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地域因素

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興盛在小說史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1]，明末清初是一段風云變幻、生動復雜的歷史，特殊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與思想文化諸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西湖小說興盛的外部宏觀環(huán)境。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和史學家丹納認為，“偉大的藝術和它的環(huán)境同時出現(xiàn)，決非偶然的巧合”，文藝作品的產(chǎn)生不僅取決于“時代精神”，而且取決于“周圍的風俗”^[2]。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繁榮作為一種令人矚目的地域文學現(xiàn)象，更直接、深入地扎根于特定地域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現(xiàn)實的土壤之中。我們從“東南形勝”稱譽下杭州西湖的歷史地理發(fā)展概況及其引發(fā)的夢華懷舊情結(jié)，杭州作為運河之城與交通樞紐對小說創(chuàng)作和流通的影響，明末清初杭州書坊的小說刊刻與杭州小說家群的創(chuàng)作情況，以及西湖故事的積累四個方面來討論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地域因素。

第一節(jié) 東南形勝與夢華懷舊

宋代著名詞人柳永的都市風光詞代表作《望海潮》贊嘆杭州道：“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在“承平氣象，形容曲盡”中歌詠西湖勝景^[3]，為杭州打造了一張光彩奪目的都市文化名片^[4]。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更是自豪地宣稱：“天下山水之秀，寧復有勝于西湖者哉！”^[5]“東南形勝”之譽記錄了杭州西湖的昔日榮華，也與后世的失落共同催生了一種夢華懷舊情結(jié)，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昔日的榮華

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興盛首先扎根于杭州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之中。前朝經(jīng)濟文化的繁榮，特別是南宋時期的帝都文化使明末清初西湖小說津津樂道唐宋風韻與帝都盛事，洋溢著昔日濃郁的榮華氣息。在筆者重點考察的111篇西湖小說作品中，敘說唐宋遺事的多達75篇，比例約占67.6%，其中取材南宋的就有51篇（另有12篇所敘時代不詳，見附錄一、二），占關于唐宋故事篇目的68%與全部篇目的45.9%。時人談及杭州，無不參照昔日的帝都風貌。如明代正德三年（1508），西湖實施了南宋之后最大的一次疏浚工程，意欲“復唐宋之舊”^[6]。明清時期的西湖及杭州沐浴在帝都文化的余暉中，造成西湖小說標舉“況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跡奇聞，史不勝書”^[7]?！段骱言挕泛汀段骱返壬鷦诱宫F(xiàn)了前人艱苦卓絕的杭州創(chuàng)業(yè)史，昔日的繁華與榮耀盡顯其中。因此，我們在探討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興盛原因時，不能不將目光回溯到唐宋時期綻放于杭州西湖畔的盛世繁華。

杭州見于史載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8]?！板X唐”是杭州的古稱，自秦至兩晉，它一直只是會稽郡或吳郡的屬縣。梁太清三年（549），錢唐縣升為臨江郡。陳禎明元年（587），又置錢唐郡，轄錢唐、于潛、富陽、新城、桐廬，屬吳州。到了隋代，“開皇中，移州居錢唐城”，“大業(yè)三年置余杭郡”^[9]，后改名為杭州。滄海桑田，在隋煬帝大業(yè)六年（610）鑿通江南運河后，杭州成為京杭大運河的南端關鑰，終于迎來了它騰飛的契機，具備了成為大都市的優(yōu)越條件。到了中唐時期，杭州遂以“東南名郡”見稱于世^[10]。白居易說：“江南列郡，余杭為大?！?sup>[11]《西湖佳話·白堤政跡》講述唐德宗時期，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入城，“遂致生聚漸繁，居民日富。凋敝人情，轉(zhuǎn)變作繁華境界”^[12]。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筑堤捍錢塘湖，鐘瀉其水，溉田千頃”^[13]，“錢塘湖”即是西湖。兩位先賢的治湖措施較好地解決了城市用水與農(nóng)田灌溉的難題，為杭州的飛速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唐末五代時期，錢氏家族治杭八十余年，為杭州的繁榮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功績，“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二郡，因錢氏建國始盛”^[14]。一些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作品，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吳越王再世索江山》、《西湖佳話·錢塘霸跡》等，對此高度贊揚與精彩演繹。吳越王錢镠曾兩次大規(guī)模地擴建杭州城，“筑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于東南”^[15]。以十座城門之一的朝天門為例，“規(guī)石為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為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閱門對辟，名曰武臺，夷敞可容兵士百許”^[16]。一座城門就如此雄偉壯觀，整座城市的規(guī)模也可略窺一二，正所謂“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17]。后梁開平四年（910），錢镠被封為吳越王，杭州一躍成為國都，“東南形勝第一州”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錢镠為了“儲精氣之美、人文之盛”，致力治水，發(fā)展農(nóng)桑，繁榮經(jīng)濟，歐陽修《有美堂記》稱贊道：“獨錢塘，自五代始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余萬家。環(huán)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可謂盛矣?！?sup>[18]蘇軾也說：“（吳越）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sup>[19]在兵燹綿延的軍閥時代與入宋鼎革之際，南唐國都金陵（今南京）“頹恒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長安（今西安）、洛陽、揚州等地也淪為戰(zhàn)爭廢墟。杭州因錢氏巧于周旋，“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20]，成了天堂樂土，其繁榮富盛已非其他久經(jīng)浩劫的城市所能比擬?！段骱言挕ゅX塘霸跡》等小說深切緬懷錢镠對杭州的豐功偉績云：“下仁萬姓，保全土地，不遭涂炭……其功與帝王之功自一揆矣，故能生享榮名，死垂懿美于無窮?！?sup>[21]

