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七國之亂
上一講講到,漢初由于堅持黃老無為而治,對地方諸侯執(zhí)行“事前縱容,事后寬容”的寬松政策,致使諸侯坐大。前有淮南王劉長謀反,后有吳王劉濞蠢蠢欲動,但在文帝之世,劉濞沒有動真格。
到景帝即位,局面就變得不可收拾了。此時晁錯任御史大夫,他是個強硬派,他說:“吳王劉濞謀反作亂的跡象已明。這些諸侯藩國,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藩,諸侯反得快,但禍害??;不削藩,諸侯反得遲,但禍害更大。”(《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勸說景帝下決心削藩。所謂削藩,就是削減諸侯國內的封地,將削減的土地收歸朝廷直接管轄,并不是一下子把某個諸侯連鍋端了,用這種辦法來削弱諸侯的實力。景帝一聽在理,準備先拿吳、楚等幾個諸侯開刀。
晁錯
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西漢文帝、景帝時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代表作有《論貴粟疏》《舉賢良對策》等。他提出的削藩政策為漢初穩(wěn)定統(tǒng)治起到了較高的積極作用。
公元前154年冬,決定剛出臺,吳王劉濞立即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舉兵反叛。隨之加入到叛軍聯(lián)盟的有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等六國,共七個諸侯國,這就是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
如果說以前劉長的謀反還只是在陰謀籌劃,那么現(xiàn)在的七國之亂完全是真刀真槍干起來了。朝廷該如何應對呢?
景帝一方面派周亞夫率軍鎮(zhèn)壓,另一方面還在想其他轍,雙方能妥協(xié)不打仗最好。事后寬容的政策導向又抬頭了。
景帝把袁盎找來商量對策,因為袁盎曾經(jīng)做過吳王劉濞的相,了解情況,或許有兵不血刃的妙計。袁盎給他出了個主意,說:反賊是因為晁錯建議,削了他們的封地,所以才反。只要殺了晁錯,恢復他們被削減的封地,他們自然就不反了。事情因他而起,也會因他而落。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樣的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景帝根本沒有考慮這樣的問題,眼看削藩惹出叛亂來,心里沒主意。一聽袁盎的建議,果斷下令殺了晁錯這個真正的朋友,指望用這種方法能讓真正的敵人——七國罷兵停戰(zhàn),這不是做夢嗎?所以當他派袁盎提著晁錯的頭去跟劉濞交涉,劉濞聽說殺了晁錯,哈哈大笑說: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東帝”了,憑什么要停戰(zhàn)啊?要反就反到底!咋的?堂堂天子的熱臉蛋卻貼了吳王的冷屁股。真是賠了大臣又不能罷兵,才知道袁盎的主意不過是一個餿主意!
看來,一味的寬容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好在政府軍畢竟強大,在周亞夫的指揮下,從公元前154年正月到三月,只用了三個月時間,就徹底平息了七國之亂。劉濞兵敗逃往東甌,被東甌人砍了頭獻給漢軍;其他六國的諸侯王也都紛紛自殺。
七國之亂平息了,對與這次叛亂有牽連的諸侯王的處理,再度體現(xiàn)出事后寬容的政策導向。
一個是濟北王劉志。他原本答應了膠西王劉卬一起舉兵的,“皆許諾”(《史記·吳王濞列傳》)。后來七國之亂爆發(fā),濟北王準備帶兵響應,結果被其郎中令強行阻攔,所以未能發(fā)兵。對濟北王本應嚴懲,但朝廷沒有追究,只是把他調到菑川去當諸侯王。
