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圣徒到先知

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奧威爾：一是“圣徒”，指這個人；一是“先知”，因為他寫了《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后一方面，讀過那兩本書才能明白；前一方面，則是杰弗里·邁耶斯著《奧威爾傳》所描述的。對我們來說，奧威爾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讀或沒有讀懂《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不足以真正理解他；作為“第一本利用彼特·戴維森所編巨著《奧威爾全集》中豐富的文學及文獻資料寫出的奧威爾傳記”，可能有助于此種理解。

作者寫這部傳記，目的之一是試圖在圣徒奧威爾與先知奧威爾之間建立某種聯(lián)系。奧威爾成為圣徒，也許只是成為先知的代價而已——他棄絕一些東西，或者說，堅持一些東西，從而獲得另外一些東西：“從本質上說，奧威爾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時危及生命的決定所組成。他加入緬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學；在巴黎洗盤子和在英國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職業(yè)；在沃靈頓村種菜和開一間小鋪子，而不是鼓勵愛琳完成學位。他剛結婚就去了西班牙，與無望取勝的無政府主義者并肩作戰(zhàn)，并鼓勵愛琳在戰(zhàn)時去巴塞羅那，從而讓她也遇到生命危險。他在德軍空襲期間搬到倫敦住，而所有別的人都在爭取離開；在病得很重時自尋絕路地在朱拉島居住。所有這些冒險之舉，都出自其內心需求，即拋開過上幸福日子的機會。但他選擇的生活為其藝術提供了嚴肅的素材?！边@足以解釋奧威爾如何寫出先前幾種著作，如《巴黎倫敦落魄記》《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和《向加泰羅西亞致敬》等；但是尚且不能據(jù)此推論，他將成為《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其間另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也就是說，從圣徒到先知既非順理成章，更非一蹴而就。大概從生平層面入手——如同《奧威爾傳》所做的那樣——無法說明這一問題，需得另辟蹊徑才行。

稱奧威爾為先知，為圣徒，都有可能受到質疑：前者太過玄虛，后者未免簡單?！秺W威爾傳》好就好在并不簡單；換句話說，寫出了奧威爾之為圣徒，而不是將其圣徒化。說來“圣徒”只是對人的看法，而看法可以不止一種。另外換個角度，譬如視之為一段生平歷程，并非業(yè)已完成、載入史冊的形象，結論或許就不一樣。作者說：“奧威爾從來未能——也許從未想過——解決他難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處：伊頓畢業(yè)的無產(chǎn)者，反殖民主義的警察，中產(chǎn)階級流浪漢，保守派無政府主義者，批評左派的左派，作風嚴謹?shù)乃酵ㄕ?，和氣的獨斷專行者。”就內容而言，與前引“從本質上說”云云并無根本區(qū)別，說法卻有所不同。

如果再進一步，把他當成需要與之打交道的一個人，感覺或許又不一樣。譬如：“約翰·莫里斯是少數(shù)幾個不喜歡奧威爾的人，不覺得他有友善的一面。莫里斯說他的眼睛結合了‘仁慈和狂熱’，他強調了奧威爾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強化的圣徒的、犧牲性的一面，那將成為奧威爾傳奇的重要部分：‘奧威爾總讓我想起沙特爾大教堂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種受苦的哥特式特點。他經(jīng)常笑，但不笑時，他那有皺紋的臉龐讓人想起一個石頭所刻、風化得很厲害的中世紀圣徒那顏色灰白的苦行形象。’”凡此種種，正是此書作為一部傳記，豐富結實之處。不僅展現(xiàn)了奧威爾的各個側面，而且是在不同距離上予以展現(xiàn)。所謂“圣徒”，其實是個漸行漸遠的角色。然而上述三段話中，似乎又以莫里斯一番描述，最接近于我們心目中那位《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圣徒使人欽佩，而先知令人敬畏。

我第一次讀《一九八四》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動物農場》則還要晚一點兒。記得讀《動物農場》時，每每聯(lián)想到早年讀過的《聯(lián)共（布）黨史》。當下很感懊喪：假若起先到手的是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許能明白得早一點兒罷?，F(xiàn)在想來倒也未必，因為沒有當初的一“反”，也就沒有后來的一“正”。讀過《奧威爾傳》就知道，他也經(jīng)歷過類似的一“反”一“正”；區(qū)別之處在于，他的轉變比任何人都來得徹底。奧威爾因此而成為先知。