杭州入宋后，承吳越繁榮之余緒，繼續(xù)綻放異彩。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為梅摯赴任題送別詩，稱贊杭州是“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22]。宋人陶谷說杭州“輕清秀麗，東南為甲。富兼華夷，余杭又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宮也”^[23]。曾任職杭州的蘇軾說：“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sup>[24]據(jù)文獻記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杭州城的商稅高達82173貫228文，遠遠超過蘇州的51034貫929文^[25]，僅次于汴京（今河南開封）。

“靖康之變”后，杭州因宋室南渡而獲得飛躍發(fā)展。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駕幸杭州，紹興八年（1138）定都于此，稱之“行都”。杭州一躍成為天子之城，成為南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馬可·波羅在南宋亡國后游歷杭州，仍以“天城”相稱，贊其為“世界最富麗名貴之城”^[26]。杭州在南宋的帝都繁華及元初的余緒，在“臨安三志”、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還有《馬可·波羅行記》中都有詳盡的記載。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懷舊之作中，我們也能領略到它昔日的風采?！毒劳ㄑ浴返诙怼稑沸∩崞瓷捙肌沸Q：“至大宋高宗南渡，建都錢塘，改名臨安府，稱為行在，方始人煙輳集，風俗淳美……”^[27]《西湖二集》第十一卷《寄梅花鬼鬧西閣》贊道：“那時宋高宗南渡，已二十年，臨安花錦世界，更自不同。且把臨安繁華光景表白一回……”^[28]接下來連篇累牘鋪敘杭州的“花錦世界”，自豪之情與炫耀之態(tài)溢于言表。關于南宋杭州的經(jīng)濟繁榮，史料筆記有大量記載?！秹袅讳洝氛f：“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游人始?。晃骞溺婙Q，賣早市者又開店矣?！?sup>[29]商業(yè)繁榮，店鋪林立。當時杭州人口已突破百萬，馬可·波羅稱全城有一百六十萬戶，恐言之過甚，但《夢粱錄》說“不下數(shù)十萬戶，百十萬口”當合事實，它又具體描述說：“城南西東北各數(shù)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shù)日經(jīng)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州郡?！?sup>[30]據(jù)馬可·波羅所記，臨安當時有十二種職業(yè)，各業(yè)共有一萬二千戶^[31]，有數(shù)以十萬計的人在從事各種手工業(yè)生產(chǎn)。僅官營手工業(yè)作坊就有少府監(jiān)、將作監(jiān)、軍器監(jiān)等所屬的上百個作坊。這些作坊不僅規(guī)模大，而且分工細致、制作精良。據(jù)《夢粱錄》所列，臨安的絲織品有綾、羅、錦、剋絲、杜緙、鹿胎等數(shù)十種之多^[32]。