另一位就是淮南王劉安,他是劉長的兒子。七國兵反后,吳王劉濞派使者來到淮南國,請淮南王發(fā)兵響應。劉安對自己父親之死一直懷恨在心,一看機會來了,滿口答應,“淮南王欲發(fā)兵應之”。他手下的丞相跟他說:“大王要發(fā)兵響應吳王,我愿意為將帶兵?!被茨贤蹙蛯④婈牻唤o了丞相。丞相掌握兵權后,帶兵據(jù)城堅守,不聽從劉安的命令,不發(fā)兵幫助吳王,反而幫助漢軍。當初漢文帝封淮南王劉長的兒子為侯為王,賈誼曾擔心會留下禍患。從這次劉安的舉動來看,賈誼的擔心絕不是空穴來風。七國之亂平定后,“淮南王如故”,對他沒作任何追究處理。從而為漢武帝時淮南王、衡山王謀反埋下了禍根。
按照古代“謀反”罪的相關規(guī)定,只要有預謀,哪怕沒有付諸實際行動,或者因不可抗力而中止行動,都要追究罪責,依法當誅。漢景帝在處理劉志、劉安的問題上,雙容政策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朝廷的疲軟,使得一些有實力的諸侯王變得蠢蠢欲動,為了爭奪最高權力,他們就會前赴后繼,視死如歸,那真是“殺了我一個,還有后來人”。
正因為這種政策的存在,七國之亂五年后即公元前150年,又有了劉武謀反事件。
下面我們通過劉武事件來繼續(xù)分析朝廷對諸侯的“雙容”政策。
先來看朝廷是如何縱容梁王劉武的。
梁王的地盤,以睢陽為都城(今河南商丘),下轄四十幾個縣,處于中原腹地,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
七國之亂時,吳楚叛軍攻打梁國都城睢陽,劉武死守,叛軍不能大舉西進,為周亞夫徹底殲滅叛軍贏得了時間。
梁王在平叛戰(zhàn)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加之又是竇太后的小兒子、當朝皇上景帝的親弟弟,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賞賜不可勝道”,梁國倉庫里的珠玉寶器多于京師,金錢“且百巨萬”。根據(jù)古人的解釋:“巨萬,今萬萬?!保ā妒酚洝て綔蕰讽f昭注)就是一億?!扒野倬奕f”就是將近一百個億,簡直是個天文數(shù)字。有錢了有錢了,不知道怎么花?劉武拿來主要搞了這幾樣事。
一是大興土木。修東苑,又叫梁園,方圓三百余里;擴建睢陽城七十里;修建宮殿群和復道,彼此連接三十余里?!皬偷馈奔催B接宮殿與宮殿之間的架空通道,《阿房宮賦》中有“復道行空,不霽何虹”的說法。
二是廣招人才?!罢醒铀姆胶澜埽陨揭詵|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等人,以謀略見長,招來做軍師;枚乘、司馬相如等國內文壇上第一流的文豪,招來搞辭賦創(chuàng)作,這些人形成了一個文士集團,既充當他的智庫顧問團,又擴大梁國的影響和知名度,以制衡中央。
三是打造兵器?!妒酚洝贩Q“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shù)十萬”,雖然沒明說是拿來造反的,但一個諸侯王,生產(chǎn)這么多兵器,不能不讓人擔心。
劉武的這些動作,和以前劉長的搞法如出一轍,朝廷也是知道的。不但不加約束,反而還給更優(yōu)惠的政策,“得賜天子旌旗,出入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于天子”。朝廷賜給他天子旗號,按天子的規(guī)格配備車馬、儀仗隊,“出言蹕,入言警”,享受最高級別的保衛(wèi)措施。所謂“蹕”,即天子出行,一路上都要清場,衛(wèi)士在沿途站崗,不允許任何人闖入,闖入者構成“犯蹕”罪。
西方諺語說:“上帝要讓你滅亡,先要讓你瘋狂?!背⑽涞膬?yōu)惠和寬容,讓他頭腦更加發(fā)熱,不知道自己是老幾了。誰敢壞自己的好事,就來他個“神擋殺神,佛擋殺佛”,袁盎等人竟敢壞了自己當太子的好事,自然是必殺之而后快!
