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人

一年以來，黨和工會在改善工人生活，領導工人的經濟斗爭中，提高了工人群眾的積極性。

——陳云：《蘇區(qū)工人的經濟斗爭》（1933年4月25日）

1932年3月14日，正當陳云領導中央特科逐步走上正軌之時，“左”傾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臨時中央錯誤地批評工運領袖劉少奇“表現(xiàn)了機會主義的消極”，并召開政治局會議，撤銷劉少奇的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和盧福坦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黨團書記的職務，由陳云接任全總黨團書記，并參加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陳云離開特科工作崗位，主持全總黨團工作，開始領導上海地區(qū)和全國范圍的工人運動。

這時，滬西工人的罷工斗爭成為全總黨團面對的首要問題。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上海各界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滬西是上海日商紗廠最集中的地方，紗廠工人長期受日本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滬西17家日商紗廠3萬多工人，為反對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聲援抗戰(zhàn)，在中共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總罷工，并成立了上海各業(yè)工人反日救國聯(lián)合會。罷工沉重打擊了日商資本家和反動派，但由于局勢的變化，罷工此時出現(xiàn)了諸多不利的因素，最終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4月23日，陳云主持召開全總黨團會議，聽取上海工聯(lián)負責人的匯報。陳云尊重實際，正視工作中的不足，仔細分析了這次罷工失敗的教訓，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總結，為此后領導工人運動積累了經驗。

與此同時，陳云用很大精力來指導時事新報館的斗爭。4月初，時事新報館的工人因拒絕無償延長勞動時間，被資本家勾結警察驅逐出廠。工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組織“被迫離廠委員會”，提出恢復4月以前的狀態(tài)，保證以后不發(fā)生類似事件等條件。陳云敏銳地把握住了深入群眾、爭取工人的時機。4月19日，全總黨團召開會議，陳云提出應動員全體員工堅持斗爭，要盡量利用公開工作路線，并著重說明了對報館黃色工會應該采取的策略。

黃色工會是國民黨承認并控制的合法工會，它的領袖通常同國民黨政府及資本家有較密切的關系，但有的也為爭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做過一些事。在各工廠里，都有相當數(shù)量的工人參加這類工會。如何對待這些黃色工會，是工人運動中無法避開的大問題。陳云雖然總體上還沒有完全突破臨時中央“左”傾思想的束縛，但在實踐中他反對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同黃色工會進行接觸，明確指出“在群眾自己還未完全了解黃色（工會）領袖欺騙時，還未了解黃色工會欺騙實質和飽嘗痛苦經驗時”，“過早的放棄與黃色（工會）領袖的斗爭，于斗爭是有損無益”，從而使上海地區(qū)乃至全國的工人運動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在組織上把上海紅色工會會員從200余人發(fā)展到1100人左右，恢復了幾年來失去的陣地。從一步步實際工作中，陳云在政治上日漸成熟起來。他雖然只有二十七八歲，卻舉止沉穩(wěn)，作風深入，富有卓見，成為一名資深干練而又年輕的職業(yè)革命家。