宋代杭州的文化教育事業(yè)十分發(fā)達?！八螘r刻本以杭州為上”^[33]，杭州在北宋時已是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在南渡后更是獨領風騷。時人葉夢得（1077—1148）說：“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sup>[34]近人王國維也說：“北宋監(jiān)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臨安為行都，胄監(jiān)在焉，書板之所粹集?！?sup>[35]據(jù)他的《五代兩宋監(jiān)本考》載，宋代監(jiān)本有一百八十二種，其中大半在杭州刻印。杭刻書籍精美絕倫，是宋版書中的精品。杭州是南宋的教育中心。朝廷在此設有太學、武學和宗學，合稱“三學”。太學為全國最高學府，舍宇壯麗，規(guī)模宏大。此外還有府學、縣學、鄉(xiāng)校、家塾、舍館、山學、廟學、書院等，遍布杭州的大街小巷與近郊山村，“每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36]，可見文風與學風之盛。這些在西湖小說中也都留有生動的印記。如《警世通言》第十四卷《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就講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吳秀才來杭州參加科舉考試，落榜后因為缺乏盤纏，羞歸家鄉(xiāng)，于是開個學堂謀生，等待下一次考試。

二、后世的失落

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軍統(tǒng)帥、丞相伯顏以二十萬鐵騎攻陷杭州。三年后，陸秀夫背負幼帝趙昺在廣東崖山跳海殉國，南宋滅亡。盛極必衰是一個無法逃脫的必然規(guī)律，帝國的落日余暉終趨暗淡消退。從元朝到清代，曾是世界上“最富麗名貴之城”的杭州在各方面的優(yōu)勢地位逐漸衰落，表現(xiàn)如下：

（一）政治中心地位的喪失。南宋滅亡，杭州喪失了作為帝國政治中心的至尊地位，甚至連“東南第一州”的稱譽亦不能保。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臨安府被改為杭州路，領八縣一州，隸屬江淮行省。至元二十一年（1284），盡管江淮行省治所自揚州遷至杭州，但又分出福建道另立行省，轄境已大為減縮。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66），杭州府隸屬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浙江省境還不及元代江浙行省的三分之一。鄰近的南京是明代洪武至永樂年間的首都、永樂十八年之后的陪都與清代兩江總督駐地，杭州已是相形見絀（清代閩浙總督駐地是福州）。政治地位的此消彼長褪盡了杭州的帝都榮耀，隨之而來的便是深深的惆悵與失落。如《情史·衛(wèi)芳華》中，滕生夜泊西湖，在亡宋故宮的廢墟中邂逅已化鬼魂的宮人衛(wèi)芳華。她深情追憶了南宋時杭州的帝都繁華。無論是滕生眼中西湖聚景園廢墟上的“頹毀”實景，還是衛(wèi)芳華所唱西湖詩詞中的“前朝舊事”，都飽含著“悵別館離宮”、榮華一去不復返的無奈與痛惜^[37]，這份“繁華總隨流水”的酸楚與失落沉淀在杭州的歷史文化深處，成了元明清時期杭州人的集體意識與共同回憶。

（二）經(jīng)濟文化實力的衰退。吳越國與南宋時期，杭州作為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優(yōu)勢地位十分突出。到了元明清時期，不但這種比較優(yōu)勢逐漸失去，而且被南京、蘇州等其他大城市超越，某些方面還拉開了較大差距。在明代初年，杭州的經(jīng)濟地位被漕運、鹽運中樞揚州所超越。隨著商品經(jīng)濟與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工商業(yè)城市共有三十三個，其中南方有二十四個，江浙占十一個^[38]。此外，明代中后期倭寇騷擾與政府禁海政策對杭州的影響甚大，加上城內(nèi)運河日淤日淺，塞為街衢，杭州通商互市之利與漕運交通之便大為遜色，優(yōu)勢地位進一步被削弱。明代成化年間，郎瑛已是如此比較蘇州與杭州：“若以錢糧論之，則蘇十倍于杭?！?sup>[39]斗轉(zhuǎn)星移，此消彼長，這一狀況與前文所引北宋熙寧年間的商稅數(shù)據(jù)形成強烈的反差。