再來看朝廷在處理劉武時又是如何寬容他的。
既然梁王雇兇刺殺大臣一事已經(jīng)敗露,不能不調查處理??!結果辦案人員在調查過程中又發(fā)現(xiàn)梁王謀反的證據(jù),這下可就燙手了。不敢自作主張,只好上報。
消息報到朝廷,太后一聽,知道我這個幺兒完了,謀反大逆罪,是要處死刑的。竇太后想阻止景帝繼續(xù)追究此案,開始玩起絕食的把戲來,而且白天晚上哭個不停。景帝想:不追究劉武的謀反之罪,其他諸侯今后效仿起來可不得了;追究呢,太后老媽又不依不饒,真是越想越糾結。便去和公卿大臣商議,大臣勸他派“通經(jīng)術”的官吏去處理此案,一定能兩全其美。于是就派了田叔、呂季主去梁國接受此案。
這兩人精通經(jīng)術,到了梁國,聲稱只要交出羊勝和公孫詭,可保他梁王沒事。羊勝和公孫詭在事發(fā)之后,一直躲在梁王的后宮,使者不敢去抓。劉武為了自保,最后逼令羊勝和公孫詭自殺,然后將二人尸體交出來了事。田叔、呂季主見這兩個狗頭軍師已死,就將“梁之反辭”一把火給燒了,然后空手回來向景帝匯報:“梁國謀反的事,梁王并不知情。完全是他手下羊勝和公孫詭這幫人搗的鬼?,F(xiàn)在這二人已經(jīng)認罪伏誅,案子已經(jīng)了結。梁王不會受到牽連。”
景帝一聽這樣的處理結果,大喜,說:“還不快去向太后報告?!备]太后聽說后,馬上開始吃飯,母子倆又和好如初。景帝這樣苦心孤詣,是想先把老媽那里撫平再說,至于對劉武究竟如何處理,并沒有明確表態(tài),也沒說追究,也沒說不追究,這仍然符合他一貫的隱忍性格。
劉武知道自己的事還沒完全了結,害怕皇帝哥哥秋后算賬,準備自個兒主動進京請罪。他的謀士茅蘭給他出主意說,你不要大搖大擺地進京城,誰知道朝廷究竟是個什么態(tài)度?萬一突然把您抓起來,就回天無術了。于是劉武坐上普通人的車子,帶了兩個侍從,悄悄溜進長安,躲進姐姐館陶長公主家。
朝廷聽說劉武來京,派使者出關去迎接,但哪里看得到人?只好回來匯報說:沒人兒!太后一聽,立馬痛哭起來,呼天搶地地罵道:“帝殺吾子!”皇帝殺了我的兒子?。「愕镁暗鄯浅S魫?,只好去安慰老娘。
劉武摸清這些情況后,趕緊去覲見景帝,自個兒伏在鐵砧上,請求景帝以斧質之刑處罰他。此時此刻,太后老媽在場,景帝怎敢下令處罰他?再加上劉武伏在砧板上的凄慘樣兒,當哥哥的能不心軟嗎?史稱這娘兒仨“相泣,復如故”。三人抱頭痛哭,一切和好如初。在一片哭聲之中,親情終于壓倒了國法。
斧質
即“斧锧”,古代一種腰斬刑具,“锧”指鐵砧。“斧質”一詞也可代指一種酷刑。殺人時,置人于鐵砧上,以斧斫之。語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后世用此喻指受刑。
梁王劉武刺殺大臣、圖謀反叛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比起當年文帝處理淮南王劉長謀反案還要草率。這中間除了朝廷政策導向的軟弱外,還有兩點具體原因:
首先,文帝時的大臣講原則,而景帝時的大臣更喜歡和稀泥。
文帝的丞相張蒼對處理劉長的態(tài)度十分堅決,他率大臣對文帝明確表示說:“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文帝不想處理劉長,說要交列侯二千石會議再次討論。會議的結論是“臣等議論如法”,還是要依法處置。文帝只好退一步說:那就免了劉長的死罪,只廢掉他的王位。結果與會的大臣仍然堅持,說:死罪可免,但總得讓他受點活罪,建議將劉長發(fā)配到蜀郡嚴道縣。文帝最后沒法,只得同意流放劉長??梢姽糯墓賳T,也不全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沒有原則、沒有擔當,還是有很多是值得我們今天敬佩的。
景帝時的大臣就沒有這種堅持了,而是一味地投皇上之所好。先是給皇帝出主意讓他找“通經(jīng)術”的人去處理劉武案;然后田叔、呂季主這兩個通經(jīng)術的人,對景帝心里的想法揣摩得透徹,知道他不處理劉武對不起天下人,處理劉武對不起太后,夾在中間不好辦。這倆人就來他個寧負天下人、不負皇上,一把火把劉武謀反的證據(jù)給燒了,空著手就回去匯報了。結果真如他倆所料,“景帝喜說”。(《史記·梁孝王世家》)
