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浪漫主義

俄國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同樣是由西歐傳入的，大約在19世紀20—30年代，德國耶拿學派、英國湖畔詩派的文學風格開始影響到俄國，啟蒙主義思想的初步普及，使得人們?nèi)找孀⒅貍€性的自由釋放、情感的真誠表達和對自然的向往，此前俄國文學中所具有的體裁的規(guī)定性、語言的等級劃分、文學內(nèi)容上教會式和古典主義式的訓誡和勸諭等，都被俄國文學界的有識之士視為俄國文學進一步發(fā)展的障礙。需要指出的是，俄國浪漫主義文學雖然是西歐浪漫主義文學直接影響的產(chǎn)物，但它在很短的時間里卻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比如，果戈理的《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是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同一年發(fā)表的（1831），拜倫去世的那一年（1824），普希金也已經(jīng)登上了文壇，因此也許可以說，正是借助浪漫主義，俄國文學第一次真正地與西歐文學比肩而立、并駕齊驅(qū)了。

在俄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fā)端處，站立著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這兩位大詩人。茹科夫斯基（1783—1852）被別林斯基稱為發(fā)現(xiàn)了“浪漫主義美洲”的“羅斯的文學家哥倫布”，被公認為俄國第一個浪漫主義詩人。他的父親是一位富裕地主，一度在女皇葉卡捷琳娜身邊服務，但他的母親薩里哈卻是一位被俄國人俘虜過來的土耳其女子，身為私生子的茹科夫斯基（他的姓氏不來自其父布寧，而是隨了一位寄居在他父親家中的單身貴族的姓），自幼養(yǎng)成了一種敏感細膩、多愁善感的內(nèi)向性格，這無疑也影響到了他之后的詩歌風格。在莫斯科大學附屬寄宿中學學習時，茹科夫斯基就開始了詩歌創(chuàng)作，不久，他就開始在卡拉姆津主編的《歐洲導報》等報刊上發(fā)表詩作和譯作，并在數(shù)年后替卡拉姆津主辦這份雜志（卡拉姆津則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俄國國家史》的寫作），為巴丘什科夫、維亞澤姆斯基等浪漫主義詩人的成長創(chuàng)造了條件。茹科夫斯基可能是俄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翻譯家之一，他先后翻譯了包括荷馬、歌德、席勒、拜倫、司各特、塞萬提斯等人作品在內(nèi)的大量西方名著，尤其是西歐的浪漫主義作品，因此曾被稱為“西方浪漫主義的俄國回聲”，為把浪漫主義從西歐引入俄國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許多詩作都是對西歐作品的“改譯”，但這些作品經(jīng)過他的添加和渲染，卻又成了地道的俄語作品。他關于翻譯的一些言論，如“散文中的譯者是作者的朋友，詩歌中的譯者是作者的對手”等，一直流傳至今。

茹科夫斯基像（基普連斯基作，1816年）

1804—1806年間，茹科夫斯基應其同父異母的姐妹之邀成為她兩個女兒的家庭教師，可他卻愛上了自己的外甥女瑪莎·普羅塔索娃，瑪莎于1823年去世，這個無法實現(xiàn)的不幸愛情，為茹科夫斯基的一生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哀歌因而也成了其創(chuàng)作中最重要的體裁之一。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曾走上戰(zhàn)場的茹科夫斯基創(chuàng)作出《俄國軍營中的歌手》一詩，這首頌揚俄國和俄羅斯民族的詩歌不僅為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還使他被皇室相中，成為太傅（1826年起擔任皇子，即后來的亞歷山大二世的老師），謹小慎微的茹科夫斯基，卻利用這個位置設法幫助過許多遭難的文學家，如赫爾岑、謝甫琴科和普希金等。茹科夫斯基最重要的詩歌遺產(chǎn)，可能要數(shù)他的兩部故事詩《柳德米拉》（1808）和《斯維特蘭娜》（1813）。這兩部故事詩的情節(jié)都來自德國詩人畢爾格的《列諾拉》，但是茹科夫斯基為故事主人公換上了地道的俄國名字，將情節(jié)的發(fā)生地也搬到了俄國，更為重要的是，他用地道的俄語抒寫出了地道的俄國人氣質(zhì)，營造出了既神秘又恬淡、既溫情又恐怖的俄國氛圍。《斯維特蘭娜》寫一位少女在照著鏡子算命，突然看到蒼白得像死人一樣的未婚夫，騎著馬來把她帶向墓地，女主人公驚嚇中醒了過來，卻發(fā)現(xiàn)自己在算命時睡著了，做了一場噩夢，而就在這時，她的未婚夫又真的歸來了。照鏡子算命是當時俄國的民間風俗，天真而又忠誠、溫情而又憂傷的斯維特蘭娜，更是一個典型的俄國少女形象，長詩發(fā)表后不久，茹科夫斯基就獲得了“斯維特蘭娜的歌手”的別稱。