杭州作為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軌跡亦是如此。以刻書為例，元軍統(tǒng)帥伯顏丞相在攻陷杭州后，將典籍國冊洗劫一空，許多刻工與書版也被擄掠北上。明初，朱元璋又將“西湖書院”所藏南宋國子監(jiān)書版調(diào)運南京，王國維稱此為“吾浙之寶藏俄空焉”^[40]。如此巨大的損失嚴重影響了杭州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杭州的刊刻業(yè)在宋代被譽為“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到了明代卻被貶斥為“今杭刻不足稱矣”^[41]。陸深（1477—1544）甚至宣稱“今杭絕無刻”^[42]，毛春翔先生也說：“有明一代，杭州刻書之業(yè)，凋敝不堪，無足稱述?！?sup>[43]此論雖存偏頗，但深切痛惜杭州的刻書少有精品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杭州刊刻業(yè)衰落的趨勢。明代胡應麟（1551—1602）說：“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44]此時蘇州、南京等地取代了杭州的優(yōu)勢地位，應是事實。到了清代，文化專制統(tǒng)治進一步加強，文字獄洶涌泛濫，文化繁榮的浙江就淪為重災區(qū)，如“莊氏史案”“呂氏文選案”“齊氏游記案”等均因著書、刻書或售書招罪，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在兩宋時期獨占鰲頭、綻放異彩的杭州刻書業(yè)再也沒有恢復昔日的地位和輝煌。

（三）兵燹與天災的破壞。元軍攻下杭州后，將南宋所藏典籍圖冊、禮樂重器盡數(shù)北擄，宮中被洗劫一空。時人描繪“陵廟成焦土，宮墻沒野蒿”^[45]，“蕭條垂柳映枯荷，金碧樓空水鳥過”^[46]，就是真實的寫照。西湖遂遭廢棄，“有元一代，守令治西湖者無人，湖遂廢而不治，故《元史·河渠志》不及西湖……元時不事濬湖，沿邊泥淤之處沒為茭田荷蕩，屬于豪民。湖西一帶葑草蔓合，侵塞湖面，如野陂然?！?sup>[47]昔日西湖的繁華世界淪為一片廢墟，以致《元史·河渠志》都忽略了西湖的存在。為了徹底摧毀宋人的民族尊嚴與反抗斗志，元軍還在福寧殿等處修建白塔，鎮(zhèn)壓宋帝諸陵遺骨，進行強烈的政治侮辱與民族歧視。這些成了杭州歷史上揮之不去的陰影與傷痛，并映照留存在西湖小說當中，如《西湖二集》第二十六卷《會稽道中義士》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詳盡描繪與激烈控訴，“家家無不痛哭流涕，悲憤之極，不能仰視”^[48]。

元至正十九年（1355）十二月，常遇春率師進攻杭州，“城門閉三月余。各路糧道不通……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聊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49]。杭州城一度成為人間地獄，慘不忍睹。明清鼎革，清軍攻下杭州后，浙江民眾抗清斗志高漲。清廷認為杭州乃“江海重地，不可無重兵駐防，以資彈壓”^[50]，于是從順治五年（1648）六月開始，在西湖等地建立旗營，強迫百姓遷徙?！榜v防將領恃威放肆，或占奪民業(yè)，或重息放債……種種為害，所在時有”^[51]，駐防旗人對當?shù)孛癖姷膲浩扰c剝削十分殘酷。

除了鼎革戰(zhàn)亂給杭州帶來的巨大災難，天災的打擊也是毀滅性的?；馂囊恢笔呛贾莩堑呢瑝簟H南宋建都期間，杭州城就至少發(fā)生二十一次大火災，所毀多在萬家以上，但以京師的政治地位與殷盛實力，災后都能基本恢復。此后頻繁的大火災使杭州元氣大傷，難以恢復。如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杭州的一場火災，“總計燒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六所七披，民房計一萬三千一百八間，官房一千四百二十四間，六所七披，寺觀一千一百三十間，功臣祠堂九十三間。被災人戶一萬七百九十七戶，大小三萬八千一百一十六口?？梢宰再犝咭磺б皇龖?，大小四千六十七口。燒死人口七十四口”^[52]，第二年的四月一日，“又災，尤甚于先，被災者二萬三千戶，燒官廨民廬幾盡”。據(jù)《元史·五行志》記載，從至元二十二年到至正三年（1286—1343）的五十七年中，杭州發(fā)生火災二十余次，平均不到三年就發(fā)生一次較大的火災。明末又是一個火災頻發(fā)的高峰。據(jù)龔嘉儁、李楁修纂的光緒《杭州府志》卷八十三《祥異》載，從嘉靖三十年到崇禎十七年（1552—1644）的約九十年間，杭州發(fā)生大火災十九次，平均不到五年一次。這種趨勢一直持續(xù)到清初。康熙年間（1662—1772），規(guī)模較大的有十余次，平均六年就發(fā)生一次大火。頻發(fā)而又巨大的火災給杭州城帶來了無可估量的損失，“數(shù)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實基于此”^[53]。本文將在第二章第二節(jié)中予以詳析，茲不贅述。

