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英美經典短篇小說闡釋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內外有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成果豐碩。然而，不少論著為作品的表層意思所困囿，忽視作品的潛文本（subtext，即字面下的深層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一些英美經典作家的短篇小說進行重新解讀。若采用敘事學（敘述學）^【1】和文體學的方法，且運用得當，有利于挖掘這些作品中長期以來被遮蔽的潛文本。敘事學和文體學在關注面上都有自己的盲區(qū)。前者聚焦于超越文字層面的結構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遣詞造句；而后者則呈相反走向，聚焦于作品的語言，忽略超越語言的結構技巧。若要對作品進行較為全面的探討，就需要將這兩種方法有機結合。

本書以研究作品的深層意義為中心任務，敘事學和文體學僅構成分析工具。在此，我們不妨從工具層面開始，先簡要回顧一下敘事學和文體學在美國和英國的發(fā)展史。我們知道，敘事學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發(fā)展勢頭強勁的法國，至70年代獨領風騷，成為國際性研究潮流，隨后卻遭到解構主義和政治文化批評的夾攻，研究勢頭回落。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美國誕生了“女性主義敘事學”，它將結構主義的形式研究與蓬勃發(fā)展的女性主義文評相結合，這在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中，可謂為敘事學提供了一種“曲線生存”的可能性。法國女性主義文評是以后結構主義為基礎的。也許是由于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在基本立場上的對立，以及敘事學重文本結構和法國女性主義重哲學思考等差異，女性主義敘事學未能在法國形成氣候。在美國還陸續(xù)誕生了修辭性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等各種后經典敘事學流派。^【2】盡管法國的敘事研究仍在以各種形式繼續(xù)發(fā)展，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取代法國成為國際敘事學研究的中心，90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了以美國為主的敘事學研究的“復興”。與此同時，在西方出現(xiàn)了一種將各種活動、各種領域均視為敘事的“泛敘事觀”。這有利于拓展敘事研究的范疇，豐富敘事研究的成果，也引發(fā)了對敘事學更廣泛、更濃厚的興趣。

與此相對照，文體學在美國遭遇了不同的命運。20世紀中葉在美國興盛起來的文體學研究，在80年代受到同樣的沖擊后，日漸衰微，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擠出局。這從兩份美國雜志的歷史就可見出。1967年和1968年在美國先后誕生了《文體》和《語言與文體》這兩種文體研究期刊，標志著文體學的興旺發(fā)達。后者于1991年被迫停刊；前者雖然生存至今，但在20世紀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敘事研究期刊，登載了不少超出語言層面的敘事（包括各種媒介的敘事）研究的論文?！段捏w》2000年夏季刊是以“敘事概念”為題的專刊，包括兩大部分：（1）重新建構敘事理論；（2）使敘事理論化。這些內容與雜志的名稱可謂相去甚遠。

在英國，文體學從20世紀中葉開始興盛之后，一直穩(wěn)步向前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和美國分別構成文體研究和敘事研究的國際中心。英國是“詩學與語言學協(xié)會”（PALA）這一國際性文體學組織的大本營，而美國則是“敘事文學研究協(xié)會”（SSNL）這一國際性敘事研究組織的基地。^【3】就在美國的《語言與文體》壽終正寢的第二年，在英國誕生了《語言與文學》這一名字寬泛但實質為文體學的期刊（PALA的會刊）。

為何英國與美國會各樹一幟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1）跟美國相比，英國的學術氛圍較為傳統(tǒng)保守，因此文體學在英國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弱。誠然，政治文化批評在英國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但有的文體學家迅速應對，將文體學研究與其相結合，產生了“批評語言學”（“批評性語篇分析”、“女性主義文體學”）等新的分支；^【4】“功能文體學”、“話語文體學”、“認知文體學”等也強調文本與語境、讀者的關聯(lián)。與此同時，較為傳統(tǒng)的文體研究在英國依然得以生存。（2）美國與歐洲大陸在學術思潮上的聯(lián)系遠比英國緊密，發(fā)軔于法國的敘事學，很快就傳播到美國，在異地被發(fā)揚光大。敘事學區(qū)分“故事”（內容）和“話語”（表達方式），而文體學則區(qū)分小說的“內容”與“文體”。文體學界對“文體”有多種定義，但可概括為文體是“表達方式”。從表面上看，小說文體學的“文體”和小說敘事學的“話語”相互之間可以替代，而實際上兩者相去甚遠，各自涉及小說形式的兩個層面之一，構成一種直接互補的關系。然而，由于這種互補關系被定義的“替代性”或排他性所掩蓋，因此文體學和敘事學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對方的“克星”，一方的發(fā)達造成另一方的不發(fā)達。美國敘事學的迅速發(fā)展，對文體學形成了另一種沖擊，而敘事學在英國始終未成氣候，不少英國文體學家甚至將敘事學僅僅視為文體學本身的一個分支。^【5】若要產生文體學與敘事學齊頭并進的局面，首先需要破除文體學的“文體”和敘事學的“話語”可互為替代的假象，充分認識兩者之間的互補性。

