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寧可兄的第一次見面

曹　健

寧可兄遽爾“遠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記得年末他在空軍總院住院的時候，我與立生兄伉儷，相約去醫(yī)院探視。那天他的精神和氣色都還不錯，長時間坐在病房的沙發(fā)上，與我們交談良久。根據當時的印象，我認為他的健康狀況，有可能逐步向好。所以在臨別時，還專門和陪同一起的他的愛女寧欣說：“你爸爸的病，一定會一天天好起來，有了好消息，請及時跟我們通氣?！比欢虑榈陌l(fā)展，竟與我們真誠的期望背道而馳。過了沒多久，立生兄打電話給我，說寧可已經永遠地離開我們，“走了”。噩耗傳來，使我頓時心碎欲絕，潸然淚下，想忍也忍不住。就像一下子陷入了無邊無際的陰霾與黑暗之中，連續(xù)多少天，內心始終充滿了一種難以忍受的哀痛與悲涼，揮之不去，自拔無術，想擺脫一直擺脫不了。

回顧我與寧可兄相遇、相識到成為好友的全過程，掐指算來，已經走過了七十五個年頭。我們初次見面，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1939年。那是我們民族遭遇空前災難，烽火連天、金甌破碎的特殊年代。那一年，日寇的鐵蹄已經踏進我們祖國的腹地。大武漢已經失守，長沙被燒成一片火海。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扶老攜幼，沿著湘桂線，紛紛逃向大西南的貴陽避難。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三個互不相識的家庭、三個互不相識的孩子，隨著逃難的人群，先后到達貴陽。這三個孩子就是寧可，我，還有后來成為寧可愛妻的劉淮。那時候我們都只有十來歲的年紀，正在讀四、五年級，其中以劉淮的年紀最小。三個來自天南海北的小學生，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不覺間越走越近，此時已然聚攏到了同一個城市——貴陽，這已經是蠻不容易了。然而在貴陽這樣一個大城市里，我們當時面對的，仍然是一片人海，人海一片。從客觀上來講，我們仍舊難以得到直接見面、直接接觸的機會。能夠相見、相識的幾率非常之小。后來，由于我和劉淮都選定了同一個小學校（私立“宏雅小學”）讀書，才終于在那里見面、相識，而有幸被編在一個班級而成為同窗好友。至于寧可，他當時就讀的是另外一所學校（市立第一模范小學），那時候他既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曹健和劉淮這樣兩個人，我們也不知道地球上還有一個寧可。在這種情況下，到底需要遇到什么樣的機緣，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有可能直接見面、彼此相識呢？當時在我們中間，地球好像仍然存在一個巨大的裂縫和鴻溝。假如沒有一種特殊的力量來推動和協助，想要跨過這條巨大的裂縫和鴻溝，幾乎是無法想象的。然而說來湊巧，正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幾乎像是從天而降，突然有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機緣及時地降臨到我們頭上。直到幾十年后，我們仍然贊美它是一種極大的幸運，一種極為稀有的幸運中的幸運。

這一年，貴陽市破天荒地舉辦了一次全市小學生的講演比賽，主題是“航空救國”。在這之前不久，貴陽曾遭到日寇的瘋狂轟炸，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段完全被夷為平地，留給人們的，除了瓦礫就是焦土，這使全市人民對日本強盜的倒行逆施無比憤慨，由衷痛恨，而與此同時，“航空救國”的呼聲也隨之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蛟S這就是發(fā)起此次講演比賽的背景吧！這次小學生的講演比賽，參選的代表由全市各個小學選拔產生。我和劉淮、寧可三個人都有幸被選中，三人同時跨入了全市參賽者的行列。正是由于這樣的機緣巧合，我們才得以跨過最后一條“鴻溝”，突破最后一個難點，而終于在貴陽一家劇院搭建的比賽講臺上，完滿實現了三位頗有緣分者的“歷史性會見”。這就是我們后來常常提到的“1939年三人同臺講演”的那一段童年歷史。由于這一事件對我們后來的方方面面影響不小，我們一直把它十分珍惜地藏在心頭，并且成為幾十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重溫的話題。

這次貴陽市舉辦的以“航空救國”為主題的講演比賽，應該說舉辦得相當成功。盡管參賽者都是年紀小小的小學生，文化程度最高也不過是五六年級，但是，由于比賽主題選得好，準備充分，層層優(yōu)選，反復演練，小選手們又各展所長，所以整個比賽的水平并不低，而是顯得頗有分量，很有特色。

從比賽的結果來看，代表我們“宏雅小學”參賽的劉淮，表現十分突出。她年紀雖小，但是在那樣的大庭廣眾之下，一直表現得從容淡定、穩(wěn)重沉著、不慌不亂、有板有眼。她的發(fā)言，流暢自如，極富說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從頭到尾沒有出現一點差錯，更沒有出現過所謂“卡殼”的現象。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她不但演講詞寫得好，而且站在講壇上展示給人們的氣質、形象、感情、動作、音準音量、咬字吐字等等，都使在場的許多參賽者忍不住發(fā)出由衷的感嘆而自愧弗如。

