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在新疆按路線分為南、中、北三道，而史學界又因其跨越兩千多年的歷史，所以按歷史劃分為先秦、漢唐、宋元、明清四個時期；同時，絲綢之路又涉及陸路和海路，所以按線路又有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之別，其中陸上絲綢之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為北方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本書所收論文，涉及的范圍很寬，覆蓋了以上絲綢之路概念的全部內(nèi)涵。這里謹就有關問題，略為點評，期收導讀之效。

一

開通絲綢之路，既是順勢而為，也是迫不得已。戰(zhàn)國時期，諸侯列國紛紛修筑長城以抵御外敵。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過程中，曾使蒙恬派20多萬人將這些城墻連接起來，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綿延萬余里。雖然短暫地延緩了外侵壓力，但是并未根除隱患。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匈奴冒頓奪得單于位，控弦之士30余萬，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并樓蘭，統(tǒng)領西域三十六國，并不斷地侵擾中原。漢高祖七年(前200)，劉邦將兵追擊韓王信，至平城，結果被匈奴包圍。幸虧陳平設計，劉邦狼狽逃出。面對匈奴如此強大之勢，劉邦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婁敬的建議，確定了漢與匈奴的和親政策，其基本內(nèi)容是“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給單于。這畢竟是城下之盟，頗多屈辱。但是沒有別的選擇，剛剛建立起來的劉漢王朝還沒有能力與匈奴一決雌雄。不僅如此，修筑長城，并不能根本解決邊患問題，反而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晉人楊泉《物理論》記載的長城之歌流傳至今：“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币揽块L城作被動的防御，屈辱和親作無奈的讓步，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任何一個強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樞紐的優(yōu)勢，就必須控制四周局勢。河西走廊集戰(zhàn)略、貿(mào)易、文化為一體，直接關系國運的興衰。漢武帝即位第三年，就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并用了20多年的時間，建立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通道，斬斷匈奴臂膀。匈奴從此失去焉支山和祁連山這兩個天然屏障，被迫遠遁。借用賈誼《過秦論》的話說：“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薄妒酚洝ば倥袀鳌分墩x》《索隱》都引到《西河舊事》所記載的一首匈奴悲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边@“無顏色”三字比較含蓄，清人黃仲則《擬飲馬長城窟》則馳騁想象，說是“絕漠愁胡眼流血。”確實，河西四郡的建立，從根本上改變了漢帝國被動防御的局面，為其日后繁榮發(fā)展奠定了穩(wěn)固的基礎。本書第一篇《河西四郡的建置與西北文學的繁榮》即以此為背景展開論述。

此后兩千多年，潮漲潮落，其間雖有被迫閉關鎖國的經(jīng)歷，但從總的發(fā)展趨勢看，中國一直在積極拓展自己的影響力，甚至曾經(jīng)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引領著世界發(fā)展的潮流。

東漢前期，受命出征西域的戊己校尉耿恭，得到當?shù)赝林败噹熀蟛俊泵癖娭С?，自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至漢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歷時九個月，舍生忘死，守衛(wèi)疏勒城，使匈奴切斷絲綢古道的企圖成為泡影?！蹲呱辖z綢之路的中國文學》的作者敏銳地注意到，《昭明文選》中所收潘岳《關中詩》“重違克解，危城載色”句下，有李善注引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賦》，雖然僅存一句，卻是耿恭守護疏勒城的文學記錄，與上述兩首歌謠一樣，成為中國文學與絲綢之路發(fā)生不解之緣的歷史見證。

車師國這個名稱始見于《史記·大宛列傳》，其立國或在秦漢之前。漢代車師國在今新疆吐魯番西北，扼西域門戶，控絲路要道，土地饒美，形勢險要，為漢與匈奴必爭之地。漢武帝鑿空西域，車師為重要軍事要地。作為首任西域都護使的鄭吉，多次出兵交河城，力圖控制這塊戰(zhàn)略要地。所以《漢書·鄭吉傳》說，控制西域，“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陳君《漢代車師國史表》是一部資料考訂著作，始于前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止于后漢獻帝初平二年(191)，首尾共300年，用具體生動的材料，詮釋了這塊戰(zhàn)略要地的血腥歷史。

