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jié) 感傷主義和卡拉姆津

在俄國文學史上，感傷主義是繼古典主義之后興起的又一個文學潮流，它和古典主義一樣，也是從西歐傳入俄國的。所謂“感傷”，當時指的就是“心靈對周圍世界的感受能力”，顯而易見，這是對講究規(guī)則和禁欲的古典主義的反撥。西歐的感傷主義大約出現在18世紀50—60年代，其代表作是斯泰恩的《感傷的旅行》（1768）、盧梭的《新愛洛絲》（1761）、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等，這些小說名作與滌蕩歐洲的啟蒙主義思想相呼應，把情感的力量和地位推到了極端。該派文學家和思想家認為，拯救世界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因為，富有情感的人也就富有同情心，世間的惡將因此而減少，以至消失。直到法國大革命失敗，這種“情感的烏托邦”才宣告破產。俄國感傷主義的出現比西歐感傷主義要晚20年左右，約在18世紀70年代，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卡拉姆津（1766—1826）。

卡拉姆津少時所接受的教育并不“感傷”，還有過短暫的從軍經歷，并一度接近共濟會。1789—1790年間，卡拉姆津游歷歐洲，歸來后寫成《一位俄國旅行者書信》，并發(fā)表在他自己創(chuàng)辦的《莫斯科雜志》上。這部作品的內容就是異域的所見所聞在一位敏感的俄國青年行者內心所引起的感觸和思考，其主題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俄國就是歐洲?！薄岸韲鴳撓驓W洲看齊?！边@部作品引起巨大反響，也在俄國引發(fā)了長達20余年的爭論，支持俄國西化的人為之喝彩，而持相反立場的人則將其作者稱為“學舌法國的鸚鵡”和“俄國的法國人”，據說，在拿破侖軍隊打進俄國后，曾有人沖著卡拉姆津大喊：“瞧，您的朋友們來啦！”

卡拉姆津肖像（維涅季阿諾夫作，1828年）

1792年，卡拉姆津發(fā)表了中篇小說《可憐的麗莎》，這是一部標準的感傷主義文學作品，是一部俄國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只不過最后自殺的是女主角。小說的情節(jié)非常簡單：鄉(xiāng)村姑娘麗莎遭到貴族青年埃拉斯特的誘惑和拋棄，最后投水自盡。但是，作者在描寫這個故事時所投入的真摯情感，在小說中所營造出的哀婉、抒情的氛圍，通過兩位主人公的愛情故事所凸顯的“自然人”和“文明人”之間的相互對立等，卻強烈地打動了當時的讀者。在小說的結尾，作家這樣寫道：“一個靈魂和肉體都很美麗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溫柔的麗莎啊，當我們在新生中相遇的時候，我是能認出你來的！”“人們把她葬在水塘邊，葬在一棵憂郁的橡樹下，還在她的墓上豎了一個木頭十字架。在這里，我常常倚在安葬麗莎遺骸的土丘上，沉思著；水塘在我的眼前波光蕩漾；樹葉在我頭上颯颯作響。”小說中麗莎的投水地點——莫斯科西蒙修道院附近的那個池塘，在小說發(fā)表后的數十年間一直是眾多癡情的戀愛男女們的朝覲圣地。

卡拉姆津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和歷史學家。他創(chuàng)辦的《歐洲導報》被視為俄國的第一份政治雜志，他也被視為俄國第一位政治評論家。他將自己一生中的最后20余年都獻給了《俄國國家史》的寫作，這部洋洋十余卷的巨著，直到今天仍被視為俄國最權威的史學著作之一。這部史學著作同時也具有巨大的文學史意義：在語言上，它擺脫了俄國傳統(tǒng)“編年史”的教會意味和“實錄”性質；在內容上，它后來也成了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的眾多俄國作家頻繁進入其間尋寶的題材寶庫。

今天，人們幾乎將卡拉姆津和他的《可憐的麗莎》當成了俄國感傷主義的唯一代表。其實，在談到俄國感傷主義時，至少有兩個人不能不提。一是詩人穆拉維約夫（1757—1807），人們普遍認為，正是在穆拉維約夫的詩中，第一次出現了對抒情主人公內心世界、內在情感運動的描寫。另一位俄國感傷主義的代表人物就是拉季舍夫（1749—1802）。在傳統(tǒng)的俄國文學史中，拉季舍夫被定性為“俄國第一個知識分子革命家”，他那部因揭露農奴制俄國生活現實而遭到查禁的著作《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以及普希金的“我追隨拉季舍夫歌頌自由”的名句，都強化了拉季舍夫革命家的身份。然而，無論是從體裁（即旅行記）上看，還是就其強烈的同情心和傷感的情緒而言，拉季舍夫的《旅行記》都可以被視為一部感傷主義作品，只不過，他在一定程度上將其同情心政治化了，只不過，他的呼吁出現在葉卡捷琳娜統(tǒng)治晚期的專制制度下，因而招來了更為嚴酷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