世紀之交，美國激進的學術氛圍有所緩解，作品的形式研究逐漸得到重視，被敘事學所忽略的作品的文體層面也得到更多的關注。上文提到的“詩學與語言學協(xié)會”（PALA）每年都舉辦年會，2004年的年會是在美國紐約舉行的，而以往十多年都是在英國、歐洲大陸或南非等地召開。近年來，美國的《文體》雜志所登載的文體（學）研究的論文明顯增多，2003年開始主動向“詩學與語言學協(xié)會”的會員征稿。但與英國相比，美國的文體學研究只能說是在“死亡”之后剛剛復活，尚在逐漸恢復失去的元氣，若要在美國真正形成氣候，恐怕還要相當一段時間。在英國，越來越多的文體學家在研究時，借鑒敘事學的有關分析模式（詳見第一章）。有的英國文體學家，譬如魯絲·佩奇（Ruth Page），近年來積極參與美國敘事學陣營的活動，并展開敘事學方面的研究。^【6】但敘事學真正要在英國發(fā)展成較有影響的與文體學并行的學科，恐怕在近期還難以做到。

從學科分類來說，敘事學和文體學分屬文學和語言學這兩個不同領域。然而，文體學雖可劃歸應用語言學的范疇，但其本身是將語言學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交叉學科。在20世紀60年代，不少原來從事新批評（或實用批評）的英美學者加入了文體學陣營，他們僅將語言學視為幫助進行文學闡釋的工具，在分析時往往會根據實際需要，靈活借鑒語言學模式。雖然在20世紀60—80年代，語言學家出身的文體學家認為這樣的文體分析不純正，缺乏語言描寫的系統(tǒng)性，但這樣的文體分析若能讀出新意，就較易為文學領域的學者所接受。本書采用文體學的方法也是為了幫助進行文學批評。由于本書是為文學領域的讀者撰寫的，因此筆者在分析時，將盡量回避語言學術語。其實，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文體學領域也顯得日益寬容和開放。在2004年出版的《文體學》一書中，英國文體學家保羅·辛普森（Paul Simpson）對文體學作了以下界定：“文體學是一種把語言擺到首要位置的文本闡釋方法。”^【7】這一寬泛的定義沒有提到對語言學的應用。我們知道，西方文體學之所以能在20世紀中后期得以蓬勃發(fā)展，就是因為借助了語言學迅速發(fā)展的東風。就60—80年代而言，文體學與語言學的關系是一種極為密切的寄生關系，新的語言學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往往導致新的文體學流派的產生和發(fā)展。當時對文體學的定義均十分強調文體學對語言學的應用，辛普森也不例外。^【8】為何像辛普森這樣的文體學家會從強調語言學轉為強調語言本身呢？這可能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1）越來越多的文體學家將文體分析當成解讀作品的一種工具，而非把文體學當成促進語言學發(fā)展的一種途徑，他們將是否能對文本闡釋做出貢獻視為衡量文體分析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這是面對嚴峻的挑戰(zhàn)作出的一種回應。很多文學批評家排斥文體學是因為他們認為文體學分析不能提供新的闡釋，而只是為業(yè)已存在的理解提供一種“偽科學”的證據。面對這種局面，文體學家旨在證明文體分析能夠成為闡釋文本的有力工具。（2）雖然語言學的模式和方法往往有助于更為準確和系統(tǒng)地進行語言分析，但語言學術語的繁雜難懂構成了將很多人擋在文體學研究之外的一道屏障，也引起了眾多圈外人士的不滿，有的文體學家對語言學模式的機械運用更是加重了這種不滿。面對這種情況，像辛普森那樣作出寬泛的定義可以減少責難。（3）為了文體學的生存和發(fā)展，需要擴大文體學研究的隊伍，寬泛的定義有助于達到這一目的。

