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在當今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英譯領域，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所有翻譯家中的翹楚，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他發(fā)表過多篇關于中國文學的論文，編寫并組織翻譯過多部中國文學選集，翻譯出版了五十幾部現(xiàn)當代中國小說。直到今天，葛浩文仍然不斷推出譯著，用譯作等身、汗牛充棟來形容他的翻譯成就一點都不為過。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說過，中國當代小說的翻譯，幾乎是葛浩文一個人在包打天下。他翻譯的作品被刊載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以及《紐約客》上，《浮躁》《荒人手記》《生死疲勞》《狼圖騰》《河岸》《玉米》都因為他的翻譯而獲得國際文學獎。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離不開葛浩文多年以來的積極譯介和出色翻譯。他的譯文使西方讀者了解到中國文學的魅力，使他們認識到，在中國也有可以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相提并論的作家。在筆者看來，葛浩文已經(jīng)成為一種現(xiàn)象，非常值得研究。在本書中，筆者的考察思路和研究內(nèi)容是這樣的：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譯介篇，用三章的篇幅從宏觀的角度介紹葛浩文為了架設理解、溝通之橋，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所進行的研究、推介與翻譯工作。第一章介紹葛浩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推介。葛浩文無疑是個非常成功的翻譯家，但是葛浩文的成功不僅僅簡單地體現(xiàn)在他的翻譯成就上，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推介上，是他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熱愛、研究、推介，促發(fā)了他對這些作品的翻譯。接下來第二章介紹葛浩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特別是對新時期小說）的翻譯。他的翻譯對象不限于小說，也有散文和詩歌，但小說翻譯無疑是主打。在現(xiàn)代作家中，他主要譯介的是蕭紅、端木蕻良、蕭軍、老舍、巴金等。而在當代小說家中，他譯介的作家既有大陸的，也有臺灣和香港的，而他最喜歡、翻譯最多、譯介最成功的當屬莫言。鑒于葛浩文在幫助莫言及其作品進入英語世界獲得國際聲譽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本書第三章將專門討論葛浩文對莫言的推介和翻譯。

接下來的第二大部分——譯藝篇，是對葛浩文文學翻譯的實證研究，對《青衣》《狼圖騰》《駱駝祥子》《玉米》《手機》等譯本進行文本比較研究，結合具體的譯本，考察葛浩文對于原文中信息內(nèi)容是如何傳達的、對中國文化專有項是如何處理的，對小說中的文學性表達是如何再現(xiàn)的、再現(xiàn)的效果如何，全面總結葛浩文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這些研究或許可以算是共時研究，但只有共時研究是不夠的，因為葛浩文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在其漫長的翻譯歷程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從他開始翻譯到現(xiàn)在，三四十年的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在這三四十年的時間里，其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有何改變？葛浩文于1979年翻譯出版了蕭紅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兩部小說的合集Two Novels by Hsiao Hung：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Tales of Huanlan River，這是他最早的譯作之一。2012年底和2013年初，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他翻譯的莫言小說《四十一炮》和《檀香刑》先后出版，而《檀香刑》是他到目前為止比較新的譯作。從《呼蘭河傳》到《檀香刑》，譯者的翻譯方法和策略是否相同？在本書第九章，筆者通過考察這兩部譯作對于小說人物“聲音”的再傳遞，對葛浩文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進行歷時研究，從動態(tài)的角度研究葛浩文翻譯手法的演變。第十章，筆者嘗試以《手機》譯文為研究案例，考察葛浩文在翻譯中對原作的改動情況，試圖結合具體的譯例分析葛浩文在翻譯過程中是否存在“連譯帶改”的現(xiàn)象，對所謂的葛浩文式翻譯——連譯帶改進行考察，在文本對比的基礎上做出判斷，我們到底是否能夠用“連譯帶改”來概括葛浩文的翻譯風格。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嘗試通過具體的例證，研究和總結葛浩文的翻譯風格。

第三大部分——譯道篇，主要探討葛浩文的翻譯思想和葛浩文頗受詬病的“東方主義”文學翻譯觀問題。首先，筆者結合葛浩文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總結葛浩文的翻譯思想。然后，著重探討后面的問題。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翻譯實踐都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的，葛浩文的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作為翻譯主體所做出的選擇，但這也跟當時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脫不了干系。有學者認為，他對中國文學的翻譯其實并非是一種自主的翻譯，他一直都沒有擺脫“東方主義”的禁錮。這樣的評價是否公允？到底應該如何評價葛浩文的中國文學翻譯？難道我們一直被他漂亮的英語譯文所迷惑，一直被國外的獎項所蒙蔽，而沒有看到他譯文中的“東方主義”的傾向與企圖？我們到底能否給葛浩文的翻譯觀貼上“東方主義”的標簽？筆者不希望輕易給出結論。我們應該首先對葛浩文的翻譯活動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結合具體的譯本及其學術論文、譯序等準翻譯文本，研究葛浩文在翻譯選材、翻譯方法、翻譯策略方面的特點，研究他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動機，只有這樣才能夠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最后，筆者認為，葛浩文研究有助于我們管中窺豹，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和接受現(xiàn)狀形成較為清楚的認識和把握，同時為進一步推進中國的“走出去”戰(zhàn)略，“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有益的參考。

1. John Updike，見Updike 2005年5月9日發(fā)表在The New Yorker上面的書評“Bitter Bamboo：Two novel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