至于《一九八四》，中文本出版是在一九八五年——此版封底還印有“內部發(fā)行”字樣——可謂應運而生，再早也不可能。至少對我來說，在“一九八四年”已經(jīng)過去之后，一時也還不能充分理解奧威爾這本寫于一九四八年的書。這里，“一九八四”當然并非確指，此前此后的人們，都有可能生活其中；“一九四八”卻是實在的，作者置身該處，注視著世界的未來。而我作為《一九八四》的讀者，與作者隔著“一九四八——一九八四”。迄今我不過是跨越這一間隔，走向奧威爾而已。

記得《孟子》中，“先知先覺”系針對“后知后覺”而言；這也可以引《奧威爾傳》中一段話作為佐證：“蘇聯(lián)于一九九一年垮臺后，關于奧威爾對極權主義國家具有洞察力的理解，俄羅斯哲學家格里高利·波莫蘭茨重復了切斯瓦夫·米沃什于一九五三年說過的話：人們在首次讀到《一九八四》時，發(fā)現(xiàn)在伊頓公學和殖民地緬甸接受教育的奧威爾比任何人更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靈魂或無靈魂的特點?！痹诓ㄌm人米沃什的話中，欽佩之余，多少有所不平：既在某一時間之前，又在某一空間之外，奧威爾何以能夠洞察一切，甚至預知一切。相比之下，身為“一九八四”的親歷者，“人們”卻只能“發(fā)現(xiàn)”奧威爾，或者通過奧威爾“發(fā)現(xiàn)”什么。俄國人波莫蘭茨大概也這么想。而我也這么想。在“后知后覺”看來，“先知先覺”大率如此。

也許生平線索之外，還有一條思想線索；它基于前者，卻是獨立存在。對此奧威爾在《我為何寫作》——此文寫在《動物農場》完成之后，《一九八四》寫作之初——中有所揭示：“西班牙內戰(zhàn)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fā)生的事件改變了態(tài)勢，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边@里明確了一個時間點；奧威爾之為先知，乃是由此起步，至《一九八四》問世，遂告完成。然而“此后我就知道”，到底語焉不詳；不妨回過頭來看《奧威爾傳》所述：“雷諾茲也強調了他的幻滅感和低沉情緒：‘是個現(xiàn)實主義者，他身上找不到一點令狂熱者為顯然無望的事業(yè)滿懷希望工作的那種神秘性。奧威爾已經(jīng)透過他疲憊的雙眼看透這個世界……在他看來，很多有關的人們及我們在其中生活的時代的有趣之處，都不過顯示了兩者的總體墮落?！边@已經(jīng)很像是莫里斯所描述的那個奧威爾了。

雷金納德·雷諾茲說他“看透這個世界”，此語最可留意。不過這里形容的是剛剛在西班牙大難不死的奧威爾；而他真正做到“看透”，還要花上將近十年工夫，要等寫完《動物農場》，把一應現(xiàn)實問題清算完畢之后。有兩種“看透”：一是明察現(xiàn)在，一是洞徹未來，正好分別用來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秳游镛r場》是“現(xiàn)在之書”，《一九八四》是“未來之書”。但是沒有《動物農場》打底子，也就沒有《一九八四》，兩本書自可視為一個整體。對奧威爾來說，從“動物農場”到“一九八四”，倒是順理成章，一蹴而就。

《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奧威爾在給聯(lián)合汽車公司工人F.A.亨生的信中說：“我并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fā)生。我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jīng)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fā)，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fā)展下去的必然結果。”雷諾茲所謂“看透”，即落實于“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fā)展下去的必然結果”。這就是奧威爾何以寫出《一九八四》，何以在這一問題上，相對于世上同時和此后所有“后知后覺”，唯獨他是“先知先覺”的原因所在。當別人僅僅注意到某種現(xiàn)象，抑或視而不見，甚至故意回護時，奧威爾把握住了最本質的東西。關鍵在于，他所反對的對象永遠不會背離自己這一邏輯，只能據(jù)此繼續(xù)發(fā)展；而他不僅將其去向看在眼里，還對所要到達之處了如指掌。正因為如此，我們稱之為先知。面對這個世界，先知說出的是最終結論?！兑痪虐怂摹肥且徊俊敖K極之書”。