若不拘泥于語言學模式，文學文體分析的主要特點就是“細讀”文本語言。跟新批評緊密相連的“細讀”方法在西方，尤其在美國，曾一度被打入冷宮。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文評界經歷了多種轉向，往往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任何一種批評方法，作為受特定闡釋框架左右的特定閱讀方式，均有其盲點和排斥面，同時也有其長處或用處。各種批評方法應是百家爭鳴、互為補充的，可是各種批評方法往往唯我獨尊，相互排斥。筆者在加拿大的《國際英語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了《文學理論的未來：排他、互補、多元》一文，分析了半個世紀以來文論界的各種排他性，呼吁各派之間互補共存。^【9】值得注意也令人欣慰的是，隨著學術風頭的轉向，有的被打入冷宮的批評方法，可能又會以某種形式回歸前臺。世紀之交，不少學者開始重新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細讀”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義”（new formalisms）的面貌逐漸復興^【10】?！靶滦问街髁x”之“新”在于擺脫了傳統(tǒng)形式主義將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相割裂的局限性。但就小說而言，“新形式主義”的“細讀”與傳統(tǒng)上的“細讀”一樣，還存在另外一種局限性：聚焦于遣詞造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越文字層面的敘事結構或敘述技巧。若要克服這種局限性，就需要同時采用敘事學的方法，對小說的結構技巧加以細讀。

近年來隨著西方后結構、后現(xiàn)代理論熱的消退，文化研究大潮的回落，敘事學和文體學的舞臺更為開闊。2000年美國《文體》期刊登載了布賴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的如下判斷：“敘事理論正在達到一個更為高級和更為全面的層次。由于占主導地位的批評范式已經開始消退，而一個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評模式正在奮力興起，敘事理論很可能會在文學研究中處于越來越中心的地位?！?sup >【11】值得注意的是，敘事學、文體學、“細讀”方法在當今西方日顯重要，跟它們在闡釋中的實用性密切相關。在《反對理論》一文中，納普（Steven Knapp）和米歇爾（Walter Benn Michaels）將“敘事學、文體學和詩體學”置于他們反對的范圍之外，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學科屬于實證性質。^【12】這些學科的分析模式可操作性強，容易掌握，對于教學與研究有較大的實際意義。有趣的是，在帶頭宣稱“理論的終結”的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網頁上，可以看到如下文字：“‘純粹的’文學理論，如形式主義、符號學、闡釋學（解釋學）、敘事學、精神分析、接受理論、現(xiàn)象學等等，近來備受冷落，因為人們的興趣集中到了一些更為狹窄的理論范疇上，我們將樂意看到對這些領域之興趣的回歸（it would be agreeable to see a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these regions）。”^【13】這些文字體現(xiàn)了一位理論大師的遼闊視野和寬闊胸襟。身為曼徹斯特大學文化理論教授的伊格爾頓毫無門戶之見，不趕潮流，能看到被冷落的流派之價值。他在《理論之后》一書中對越來越抽象玄虛的理論進行了強烈抨擊，^【14】但他對各種較為貼近文本的老派理論則表現(xiàn)出懷念之情。伊格爾頓沒有提到文體學，這可能有以下兩種原因：一是文體學在文學與語言學的陣營劃分中屬于后者；二是伊格爾頓為英國學者，而文體學在英國一直頗受重視。至于敘事學，伊格爾頓在今天給它的定位似乎在兩個方面失之偏頗。其一，看法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經典）敘事學受到解構主義和文化研究大潮的夾擊，研究勢頭大幅度回落，不少人紛紛宣告敘事學的“死亡”。但8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來敘事學卻在美國以及加拿大、德國、以色列、荷蘭等其他西方國家通過各種跨學科的途徑不斷向前發(fā)展，得以復興。身處英國的伊格爾頓似乎對敘事學在北美等地的新近發(fā)展不甚了了。其二，敘事學早已不再“純粹”，早已從形式主義批評方法拓展為將形式結構與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語境相連的批評方法。此外，敘事學和文體學都越來越注重非文字媒介、大眾文學或非文學話語。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是這種“雜糅性”使這些學科在西方新的歷史語境中得以生存和發(fā)展。