三、夢華懷舊情結(jié)

杭州在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與南宋兩度為都，由于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的優(yōu)勢地位，形成了一種皇（王）城文化和帝都意識。這種文化意識牢固、鮮明地定格在歷史的記憶之中，在杭州的歷史傳統(tǒng)和社會心理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這是西湖小說家津津樂道“唐宋遺韻”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礎。這座昔日“世界最富麗名貴之城”留給歷史和它的市民太多可以訴說與追憶的奇聞逸事。西湖小說津津樂道的“流風遺韻，古跡奇聞”，確實是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與文化遺產(chǎn)。它們在太平盛世可以妝點繁華，在黑暗亂世則成了杭州人的精神安慰與理想寄托。

月滿則虧，盛極必衰。南宋之后，杭州作為王朝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中心的至高地位一去不返，就連區(qū)域性中心的地位也受到鄰近的南京、蘇州等城市的強大挑戰(zhàn)，甚至被取代。前朝與后世對比中強烈的反差和失衡，是杭州人在后南宋時代不得不面對的尷尬與窘迫。正如《情史·衛(wèi)芳華》慨嘆：“繁華總隨流水，嘆一場春夢杳難圓?！痹趶娏业氖渲?，油然而生的是追憶夢華的懷舊情結(jié)。懷舊情結(jié)在文學藝術中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中國古人愛如班固《西都賦》所說的“攄懷舊之蓄念，發(fā)思古之幽情”，西方文學家認為“唯一真實的樂園是人們失去的樂園……幸福的歲月是失去的歲月”^[54]。已經(jīng)失去且無法復得的東西顯得越加珍貴，通過撫今追昔，在古與今、理想與現(xiàn)實的對照中，懷舊能把最普遍、深刻、敏感的追思和眷戀，沉淀和銘刻在這片土地上某些人群的集體潛意識與記憶深處。當受到眼前風物與現(xiàn)實事件的刺激、觸發(fā)時，這種夢華懷舊情結(jié)便條件反射式地表現(xiàn)出來，小說作者“感到只有沉溺在過去時間的記憶中才能確證自我，而現(xiàn)時的空間則是人產(chǎn)生孤獨和無助感的直接原因……”^[55]從而影響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審美心理。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也是如此，夢華懷舊情結(jié)不僅影響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與審美趨向，而且契合杭州地域文化浸染下的小說讀者的接受習慣與審美情趣。其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復古思潮中的懷舊情結(jié)。明代尚古好古之風盛行，文人競相以復古為高。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就“悉命復衣冠如唐制”^[56]。盡管此舉是為了“去胡化”，但也影響了后世的復古風氣。明代文士崇尚復古，如名臣王鏊（1450—1524）上疏求才“必以通經(jīng)學古為高”^[57]，趙時春（1509—1567）上書請命“復古冠婚、喪祭之禮”^[58]。大儒謝復（1441—1505）因“居家孝友，喪祭冠婚，悉遵古禮”而聲名卓著^[59]。有明一代的社會思潮普遍存在一種“厚古薄今”的觀念，好將歷史上某一繁盛時期的風尚奉為圭臬，加以頂禮膜拜。明代中期，“前后七子”高舉復古大旗，倡言“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60]，文學復古思潮盛行。對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而言，縈繞在杭州“黃金時代”的唐風宋韻，自然也是復古懷舊的對象，即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所說：“況重以吳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載，流風遺韻，古跡奇聞，史不勝書……”^[61]

（二）城市文化與風俗流變中的懷舊情結(jié)。明代中后期與清代“康乾盛世”時期，城市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雖然時過境遷，但一些故物遺風依然執(zhí)著地留在杭州的市井與湖山之間。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學家王士性（1547—1598）說：“杭俗儇巧繁華，惡拘檢而樂游曠。大都漸染南渡盤游余習?！?sup>[62]指出杭州的城市文化與消費習慣還留有南宋的帝都習氣。同一時代的杭州人張瀚（1510—1593）也說：“吾杭終有宋余風?！?sup>[63]明代杭州人田汝成還例舉“說話”等文化消費活動說：“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sup>[64]他又舉出明代杭州的許多方言發(fā)音“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65]。昔日梨園市語中的宋人口音與腔調(diào)在數(shù)百年后，依舊縈繞、回蕩在西子湖畔，可見杭州地域文化中的前朝遺風與懷舊情結(jié)是何其的鮮明、濃厚。這些又都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將在第三章詳析。

