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家主義視域下的文學價值論建構(gòu)

梁啟超極力鼓吹國家主義之際，正是其激進文學思想展開之時，梁氏激進文學思想的要旨在于將文學作為救國利器納入創(chuàng)建新中國的宏偉藍圖之中。為此，梁啟超在文學價值論建構(gòu)方面頗費心思，進行了異于前人的大膽開拓。他通過中外文學的比較，從“事實”角度建立“文學關(guān)乎國運”的命題，并對其進行了相應(yīng)的學理闡釋。不過，當時的中國文學已經(jīng)無法承擔救國使命，然而正是這種缺陷激發(fā)了梁啟超“重建中國文學”的雄心壯志，為此他的“重建中國文學”的努力在詩歌、散文、小說、戲曲、音樂現(xiàn)代化各方面全面展開，并以明確的政治實用性——是否利于國家建構(gòu)——作為主要的價值旨歸。

第一節(jié) 文學與國家關(guān)系論

探討文學與國家命運的關(guān)系，是梁啟超將國家主義思想用于文學實踐的前提，因為只有當這一問題能夠得到來自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的有力支持時，國家主義的文學實踐才具有其價值和合理性。因此，對于文學與國家關(guān)系的考察和因之而來的理論建構(gòu)成為了梁啟超國家主義文學實踐的邏輯起點。

一、通過中外比較建立文學關(guān)乎國運的依據(jù)

與其他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相比，梁啟超在進行中外文學比較時所看重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文學與政治實體（國家）命運之間的關(guān)系。他對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考察，是從中外兩個維度上同時展開的。

梁啟超對于中國文學與國運的考察，首先表現(xiàn)在他對科舉考試中詩、文取士制度的反思與批駁上，其策略是由批駁傳統(tǒng)而論及當下。早在1896年的《變法通議·論科舉》中他就批判了唐代科舉考試中以詩賦取士的制度。唐代科舉取士的科目本來很多，但在實際運作中只注重進士一科，而進士科就是以詩賦、貼括取士，弊病很多。其文云：

惜乎徒懸其名，未廣其用。其所偏重乃專在進士一科，遂令天下學子，雖有絕學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于詩、賦、貼括之業(yè)，而通人碩儒，蹉跎不第，若韓愈、劉蕡者，猶不可數(shù)計。馴至廉恥道喪，請謁若固，關(guān)節(jié)還往，溫卷求知等名，習焉不以為怪。榮途之狹，人才之少，風俗之壞，蓋自千數(shù)百年以來矣。

梁啟超揭示了唐代進士取士中以詩、賦等取士的諸多弊端及其無法選拔到真正人才的嚴重后果。由于唐代進士科詩賦取士弊病之多，因此他對宋代熙寧年間王安石“變貢舉、罷詩賦”的舉措表示肯定：“宋熙寧間，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绷菏蠈η按姆此己团?，目的在于檢討維系至當下的詩文取士制度。他說：“今之所以進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韻之詩。雖使伊呂管樂操觚為之，必無以遠過于金陳章羅，而曲士陋儒，剽竊模仿，亦未嘗不可能之而有余也。故不必論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后取之?！庇捎谇宕娢娜∈侩y以選拔到真才實學之人，因此他認為變革科舉是當務(wù)之急：“欲興學校，養(yǎng)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梁啟超不僅提出了變革科舉制度的主張，還設(shè)想過上中下三種策略。1898年作《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再次指出以詩、文等取士，學用相離的危害。他指出，盡管就科舉取士中層層選拔的數(shù)量限制而言，可謂精選，但“內(nèi)政、外交、治兵、理財無一能舉者，則以科舉之試，以詩文楷法取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故也”。梁氏所處的時代是國家最需要實用人才的時代，而以詩文選拔的人才很難具備這種能力。

