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報》記者致《神州日報》編者函[46]

讀今日大報《可怪之函件（二）》，不禁有所疑。夫今日之男學界卑污已臻極點，以法政為升官之捷徑，以學校為改良之科舉，甚且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于口矣。而此等魔力，必不能混入女學界。故今日至尊貴、至高尚者，惟女學生。該函云云，恐不足信。萬國賽珍會，記者亦躬于其盛。以身任女報記者故，于女學生之舉動，亦極注意，并未見詼諧調(diào)笑者。其詼諧調(diào)笑者，非女學生而女學生之裝飾者也。

日前，記者游辛園，該四人又在，而與數(shù)男子憑肩密語。此時，記者頗疑。先是，道聽途說，謂有女學生數(shù)人，與男學生數(shù)人，同在辛園游戲。與此相證，益生狐疑。少焉，又有四男子入，狀類下流社會。女學生見之，即接談。記者目擊此狀，念女學生如此，國事尚可為耶！當時不忍復睹，憤然而出。途遇友人，告以此事。友人不信，記者乃攜之往觀，則其人猶在。友人不禁啞然失笑，曰：“此群仙茶園之伶人耳！今作學生裝，君即疑為學生。彼演劇時，輒扮古代英雄，君即視為英雄乎！群仙茶園、文明書局均在四馬路胡家宅，故該女優(yōu)與該學生同途歸耳！”記者至此，恍然大悟。曰：“女學生究尊貴，究高尚，究不至此！”今該函，得無類是！該投函者言之鑿鑿，何彼所識皆敗類耶！如不認識，何能必其為女學生，更何能縷舉其姓名耶！賽珍會中人，豈皆女學生耶！既不愿壞人名譽，則何必多言耶！自此函出，慈善事業(yè)中，女界之束身自愛者，恐均不敢與聞矣！自此函出，內(nèi)地來滬之女學生，恐皆裹足不前矣！

且該函云云，即有其人，亦不必有其事。人非至愚，豈肯以曖昧之形狀，表于萬目共睹之處乎！即有其事矣，當茲女學初興，風氣閉塞，過渡時代羼入一二敗類，亦宜隱惡揚善。為勸學計，豈可使國人望女學而生畏！是豈熱心人之所為乎？

該函非大報大主筆略加潤飾，其害更不勝言矣。至女學生之售物，故甚殷勤，勸人不倦，實熱心使然，慈悲心使然。即有過分之處，亦當諒其苦衷。嗚呼！挾嫌疑以入人罪，天下乃不敢有熱心人。捕風捉影，含血噴人，非言論之自由，實野蠻之自由耳！

嗟乎！時局時危，人心日下，適讀該函，不禁有所感，特投函乞登，為該投函者戒。并寄語女同胞，速求學問，重道德，勿為流言所惑，亦勿為流言所中。早一日入學，即早一日成功。柳下惠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cè)，而焉能浼我哉！”即有其事，亦不能因噎廢食也。被誹諸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女界幸甚！中國幸甚！

[1]此信寫于1903年秋瑾自湖南到北京后，信末注明時間是四月初九（5月5日）。琴文，生平未詳，大約系一思想較開通的中年婦女，丈夫為一后補官吏。此函據(jù)手稿錄，見《秋瑾史跡》。

[2]這是秋瑾1904年首次到日本東京后寫給呂碧城（1883—1943）的信，原刊于天津《大公報》1904年7月22日（清光緒三十年六月十日）。信前有編者按語云：“浙江秋璇卿女士，號鑒湖女俠，慷慨激昂，不減須眉。素悲中國教育之不興，國權(quán)之不振。以振興女學為栽培人材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夏歷五月初九，公歷6月22日）由京啟程，游學日本。月前，寄書寓津之女友云”，即此信，其女友，即呂碧城。

[3]此信原刊于天津《大公報》1904年8月26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六日），信前有編者按語云：“日昨，秋璇卿女士由日本東京實踐女學校來函，致呂碧城女史”云云。

[4]此處當缺一“學”字，今補。

[5]此信原刊于《女子世界》第1年第1號（1905年6月）信寫于秋瑾在日本留學時，估計當在1905年春夏之間。湖南第一女學堂，是1904年在長沙成立的女子學校，創(chuàng)辦人是龍紱瑞、俞經(jīng)貽、許玉屏等人。校址先設在長沙順星橋，后遷至皇府坪唐宅。聘請許玉屏嬸母黃壽萱為監(jiān)督，是湖南有女學之始，開辦后成績良好。不久，封建頑固派御史杜本崇以“女學并無實用，徒為傷風敗俗”為借口，向清廷上《請廢女學折》，內(nèi)有“男女混雜，滋弊滋多”之語。光緒三十年八月二日（1904年9月11日），清廷諭令停辦湖南女學堂。信中所云“今聞貴學堂遭頑固杜本崇破壞”，即指此事。按，此函在《女子世界》發(fā)表時題為《留學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但缺后半部分，今據(jù)手跡補全。

