自參加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與建設，又一直關注新文學的發(fā)展，寫過許多精辟的評論文章。以他的學識來完成第一部新文學史著作，無疑會使這一學科具有一個較高的起點。然而歷史總有許多遺憾之事，他只完成了一個《綱要》，而且塵封數(shù)十載，到了1980年代初才得以發(fā)表。

朱自清的這個《綱要》對后來的新文學史編纂有著長遠的影響，因為它創(chuàng)立了新文學史編纂的歷史傳統(tǒng)。這大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以致用。他開課之時新文學發(fā)生不過十二年左右，六年后才有趙家璧那套總結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朱開講這門課，在當時不妨名為“當前文學研究”，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在那個時候，對新文學無論說是說非，都不是單純的學者之見，而是對于當前文學的發(fā)展發(fā)生作用之舉。幾十年來新文學研究始終與現(xiàn)實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至今尚不能說是一門純學術的研究部門，這是它與古代文學或外國文學研究的區(qū)別之一。朱自清開了這樣的頭。二是樹立樸素的學風，承續(xù)漢學傳統(tǒng)。名為《研究綱要》，實為《新文學史綱要》。其任務首先是整理歷史，然后就史論史，就事論事，平實樸素，實證為上，貫徹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若論理論高度，可以答曰：卑之無甚高論。當時尚未有專門的新文學史著，頂多掛在人家的尾巴上說幾句，所以先得把新文學歷史的大架子搭起來。培良、草川的文體史不能成功，就因太多的主觀性，竟連個像樣的各體文的歷史發(fā)展框架也未能建成。人們看到朱自清做的搭架子的工作，承認這是必要的工作，卻忽視了這個工作中間所含的方法、學風：重證據(jù)，重證明，力求符合客觀實際，不重主觀的驚人之見?？上н@樣的實事求是的學術傳統(tǒng)，這樣的價值標準，后來不斷地受到嚴重的沖擊。好在幾十年學科發(fā)展過程中，中間經(jīng)王瑤等人的繼承，現(xiàn)在還可說有愿為其后繼者，其影響未泯。王瑤是朱自清的學生，在1950年代初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稿》，為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只要將王的《史稿》與朱的《綱要》稍加比照，是不難看出前者于后者的師承關系，至少，是明顯地受到其影響的。

據(jù)1930年代初在清華大學聽過朱自清課的人回憶，朱曾給圖書館開列《綱要》課的必讀作品目錄。圖書館特將這部分書開架，供選修的學生使用。朱自清授課，往往事先通知后幾周的計劃，學生要在他講課之前交上讀書心得。朱每授課，總先援引這些作業(yè)中的不同觀點。他稱學生為“先生”，說：“某某先生認為……”，接著宣讀該生作業(yè)中重要段落，最后才作總結，講自己對該作品的評價，但亦并未作太多的發(fā)揮。^[4]這些簡單的回憶可以看出朱自清的教學，重在啟發(fā)式，重在調(diào)動學生的積極性，鼓勵他們思考問題，而不一味地灌輸。

另外，《綱要》中未列入朱自清自己的創(chuàng)作。據(jù)說當時曾有學生要求講他的作品，未被采納。這也可見朱的謙虛謹慎的品德。但如為了反映歷史面貌，這種遺漏又無論如何是個缺陷。魯迅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選小說時，便選了自己的作品，并在《導言》中很客觀地評論了這些作品。這不僅對人們理解魯迅的創(chuàng)作有重要的價值，而且那客觀而恰切的評述，同樣表現(xiàn)了魯迅高尚的品格。

同一時期還有楊振聲在燕京大學開現(xiàn)代文學課，具體情況不詳^[5]。蘇雪林也在武漢大學開過此種課程^[6]，她的講稿后經(jīng)整理在臺灣出版。最早在大學講新文學史的，都是有名的新文學家。那時作家與學者是二而一的，創(chuàng)造新文學的作家們，也為創(chuàng)建新文學史貢獻了不小的力量。

二 周作人的講演稿

周作人講演“中國新文學源流”——循環(huán)論的觀點

另一位五四時期的重要作家周作人，于1932年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演新文學的源流，同年出版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人文書店9月出版），即這次講演的整理稿。這部著作是“論”，不是“史”，是借“史”談“論”。全書五講，雖然第五講是“文學革命運動”，但也不是用記述歷史的寫法，而意在證明周氏的見解：五四新文學是明代公安、竟陵派文學的承續(xù)，公安、竟陵派是五四新文學的源流。由于那時新文學史著很少，這樣一部與新文學史有密切關系的著作，也在這里略作介紹。