外來文化的進入，極大地激活了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力，道家思想以及道教也獲得新的生機。在絲綢之路要地敦煌，保存了大量道經(jīng)殘卷。30年代，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在法國抄錄殘卷，并作了初步的整理研究。郜同麟《敦煌道經(jīng)殘卷拾遺》一文，在姜先生及其他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新發(fā)現(xiàn)的30余種敦煌道經(jīng)寫卷逐一考釋，昭示出這樣一個值得關注的史實：兩漢之際、漢魏轉折時期以及隋唐時代，以河西走廊為中心的西部地區(qū)云集了大批文人學者，保存了多元的文化信息，因而，這里也就成為當時中國文化版圖上最具特色的區(qū)域之一，并為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的文化發(fā)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資源。文章樸實無華，而引發(fā)的問題卻值得深思。

通往歐亞大陸，除傳統(tǒng)的西域絲綢之路外，還有一條廣闊的草原絲綢之路?！赌绿熳觽鳌氛f，周穆王從今天的長安出發(fā)，經(jīng)由河套地區(qū)，西行至昆侖山，到西王母國。這些記載可能含有文學想象的成分，但從蒙古草原地帶通往歐亞大陸的交流活動確實是很早就已開始，應當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歷史文獻記載看，這條線路大體從中原地區(qū)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的長城沿線，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北陸的歐洲地區(qū)。在這廣袤的大地上，各種文化交流活動異?；钴S，《昭明文選》卷四十所收繁欽《與魏文帝箋》就展現(xiàn)了邊地音樂的獨特魅力。范子燁《呼麥與胡笳：建安文學中的草原音樂書寫》一文，追蹤躡跡，章分句析，將詩歌、音樂、舞蹈融會一體，為我們帶來草原絲綢之路上的無限風情。

漢魏以后，匈奴逐漸衰落，分裂為南、北二部，一部分西遷遠遁，一部分南下歸漢。此后，由大興安嶺發(fā)跡的鮮卑族南下，一度統(tǒng)一北方大部分地區(qū)。此外，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先后控制北方，中原地區(qū)與邊疆地區(qū)的聯(lián)系更加密切。特別是唐代，邊塞已經(jīng)作為一個重要符號，成為詩人競相吟詠的對象，成為有志之士建功立業(yè)的地方。李桃《〈歷代西域詩鈔〉中的皇甫冉和戴叔倫》以豐富的史料告訴我們，即便是那些從未到過邊疆的詩人，也多寫邊塞詩，描繪想象中的邊塞風情。晚唐五代以后，北方少數(shù)民族日漸強大，逐漸挺進中原，相繼建立了遼、金、元等三個非漢族統(tǒng)治的政權。鄭永曉《遼金元帝王與貴族的漢語言詩詞創(chuàng)作及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一文，通過大量材料強調說明，在中國歷史進程中，遼、金、元三代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漢民族交互影響與文化融合的重要時期。民族、地域、宗教、政治等多種因素與文化交織在一處，對中國詩歌發(fā)展產(chǎn)生新的影響。陳才智《元代西域詩人對白居易的受容》以白居易為例，段海蓉《元代西域文人學習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途徑探析——以廼賢、金哈剌為例》，具體而微地論證了元代文學如何汲取前代詩人的舊營養(yǎng)，走出自己雄渾獨特的新軌跡。

烏日古木勒《衛(wèi)拉特蒙古〈青蛙兒子〉故事研究》則為我們展現(xiàn)了另外一幅圖景。如果說前此所述皆為歷史線索，這篇文章則以衛(wèi)拉特蒙古地區(qū)廣泛流傳的青蛙兒子故事為中心，論述了蒙古史詩和英雄故事中的古老母題，給這一世界性民間故事類型增加很多新的因素，豐富了其中的文化內(nèi)涵。