中國的文學研究界在經歷了多年政治批評之后，改革開放以來，歡迎客觀性和科學性，重視形式審美研究，為新批評、文學文體學、經典敘事學等各種形式批評流派提供了理想的發(fā)展土壤。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美國經典敘事學研究處于低谷之時，國內的經典敘事學研究卻形成了一個高潮。一方面國內學者敘事學方面的論著接連問世，另一方面西方學者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典敘事學著作也不斷以譯著的形式在中國的90年代出現(xiàn)。但國內的研究直到幾年前都存在一個問題：無論是譯著還是與西方敘事學有關的論著，往往局限于20世紀8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經典敘事學，忽略了90年代以來西方的“新敘事理論”。針對這種情況，筆者主編了“未名譯庫：新敘事理論譯叢”并發(fā)表了一系列探討后經典敘事理論的論著，以幫助扭轉忽略西方后經典敘事理論的局面。^【15】

本書的撰寫則主要針對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文評界對敘事學和文體學的懷疑和排斥；二是短篇小說評論中現(xiàn)存的一些問題。不少文評家認為敘事學難以對文學解讀做出貢獻，因而排斥敘事學。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很多敘事學家將注意力轉向了文本分析，或在同一論著中將理論探討與文本分析相結合，但不少論著缺乏闡釋新意，沒有取得真正的突破，因此難以被文學批評家所接受。至于文體學，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費什（Stanley Fish）發(fā)表了《什么是文體學？他們?yōu)楹螌⑵湔f得如此糟糕？》一文，^【16】對文體學進行激烈抨擊。他攻擊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文體學研究中的“循環(huán)性”，即用語言學分析來說明業(yè)已知曉的某種文學闡釋，因此對解讀作品的意義無甚幫助。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英國文體學家辛普森也提到很多文學批評家認為文體學是文學研究的附屬物，“文體學‘所發(fā)現(xiàn)的東西’”其實只是“為批評家完全通過直覺而得出的闡釋提供一種偽科學的證據”。^【17】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既失之偏頗，又不無道理。其偏頗之處在于誤認為“循環(huán)性”是文體學的內在特點。其實并非如此，文體分析完全可以讀出新意，修正先前的闡釋。但確實有不少文體學家未致力于對作品進行新的闡釋，而僅僅用文體分析來說明業(yè)已存在的闡釋結果。英國文體學家卡特（Ronald Carter）曾對實用文體學的作用進行了如下說明：通過細致的語言學分析來“恰當地解釋”對文學作品產生的直覺反應，來“更充分地探索和明確地表達同樣的直覺反應”。^【18】近年來，認知文體學發(fā)展勢頭旺盛，但不少認知文體學家的目的不是為了對作品進行新的解讀，^【19】而只是為了說明讀者在闡釋文本時共享的認知機制、認知結構或認知過程。斯托克韋爾（Peter Stockwell）在《認知詩學》（2002）中，^【20】試圖在某種意義上超越這一框架，但并不成功，因為他的“認知詩學分析”同樣聚焦于讀者共享的基本閱讀機制，而非旨在對作品做出新的解讀。認知文體學研究系統(tǒng)揭示了很多以往被忽略的大腦的反應機制，說明了讀者和文本如何在閱讀過程中相互作用。這種研究很有價值，在當前強調描述性研究、強調讀者認知的學術大環(huán)境中更是如此?？墒?，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最重要的是讀出新意，讀出深度。本書將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以幫助說明文體學和敘事學的闡釋價值。