最為可悲的是詩文在科場中已演變?yōu)榧记缮系母偁?，因此?yīng)試中的詩文成為了變態(tài)性存在物，其中尤以八股文為最?！罢缌簡⒊瑥娬{(diào)的那樣，八股文的寫作完全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因此十分容易，幾乎任何人一學就會。并且，它完全沒有有用的內(nèi)容，八股文的實行，不僅純粹浪費時間和精力，而且還可能有使精神衰弱和阻礙才能發(fā)展的嚴重后果?？傊?，明清時代發(fā)展起來的考試制度，只不過是追名逐利的淵藪，因而也是對儒家通過從政為國家和社會貢獻才能理想的一大否定”。八股文對士子和國家的危害又何嘗不是詩、賦取士的嚴重后果？所以梁啟超希望皇上明詔天下、革新弊制?！豆嚿蠒堊兺婆e折》云：“今自丁酉、戊戌鄉(xiāng)會試之后，下科鄉(xiāng)會試停止八股試帖，皆歸并經(jīng)制六科舉行；其生童歲科試，以經(jīng)古場為經(jīng)制正場，四書文為二場，并廢八股試帖體格?！绷簡⒊A期效果是“天下向風，改視易聽，必盡廢其咿唔、割裂、腐爛之文，而從事于經(jīng)制之學。得此三年講求，下科人才必有可觀。風化轉(zhuǎn)移，人才不可勝用”。此刻的梁啟超對清王朝的革弊自新仍抱有幻想，一心希望朝廷通過改革獲得人才。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氏懷著滿腔悲憤將批判矛頭直指統(tǒng)治集團，揭示他們以詩、文取士的險惡用心。他把包括科舉制度在內(nèi)的歷代統(tǒng)治術(shù)稱作“馴術(shù)”，并把歷代統(tǒng)治者稱作“民賊”。梁氏指出中國的“馴術(shù)”自秦皇焚書坑儒始便不斷精細化、隱蔽化和惡毒化，認為晚清時期盛行的八股文、試帖、楷法、考據(jù)、詞章、金石、?？钡染褪瞧洳煌憩F(xiàn)形式?！吨袊e弱溯源論》云：

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技也。以焚坑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為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下英雄，在吾轂中。”明太祖定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北境赫g，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逼涫侄畏椒ǎ赃h出于秦皇之上，蓋術(shù)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為未足，而又設(shè)為割裂戳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消磨數(shù)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遑及他事。猶以為未足，禁其用后世事、后世語，務(wù)驅(qū)此數(shù)百萬侁侁衿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并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并日用應(yīng)酬且不解，更奚論經(jīng)世？猶以為未足，更助之以試貼，使之習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為鈔胥。猶以為未足，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貼、楷法不足盡其腦精之用而橫溢于他途也，于是提倡所謂考據(jù)、詞章、金石、?？敝畬W者，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wǎng)。

梁啟超認為詩文取士就是“馴術(shù)”之一種，此種“馴術(shù)”對統(tǒng)治者而言是一種赤裸裸的權(quán)術(shù)和策略，對士子而言則因其隱蔽性而不易覺察。在梁氏的邏輯中由于統(tǒng)治者不遺余力采用愚民術(shù)，所以中國日益落后而百姓卻不知其根源所在。梁氏的解釋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對于歷史場域的深度剖析卻不乏真知灼見，因此他對備戰(zhàn)科考的詩、文、帖括之業(yè)深惡痛絕。

梁氏的考察不僅僅限于科舉中的詩文取士，他還考察了官方規(guī)約之外的中國文學的自身狀況。他對各文學文類等進行了全面考察，尤其是對于小說的考察結(jié)果代表了他對中國文學與國家命運的基本判斷。

對于中國小說，梁氏闡釋說：“中土小說，雖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guī)畫《水滸》，道男女則武步《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涂涂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由于傳統(tǒng)小說存在嚴重的弊病，所以他斷定“小說為群治腐敗之總根源”，并一一指陳其情狀曰：

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缽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販卒、嫗娃童稚，上自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shù)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即以漸漬社會，成為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之間接。）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zāi)苟H族械斗、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費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膻，驅(qū)爵祿若騖，奴顏卑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轎妻妾、武斷鄉(xiāng)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jié)大妨，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quán)謀詭詐，云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念床第，纏綿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yè)，兒女情多，風云氣少，甚者為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鴻哲數(shù)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余。斯事既愈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于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zhì)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為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quán)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