其次,文帝和劉長的關系,與景帝和劉武的關系,雖然很相似,但畢竟還是有親疏的。
文帝劉恒和劉長都是高祖的兒子,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弟,劉恒是薄太后生的,劉長是趙姬生的。劉恒對劉長的寬容,既有兄弟感情的成分,恐怕更多的是因為這時高祖劉邦的八個兒子大都被呂后整死了,只剩下這哥兒倆,一種劫后余生的悲涼感促使他更遷就劉長。公元前168年,民間有民歌傳唱劉長事跡,說:“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蔽牡勐牶笫指袀?,本來已經(jīng)廢了劉長的王號,現(xiàn)又追封他為淮南厲王,比照諸侯的儀式規(guī)格為他建置陵園。
景帝劉啟和劉武都是漢文帝的兒子,而且都是竇太后所生,乃一母同胞的親兄弟,感情自然更好些。母子三人還經(jīng)常在一起喝酒,景帝一喝高了,就說要把皇位傳給弟弟劉武,公元前154年說過一次,他說:“千秋萬歲后傳位于王?!惫?50年又表過一次態(tài)。兩次都是酒后說的,可能有酒后失言的成分,但另一方面說明這哥兒倆的情感確實不比一般。所以景帝對這個弟弟特別好,經(jīng)常和他一起出去打獵,出入同坐一駕車。別的諸侯王來京師朝見天子,按法律規(guī)定在長安只能呆二十天就得回國(《史記·梁孝王世家》),景帝常常批準劉武不按時回國,留在京師過年,一待就是大半年,如此等等。
基于上述兩種情況,景帝既不受大臣的掣肘,對梁王的感情又很深,所以對劉武刺殺大臣、圖謀不軌的行為根本就沒有追究,比起漢文帝處劉長以發(fā)配之刑,簡直是寬容得沒邊了。
我們來梳理一下漢朝對諸侯的“雙容”政策的發(fā)展過程,在漢文帝時,雙容政策已經(jīng)很嚴重了,先有淮南王劉長謀反;過了二十年,即公元前154年,還爆發(fā)了吳王劉濞挑起的“七國之亂”,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戰(zhàn)爭了,朝廷本來應當強硬,但是漢景帝沒強硬,還把晁錯給殺了;后來平定了“七國之亂”,本來可以借這個機會強硬起來,但是漢景帝還是沒有強硬,這樣就導致了四年以后,即公元前150年,又有了梁王劉武謀反和刺殺大臣。最后漢景帝對梁王劉武事件,在一片哭聲中給算了,完全是不了了之。所以雙容政策到漢景帝時,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極致,越來越嚴重。
劉徹此時已是太子,看著父皇如此寬容叔父劉武,自己又是叔父競爭太子的直接對手,叔父連擁護自己當太子的大臣都敢刺殺,而且一殺十幾個,最后還屁事沒有,萬一哪天他急了,會不會對自己動手呢?劉徹雖然只有七歲,但對死亡的恐懼還是有的,來自叔父劉武的威脅,無時不刻不籠罩著他那幼小的心靈。好在劉武在刺殺事件六年后,即公元前144年,得上了熱病,沒多久就病死了(《史記·梁孝王世家》)。
劉武一死,是不是作為太子的劉徹就平安了呢?事情絕沒有如此簡單。只要父皇景帝對諸侯“事前縱容,事后寬容”的政策不改,雖然沒了梁王,但還會有其他這樣王、那樣王會膨脹起來。而這種“雙容”政策的思想根源正是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只要黃老之術還是國家的大政方針,這種政策就不會有大的改變。這種政策不變,來自諸侯王的威脅就無法徹底根除,始終是朝廷潛在的危機。
諸侯坐大的現(xiàn)狀,刺激了劉徹,使他對黃老思想認識更加深刻,這應該是他上臺后拋棄黃老,獨尊儒術的第一個外在因素。
此時漢家天下,諸侯坐大是第一個危機,那么,第二個危機又是什么呢?對太子劉徹的思想轉變又有什么影響呢?
周亞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