位于汀州的福建省工人聯(lián)合會舊址

1933年1月13日，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中共臨時中央決定將黨中央機關遷往中央蘇區(qū)。17日，陳云和博古秘密離開上海，1月下旬到達中央蘇區(qū)。中華全國總工會機關也由上海遷往蘇區(qū)，同全總蘇區(qū)執(zhí)行局合并，改稱“全總中央執(zhí)行局”，劉少奇任委員長，陳云繼續(xù)擔任黨團書記。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國民黨的封鎖，中央蘇區(qū)的經濟以農業(yè)為主，工業(yè)落后，生產力水平總體低下。然而，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卻脫離實際，機械地照搬蘇共的一些做法，實行過左的勞動政策。1931年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規(guī)定和實行了許多過高的勞動條件、工資待遇和福利要求，沒有處理好既有利于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經濟生活又有利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關系，致使根據(jù)地經濟每況愈下，日趨蕭條，也妨礙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陳云到達中央蘇區(qū)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為更好地指導工會組織認真檢查并改進工作，在實踐中解決問題、積累經驗，陳云親自到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京果業(yè)深入調查研究，解決工人與雇主合同中存在的千篇一律照抄《勞動法》的問題，直接指導勞動合同的重新簽訂。京果業(yè)是當時經營南北土特產的雜食店，在閩西較有特色和影響，它的發(fā)展情況對了解當?shù)毓ど虡I(yè)和主要行業(yè)工會的情況更有代表性。陳云這次深入群眾進行說服工作，先后召開了3次黨的支部會議和1次工會全體會員的會議，“把每個黨員與工人的任何細小的懷疑與不滿，統(tǒng)統(tǒng)解釋了與實際的解決了，才一致的通過了我的報告與他們自己提出的新的合同的每個條文”。通過這一次實地考察和細致復雜的群眾工作，陳云更加明確“我們非但不能命令而且要善于去了解群眾每個細小的不滿意不同意的情緒”，通過耐心誠懇的解釋，使其充分理解，達成一致。

位于瑞金縣（今瑞金市）沙洲壩鄉(xiāng)胡嶺背村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

陳云在深入了解蘇區(qū)工人運動的狀況中總結出一系列經驗。1933年4月25日，陳云在蘇區(qū)中央局機關報《斗爭》上發(fā)表《關于蘇區(qū)工人的經濟斗爭》，批評了蘇區(qū)工人經濟斗爭中存在的“左”的錯誤傾向，要求蘇區(qū)黨組織和工會糾正官僚主義，依靠實際情況規(guī)定適合于企業(yè)的經濟要求。6月28日，陳云撰寫了《在糾正工人經濟斗爭“左”的傾向中我們所作的錯誤》，強調各級工會在糾正“左”傾錯誤時，不能空講原則，要具體領導工人解決他們認為已經行不通的合同條文。7月25日，陳云又撰寫了《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提出支部的領導方式是做好工作的關鍵。8月22日，陳云在《斗爭》上發(fā)表《克服工會工作的落后》一文，批評工會工作中沒有很好發(fā)揮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與蘇維埃政府對立、忽視保護工人日常利益和脫離下層群眾等問題。

由于陳云同張聞天、劉少奇等堅持從實際出發(fā)，注重結合實際深刻剖析過左的勞動政策給蘇區(qū)經濟帶來的危害，最終促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的修訂，并于1933年10月15日重新頒布實施。重新頒布的《勞動法》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左”的勞動政策所造成的錯誤，保護、促進了根據(jù)地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穩(wěn)定發(fā)展，對蘇區(qū)經濟建設和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有著積極的意義。

在中央蘇區(qū)不到兩年時間里，陳云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陳云和劉少奇花大力氣抓了工會的組織建設，發(fā)展會員，加強對地方工會工作的指導。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寧都會議上決定擴大紅軍100萬。此后，陳云同劉少奇向中央局提出，以全總名義號召工人帶頭參加紅軍，8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成立，有力地支持了蘇區(qū)反“圍剿”斗爭。工會組織成為蘇維埃組織建設的重要柱石。

陳云：領導的藝術在于了解群眾的心理

陳云在《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一文中說：提出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關鍵。這好比鎖著的兩扇大門，我們要進屋子去，一定要個鑰匙來開那把鐵鎖。這個鑰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個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們自己所想的去做。因為只有工人愿意做，從他們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們推動起來。只要他們積極起來工作了，加上我們及時地活潑地領導，許多任務都可以逐漸完成。所以，我們要善于找到提高群眾積極性的環(huán)子，抓住這個環(huán)子來推動支部工作，推動全盤工作。領導的藝術在于了解群眾的心理，甚至一個會議的議事日程的排列，哪個先，哪個后，都有很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