梁啟超把中國社會的種種丑惡現(xiàn)象以及國家遭遇外敵入侵的原因全部歸諸小說，并認為小說家“握一國之主權(quán)而操縱之”，這些論斷未免過激，但它表明梁氏對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極度重視。官方詩文取士導致國無良才，而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自身又是“群治腐敗的總根源”，這便是梁氏對中國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考察結(jié)論。在梁氏對中國文學的考察中，極力夸大中國文學與國家衰敗之間的關(guān)系，這些探討不免偏激，不過這只是梁啟超的一種策略，不能以客觀理性的學術(shù)研究立場而批駁之，因為其真實意圖在于試圖從反面證明文學之于國運的重要性，以此作為其國家主義思想之文學實踐的必要性依據(jù)之一。

為了證實文學與國運興衰的重要關(guān)系，梁啟超在考察中國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同時，積極將眼光投向海外，試圖從他國經(jīng)驗事實中求得更有力的依據(jù)。早在1897年，梁啟超就對日本文學中的俚歌、小說與日本明治維新之間的關(guān)系給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中國效法日本以通俗文學教導國民?！拔鲊炭茣钍ⅲ鲆杂螒蛐≌f者尤多。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國且然，況我支那之民不識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學教愚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梁氏積極肯定日本以俚歌和小說教導民眾的效果，希望中國效仿日本，認為這是當時能夠拯救中國的“第一義”。不難看出，從一開始，梁啟超就對文藝的力量充滿期待，認為文學不僅可以救國，而且是救國的第一利器。不過，此時梁氏對日本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闡釋還只是基于間接經(jīng)驗。

自1898年梁啟超逃亡日本之后，他親自接觸到大量明治時期的小說，尤其是政治小說，使其確信日本文學尤其是政治小說與明治維新的成功之間存在密切關(guān)系。其文云：

于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quán)自由之聲遍滿國中，于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xù)譯出，有題為《自由》者，有題為《自由之燈》者，次第登于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觀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系思談》《春窗綺話》《梅蕾余薰》《經(jīng)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失野龍溪之《經(jīng)國美談》（矢野氏今為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杰也）等。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托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故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于國民腦質(zhì)最有效力者，則《經(jīng)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為最云。

日本的翻譯小說與本土原創(chuàng)小說成為了“于日本維新運動有大功者”，日本經(jīng)驗使梁啟超深受啟發(fā)，他希望中國也有此類小說和小說家。除小說外，梁氏還頗為關(guān)注日本的政論散文，極力贊賞德富蘇峰、吉田松陰等人的創(chuàng)作及其對日本的巨大影響，比如他認為吉田松陰之文就是新日本的精神之源。作于1906年的《〈松陰文鈔〉序》云：

日本維新之業(yè)，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動力，必歸諸吉田松陰。松陰可謂新日本之創(chuàng)造者矣。日本現(xiàn)世人物，其嘖嘖萬口者，如伊藤博文、桂太郎輩，皆松陰門下弟子，不待論；雖謂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陰所感化焉可也。……顧其力之及于一國者何以若是？固知事業(yè)與學問皆枝葉也，而有為事業(yè)、學問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則枝葉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葉，本則撥矣，夫安所麗？吾生平好讀松陰文，乃鈔其最足為我國人厲者，著于篇。

梁啟超不僅將日本維新大業(yè)的原動力及新日本精神的塑造歸功于吉田松陰，而且認為吉田松陰等人所撰寫的政論文在賦予國民力量的同時，成為了一國之學問、之事業(yè)的根基。梁啟超的論斷顯然是偏頗的，然而這些論斷正是其預設(shè)的以文學救國的目的所然。吉田松陰等人政論文的力量正是梁啟超為拯救中國而最為渴求的，因此他不僅親自編選《松陰文鈔》并為之寫《序》。梁氏對他國文學與國運的考察不限于日本，還包括歐洲諸國。其文云：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jīng)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于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nóng)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德英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

