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五十七。因曾于故鄉(xiāng)陽明洞聚徒講學，自號“陽明子”，當時及后世學者都稱他為陽明先生。

陽明的先祖王性常，明初曾任兵部郎中，后赴廣東督運軍糧，歸途遇海盜殉職。此后數(shù)代，皆在鄉(xiāng)耕讀，沒有出仕。祖父王倫，守著祖上遺留的數(shù)篋圖書，嘯詠竹林，被人目為晉代陶淵明一流的人物。父親王華，早年也備嘗貧苦，與夫人鄭氏艱難起家，雖然在成化十七年（1481）中了進士第一名，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景況略有好轉(zhuǎn)，不久又因陽明得罪權(quán)臣劉瑾，被迫致仕，抑郁以終。這樣的家庭傳統(tǒng)，對于陽明刻苦自勵、銳于進取、獨立不羈、敢于藐視權(quán)威之精神的養(yǎng)成，具有相當影響。

陽明自幼天資聰穎、深思好學，相傳年僅五歲，聽祖父朗讀詩書，即能默記在心，跟著背誦。十一歲時，因父親在京任職，隨祖父前往探親，路過鎮(zhèn)江金山寺，祖父與客人即景賦詩，正在沉吟未就之時，陽明卻已將詩作成：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依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眾客大為驚異，又出題叫他詠蔽月山房。陽明稍加思索，朗聲應(yīng)道：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便見山小月更闊。不僅才思敏捷，氣魄非凡，從中又透露出陽明善于觀察與思辨的性格特征。

到了北京，陽明接觸到京師的文物和父輩友人，眼界擴大，性格更為豪邁不羈。父親為他延請塾師，嚴加管教，作封建時代士子讀書求仕的準備。陽明對科舉時文頗感厭煩，有一天問塾師：什么是第一等的事情？塾師答：那當然是讀書登第（考中）了?？墒顷柮鲄s不以為然，說：登第恐怕還算不上是第一等的事，還是讀書學作圣賢更重要！父親身為狀元，這是千萬學子夢寐以求的理想，陽明小小的心靈里，竟未覺得了不起，而認為只有通過讀書成為圣賢，完成自己的品德與人格，才是天地間第一等的事，才算是天地間的第一等人。這種強烈地希望成為“圣賢”的理想，此后主宰了陽明的人生。

十五歲的時候，陽明游歷了長城居庸關(guān)等處，周覽形勝，“慨然有經(jīng)略四方之志”。陽明所處的時代，各地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的沖突不斷發(fā)生，南方的黔、桂、粵、閩、贛等地，時有動亂出現(xiàn)；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落不斷南侵，對中原造成極大危害。陽明受時勢的影響，加以父親任職兵部，因而也喜歡談兵，“每遇賓宴，常取果核列陣勢為戲”。兵書以外，陽明又博涉孔孟經(jīng)書、程朱理學、佛道等書，用以擴充自己的知識。這一時期的陽明，志向遠大，興趣廣泛，生命中蓬勃著強烈的求知欲，精神上表現(xiàn)得十分執(zhí)著和狂放。對于凡能接觸到的學問，他都有著濃厚的興趣，有時竟至癡迷的地步。十七歲時赴江西南昌迎娶新婦，成婚之日，漫步走進當?shù)匾蛔烙^，看到一位道士在打坐，激起好奇之心，便向道士叩問養(yǎng)生之道，并隨著靜坐練習，以至忘卻了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尋回。二十一歲成為舉人后，陽明在京師研讀宋儒朱熹的理學著作，為了體會朱熹“格物致知”的學說，與友人坐在父親官署內(nèi)的竹林前苦思，要“格”竹子的理。未能獲解，堅持不輟，友人在三日后病倒，陽明堅持到第七日，也終因勞思過度而致疾。按照朱熹的說法，世間的一草一木都包含著各自的道理，通過“格物”就可“致知”，陽明未能領(lǐng)悟，就轉(zhuǎn)而用心于詩文詞章的創(chuàng)作。三十歲以前，他在京師與詩壇領(lǐng)袖李夢陽、何景明等人詩酒倡和，“以才名相馳騁”；回到故鄉(xiāng)，則與同鄉(xiāng)喜好詩文者組織詩社，連素來自負的老輩也都對他表示欽服。但是詩文成就并不能滿足陽明的志向，“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他內(nèi)心渴求的，仍是所謂“希圣希賢”之學，但苦于未能找到入手的途徑，深感朱熹所說的“物理”與自己的意識難以溝通，苦思既久，抑郁成病，偶然聽到道士談養(yǎng)生之道，一度產(chǎn)生了入山隱居的念頭。