奧威爾置身歷史的一端，告訴我們另外一端的情景。他先寫出將要發(fā)生的一切，繼而大家如同他筆下的溫斯頓、茱莉婭、奧布蘭、帕森斯和其他人物那樣，去活或者去死。這里順便提到《奧威爾傳》的一番議論：“奧威爾說他想‘將世界向某個方向推動，改變人們將努力實現(xiàn)的那種社會的概念’。在關于狄更斯的論文中，他說‘從他的每頁作品上，人們都能看出一種認識，即社會根子上某處出了毛病’，然而也能看出‘完全缺少任何建設性意見’?！兑痪虐怂摹芬踩鄙僖环N積極觀點，因為小說中的每個人到最后都背叛了別人，帕森斯的孩子背叛了父親，查林頓和后來的奧布蘭背叛了溫斯頓，溫斯頓又背叛了茱莉婭?！泵滋m·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也有類似看法。這顯然是誤解；因為《一九八四》描寫的不是世界的某一階段，而是最終結局。這是一部“到此為止”的書。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希冀看到的一切都將被消滅殆盡，除非另辟一個方向——與此完全不同的開端，完全不同的結局。而這正是奧威爾寫《一九八四》的目的?？梢哉f他是從根本上提出了“建設性意見”。至于狄更斯，雖然奧威爾對他情有獨鐘，自己卻并不是另一個狄更斯。

如此說來，《一九八四》有別于世間所有小說——包括同為“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我們》和《美妙的新世界》；而寫了《一九八四》的奧威爾，也有別于世間所有作家。當然換個角度看，也不妨把他納入某一譜系?！秺W威爾傳》說：“《一九八四》描寫人們被困于一個世界上，在那里，獨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脫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這將其與弗朗茨·卡夫卡筆下可怕的寓言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對蘇聯(lián)勞改營的描寫聯(lián)系了起來。”就奧威爾所反對的對象的“對象”——《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或茱莉婭——的感受而言，的確有如置身于卡夫卡或索爾仁尼琴筆下人物的境遇之中。然而奧威爾既不是卡夫卡，也不是索爾仁尼琴。他未曾達到《古拉格群島》那般深厚；雖然因“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fā)，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fā)展下去的必然結果”而實現(xiàn)的深刻，并不亞于索爾仁尼琴。同樣，正因為奧威爾“看透這個世界”，《一九八四》中除了那個神秘莫測，永遠注視著所有人的“老大哥”外，其余一切都顯得過于清晰，缺乏籠罩著卡夫卡的世界的莫名與荒誕之感?？ǚ蚩ê退鳡柸誓崆賹懙亩际莻€人感受；而對奧威爾來說，已經(jīng)不存在什么個人問題了，——正因為如此，《一九八四》一度擬取名為“最后一個歐洲人”。作為“終極之書”，勢必省略某些東西。

也許在奧威爾看來，自己別有使命。在《我為何寫作》中，他強調了這一點。奧威爾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回避那個其實我們誰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他必須對這個世界負責，必須把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一切——這里最重要的，莫過于前述對于極權主義的邏輯的把握——及時地講出來。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如《奧威爾傳》所述，奧威爾顯然有意活成圣徒，其實他更立志成為先知?！皠?chuàng)作《一九八四》實際上要了奧威爾的命，”假若不寫《一九八四》，奧威爾死不瞑目。

奧威爾說：“回頭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時，寫出來的書總一無例外地沒有生氣，蛻化成華麗不實的段落、無意義的句子和裝飾性形容詞，而且總的說來，是自欺欺人之作?！边@與他的使命感顯然是一致的。然而正在這一點上，不免受到另外一類作者，譬如寫作目的并非如此明確的作者的質疑。盡管他同時又說：“過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還是把奧威爾及其《動物農場》《一九八四》視為一種單獨的、必不可少的存在為宜。對于《一九八四》，我不同意昆德拉所說：“奧威爾的小說的流毒在于，它將一種現(xiàn)實無可挽回地縮小在它純政治的范圍內，而且只局限在這一范圍的否定面上。”我覺得奧威爾是把“通過邏輯推理”所“引出”的那個“必然結果”，寫到了最充實和最透徹的程度。也就是說，在他筆下，“政治”成了“現(xiàn)實”，談不上“縮小”或“局限”。無可否認，這是一部政治小說。在承認《一九八四》的確“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的同時，不必在它與其他寫作目的完全不同的作品之間一比高下。

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具體看法，其實也就是奧威爾的看法；就這一方面而言，他對我的影響超過其他任何一位作家。雖然我并未寫過像他那樣的作品。但是不妨直截了當?shù)卣f，奧威爾代表一切將他視為這個世界的先知的人，包括我在內，寫了《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如前所述，先知所陳述的是最后意見；這就意味著，在同一方向上已經(jīng)不可能有人說得更深刻，甚至不可能說得更多。奧威爾是直達本質的，而我們通常只局限于現(xiàn)象。那些自以為超越了奧威爾的，往往反而從他的立場有所退步。我們讀他的書，真正明白他的意思，勝過一切言辭。

二○○四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