在對他國經(jīng)驗的考察中，梁氏特別強調(diào)日本及歐洲強國政治變革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并將美、德、英、法、奧、意、日各國的進步歸功于文學尤其是政治小說。梁氏極力指陳外國文學之于各自國家的巨大功績，這也是一種策略，意在從正面為其國家主義思想的文學實踐建立依據(jù)。綜上所述，可將梁啟超對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考察結(jié)果歸納為：中國文學導致中國日益衰敗，而他國文學孕育了諸多現(xiàn)代強國。這一正反懸絕的結(jié)果，用一句話概括，即文學關(guān)乎國運興衰。需要注意的是，梁啟超對中外文學與國家命運之間的考察判斷未必符合事實，只有將這些論述放在梁氏試圖證明文學之于國家的重大關(guān)系這一既定策略中予以審視時，這些論述才會變得可以理解，因為梁啟超所做的這些考察其策略性遠遠大于學術(shù)理性本身。

二、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學理闡釋

梁啟超通過中外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考察，建構(gòu)了“文學關(guān)乎國運”的“事實依據(jù)”，但他并未停留于所謂的“事實依據(jù)”的呈現(xiàn)，而是從“事實依據(jù)”之外去建立文學救國論的支撐觀點。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兩點：其一，文學之勢力可以左右國家、造福國民；其二，文學是經(jīng)國大業(yè)、不朽盛事。

在《論學術(shù)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啟超指出學術(shù)勢力可以左右世界，并重點列舉了十大偉人之學說予以證明。分別是：哥白尼的天文學；培根、笛卡爾的哲學；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盧梭的天賦人權(quán)論；富蘭克林的電學；瓦特的汽機學；斯密亞丹的理財學；伯倫知理的國家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相比于這些能為全體人類帶來巨大影響的學說，梁啟超還特別指出文學的勢力可以左右國家、造福國民。其文云：

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國，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勢力，以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澤諭吉（去年卒），俄國之托爾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諸賢是也。福祿特爾當路易十四全盛之時，惄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利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于死者屢焉，卒乃為法國革命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于法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chuàng)一學校，名曰“慶應(yīng)義塾”；創(chuàng)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為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shù)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yè)，亦顧問于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于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蓋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為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滿于專制之政，屢屢結(jié)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鼓鑄者也。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茍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

梁啟超所舉證的“三賢”——伏爾泰（1694—1778）、福澤諭吉（1835—1902）、托爾斯泰（1828—1910）——均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人物。其共同之處在于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學家。在文學領(lǐng)域，或擅長詩歌，或擅長小說，或擅長散文，或皆擅長。盡管各自的文學史地位有別，但他們均能“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國，以造福于其同胞”。伏爾泰、福澤諭吉、托爾斯泰諸賢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通過文字的力量，為各自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梁啟超的結(jié)論是：“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茍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绷簡⒊瑥膶W術(shù)勢力的探討過渡到文學勢力的探討，進而從伏爾泰等文豪對其國家的重要影響中推導出文學的勢力足以左右國家文明進程的結(jié)論。

梁啟超對他國諸賢的引證，其落腳點最終在于中國。他對中國知識界精英說：“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為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為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茍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绷簡⒊暦Q中國學者“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只是“不用之”，這是一種情感表達的策略。事實上要拯救中國，就離不開中國學人的智力支持，但就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中國的學術(shù)原創(chuàng)力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于世界多國，而政治國情正如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以及其他尚未進入現(xiàn)代化之列的歐洲國家，因此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不是“左右世界”，而是如何爭取國家的獨立自主?；谶@樣的認識，梁氏在不傷害中國學人情感的同時為他們指明出路，希望他們能效法伏爾泰諸賢，以文學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去激勵國民，從而推動創(chuàng)建現(xiàn)代國家的進程，這是梁啟超對中國學人尤其是對中國作家及思想家的殷切期望。而梁啟超本人言論救國的努力，正是此種思想使然。

除從文學勢力角度論證文學關(guān)乎國運外，梁啟超還從國性、國民性的闡釋入手，論證文學關(guān)乎國運。有無“國性”與“國民性”是判斷一個國家存亡的基本標準，因此對于“國性”與“國民性”的強調(diào)和塑造是近代國家主義者非常重視的內(nèi)容，作為典型的國家主義者梁啟超自然也不例外。

針對當時無處不在的亡國論調(diào)，梁氏多次從學理上闡釋國家存亡的判斷標準，即“國性”和“國民性”是否得以傳承和發(fā)揚光大。他在《國性篇》中提出國家依靠“國性”而存的觀點，并對“國性”進行了如下闡釋：