弘治十二年（1499）春，二十八歲的陽明考取了進士。次年，授為刑部主事，從此步入仕途。當時邊疆地區(qū)時有戰(zhàn)亂，陽明考察形勢后，立即上疏陳言邊務(wù)，向皇帝提出“便宜八事”：“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蔽?！狈饨〞r代的官員上疏言事，除了向統(tǒng)治階級建言立策，也含有向皇上顯示自己才具謀略的用意，紙上所談，雖合于事理，卻未必都能見諸實行。從陽明日后參與軍事行動時所建立的“事功”來看，他對于“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是深有積蓄并能親身實踐的。

此后數(shù)年中，陽明的主要活動為：二十九歲時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曾奉命到江北審問囚犯，對冤案多所平反。公事完畢后游安徽九華山，作賦言志，氣勢磅礴，要做超越宇宙、獨往獨來的異人。三十三歲時前往山東主持當年鄉(xiāng)試，回任后改任兵部主事。三十四歲時，與著名學者湛甘泉在京師訂交，共以倡明“圣學”為事，并開始與友人、學生一起討論有關(guān)“身心”的學問，被人認為是好奇立異。

正德元年（1506）武宗即位，這是歷史上一位有名的昏君，驕恣橫暴，無惡不作。當時宦官劉瑾擅權(quán)，南京科道戴銑等人上章諫阻，違背了武宗旨意，被逮捕入獄。科道官員本有犯顏上諫的職責，陽明出于義憤，抗疏上救，結(jié)果觸怒劉瑾，受了廷杖四十的酷刑，死而復(fù)蘇，也被下在監(jiān)獄。不久，被貶到萬里之外的貴州龍場驛去做驛丞。次年夏天啟程赴黔，劉瑾余恨未消，遣人跟蹤，圖謀在途中加害陽明。陽明行至浙江，棄衣于錢塘江畔，托言已投江而死。一路輾轉(zhuǎn)跋涉，歷經(jīng)艱危，終于在正德三年（1508）夏到達龍場，時年三十七歲。

陽明中年遭貶遠謫龍場驛，是人生的重大轉(zhuǎn)折，也使他的思想發(fā)生蛻變，并進入成熟期。按照孟子的意見，一個人要成為圣賢，必須經(jīng)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煉，而這種磨煉，除了主觀愿望以外，還須客觀環(huán)境的造就。陽明謫戍以前，少年時才氣蓬勃，青年時志向遠大，曾致力于詩文創(chuàng)作，又鉆研佛道之學，尤其對朱子“格物致知”學說下過苦功，希望能以自身的內(nèi)心體驗，完成個人的哲學觀和道德修養(yǎng)，但是始終沒有成功。他感到苦惱的是，朱熹所說的事物之“理”，與自己的本心，總是不能融而為一。再說，照著朱熹的格物窮理方法，即使把竹子、草木的“外理”格得明明白白，又能對內(nèi)心產(chǎn)生什么影響？長久積壓的疑團，經(jīng)過在龍場的艱苦磨煉和思索，終于獲得了解答。