（三）鼎革戰(zhàn)亂中的懷舊情結(jié)。明清鼎革之際，干戈紛擾，先是“甲申之變”，崇禎皇帝自縊，隨后中原大片河山淪陷于清軍的鐵騎之下。江南士紳對此感到天崩地裂，悲憤莫喻，“萬古痛心事，崇禎之甲申。天地忽崩陷，日月并湮淪”^[66]。尤其是對于杭州而言，歷史驚人地相似，似乎在重演四百年前同樣屬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鐵騎踏進臨安的悲劇。清軍南下后，江南人民紛紛投入抗清斗爭，涌現(xiàn)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義士。如被稱為“西湖三杰”之一的抗清英雄張煌言在兵敗被俘后，于康熙三年（1664）八月被押至杭州，作《入武林二首》（《甲辰八月辭故里》），其二曰：“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gu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67]對葬在西子湖畔的英雄于謙、岳飛表達了深切的緬懷與景仰之情。在被清廷殺害于杭州官巷口之前，張煌言留下絕命詩《憶西湖》：“夢里相逢西子湖，誰知夢醒卻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添得新祠一座無？”再次表達對西湖豪杰于謙、岳飛的景仰，并決意效法先賢舍生取義，魂歸西湖。這種情結(jié)也隱微寄寓在西湖小說，如《觚賸·布囊焚余》等篇目之中。

（四）在清王朝嚴酷統(tǒng)治下的懷舊情結(jié)。清代杭州著名詩人龔自珍的《詠史》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鼻逋醭訌娢幕瘜Ｖ?，在意識形態(tài)控制上十分嚴苛。洶涌泛濫的文學獄潮與禁書運動給許多人帶來了牢獄之災和刀斧之禍，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杭州小說家創(chuàng)作、杭州書坊刊刻的一些反映明末清初變亂的時事小說紛紛遭到禁毀，如杭州崢霄館主人陸云龍創(chuàng)作、刊刻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陸人龍創(chuàng)作、杭州翠娛閣刊刻的《遼海丹忠錄》等作品就曾多次被列入禁毀書目。西湖小說作家多不敢言及近世人事，多借唐宋遺事來隱晦述懷。

總之，杭州在唐宋時期的輝煌歷史與燦爛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至關重要的精神資源與情感寄托，而這在與后南宋時代的興衰對比中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差與失衡。由此產(chǎn)生的夢華懷舊情結(jié)浸染了西湖小說作者的審美情趣與創(chuàng)作動機，并滲透到讀者的審美心理與接受習慣之中。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一個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第二節(jié) 運河之城與交通樞紐

運河是人工開鑿的通航河道，具有非常重要的航運、灌溉、分洪、排澇與供水等功能。中國具有十分悠久的運河建設史，開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運河。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杭州就是這條運河上的南端關鑰與交通樞紐。杭州作為運河之城，對西湖小說的興起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運河之城與西湖小說興盛的地理基礎

如果說“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那么杭州之有運河，如人之有血脈。杭州可謂一座運河之城，其具體表現(xiàn)在：

其一，杭州擁有源遠流長的運河開鑿與疏浚歷史。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置錢唐縣，即杭州的前身。錢唐在置縣之前已進入了運河時代。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始皇造通陵……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68]。此后，從東晉開鑿西興運河，到隋煬帝鑿通江南運河，唐中宗和懿宗開鑿外沙、中沙、里沙三河，吳越國開挖菜市河與龍山河，再到宋代淳祐年間開鑿新運河，元末張士誠開挖新運河，明清多次疏浚城區(qū)運河等等，杭州的發(fā)展史就是一部運河開鑿與疏浚的創(chuàng)業(yè)史。

其二，杭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南端關鑰。大業(yè)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鎮(zhèn)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廣十余丈”^[69]，加上之前鑿通的古邗溝、廣通渠、通濟渠與永濟渠等，形成了一個多枝樹狀運河水系。不管北段的京城隨鼎革如何變成長安、洛陽、汴京、大都等，“杭”一直都是大運河的南端關鑰——杭州。