文體學的長處在于分析的細致和深入，適于研究短篇；敘事學也很適用于短篇作品的細讀，因此本書特意選擇短篇小說這一文類。這不僅有利于“揚長”，而且可分析多位作家的作品，以便多層次、多角度地挖掘這些作品中的潛文本。就英美經典短篇小說闡釋而言，以往有的論著存在以下問題：（1）不注重跨學科研究，譬如，不注重將敘事學的結構關注與文體學的語言關注相結合。（2）有時缺乏新意，缺乏問題意識，只是從印象出發(fā)，沒有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就匆匆下結論，故容易囿于作品的表層，難以發(fā)現(xiàn)作品的潛文本或深層意義。就國內而言，這方面的研究受西方影響較大，常常跟著西方學者的觀點走，缺乏挑戰(zhàn)性，未能超越西方已有的闡釋。（3）有時對相關理論把握不到位，在分析中草率運用某個理論框架，時常出現(xiàn)概念上的錯誤和混亂，也影響了分析的質量。（4）不顧作品實際，用當今時髦的理論框架來套作品，這一現(xiàn)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尤其嚴重，不少經典作品被各種時髦的理論框架所扭曲。（5）傾向于對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識形態(tài)立場）形成某種固定的看法，這種定見構成一種闡釋陷阱，影響對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間差異的認識，而這種差異往往是潛文本或深層意義的重要載體。（6）就作品與語境的關系而言，西方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從外在研究轉向內在研究，后又轉向外在研究。國內的走向雖然與此不盡相同，但有時也未注意將兩者相結合，失之偏頗。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在研究時或許可從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1）綜合借鑒不同學科之長，從跨學科的角度切入作品，這或許能幫助我們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意義。（2）不盲目跟著西方學界對作品的一些研究定論走。力求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跨學科的方法、深入細致的分析和中國人的獨特視角，超越西方學者的研究。（3）在借鑒西方的新理論、新視角和新方法來解讀作品時，做到充分尊重作品，不生拉硬套。此外，通過對作品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努力糾正學界，尤其是西方學界一些生拉硬套的現(xiàn)象，力求還作品以“本來面目”。（4）在充分把握和清楚梳理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展開作品分析，而不是對某種理論剛有一知半解就匆忙運用于作品分析。（5）突破對作家，尤其是經典作家的“定見”，通過深入細致的分析，揭示同一作者不同作品所隱含的不同立場。（6）將內在研究與外在研究有機結合，既對作品進行嚴謹的分析，又關注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闡釋語境，同時關注一個作品與相關作品之間的互文關系，通過互文解讀來豐富和幫助修正闡釋結果。

在介紹本書的基本結構之前，需要先說明一下本書標題中的兩個概念：一為“經典”，二為“潛文本”。“經典”（canon）一詞有豐富的含義，但文學經典一般指公認的重要作家作品。^【21】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尤其是美國）學界從性別、階級、種族等權力關系的角度對西方文學經典的形成、內容及意義進行了挑戰(zhàn)和修正。^【22】這對于糾正文學傳統(tǒng)中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是十分必要的，但有的挑戰(zhàn)和修正過于政治化，過于反傳統(tǒng)，有矯枉過正之嫌。中國學界在“文革”結束前曾深受政治批評對優(yōu)秀文學傳統(tǒng)沖擊之苦，改革開放以來十分尊重作品的審美價值。出于對西方優(yōu)秀傳統(tǒng)成果的重視，國內近來出現(xiàn)了重讀西方文學經典熱。本書選取了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坡（Edgar Allen Poe）、肖邦（Kate Chopin）、克萊恩（Stephen Cran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休斯（Langston Hughes）等經典作家的作品（主要是美國作家的作品）。但筆者對“經典”性持動態(tài)、開放的立場，研究具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走向：（1）對學者們傾向于僅從審美角度切入的作品，如曼斯菲爾德的《啟示》或坡的《泄密的心》，揭示出其與藝術性交互作用的意識形態(tài)內涵或道德寓意。（2）對有的因意識形態(tài)原因而成為經典的作品，如肖邦的《一小時的故事》，揭示出其深層意識形態(tài)的矛盾或相反走向。（3）對有的藝術價值被低估的作品，如曼斯菲爾德的《唱歌課》或海明威的一短篇，揭示出其以往被遮蔽的深層審美價值，說明其不愧為經典作家的作品。（4）對有的著名經典短篇，如肖邦的《黛西蕾的嬰孩》，揭示其根本缺陷（它實際上是褒白貶黑的種族主義作品），說明不應將其納入經典的行列。不難看出，本書的副標題“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實際上是“重讀英美經典作家的短篇小說”的縮略寫法：涉及的都是經典作家的作品，但本書分析的對象中既有經典作品（這種經典劃分可能構成本書顛覆的對象），也有遭到貶斥的作品（本書旨在說明其深層價值）。