龍場位于貴州北部叢山峻嶺中，是由貴州通往四川的驛程上的一個小站，瘴癘侵人，荊棘遍地。當?shù)鼐用翊蠖酁檠哉Z難通的苗民和少數(shù)來自中原的亡命之徒，文化落后，生活艱苦。從中原來到這里的遷客，十有八九不能適應(yīng)當?shù)氐钠D苦生活。陽明身受廷杖，遠謫異鄉(xiāng)，本是九死一生之人，此時自覺已將生死榮辱置之度外。聽說劉瑾仍對自己憾恨不已，他特意造了一口石棺，自誓說：吾唯俟命而已。表示自己不僅放棄了常人的得失計較，連生死的念頭都已打消，于是“日夜端居靜穆，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也即排除了胸中的雜慮而進入氣度恢弘、無所粘滯的境界。苗民以洞穴為居處，陽明教他們構(gòu)筑木屋；隨從的人相繼病倒，陽明卻安然無恙，他為病人劈柴挑水做飯，又詠詩歌，唱俚曲，雜以詼諧笑談，給他們以娛樂安慰。陽明深夜內(nèi)?。喝绻ベt處于我的地位，他們將怎樣對付這種環(huán)境呢？恐怕也只是像我這樣做吧！突然他大徹大悟了，長期以來苦惱著自己的憂慮頓時消去，他歡呼著跳躍而起，驚喜交集，從此對“格物致知”有了自己的解釋。這就是陽明的“龍場悟道”。

那么，陽明所悟到的是什么呢？他從自己的經(jīng)歷中，體會到了個人的“心”的巨大作用——他處在這樣的逆境里而能做得和圣賢同樣地好，不就是受到自己的“心”的啟示、依據(jù)“心”的要求去做的么？可見“心”的作用何等偉大！在陽明看來，“心”的這種作用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也即人的本性。他說“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是說，原先以為圣人的道理存在于外部世界，因此循著朱熹等先儒的教導(dǎo)，努力到外事、外物上去苦苦尋求；而現(xiàn)在才明白，圣人的道理本來就存于我們心中，“吾心即道”，所以也就無需向外事外物去探求。由此，他又引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結(jié)論，這也就是陽明“心學”的基本命題。這樣，陽明將我國歷史上的唯心主義世界觀發(fā)展到了極致。“心學”所以在陽明手中得到這樣的發(fā)展，一方面與陽明自少年時代以來就懷有的自我擴張、希圣希賢的強烈愿望有關(guān)，一方面則由于他身處艱危，主觀意志高度昂揚，以個人的修養(yǎng)、毅力和學識平衡了自我，戰(zhàn)勝了困難，因而就將主觀意志的作用加以絕對化了。其實，陽明在龍場的困厄中所以能奮發(fā)自強、克服困難，保持身心的健康，固然是受其思想，即所謂“心”的支配，但其所以能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仍然取決于其以前所受的教育。陽明把一切歸結(jié)于人的先天本性，是過于片面化了。

陽明在龍場驛的次年，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學說，作為其“心學”體系中的重要論點。“知行合一”說的提出，一是不滿于當時讀書談道者的知而不行，言不符實，有心改變學風；二則仍是從龍場的艱苦生活體驗中獲悟，是對其“求理于吾心”說的發(fā)展。陽明所說的“知”，即每個人生而具備的“良知”。陽明所說的“行”，則含義較寬泛。從他所說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知孝知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悌”來看，則“行”包含了與“知”相對立的“實踐”之意。但從他“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一念發(fā)動處便是行了”的表述來看，“行”與“知”又都指人內(nèi)心的認識活動，是“良知”顯現(xiàn)與擴充過程中精神活動的兩種形式。而陽明所說的“良知”，則指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起來的道德心理，是一種融合于人們經(jīng)驗習慣與性情行為中的善良、仁愛、正義的秉性。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人的道德心理產(chǎn)生于實踐，陽明則強調(diào)其主觀性。

正德五年（1510），由于劉瑾倒臺，陽明結(jié)束了謫戍生涯，升任江西廬陵知縣。在廬陵七個月間，他慎選里正，設(shè)立保甲制度，這是首次擔任地方官的施政試驗。不久，升為刑部主事，后調(diào)吏部主事，又升員外郎、郎中，再度成為京官。正德九年，陽明升為南京鴻臚寺卿，活動范圍又回到南方。這一期間，追隨陽明討論學問的學生逐漸增多，每逢師生講學，旁聽者數(shù)以百計。