與茹科夫斯基詩歌的幻想性質(zhì)和縹渺氛圍不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詩歌則充滿著對愛情、歡樂等塵世幸福的由衷贊美，是俄國文學史中所謂“輕詩歌”的代表。生于貴族家庭的巴丘什科夫，年少時受到其表舅、著名的感傷主義詩人姆拉維約夫的影響，在國民教育廳工作時即開始寫詩，不過，他感興趣的并不是杰爾查文那種“響亮的頌詩”，而是抒寫內(nèi)心情緒的“恬靜的哀歌”。1806年，他發(fā)表了著名的《幻想》一詩，后來，他不斷地修改、加工此詩，直到1817年才最終“定稿”。他的《忘川岸邊的幻象》一詩，最早提出了“斯拉夫派”一詞，為俄國文學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兩種思想傾向的長期對峙提供了前提之一。1810年，他結識茹科夫斯基和維亞澤姆斯基，三人一同為所謂的“和諧精確流派”，即浪漫主義奠定了基礎。在《論輕詩歌對語言的影響》一文中，他對“輕詩歌”作了這樣的說明：“在輕詩歌中，讀者需要一種可能的完善、表達的純凈、語言的嚴謹、靈活和平穩(wěn)；讀者需要的是情感的真實，以及對各種最嚴格的體面的保持?！彼爸怀霭孢^一部文集，即《詩與散文嘗試》，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后來的文學史家，都將此書當成他創(chuàng)作的集大成者。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一生歌唱塵世歡樂的詩人，自己的生活卻非常地不幸，他曾于1807年在東普魯士身負重傷，之后也一直被各種疾病所困擾，1833年，46歲的他更是徹底精神失常，其生命的最后20余年完全是在親友們的照看下度過的，他生活不能自理，也認不出任何人來。

巴丘什科夫（作者不詳）

俄國歷史上著名的十二月黨人，也在俄國浪漫主義文學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這些革命家大多出身貴族，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對西歐的文化非常了解，文學，尤其是詩歌，往往成為他們抒發(fā)理想、宣傳革命的手段之一，是他們社會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的詩，是地道的“政治抒情詩”，其中的抒情主人公多為那種呼吁社會公平、甘愿為理想獻身的自由戰(zhàn)士。十二月黨人詩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雷列耶夫（1795—1826），他曾在1812年戰(zhàn)爭中隨軍遠征西歐，回國后目睹俄國社會中種種不公正現(xiàn)象，反而萌生了用激進手段改變現(xiàn)實的念頭，不久成為十二月黨人最重要的秘密組織之一“北社”的領導人。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武裝起義失敗之后，雷列耶夫被判處絞刑。就在這次起義之前不久，雷列耶夫的《沉思》（1825）出版了，“沉思”原為一種烏克蘭民間詩歌體裁，主要內(nèi)容是對歷史人物的追憶和頌揚，雷列耶夫利用這一體裁，通過對俄國歷史上一些英雄人物的描述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社會理想。雷列耶夫說過一句名言：“我不是詩人，而是公民?！边@句出自他的長詩《沃伊納羅夫斯基》（1825）的名句，已經(jīng)成為一句響徹俄國詩歌史，乃至整個文化史的激越之聲。

雷列耶夫（油畫，作者不詳，19世紀上半期）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也是一位重要的俄國浪漫主義大詩人，他出身大貴族，母親曾是女皇安娜身邊的宮廷女官，父親曾在沙皇保羅一世的軍隊中擔任中將。在彼得堡軍校學習時，巴拉丁斯基因為行為不端，被亞歷山大一世親自下令除名，后以列兵身份在軍中服役，其間常在彼得堡駐扎，結識了文壇名流，并陸續(xù)發(fā)表一些詩作，表現(xiàn)出了獨特的詩風。其早期詩作的體裁以哀歌為主，但內(nèi)容卻既有關于死亡和悲傷的嘆息，也有對生活歡樂的歌唱，普希金因而在《葉夫蓋尼·奧涅金》中稱巴拉丁斯基是“飲宴和繾綣憂傷的歌手”。巴拉丁斯基晚期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作品是1842年出版的《黃昏集》，出版了這本詩集后不久，他攜妻子游歷歐洲，不幸客死意大利。巴拉丁斯基的詩形式凝練、冷峻，以深刻的內(nèi)心體驗和富有哲理的表達見長，思想的深刻，情緒的專注和緊張，以及理智和情感的沖突，精神和肉體的分裂等，使他的詩在當時就顯得很與眾不同。普希金在評價他的時候?qū)懙溃骸鞍屠∷够Q身于我們的優(yōu)秀詩人之列。他在我們中間是獨特的，因為他在思考。他在任何地方都是獨特的，因為他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思考，在正確地、獨立地思考，與此同時，他的情感又是強烈和深刻的?！卑屠∷够摹蔼毺亍睂е铝怂诋敃r的“孤獨”，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他只寄希望于“后代里的讀者”。到了20世紀，他的詩歌傳統(tǒng)經(jīng)過曼德里施塔姆、布羅茨基等人的“發(fā)現(xiàn)”和宣傳，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他在俄國詩歌史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