國性果何物耶？以何因緣而成，以何因緣而壞耶？如何而為隆如何而為污耶？國性無具體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類共棲于一地域中，緣血統(tǒng)之聏合，群交之漸劘，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語思想之感通，積之不知其幾千百歲也，不知不識，而養(yǎng)成各種無形之信條，深入乎人心，其信條具有大威德，如物理學上之攝力，搏捖全國民而不使離析也；如化學上之化合力，镕冶全國民使自為一體而示異于其他也。積之愈久，則其所被者愈廣，而其所篆者愈深，退焉自固壁壘而無使外力得侵進焉，發(fā)揮光大之以加于外，此國性之用也。就其具象的事項言之，（具體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則一曰國語，二曰國教，三曰國俗，三者合而國性仿佛可得見矣。

梁啟超討論了國性的形成及其作用，并以國語、國教、國俗三者作為國性的最主要的具象載體，認為國性就是通過這些載體而表征的。在《〈大中華〉發(fā)刊辭》中梁啟超再次闡釋了國性與國家存亡的重要關(guān)系及國性的具象問題。文云：“國之成立，恃有國性，國性消失，則為自亡。剝奪人國之國性，則為亡人國。國之亡也，舍此二者無他途矣。國性之為物，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見，其具象之約略可指者，則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為禮文法律，有以溝通全國人之德慧術(shù)智，使之相喻而相發(fā)，有以綱維全國人之情感愛欲，使之相親而相扶?！?sup>梁氏堅持國家依國性而存的觀點，而國性又是通過其具象物——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演繹為一個國家的禮儀、文學、法律等等。在國性具象中，因依托語言文字而存的文學是其重要形態(tài)。換言之，文學對于國性的傳承和表征具有重要作用，而國性的傳承與否以及如何傳承又是國家存亡的重要標志，由此推之，文學本身的情態(tài)如何也是判斷國家存亡的重要表征之一。

梁啟超對文學之于國性傳承的重要性的認識，除類似上述的間接表述外，還有直接表述。在《〈麗韓十家文鈔〉序》中，他以國民性的有無作為判斷國家存亡的標準，而國民性的傳承中惟有文學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其文云：

夫國之存亡，非謂夫社稷宗廟之興廢也，非謂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蓋有所謂國民性者，國民性而喪，雖社稷宗廟正朔服色儼然，君子謂之未始有國也。反是則雖微社稷宗廟正朔服色，豈害為有國。國民性何物？一國之人，千數(shù)百年來受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覺其卓然別成一合同而化之團體以示異于他國民者是已。國民性以何道而嗣續(xù)？以何道而傳播？以何道而發(fā)揚？則文學實傳其薪火而管其樞機，明乎此義，然后知古人所謂文章為經(jīng)國大業(yè)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

此文中梁啟超認為國民性亡則國家亡。而在國民性的傳承中，文學發(fā)揮著最為重要的作用——“傳其薪火而管其樞機”。因此梁啟超非常認同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文章為經(jīng)國大業(yè)、不朽盛事的觀點。

通過上述淺析，我們看到梁啟超判斷國家存亡的標準是看“國性”或“國民性”存在與否。在國家存亡問題上，他將“國民性”與“國性”同等對待，而二者的傳承或發(fā)揚光大均離不開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文學。正是順此思路，梁啟超才將文學的重要性抬高到與國家存亡、興衰榮辱密切相關(guān)的高度。

梁啟超對于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考察分析，目的是為求證文學之于國家命脈的重要作用，因此這種考察分析不同于一般的文學研究，故而我們不能用純粹學理性研究的科研思維規(guī)范之。尤為重要的是，梁氏鼓吹文學之于國運的重大關(guān)系其目的絕不同于歷代統(tǒng)治者“以文治國”的策略，哪怕是曹丕的論斷所指。傳統(tǒng)中國“以文治國”的目的主要是使文學成為駕馭文人的工具，或反觀政治得失的鏡子。前者如科舉考試中的詩文取士等，后者如漢樂府機構(gòu)的成立等。總之，古代“以文治國”主要是為了保全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而梁啟超極力抬高文學之于國運的重要性論述，其目的是為了將文學納入到創(chuàng)建新中國的偉大使命之中，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非某一階級的利益。從梁啟超的考察結(jié)果來看，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學及當下的文學已經(jīng)無法擔此重任，因此“重建中國文學”成為了梁啟超文學價值論的必然延伸，為此梁啟超“重建中國文學”的努力在諸多方面同步展開，而其價值旨歸主要指向于新國家的建構(gòu)。