正德十一年（1516），因閩、贛等處“寇亂”，陽明被薦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福建汀、漳等處。陽明至贛以后，推行十家牌法，編選民兵，使地方實行聯(lián)防自保，然后移文各地官軍會合，十四個月之后，平息了先后延續(xù)數(shù)十年的閩、贛等地“寇亂”。正德十三年（1518），陽明又率軍前往粵北“征寇”，不到兩月，獲勝班師。這期間，陽明以一介書生掌握統(tǒng)兵大權(quán)，實現(xiàn)了他少年時代建功立業(yè)的向往。對于各地的“寇亂”，他剿撫兼施，恩威并用，每平定一處，就奏請在當?shù)卦O(shè)立新縣，然后立社學，定鄉(xiāng)約，行保甲，修書院，整理鹽法，勸諭百姓，對安定地方、鞏固中央政權(quán)統(tǒng)治，立下汗馬功勞。連年征戰(zhàn)之暇，陽明仍不忘講學，門人薛侃、歐陽德等隨侍左右，時時同老師講論“心學”，薛侃并在正德十三年八月將陽明與學生討論問答的語錄《傳習錄》上卷刻印行世。面對連年征戰(zhàn)的成績，陽明并不自矜，在致友人的書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qū)區(qū)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笨梢娝钅畈煌模允堑赖氯烁竦耐瓿?，并將它置于世人所樂于稱道的“事功”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明王朝分封在南昌的寧王朱宸濠起兵反叛。宸濠平素野心勃勃，結(jié)交宦官，招納黨羽，久已蓄謀起兵。由于朝廷的姑息，武宗的昏憒，終于釀成震動朝野的叛亂。陽明當時正在江西，見寧王起兵，未等奉到朝廷命令，就倡義平亂，傳檄各府縣官員率義師共赴豐城會合。雖然事起倉促，兵力遠遠少于寧王，由于調(diào)度有方，指揮若定，僅用四十天時間就收復(fù)南昌，并與叛軍激戰(zhàn)于鄱陽湖一帶，大敗敵兵，生擒了宸濠及其偽官，隨后又克復(fù)九江等地。他所建立的“事功”，與歷史上其他賢哲相比，實屬罕見。

平定宸濠叛亂，并未給陽明帶來進一步作為于時代的機遇。武宗身邊的佞臣嫉妒陽明的功績，百般讒毀，乃至誣告陽明要擁兵造反。陽明的學生冀元亨甚至還被誣陷下獄，死在獄中。陽明經(jīng)歷了風波患難，更加堅信他的“良知”學說，因為良知是明是非、知善惡的，只要聽憑良知的指引，就能心地坦蕩，順應(yīng)事理，置生死禍福于度外。五十歲時，陽明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的口號，作為講學宗旨。不久以后，他返歸家鄉(xiāng)，專意講學。四方學者，北自京師，南至廣東，不遠千里來浙江求學的，有數(shù)百人之多。學生們在紹興建造了陽明書院，門人南大吉收集陽明論學語錄，續(xù)刻了《傳習錄》中卷。

“致良知”說是陽明心學發(fā)展的頂峰，是陽明對“龍場悟道”所得的“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和“知行合一”說的高度概括。陽明認為，“知善知惡是良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在不同場合，陽明又將“良知”說成是“道”、“天理”、“本心”，總之它是人人心中都具有、“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的天賦本性。而“致良知”的“致”，則是恢復(fù)、擴充，使良知達到極致的意思。通常，人的良知不顯露，是由于他們的良知受了“私欲”的蒙蔽。去除私欲，恢復(fù)本性，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將良知運用到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都變得合理，也是“致良知”的功夫。陽明晚年對于良知的學說堅信不疑，反復(fù)譬解，凡有論說，萬變不離其宗，都以“致良知”為指歸。