其三，杭州是浙東運河的西部起點。浙東運河又稱杭甬運河，始于春秋開鑿的山陰故水道，貫通富饒的寧紹平原，連通杭州與寧波海港，是浙江境內(nèi)最重要的水運干線之一。

其四，杭州擁有非常發(fā)達的城內(nèi)運河網(wǎng)絡。俄國沙皇的使節(jié)尼古拉·斯帕塔魯·米列斯庫于1675年出使中國，他描述杭州道：“城市位于河川密布地區(qū)，還挖掘了許多運河，河上可通行大船。”^[70]杭州歷史上曾有上塘河、下塘河、菜市河、鹽橋河、茆山河、北關河、清湖河、新開運河等多條城內(nèi)運河，縱橫交錯，交通便利，是構(gòu)成杭州城“西門水、東門菜、北門米、南門柴”的生活空間與物流體系的重要脈絡。

可見，杭州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運河之城。它因運河而興，運河滋養(yǎng)了這座城市的繁榮發(fā)展，奠定了西湖小說興起的基礎條件，具體表現(xiàn)為：

首先，運河奠定了杭州作為水運樞紐與江海門戶的重要地位，促進了杭州的交通與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提高了杭州的城市地位。京杭大運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與“黃金水道”，成為一條保障王朝物質(zhì)供給的生命線。浙東運河是嶺南、福建等地經(jīng)海路轉(zhuǎn)道寧波，到達杭州及北上的重要途徑，也是日本、朝鮮與東南亞使者和商人經(jīng)“海上絲綢之路”出入我國的重要通道。因此，杭州“引江為河支流于城之內(nèi)外，交錯而相通，舟楫往來，為利甚博”^[71]。前文述及杭州在中唐時期以“東南名郡”見稱于世，白居易頌揚“江南列郡，余杭為大”，宋仁宗稱譽杭州為“東南第一州”，北宋杭州商稅名列前茅，杭州在南宋時更是成為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中心，后來被馬可·波羅贊為“世界最富麗名貴之城”，其實都離不開運河的巨大貢獻。西湖小說的興起離不開杭州的商業(yè)繁榮與經(jīng)濟發(fā)展，運河在其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運河重塑、擴大了杭州的城市空間。杭州城南為丘陵地帶，東南瀕臨錢塘江，交通條件非常不利。秦始皇巡視此地，“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72]。而且，錢塘江岸的地形限制了城市的空間拓展。這是杭州城在隋唐之前發(fā)展遲緩的重要原因。隋唐之后，運河成為城市發(fā)展的主軸?！昂汲墙允褰值?，非泥沙比，車輪難行，所以用舟楫及人力耳”^[73]，航運便利吸引商業(yè)和居住沿運河兩岸擴張，將杭州城從逼仄的城南江干地帶解放出來。由此，杭州城以運河為骨架和經(jīng)絡呈南北延伸，碼頭、工商業(yè)區(qū)沿運河水道呈帶狀布局，構(gòu)建城市的基本空間形態(tài)^[74]。例如，吳越國在子城的基礎上修筑夾城、羅城，拓展東南城垣，都直接受到運河導向的巨大影響。杭州城的南部和西部城垣因受到錢塘江、西湖的限制，幾無變動，城區(qū)主要沿鹽橋河和茆山河延伸，形成了南北修長、東西狹窄的“腰鼓城”。因此，運河重塑、擴大了杭州的城市空間，是杭州城市發(fā)展的主推動力。《西湖二集》《西湖佳話》等西湖小說津津樂道的市井社會、精彩呈現(xiàn)的文學空間就建立在運河塑成的“腰鼓城”的基礎上。

最后，運河豐富了杭州的地域文化精神。運河讓杭州成為江海門戶和商業(yè)中心，賦予了這座城市以海洋文化與商業(yè)文化的流動性、開放性和包容性，使其大量吸引外來人才，大膽吸收外來文化。各色人等，四方輳集。北方戰(zhàn)亂，大量難民經(jīng)大運河來此避亂。和平年代，大量的外地商人和文士也紛至沓來，如鳳凰山被稱為“客山”，“其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75]。元代薩都剌、貫云石和邁里古思等西北少數(shù)民族詩人曲家都曾寓居杭州，所謂“朔方奇俊之士風致，自必樂居之”^[76]。不僅如此，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的使者、商人與僧侶很多就通過浙東運河中轉(zhuǎn)杭州，再經(jīng)大運河赴京這條路線出入中國，如唐宋時期的日本遣唐副使津吉祥、高麗僧人義天，明朝時的朝鮮人崔溥、日本使者策彥周良等，后兩者的杭州旅程分別記載在《漂海錄》與《初渡集》《再渡集》中。運河帶來了多元文化因素，豐富了杭州的地域文化精神。西湖小說就是扎根于這種文化土壤而興，它的種子經(jīng)運河流布到這里，也因此被賦予了流寓文學的特質(zhì)。