本書努力挖掘這些作品中的“潛文本”。一個“潛文本”就是作品的某種深層意義。我們知道，文學意義以不確定性為特征，文學闡釋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本書意在從某種特定的角度來解讀文本的某種深層意義，但任何解讀都只是一種闡釋努力，本書所揭示出的所謂“潛文本”，只不過是處于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的筆者自己眼中的一種分析結果而已。盡管無確定性可言，但敘事學和文體學的分析特點是緊扣文本，可根據文本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判斷闡釋是否合乎情理。筆者十分歡迎專家學者對本書的分析不吝指正。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以下篇為重點。上篇探討理論概念和模式，意在為下篇作鋪墊。此前，筆者已出版兩部有關專著，一部是《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次印刷），評介了經典敘述（事）學的研究和文體學的主要流派，并探討了敘述學和文體學的互補性。另一部是《英美小說敘事理論研究》（與韓加明、王麗亞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次印刷），筆者撰寫的那一部分聚焦于后經典敘事理論，就敘事學而言，與前一本書構成一種直接互補的關系。此外，筆者還曾出版《文學文體學和小說翻譯》（2007年第5次印刷），并新近主編了《西方文體學的新發(fā)展》（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對西方文體學進行了進一步評介。為避免重復，本書的理論探討將集中到幾個具體問題上，對這些問題展開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書上篇各章的主要觀點或基本內容除了在國內發(fā)表，均已在美國和歐洲的權威期刊或權威參考書中面世，^【23】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

本書的下篇對多位英美經典作家的短篇進行了重新解讀。本書所選取的作品至少是在數十年前發(fā)表的，中外學界已有大量闡釋，由于國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為西方的研究所困囿，本書以西方學者的相關論著為主要商榷對象，力求超越西方學者的研究，這是本書的主要目的和主要難點所在。本書分析作品時不僅注意將敘事學的方法和文體學的方法相結合，而且采取了筆者稱之為“整體細讀”的方法，這是有利于挖掘短篇小說深層意義的一種途徑。它以文本為依據，以打破闡釋框架的束縛為前提。其“細讀”有兩個特點：一是既關注遣詞造句，又關注敘事策略。二是在“細讀”局部成分時，仔細考察該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這在詩歌分析中一般不成問題，而在小說（包括短篇小說）分析中則常常被忽略。其“整體”性則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作品中各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加以綜合考察；二是對作品和語境加以綜合考察；三是對一個作品與相關作品的相似和對照加以互文考察。也就是說，“整體細讀”是宏觀閱讀與微觀閱讀的有機結合，兩者相互關照，相互關聯(lián)，不可分離。

為了檢驗這種“整體細讀”的方法是否能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也為了在國際上推廣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筆者除了在國內發(fā)表論文，也注意向美國和歐洲的權威期刊投稿。下篇各章的主要觀點或基本內容均已在歐美權威期刊發(fā)表。第五章較為明確地采用了整體細讀的方法，其主要內容在美國出版的Poetics Today上面世。第六章暗暗采用了整體細讀的方法，其主要內容在美國的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上面世。第七和第八章也暗暗采用了整體細讀的方法，其主要內容寫在了同一篇論文中，已在歐洲的English Studies上發(fā)表。^【24】該期刊總主編給筆者發(fā)來了邀請函，邀請筆者作為該刊“珍視的投稿者”為該刊撰稿。筆者撰寫了一篇以第十章的主要內容為基礎的稿件，將之命名為“‘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and Subtexts of Short Stories”（“整體—擴展性細讀”與短篇小說的潛文本），該文順利通過匿名評審，已經在國際上面世。該文首次在國際上明確推出整體細讀的方法。^【25】表達第九章主要內容的論文已在歐美的JL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上發(fā)表。表達第十一章主要內容的論文也已經在英美權威參考書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中面世，該文也暗暗采用了整體細讀的方法。^【26】希望通過這些或明或暗地采用“整體細讀”方法的論文，這種方法能夠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并得到應用推廣，也希望本書的面世能夠促進這種方法在國內的應用推廣，以幫助挖掘短篇小說的潛文本，深化對敘事作品的理解和闡釋。

注釋

【1】　國內將法文的narratologie（英文的narratology）譯為“敘事學”或“敘述學”，但在筆者看來，兩者并非完全同義?！皵⑹觥币辉~與“敘述者”緊密相連，宜指話語層次上的敘述技巧，而“敘事”一詞則更適合涵蓋故事結構和話語技巧這兩個層面。筆者曾將一部專著命名為《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目的是突出兩個學科之間在小說表達層上的互補關系。因為本書的作品分析常常涉及故事層面的敘事結構，故采用較為全面的“敘事學”一詞（參見申丹：《也談“敘事”還是“敘述”？》，《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

【2】　參見申丹、韓加明、王麗亞：《英美小說敘事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398頁。

【3】　該組織2008年通過會員網上投票，決定更名為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rrative（ISSN，國際敘事研究協(xié)會）。