二

兩千多年前，廣西合浦縣是百越重要分支駱越人聚居之地，也是當時海上貿(mào)易的重要港口，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區(qū)”之稱。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統(tǒng)一百越，設置南海、桂林、象郡，合浦是象郡轄地。秦末漢初，趙佗占據(jù)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稱王，號稱南越國。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四月，南越宰相呂嘉造反，殺死漢朝使者。同年秋，漢武帝派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等人討伐南越。元鼎六年十月滅南越，設立九郡。在南海、象郡交接的地方設置合浦郡，管轄徐聞、合浦、高涼、臨允、朱盧五縣，歸交趾刺史部，郡治所在地就在合浦。因此，合浦成為中原腹地與東南亞、南亞諸國交往貿(mào)易的遠洋航線，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fā)港之一，當為我國南部邊疆較早的繁華都會。繼合浦港之后，廣州港從公元3世紀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至今長盛不衰。宋元時期，福建泉州刺桐港異軍突起，成為東方第一大港。這里，至今依然保存大量的文化遺存，如佛教的開元寺，伊斯蘭教的清凈寺、三賢四賢墓，摩尼教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等，泉州也由此有了“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稱。

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將中國與東南亞乃至歐洲大陸連接起來，中西文化交流從此開啟新的局面。在合浦已經(jīng)發(fā)掘的陳袤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貴的琉璃、琥珀、瑪瑙、水晶、綠松石等裝飾品，還有印度、希臘風格的黃金飾品，完全可與大致同時期意大利龐貝古城遺址的出土文物相媲美。出土的琥珀，有相當一部分產(chǎn)于歐洲的羅馬帝國(中國稱其大秦國)，可以說是東西通商史上的重要見證。合浦本地不出產(chǎn)瑪瑙，但漢墓出土了很多瑪瑙器皿，且種類繁多。這些經(jīng)合浦進口的精美的裝飾品，很快就流傳到內(nèi)地。魏文帝曹丕有《馬瑙勒賦》稱其“出自西域”，美輪美奐，他贊不絕口。王敏慶《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南朝新風、宮體詩與梁武帝廣交南?！芬晃?，以南北朝時期的廣交南海作為討論的背景，論述南朝由大畫家張僧繇所創(chuàng)立的一種有別于前代的、被畫史稱為“疏體”的繪畫新風。如果這種風氣僅僅限于繪畫，可能不會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問題是，《玉臺新詠》也收錄大量所謂宮體詩，頗為直觀地反映出張僧繇所開一代新風的繪畫特色。30年前，筆者在從事南朝文學研究時注意到，南齊永明年間，沈約、謝朓、王融等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偶爾涉及類似于宮體詩的題材，但還沒有形成風氣，造成影響。齊梁之際，六十開外的沈約卻開始廣泛涉獵這個題材。依據(jù)常情，似不合邏輯。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從沈約個人身上尋找原因。再說蕭綱，他在《誡當陽公大心書》中明確說“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也是把做人和寫詩分別開來。從齊梁嬗代到蕭綱繼立為皇太子，前后不過三十年；就在這30年間，眾多文人似乎殊途同歸地對這一題材抱有濃郁興趣，這顯然不是哪一個人的倡導就可以奏效的，一定是有某種外在的影響，推動了這一思潮的形成。這種外在的影響，就是當時中外文化的交流。梁武帝從印度、南海諸國積極引進佛教藝術，隨之而來的還有印度及東南亞的世俗文化。梁朝廣交南海，不僅促成了南朝藝術新風的出現(xiàn)，也對宮體詩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恫⒊鏊品稚?，相看如照鏡——南朝新風、宮體詩與梁武帝廣交南?！芬晃闹赋?，梁武帝通南海的路線，也正是今日所說的海上絲綢之路。