第二節(jié) 國家建構(gòu)：重建中國文學的主要價值旨歸

“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到底是誰最先提出確難考證。不過對于“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產(chǎn)生的大致時間，吳澤泉先生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文學’在漢語世界中的出現(xiàn)和使用，距今僅有短短百年，是一個近代以來方才確立其合法性的概念?！?sup>吳先生的考察中特別指出了“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誕生過程中梁啟超所扮演的先行者角色。1902年《新民叢報》第4號的“飲冰室詩話”中梁啟超指出“中國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并贊賞黃遵憲詩歌說：“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也?！眳窍壬鷵?jù)此認為“這段話如果不是‘中國文學’一詞第一次出現(xiàn)于漢語世界的話，最起碼也是比較早的一次”。雖然吳先生沒能考證出最先提出“中國文學”的人是誰，但他斷定梁啟超使用“中國文學”一詞，“最起碼也是比較早的一次”還是言之成理的。不過此文中有一句話引起了筆者的質(zhì)疑。吳先生說：“如果說在梁啟超和劉師培筆下，‘中國文學’只是信筆為之，并無深意的話，那么1904年1月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則標志著這一概念的正式確立?！?sup>吳先生認為梁啟超使用“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只是“信筆為之，并無深意”，對此筆者不敢茍同。

筆者在全方位研讀梁啟超文獻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他在談?wù)撐膶W時，尤其是1902年以后，高頻使用“中國文學”或“祖國文學”這兩個概念。為能更清楚地說明筆者之所以對吳先生論斷表示質(zhì)疑的原因，有必要先對梁啟超頻頻使用的“中國文學”與“祖國文學”這兩個概念進行簡要分析。筆者認為，梁啟超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是作為同義詞使用的。比如：1902年《新民叢報》14號刊載《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其中有云：“本報所登載各篇，著、譯各半，但一切精心結(jié)撰，務(wù)求不損中國文學之名譽?！蓖辍缎旅駞矆蟆?0號刊載《〈新小說〉第一號》一文，談及《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的上述引語時說：“其廣告有云：務(wù)求不損祖國文學之名譽。誠哉其然也！”兩篇文章均出自梁氏之手，前一篇文章所用概念本來是“中國文學”而到后一篇文章里卻替換為“祖國文學”，這種替換顯然是對等替換。此外，即便是1904年清政府明確提出“中國文學”之后，梁啟超仍然多次使用“中國文學”或“祖國文學”這兩個概念。如“中國文學大率最富于厭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猶親切有味”（《新小說》第13號之“小說叢話”），“顧即以文學論，則荊公于中國數(shù)千年文學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荊公之詩“在中國文學史中，其績尤偉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1908年《王荊公·王荊公之文學》），金亞匏和黃遵憲“兩位先生是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驅(qū)”（1920年《〈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因此研究外國文學，我不一定主張要有如何精深的中國文學作基礎(chǔ)，但表現(xiàn)自己的情感思想，無論如何要用本國文字才好”（1924年《文史學家之性格及其預備》），“不知中國文學，包圍之廣，恐十余科目，尚不能盡”（1927年《王森然著〈中學國文教學概要〉序》），如此等等，足見梁啟超使用這兩個概念時其意義是相同的。探討了這兩個概念的同義性，為了論證更為簡潔，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們將盡量不用“祖國文學”一詞，而在引言中出現(xiàn)“祖國文學”一詞時就等同“中國文學”。

回到剛才的話題，筆者認為即便是在1904年官方正式提出“中國文學”之前，梁氏對“中國文學”的使用也絕非“信筆為之，并無深意”。相反，“中國文學”在他那里已經(jīng)是一個擁有“深意”的成熟概念了。

理由之一，在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大學堂章程》以官方形式正式提出“中國文學”一詞之前，梁啟超已經(jīng)在不同語境中多次使用“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這表明他對“中國文學”指涉的對象有了整體認識。僅舉數(shù)例如下：