新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現(xiàn)在已有較多人注意研究，也是比較文學興盛后該學科的一個重要研究內(nèi)容。新文學與本民族文學傳統(tǒng)關系的探究，就顯得薄弱了。周作人的見解，對研究這個問題有參考和啟發(fā)的作用。

周作人把中國文學分為“載道”、“言志”兩派。所謂“道”，指的思想，如孔孟之道；所謂“志”，指的感情，“言志”就是抒發(fā)性靈。載道和言志作為不同的潮流，在中國文學史上交替出現(xiàn)，輪流占據(jù)主導地位，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過程。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作為之前的前后七子復古傾向的反動而出現(xiàn)，是“言志派”取代“載道派”。他們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到了清代，他們被乾嘉學者打倒，文學又向著相反的方向發(fā)展，“載道派”又占了統(tǒng)治地位，以桐城派為其代表。五四新文學反桐城派，反對“文以載道”，又回到公安、竟陵的傳統(tǒng)上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明末的文學，是現(xiàn)在這次文學運動的來源，而清朝的文學，則是這次文學運動的原因”（第55頁）。新文學作品，有許多與公安、竟陵派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的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從此，也更可見出明末和現(xiàn)今兩次文學運動的趨向是相同的了”（第52頁）。而文學革命最早提出的主張，“胡適之的所謂‘八不主義’，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的復活”（第90頁）。區(qū)別只在于那時公安派作家沒有西方思想，“假如從現(xiàn)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里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第43頁）。

像這樣從文學風格上尋找新文學與傳統(tǒng)的關系，對后來的新文學史研究，是很有啟發(fā)性的。只是可質(zhì)疑之處甚多。

周氏稱中國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言志、載道兩股潮流的更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動著各時代文學向著相反的方向轉(zhuǎn)變，是絲毫沒有說明的。為什么會有五四新文學的產(chǎn)生，以前一些著作，如陳子展的書，已有相當?shù)慕忉?，周氏卻不涉及；似乎只是因為“載道派”已經(jīng)統(tǒng)治了一段時間，現(xiàn)在該返回“言志派”去了，因此，周氏的理論中又有明顯的循環(huán)論的嫌疑。新文學與公安、竟陵派比較，他認為“只不過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遂使兩次運動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則仍無多大差異處”（第100頁），可以說不承認歷史的進步，甚至還倒退了，因為公安派作家“對于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xiàn)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要清楚一點”（第43頁）。那么提倡白話文呢，總是明人所沒有的吧，周作人竟以為“現(xiàn)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nèi)生出來的”（第102頁），是為了言志，才用白話的，與公安派本系同一綱領，“同是從‘言志’的主張中生出來的必然結果”（第109頁）。這樣，連提倡明代所沒有的白話文，也不是新鮮事了，歷史便只在“言志”、“載道”的圈圈里轉(zhuǎn)過來轉(zhuǎn)過去。

再說把整個新文學歸之于言志派，以“言志”為新文學的基本觀念，也是不科學的。周作人舉出了胡適、冰心、徐志摩、俞平伯、廢名等例子，不能概括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面貌。丟了最有代表性的魯迅、郭沫若等，丟了新文學中風格多樣的許多作家、流派，這樣得出的結論必有嚴重的片面性。退一步，即使新文學可歸入言志派，其所繼承者，也絕不應止于公安、竟陵派。即便周氏自己列出文學史上的各言志派，應該都會對新文學有所影響，因而均應是新文學的歷史源流，不可一概棄之不顧。

周著出版方二月，就遭到22歲的清華學生錢鍾書的嚴格批評^[7]。錢文發(fā)表于4卷4期的《新月》上，指出從基本概念的理解，到歷史事實的運用，周著都是混亂的或錯誤的。因為“載道”、“言志”在傳統(tǒng)文學中并非完全對立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載道”的文人作起詩來也可能是“言志”的。1935年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里，對自己的觀點有所修正，將“載道”分為“載他人之道”和“載自己之道”，后者與“言志”是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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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瑤：《先驅(qū)者的足跡》，《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49頁。

[2] 趙園：《整理工作說明》，《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46—47頁。

[3] 今通譯為意象派。

[4] 這是吳組緗先生的回憶，吳先生另有《敬悼佩弦先生》一文，描述朱自清講授該課情形。

[5] 蕭乾在《我的副業(yè)是溝通土洋》（《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中，曾述：“1930年，我在燕京旁聽了楊振聲老師的‘現(xiàn)代文學’?！钡从性撜n程情況的詳述。

[6] 蘇雪林在臺灣出版《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純文學出版社，1983年），其《自序》中說，她從1932年起，在武漢大學擔任新文學課。

[7] 錢鍾書的文章題為《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署名中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