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未付紅塵

岳南

在文學上，游宇明先生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界定的人物。有人說他是美文家，他的美文佳作不時出現在《散文》、《青年文學》、《北京日報》等眾多紙媒上，并被央視“子午書簡”欄目三次播出，選入教材、文集，其數量之多，恐怕他自己也無法準確計算了。前一段又聽說《讀者》、《格言》等受眾廣大的刊物紛紛與他簽約，更證明了其美文的影響力。有人說他是雜文家，《雜文報》、《雜文月刊》、《湘聲報》等雜文主陣地時有他攻城略地的身影，國內各種雜文獎項經常閃爍他的名字，最權威的幾種雜文年選總有他一席之地，《雜文選刊》曾為他做專輯、專訪，大為紅火。

近幾年，游先生開始把精力和視角投向民國時期的大師巨子，以及那些有擔當、有風骨、堅守民族大義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物，這個轉變正如游先生對我的剖白：“也許是因為對過去的事情有些好奇，最近四五年，我頗癡迷于史書，讀過的史書少說也有一兩百本，讀史書又喜歡關注那些活得元氣充沛的人，時間長了，眼前經常人影飄動。”那么，在游先生的眼前飄動的是些什么人呢？從《不為繁華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們是蔡元培、梁啟超、王國維、張伯苓、辜鴻銘、胡適、魯迅、朱自清、梅貽琦、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陳寅恪、吳宓、豐子愷、弘一大師、楊樹達、葉企孫、吳有訓、顧頡剛、成舍我、林語堂、傅斯年、趙元任、劉文典、葉公超、錢穆、錢鍾書、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梁宗岱、嚴怪愚，等等，正是這一批人物，在那個風云際會的時代寫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留下了不朽的盛業(yè)和一大筆值得后人追思緬懷的精神遺產。

回眸民國時期的人物與文化，很像一部現代版的春秋戰(zhàn)國史，人才輩出、大師如林、百家爭鳴、精神昂揚、思想自由、學術文化如同星河燦爛繁榮，令人心向往之……面對這一盛景和精神高地，連同站在高地上的鴻學碩儒，游先生在觀察和書寫中，沒有刻意去描繪全貌、全景，或進行宏大敘事，而是捕捉人物的側面和生活中不太為人看重或易被忽略的細枝末節(jié)，從這些小處勾勒出人物的音容風貌，傳遞一種真性情、真精神和大境界，給讀者以啟迪心靈的洗禮。

從書中的第一輯可以看到，被學界譽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發(fā)現自己任職的清華理工學院教員全年無請假一點鐘者，因而自己也連續(xù)兩年未請假一點鐘。按陳氏的說法，其實多上一點鐘與少上一點鐘毫無關系，但自己心中默默有個誓約，非有特殊緣故必不請假，故常有帶病而上課的情況。今天，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說當年的清華如何如何了得，出了多少人才，培養(yǎng)了多少大師云云，須知培養(yǎng)大師是有條件和要付出代價的，從陳寅恪先生透露的這件小事上，可窺知和領悟到一點什么。

像陳寅恪這種寧可自己付出代價也要堅守規(guī)則的事，同樣體現在傅斯年身上?？箲?zhàn)時期，傅斯年率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昆明遷到了四川南溪李莊，就是在這個地方，他堅決拒絕中研院總干事葉企孫欲聘時在桂林的陳寅恪遙領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職并支專任之薪。陳傅二人既是柏林大學的同學，又有親戚關系，表面看起來傅似乎有點無情，但恰恰通過“無情”這一點，可證那一代文化人視原則、規(guī)程的重要幾乎超過了生命，亦證其人格力量的偉岸和風骨所在?！吖P至此，我想讀者看過《傅斯年當年的憂慮》這一篇短文之后，設身處地想一想，假如自己是陳寅恪或傅斯年，能不能具有這樣的品質，能不能在彼時彼地這樣做并在社會的現實里有所堅持？這或許是游宇明先生暗中為讀者出的一道促其反思人生的試題吧。