對此，我深表贊同，還可以補充若干資料。根據(jù)傳統(tǒng)的看法，僧侶本來不準觀看一切娛樂性的節(jié)目?！端姆致伞肪砣木兔鞔_記載佛教戒律，其中之一就是“不得歌舞倡伎及往觀聽”。隋代智顗《童蒙止觀》也說，凡欲坐禪修習，必須呵責五欲，即色、聲、香、味、觸。聲欲排在第二，“所謂箜篌、箏、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贊誦等聲”，均稱為聲欲?！赌υX僧祇律》《十誦律》等都有相近內(nèi)容。在佛教看來，聲欲足以使人心醉狂亂。但是，我們對這些戒律也不能過分絕對化。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為了讓更多的人理解教義、接近教義，往往利用變文、寶卷等民間說唱手段以及雕塑繪畫等藝術吸引大眾。英國學者約翰·馬歇爾的名著《犍陀羅佛教藝術》有幾組彩女睡眠浮雕，雕出的女像體態(tài)勻稱豐滿，薄薄的緊身外衣能很好地透出她們苗條的身段，極富韻味。這種描寫女性睡眠的藝術，我們在《玉臺新詠》中經(jīng)常看到。需要說明的是，梁武帝時期，犍陀羅藝術已經(jīng)衰落，梁武帝接觸到的是繼犍陀羅藝術之后屬于印度本土的笈多藝術范式。但笈多藝術與犍陀羅關系密切，可以說沒有犍陀羅藝術就沒有笈多藝術。由此可以推斷，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與南朝梁中期盛行的宮體詩創(chuàng)作，應當有著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

15世紀前后，海上絲綢之路被卷入新的世界貿(mào)易體系與國際海洋網(wǎng)絡中，歐洲的商人、傳教士不斷來到東方，中國文化、伊斯蘭文化與歐洲文化的碰撞成就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新篇章。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從太倉出發(fā)，率領200多艘海船、2萬多人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造訪爪哇、蘇門答臘、古里、暹羅、阿丹、左法爾等30多個國家，最遠甚至到達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部地區(qū)，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海上絲路。當時，很多文人學者圍繞這一重大事件，創(chuàng)作了很多詩歌。郭萬金《明代絲路的詩歌觀照》圍繞這樣一個主題，梳理資料，展開論述，再現(xiàn)江山一統(tǒng)、四海咸賓的天朝氣象。

清代旅居噶喇吧(即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亦被稱為吧城)多年的福建漳州華僑程日炌和王大海分別著有《噶喇吧紀略》與《海島逸志》，記述了乾隆年間噶喇吧及其周邊地區(qū)的自然風貌、日常習俗、社會結構、種族關系以及華僑社會生活和殖民統(tǒng)治狀況等。李晨《早期華僑文學中的東南亞地區(qū)殖民地狀況》一文，通過這兩部華僑海外見聞錄，得出三點非常重要的論斷：第一，東南亞地區(qū)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方面，都與古代中國有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第二，隨著明清海禁政策的影響，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衰竭，中國的海外貿(mào)易急劇萎縮，對東南亞地區(qū)的掌控力也日益喪失；第三，閉關鎖國的結果，就是國民視野的狹隘，綜合國力的衰微。

近代以來，很多有識之士已經(jīng)注意到海洋戰(zhàn)略的重要性。魏源著《海國圖志》，極力改變傳統(tǒng)的以西北大陸為重心的關注傾向，呼吁人們重視南洋在軍事、商業(yè)、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張重崗《南洋之為樞紐：亞洲想象與區(qū)域文化網(wǎng)絡的重建》即由此入手，針對西方和日本有關南洋論述，反思歷史，梳理近代以來中國關于南洋和東南亞問題的歷史思考。

三

如前所述，長城的修建與絲綢之路的開通，安危相易，攻守異勢。這一歷史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中國的發(fā)展，與其被動防御，不如積極拓展。從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到鑒真東渡、鄭和下西洋，中華文化確實有這樣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國氣度。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喚醒了世界各國對古代絲綢之路輝煌歷史的豐富記憶，從歷史的高度展示了中華民族從漢唐盛世走向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孫少華《“一帶一路”：研究“中華文學”的新契機》指出，這一戰(zhàn)略構想為我們從更廣闊的范圍審視中華文化在邊疆地區(qū)、周邊各國互相傳播交流的脈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視野，意義非凡。本書最后一組文章，盡管立場不同，出發(fā)點不同，但所論多與邊疆有關。中國的絲綢之路，最初就是從長安出發(fā)，經(jīng)過河西走廊，進入新疆，走向歐亞大陸。新疆，是古絲綢之路的核心地帶。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體驗，只有親歷新疆，才能真正體會中國之大，真正理解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古往今來，很多探險家、政治家、文人學者，都曾有過到訪新疆的經(jīng)歷，在他們的人生軌跡中留下重要烙印。