評選結果，劉淮位居第二，為“宏雅”贏得了榮譽，還領到一面光彩奪目的錦旗。參加這一比賽取得的成功，充分顯示了她在語言方面的內在素質和優(yōu)勢，同時也預示了這種優(yōu)勢在她未來的發(fā)展中有可能形成的輝煌。后來，也就是1948年，當她被地下黨從北大輸送到華北解放區(qū)的時候，很快就被新華廣播電臺發(fā)現和吸收，而且很快成為女播音員中真正的主力。那時她和著名播音員齊越等相互配合，用他（她）們優(yōu)美、嘹亮的聲音，把我黨、我軍的重要文告、言論和勝利進軍的捷報等，連續(xù)不斷地播送到大江南北、全國各地，使全國人民受到極大鼓舞，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把后來這些情況同她幼小時候就參賽獲獎聯系起來觀察，就不難發(fā)現，后來她在工作崗位上之所以能夠表現得如此出色，那絕非偶然，對此，我把它稱之為 “源遠流長，其來有自”。

寧可在這次講演比賽當中的表現，與劉淮相比，可就不是那么一帆風順了。首先，從其外在的印象分來說，不論是給人的視覺印象還是聽覺效果，他都不可能拿到像劉淮那樣的高分。對這一點，寧可也有自知之明，他承認自己與劉淮存在差距。還有在講演的那一天，不知是因為什么緣故，他在臺上發(fā)言時，曾一度表現緊張，也許是走神，這當然直接影響了他的臨場發(fā)揮。所以，最后評定的結果，寧可和我一樣，都屬于“無緣獲獎”族。不過，無緣獲獎，并不一定就意味著失敗。事實上，如果從講演的實質性內容來考察，從演講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達到的高度、深度和力度方面衡量，寧可的演講不比任何人弱。而如果把參選的全部講演稿擺到一起，細細地加以比較，可以毫不夸張地得出一個結論，寧可的那篇講演稿正是所有講演稿當中最突出、最精彩，也是最富于個性特色的一篇。并不是今天我個人這樣想、這樣說，實際上，當年在比賽現場，就已經有許多人進行過熱議，達成過共識，雖然它反映的只是場上一部分聽眾和參賽者的“民意”。

時光過去了七十多年，但是寧可那天的講演，在我頭腦中依然保持著比較清晰的記憶。我記得，他那天講演的內容主要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首先，他講的是航空救國在軍事建設上的意義。一開頭，他就明確指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立體作戰(zhàn)的時代，也就是陸、海、空三支作戰(zhàn)力量相互交融，構成更強大的軍事威力，并且形成新的作戰(zhàn)形式的時代。當前世界列強在軍事建設上不約而同的發(fā)展趨勢，就是大力加強空軍力量的建設，構建自己的空中優(yōu)勢，千方百計奪取制空權。事實證明，誰有了強大的空軍，誰享有制空權，誰就可能在立體戰(zhàn)爭條件下贏得更多主動，為奪取戰(zhàn)爭勝利創(chuàng)造更有利的條件和更大的可能。反之，如果沒有必要的空軍力量，在立體作戰(zhàn)的時代，依舊無法擺脫單純依靠陸軍，而且是沒有任何空中支援的陸軍的模式，以此作為其唯一可以憑借的力量，那就很難避免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事實上，我們當前和世界列強的差距，正是在這里。我們當前面對強敵所暴露出來的薄弱之處，也是在這里。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因為看到了我們這個軟肋，所以才敢明目張膽地長驅直入，深入到我們的大后方進行狂轟濫炸。假如我們有了一條空中防線，那么類似貴陽大轟炸這樣的人間慘劇，或許就可以避免，至少也可以減少。講到這里，寧可明確地提出，為今之計，我們一定要順應世界發(fā)展的大趨勢，針對自己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及時下定決心，堅決把自己空中力量的建設搞上去。困難再大，也要迎難而上，絕對不可以拖延。只要全國上下認識一致、步調一致，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可以一步一步實現我們的目標。作為小學生，我們也愿意走上街頭，為航空救國進行募捐宣傳，盡我們一點微薄之力。

寧可接下來又講了航空救國對改善國計民生和建設富強國家的意義和作用。他指出，航空是一項新興的具有無限發(fā)展前景的產業(yè)，是建立在現代工業(yè)基礎上，凝聚了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的最有希望的產業(yè)。隨著它的發(fā)展，將對國計民生、各行各業(yè)普遍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和牽引作用。在目前抗戰(zhàn)時期的困難情況下，大規(guī)模發(fā)展航空尚不具備條件，但我們應該從長遠與現實的需要出發(fā)，以航空運輸為主要選項，根據實際的可能的情況，穩(wěn)步地加以發(fā)展，為建設未來的富強國家預做準備。

寧可的上述講演，是我根據自己的記憶勾畫出來的一個基本輪廓，并不是原文的復述。但原意是不會錯的，其中講到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或許已經是老生常談，但在75年前，我們聽了都感到很新鮮，很深刻，尤其是出自一位小學生之口，就更顯得難能可貴。還有一點，寧可所有的論述，都不是憑空而談、泛泛而論，他總是腳踏實地，盡量用事實說話，給人的印象是論點鮮明、論據充分，不但有實例，還有數字；不但條理分明，而且邏輯嚴密，使人不得不信服。

以上是我和寧可第一次見面的情況。時隔8年之后，我和他又在北京大學相遇，成為同年級的同窗和好友。劉淮當然比我要幸運得多，她后來與寧可兩度同窗：先是在重慶南開，后是在北京大學。而后機緣又為他們做出了一個最大的貢獻，再次證實了“有緣千里來相會”。 “千里姻緣一線牽”這樣膾炙人口的名言，使“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是最令人高興不過的了。

因本文標題所限，只能夠寫到這里，不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