順便說一下，書中第一輯的“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小標題，不是隨便擬出來的，實是引自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的句子。范氏以“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贊美他的老師嚴子陵。這個句子被游先生借來做提綱挈領的引子，確實是恰到好處。在這個小標題之下，我們看到大師們群體的雕像和仰之彌高的精神風采，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清華校長梅貽琦的話，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現實和學術界的追求目標。正是有了這樣的現實環(huán)境和精神支柱，才有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西南聯大時期，哲學教授金岳霖冒著敵機轟炸，寫出了力作《論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識論》；才有了機械工程學家劉仙洲跑警報之余寫出了著名的《熱工學》；才有了社會學家陶云逵冒著被敵人炸死的危險跑遍云南全省，調查少數民族社會經濟、語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環(huán)境，創(chuàng)辦“邊疆人文研究室”和《邊疆人文》雜志等豐功偉績。而從這些鮮活的例證中，后來者才更加直感地觸摸到自由知識分子背后那一根瘦弱與堅硬的脊梁。所謂鐵肩擔道義，世事多舛而情懷不改、信念不衰，在這一群大師們身上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成為我們的民族記憶中最溫熱的一部分。

當然，正如馮友蘭教授撰寫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所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概。”大師也有大師性格中的差異和不足，師生、同事間的口舌、義氣之爭自是難免。如書中毫不隱諱地再現了魯迅與史學家顧頡剛之爭，國學大師劉文典等對作家沈從文的鄙視等尷尬之事。而我認為游先生寫得最為出色的一篇是《兩種“謝本師”》，文中，作者特別擇取了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謝本師”事件加以敘述。其事發(fā)生在清代著名樸學大師章太炎與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之間。俞樾當年科舉考試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得主考官曾國藩的賞識，后把講舍命名為“春在堂”。章是俞的學生，俞對章氏出校之后結交維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辮子等舉動極為不滿。1901年，章太炎去蘇州東吳大學任教，拜訪住在蘇州曲園的俞樾，俞氏聲色俱厲，對章的行為大加指責。章太炎很不服氣，當即反駁，后寫下《謝本師》一文，宣布離開師門，但兩人并未真的斷絕師生關系。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作《俞先生傳》，雖然文章中不乏微詞，整個基調卻充滿敬意。章太炎寓居上海時，有次專程赴蘇州憑吊俞樾故居。看到大廳中一幅寫著“春在堂”的匾額，認出是先師俞樾的遺墨，立即命同行的陳存仁點起香燭，行三跪九叩之禮。走到左廂房，章太炎辨認出這是他舊時的讀書處，請房主拿出紙筆留字，房主只有筆墨而無紙張，章太炎在墻上留了兩首詩，黯然而別，故事到此結束。游宇明文章的老到和技高一籌之處在于，在看似故事結束之后繼續(xù)書接上回，筆鋒一轉，點出周作人與沈啟無師徒反目的事例示眾。如此對比，文章的立意、境界和所達到的高度就顯得大不同了。沈啟無是周作人的學生，曾與俞平伯、廢名、江紹原等并稱“周門四大弟子”。此人最初對周作人亦步亦趨，抗戰(zhàn)期間，周出任偽教育總署督辦一職，沈啟無擔任偽北大文學院國文系主任兼圖書館主任。但沈覺得老師當了大官，自己的官帽子太小，對周作人深懷不滿，竟至反目成仇，最后發(fā)展到相互在文章中譏諷、攻擊對方……對上述兩次“謝本師”事件，游宇明認為不可同日而語，章太炎的“謝本師”為公不為私，所以，章在不得已的“辭謝”里有對師恩的念念不忘和對老師出自內心的敬重。這樣的“謝”雖然也是悲劇，但沉痛中自有一份溫暖，能夠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而沈啟無的“謝本師”卻完全源于個人的私欲，而且這私欲還與他們師徒在民族大義上的失節(jié)聯系在一起。因此，其“謝師”也就“謝”得鬼鬼祟祟、有氣無力，師徒都被后人看不起。

“謝本師”本身無所謂對錯，因什么而謝卻標示著一種品位和思想境界。

——思往事，立斜陽，而今風云已更改，當時卻道尋常?！恫粸榉比A易素心——民國文人風骨》，正是把民國時代看似尋常的事重新發(fā)掘、展示出來，以期讓讀者在新的現實和語境中得到啟發(fā)和教益，于歷史的溫情和敬意中重塑失落的民族之魂。

岳南，1962年生，長期致力于紀實文學的創(chuàng)作，著有《復活的軍團》、《日暮東陵》、《風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12部。另著有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學術精神情感命運為主體脈絡的《陳寅恪與傅斯年》、《從蔡元培到胡適》、《南渡北歸》等十部。其中有十余部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銷量已達數百萬冊。現為臺灣新竹清華大學駐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