嘉慶四年(1799)八月，洪亮吉上書言事，惹怒嘉慶帝，被發(fā)配到新疆伊犁，翌年二月抵達貶所。居住不到100天，又收到赦書。五月啟程，九月回到陽湖家中?？梢姰斈暧删┏堑叫陆?，慢則半年，快也得三四個月。這樣長的旅途勞頓，寫詩可能是較好的排遣鄉(xiāng)愁的方式。劉京臣《振筆欲增西域記》即以洪亮吉《萬里荷戈集》為中心，依托GIS技術，在數(shù)字地圖上進行標注，力求還原歷史場景。后來的林則徐有《荷戈紀程》，其實也可以用這項技術加以還原，使之更加形象具體。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七月，日野強(1866—1920)接到日軍參謀本部下達的到新疆搜集情報的密令，開始了一年零十四天的新疆考察之旅。探險結束一年半之后的1909年五月，博文館出版發(fā)行他的《伊犁紀行》，上卷按照行程逐日記錄旅途中的見聞、感受，下卷為“地志之部”，分類記述沿途各地的自然、社會、民族、宗教、教育、行政等狀況。董炳月另外一篇文章《日野強〈伊犁紀行〉中的漢詩》主要討論該書的文學創(chuàng)作特色。作者另有《兩種〈西域旅行日記〉的知識譜系》，以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兩人日記為線索，探討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以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為主的新疆探險之旅，文化碰撞、異民族交流等問題。可惜限于篇幅，這篇長文未能收錄。

民國初年，奉中央政府之命前往新疆視察的官員，多有新疆行記之類的著作。署名單騎的《新疆旅行記》不能說最早，至少是較早的一部。郭道平《民國時期的首部新疆行記》特別指出，單騎留心礦產(chǎn)資源，重視交通建設，建議徙民邊疆，呼吁官方有所作為。所有這一切，都是籠罩在明確的“中國”意識之下，偶爾也會流露出晚清難得一見的國家自豪感。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描寫絲綢之路的作品異彩紛呈，然而在傳統(tǒng)的水墨畫里，卻難以看到西北風情。當代著名畫家張仃晚年創(chuàng)作的《巨木贊》和《昆侖頌》填補了藝術史的空白。1981年秋，張仃赴新疆采風。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楊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記，于是他創(chuàng)作了焦墨巨幢《巨木贊》。如果說《巨木贊》是據(jù)實寫生，《昆侖頌》則是情感的凝聚。作者將天山與昆侖山合而為一，凸顯出昆侖山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所享有的“萬山之祖”的崇高地位，遂成登峰造極之作。李兆忠《從〈巨木贊〉到〈昆侖頌〉》一文對此作了有意義的探索。

當代作家張曼菱生在風景秀麗的云南，當她跨入新疆土地時，竟有一種跨文化的體驗，極大地影響了她的文學觀和寫作方向。田泥《激情的樣式》指出，張曼菱的新疆行，不僅僅是單純的個人行為，也是作家介入社會現(xiàn)實的一種有效方式，更是一種釋放生命激情的樣式。

在當代內(nèi)地學者中，恐怕沒有人能像楊鐮先生那樣對新疆如此留戀。他作為知青在伊吾軍馬場度過青春時代，離開新疆后又近百次赴新疆作實地調查與研究。本書最后兩篇評述楊鐮先生的學術貢獻和《全元詩》的學術價值，對他的業(yè)績表而彰之。正如本書“編后記”所說，這本論文集與楊鐮先生密切相關?？上?，他未及見到本書編成就意外離去，迄今整整一年。行文至此，益添宿草之嘆。好在學術長存。本書借楊鐮先生論文題目作為書名，既是切題，也借此略表紀念之意。

2017年3月31日于京城愛吾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