嘉靖六年（1527），廣西思田州發(fā)生動亂，在鄉(xiāng)講學已六年的陽明，再度奉命帶兵前往征撫。九月出發(fā)，十一月抵達梧州。陽明沿途咨訪，洞悉了動亂發(fā)生的原委，是由于朝廷對當?shù)厣坪蟠胫貌划敚谑巧鲜璩?，提議以撫為主。此后隨宜處置，招降盧蘇、王受等人，不折一兵一卒，即平息動亂，勝利返師。但陽明此行抱病出征，登山涉水，冒暑奔勞，肺病加劇，終于在嘉靖七年（1528）自廣西返回的途中病倒，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江西南安，年僅五十七歲。臨終之刻，門人詢問遺言，陽明說：“此心光明，亦復(fù)何言！”

陽明倡導(dǎo)的“心學”，雖然在哲學體系上仍屬于主觀唯心主義的范疇，其所提倡的“致良知”，主要也仍在于加強實行“孝”、“悌”等封建道德，似乎與歷史上維護封建制的其他思想并無根本分歧；但由于他強調(diào)了“心自然能知”的觀點，并認為“心”所“自然”地作出的反應(yīng)、選擇就是“良知”的體現(xiàn)（參見本書所選《語錄一》），卻可以引導(dǎo)人們從中得出如下的結(jié)論：人應(yīng)該按照“心”所“自然”作出的反應(yīng)、選擇去追求和活動，社會應(yīng)該讓人們這樣做而不應(yīng)加以阻礙，這一結(jié)論，對于封建統(tǒng)治又具有其危險的一面。

當人們在面對某種情況時，其“心”所“自然”作出的反應(yīng)、選擇，雖然常受后天教育的制約，但也直接源自人的本能。例如，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孩子，看到別人的東西，盡管覺得好玩，而且周圍并無別人，他的“心”也不會“自然”地作出把那東西據(jù)為己有的決定；而沒有接受過“不能拿別人的東西”之類的教育，或者因幼小尚未接受此類教育的孩子，在看到其認為可愛的東西時，就會“自然”地拿來（或企圖拿來），而不管其是否屬于別人。很明顯，前者是后天教育的結(jié)果，而后者則出于先天的本能。又如，封建社會中的貧苦農(nóng)民，盡管飽受饑寒之苦，但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在通常的情況下絕不會“自然”地作出搶奪地主財物的選擇（這些教育使他們或覺得搶劫是不道德的，或認識到搶劫會帶來可怕的后果），但當面對嚴重饑荒、要求賑濟遭到拒絕、瀕臨餓死時，求生的本能就會使他們“自然”地產(chǎn)生搶劫地主糧食的愿望并付諸行動。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這種出于先天本能的“自然”要求和選擇，對封建統(tǒng)治往往是危險的，所以封建統(tǒng)治階級總是以其道德、法律等工具來限制、扼殺此類“自然”的要求。而從陽明“心學”中可能引導(dǎo)出的結(jié)論，卻使得基于人的本能而與封建制度相矛盾的若干“自然”要求和行動，成了“良知”的體現(xiàn)，也即成了正義的、應(yīng)該肯定的行為。

正因如此，在陽明“心學”的繼承者中，逐漸分化成了兩派。一派強調(diào)其“致良知”學說中有利于封建道德的鞏固的方面，另一派則根據(jù)其“心自然會知”的學說，強調(diào)人的“自然”要求和欲望，并以此批評、否定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等范疇內(nèi)與當時社會形態(tài)不相適應(yīng)的部分，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股洶涌澎湃的新思潮，其旗手就是杰出的思想家李贄（1527—1602）。這股思潮不僅流行于哲學、文學、藝術(shù)等領(lǐng)域，而且對社會風氣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從這一角度說，陽明“心學”對晚明新思潮的開創(chuàng)、啟迪之功是十分明顯的，它在我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陽明不僅是我國歷史上卓越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散文和詩歌也頗具特色。所以，本書除著重選錄其代表性的哲學作品（語錄）外，也選入了少量文學性的散文和詩篇。

吳格（復(fù)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