[6]“杜本崇”三字，在《女子世界》發(fā)表時被編者刪掉，中華上編本、郭長海等《秋瑾全集編年校注》諸本均無此三字。

[7]“幫助”，中華上編本作“扶助”，今據(jù)手跡改。

[8]“又”，中華上編本作“下”，今據(jù)手跡改。

[9]“學問”，手跡有此二字，《神州女報》本妄刪。

[10]此處手跡無“為會長”三字，中華上編本依《神州女報》本加，今據(jù)補。

[11]此信錄自秋宗章的《六六私乘》。據(jù)《私乘》云：此信是秋瑾在日本留學時所寫，時間當在1904—1905年。秋壬林，即秋復（1892—1958），又名錫辰，字壬林，秋宗章長子。

[12]此信是1905年冬秋瑾回國后寫給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王時澤的，信由上海寄往東京。王時澤（1886—1962），湖南長沙人，1904年自費留學日本，與秋瑾同在橫濱加入三合會，又同系同盟會會員，與秋瑾關(guān)系甚密。秋瑾歸國后，與王時澤也有書信來往，此為其一。此函錄自王時澤《秋女烈士瑾傳》（見長沙本卷首），復與王氏所刊《秋女烈士瑾略傳》（見《湖南歷史資料》1980年第1期）校勘，二者文字同。

[13]郭長海等《秋瑾詩文集》此處漏一“則”字。

[14]秋瑾致其長兄秋譽章書共十一封，均有手跡，見《秋瑾史跡》。第一、二兩函有原件，藏紹興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此二函據(jù)中華上編本《秋瑾集》錄。第一函從內(nèi)容看當是秋瑾首次歸國前后在日本東京所寫。

[15]此函大約發(fā)自紹興，發(fā)信時間為1905年5月27日（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16]此函大約仍發(fā)自紹興，發(fā)信時間為1905年6月19日（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17]“已”，書信原稿作“以”。按古代作時間副詞“以”、“已”可通用。

[18]此信是1905年自日本東京寄其長兄秋譽章的，無發(fā)信的具體月日，但從信的內(nèi)容及信末“即請暑安”看，知此信寫于秋瑾二次抵日后不久，當在1905年夏歷六月下旬。

[19]此函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自東京發(fā)。

[20]手稿件“二妹”后有一字難以辨認。中華上編本、《秋瑾詩文集》本均缺此字。

[21]“若”原稿作“不”，筆誤，今據(jù)《秋瑾詩文集》本改。

[22]此函1905年10月6日（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八）自東京發(fā)。

[23]手跡原件缺“府”字。

[24]“否”，《秋瑾詩文集》作“乎”，校之原稿，誤。

[25]此函1905年11月6日（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十）自東京發(fā)。

[26]此函1905年11月20日（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自東京發(fā)。

[27]“已”，手札原稿作“以”。按古代作時間副詞“以”、“已”可通用。

[28]此函1905年11月28日（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自東京發(fā)。

[29]“切”，原稿作“悉”，筆誤。

[30]此函1905年12月9日（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自東京發(fā)。

[31]此函1905年12月22日（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東京發(fā)。

[32]此函見張昭漢（1883—1965，字默君）《回憶秋瑾》（刊《申報》1936年10月18日《婦女周刊》第14期）一文，此短簡約寫于1906年春秋瑾第二次自日本歸國后，此時張昭漢正在上海務本女學讀書。

[33]此信據(jù)徐小淑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函（1960年3月6日）云：其時小淑致函詢問秋瑾《中國女報》第3期編輯情況，從秋瑾《致〈女子世界〉記者書》看，此信當寫于1907年暮春。此函據(jù)手稿錄（見《秋瑾史跡》）。

[34]此函與下面的十函均是秋瑾寫給當時任《女子世界》記者陳志群的。該函1907年2月5日（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紹興發(fā)。

[35]此函今存手稿，見《秋瑾史跡》。此信約寫于1907年初（夏歷光緒三十二年末）。陳志群（1880—1962？）字以益，江蘇無錫人，系一進步青年，任《女子世界》記者。

[36]此函1907年4月3日（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自紹興發(fā)。

[37]此函1907年4月23日（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自紹興發(fā)。

[38]此函1907年5月5日（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紹興發(fā)。

[39]此函1907年5月15日（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四）自紹興發(fā)。

[40]此函1907年5月22日（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自紹興發(fā)。

[41]此函1907年6月3日（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自杭州發(fā)。

[42]此函1907年6月17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七）自山陰發(fā)。

[43]此函1907年7月2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自杭州發(fā)。

[44]此函1907年7月4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自杭州發(fā)。

[45]此函1907年7月6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自紹興發(fā)。

[46]本函原刊于《神州日報》1907年6月6日（夏歷四月二十六日），原題《〈中國女報〉來函》，今收入本集，改題為《〈中國女報〉記者致〈神州日報〉編者函》。本集據(jù)《神州日報》本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