本報所登載各篇，著、譯各半，但一切精心結(jié)撰，務(wù)求不損中國文學之名譽。

其廣告有云：務(wù)求不損祖國文學之名譽。誠哉其然也！

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也。

吾輩僅求之于狹義之詩，而謂吾詩僅如是，其謗點祖國文學罪不淺矣。

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方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尋常論者多謂宋元以降，為中國文學退化時代，余曰不然。

僅就上述引言而論，梁啟超使用“中國文學”概念時，涵蓋了多種語境，既有概指中國文學的，又有論詩的、論文的、論小說的、論戲曲的等。這足以證明梁啟超不僅在概述性意義上使用“中國文學”，而且對其應(yīng)該包括的指涉對象已有整體認識，即“中國文學”需涵蓋多種文類。

理由之二，1904年之前梁啟超已經(jīng)對于詩、文、小說、戲曲等文類展開全面的理論探討并創(chuàng)作和翻譯了數(shù)量可觀的文學作品。梁氏在文學領(lǐng)域投入大量精力，主要因為他對文學之于新中國的創(chuàng)建寄予厚望，因而試圖通過重建“中國文學”以服務(wù)于重建中國的宏偉藍圖。

上述兩個理由可以證明梁氏使用“中國文學”這一概念時，其整體文學觀念已經(jīng)形成。梁啟超對于“中國文學”一詞的使用，也曾引起過日本學者的注意。齋藤希史指出梁氏使用這一概念包含著國家主義的意味，他說：

令人注目的是“中國文學”這個詞。發(fā)表在《新民叢報》第20號上的文章《〈新小說〉第一號》中，曾寫到“其廣告有云、務(wù)求不損祖國文學之名譽”，用“祖國文學”換用了“中國文學”，這一方面說明：“中國文學”這個詞尚未成熟，另一方面也因為其中包含有一種國家主義的意思。不刊登高質(zhì)量的作品，就會有損“中國文學之名譽”，也就是說“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各個作品從屬于這一整體為前提。恰似一個國民，作為國家的成員以其行為支撐著國家的名譽一樣，優(yōu)秀的作品也可提高其一國文學之名譽。作為一個整體的“國文學”觀念，與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觀念同時成立，國家與國民的關(guān)系同時也成為文學與作品的關(guān)系。

這段文字中，齋藤希史因梁啟超用“祖國文學”換用“中國文學”而判斷“中國文學”一詞尚未成熟，這是筆者所不能認同的，其理由我們已在前文中論證過了。盡管如此，這段文字卻有助于我們理解梁啟超國家主義思想的文學實踐。齋藤氏從中國文學作品與中國文學名譽之間的關(guān)系，窺見其中蘊涵的國家主義意味，這固然是慧眼識珠，不過他所說的國家主義意味僅指文學的國別性問題。其實，在梁啟超文學實踐的語境中，“中國文學”觀念與“國家”觀念的同時成立，其意味已經(jīng)不僅僅是文學作品與國家文學名譽之間的簡單關(guān)系，而是指向了文學與國家命運之間的深層關(guān)系。梁啟超考察文學與國運關(guān)系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學納入到創(chuàng)建新中國的政治理想之中，而要實現(xiàn)這樣的理想，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顯然無法承擔這一使命，因而重建中國文學勢在必行。梁啟超重建中國文學不是要拋棄中國的詩、文、小說、戲曲等文類，而是要使這些文類以全新的面貌出現(xiàn)，并以政治實用性——是否利于國家建構(gòu)——作為主要的價值尺度。

一、文界革命與國家建構(gòu)

為能更加鮮明地凸顯梁啟超“文界革命”與國家建構(gòu)的關(guān)系，有必要簡要回顧傳統(tǒng)文論中對于文的價值判斷和理論闡釋。傳統(tǒng)文學思想中，詩、文是中國文學的正宗，以致文學批評領(lǐng)域“詩文評”獨占鰲頭。不過，與詩歌理論相比具有代表性的散文理論卻起步較晚，因此方孝岳先生認為中國散文雖然自古有之，但“散文之學，自唐朝韓愈、柳宗元以后才有途徑可循”。就唐代而論，主要體現(xiàn)于以韓、柳為代表的古文運動中的理論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