【4】　關于“批評語言學”、“批評性話語分析”、“女性主義文體學”之間的關系，參見拙文《再談西方文體學流派的區(qū)分》，《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4期。

【5】　在2006年于芬蘭召開的國際文體學協(xié)會PALA的年會上，英國文體學家Marina Lambrou和筆者就這一點展開了直接交鋒。但她在閱讀了筆者在英美發(fā)表的相關論文后［Dan Shen, "How Stylisticians Draw on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tyle 39. 4 (2005), pp. 381—95; Dan Shen, "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 i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ed. James Phelan and Peter Rabinowitz (Oxford: Blackwell, 2005), pp. 136—49］，態(tài)度有所改變。

【6】　Ruth Page的Literary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Feminist Narrat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于2006年面世。但值得注意的是，Page在很大程度上從事的是借鑒了敘事學模式的文體分析，因此她撰寫的“feminist narratology”的詞條出現(xiàn)于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 ed. Keith Brown, Elsevier: Oxford, 2000)。她還為Contemporary Stylistics (ed. Marina Lambrou and Peter Stockwell, London: Continuum, Dec 2007)撰寫了一章“Bridget Jones and Feminist Narratology”。在文體學占了上風的英國，“narratology”一詞就這樣被文體學的書加以“收編”。Ruth Page在讀了筆者在英美發(fā)表的相關論文后，對自己原來不區(qū)分文體學和敘事學的做法進行了反思。

【7】　Paul Simpson, Styl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2.原文用斜體表示強調，譯成中文時，根據中文的習慣改成著重號，全書同此。

【8】　See Ronald Carter & Paul Simpso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ed. Ronald Carter & Paul Simpson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p. 3—4.

【9】　Dan Shen,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ies: Exclusion, Complementarity, Pluralism,"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33 (2002), pp. 159-82.

【10】　這是一種以“細讀”為基礎的批評方法，有別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新形式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其主要特征是不用自由體，而是重新采用傳統(tǒng)格律）。關于新形式主義的批評方法，參見“Theoryanalysis: Henry James and New Formalisms”(http://muse.jhu.edu/journals/henry_james_review/information/calls.html.Jan.12,2009)和“New Formalisms & the Lyric in History”(http://www.umich.edu/~earlymod/Conference2001-Lyric.htm.Jan.12,2009)。

【11】　Brian Richardson, "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 Style 34 (2000), p. 174.

【12】　Steven Knapp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 "Against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8 (1992), p. 723.

【13】　"Terry Eagleton." http://www.arts.manchester.ac.uk/subjectareas/englishamericanstudies/academicstaff/terryeagleton/ (January 14, 2009).

【14】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15】　筆者在國內外一再撰文指出，經典敘事詩學和后經典敘事學之間不是進化關系，而是互補互惠的關系［詳見Dan Shen, "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美國JNT: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35.2 (2005), pp. 141—71；申丹等著《英美小說敘事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章］。但筆者同時也指出，就具體作品闡釋而言，后經典敘事學分析則擺脫了經典敘事學分析將作品與社會歷史語境相割裂的局限性。

【16】　Stanley Fish, "What is Stylistics and Why are they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in Seymour Chatman, ed. Approaches to Poetic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3), reprinted in D. C. Freeman, Essays in Modern Stylistics (London: Metheun, 1981), pp. 53—78.

【17】　Paul Simpson,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2—4.

【18】　Ronald Carter, "Introduction," in Ronald Carter, e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 5.

【19】　See Elena Semino and Jonathan Culperer,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p. x.

【20】　Peter Stockwell, Cognitive Poe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2).

【21】　參見劉意青：《經典》，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93頁。

【22】　參見金莉：《經典修正》，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第294—305頁。

【23】　詳見各章的第一個腳注。

【24】　詳見各章的第一個腳注。

【25】　英文標題里的“extended”（擴展性）涉及的就是“整體性”中的第二和第三個方面。

【26】　下篇最后一章沒有采用“整體細讀”的方法，而是較為集中地采用了文體學的方法對文本的一個方面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該章的主要內容已經在歐美的JL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上面世。將前面七章跨學科和“整體細讀”的分析與這一章較為單純的文本文體分析相比較，我們可以更好地看到前者如何有助于更全面的解讀作品。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文體學分析本身（或敘事學分析本身）有時也能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揭示作品潛藏的某種深層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