二、交通樞紐與西湖小說興盛的優(yōu)越條件

我們接下來探討杭州作為運河之城和交通樞紐，如何造就西湖小說在南宋至元代的初興。

說話伎藝曾興盛于北宋汴京，《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載了當時的瓦舍盛況。不過，“靖康之變”導致大批說話藝人紛紛南渡。由于京杭運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77]，成了南渡最重要的路線^[78]。建炎元年（1127）冬，宋高宗面對金兵繼續(xù)南下的嚴峻局勢，經(jīng)汴河退守揚州，又經(jīng)江南運河逃到杭州。后來為躲避金兵的追擊，高宗經(jīng)浙東運河輾轉(zhuǎn)于紹興、寧波等地，最終定都杭州?！案咦谀隙桑裰畯恼呷鐨w市”^[79]，北方難民紛紛“自汴泛舟至京口”，再經(jīng)江南運河逃到杭州，幾經(jīng)輾轉(zhuǎn)，也最終定居在以杭州為中心的東南地區(qū)?！按篑{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80]，以皇室貴族、軍人與汴京百姓為代表的北方難民成為杭州人口的主體，“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輳駢集，數(shù)倍土著”^[81]，數(shù)量竟然是本地人的數(shù)倍，因而迅速改變了杭州的文化生活。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說話伎藝也經(jīng)運河遷至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東京夢華錄》的作者孟元老就是在“靖康之變”后經(jīng)大運河逃至杭州的汴京人，他在該書中記載了北宋汴京的勾欄瓦舍和說話藝人。京華煙云，繁華飄零，昔日喧鬧的瓦舍與光鮮的說話藝人也被迫像孟元老那樣，紛紛流落杭州。南宋吳自牧《夢粱錄》載：“杭城紹興間駐蹕于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nèi)外創(chuàng)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sup>[82]《咸淳臨安志》卷十九亦載：“紹興和議后，楊和王為殿前都指揮使，以軍士多西北人，故于諸軍寨左右營創(chuàng)瓦舍，召集伎樂，以為暇日娛戲之地。”^[83]為了滿足南渡移民的娛樂生活和精神需求，南遷的說話藝人也需要重操舊業(yè)來謀取生計，瓦舍于是在杭州應運而興?！段骱先朔眲黉洝贰抖汲羌o勝》《夢粱錄》《武林舊事》《醉翁談錄》等南宋至元初的文獻詳細記載了杭州的瓦舍盛況、說話藝人與具體名目，其特點具體表現(xiàn)為：

（一）瓦舍數(shù)量多，且多靠近運河。《夢粱錄》卷十九“瓦舍”條記載杭州瓦舍十七處，《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條載有二十三處，《西湖老人繁勝錄》載有二十五座。而且很多就建在運河畔，如菜市橋畔的菜市瓦子、行春橋畔的行春瓦子、清泠橋畔的南瓦子、眾安橋畔的下瓦子、米市橋瓦子等。瓦舍文化經(jīng)運河南來，自然先在岸邊開花結(jié)果。

（二）經(jīng)營場所豐富多樣。除了專門的瓦舍，杭州的很多茶肆酒樓也成了表演說話的多功能場所，如《夢粱錄》卷十六“茶肆”記載了一座王媽媽家“一窟鬼茶坊”，《西山一窟鬼》是當時非常著名的說話名目，該茶館用來招徠顧客，樹立品牌。此外還有很多臨時場所表演說話，《武林舊事》記載：“或有路歧，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sup>[84]“打野呵”就是在游人密集區(qū)臨時設場表演。

（三）說話藝人的專業(yè)性與文化層次大有提高，小說話本脫穎而出。據(jù)《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醉翁談錄》等統(tǒng)計，南宋杭州有名號的說話藝人不下一百一十人，這支龐大的專業(yè)隊伍遠遠超過《東京夢華錄》所載北宋汴京十四位有名號者。而且，南宋杭州說話伎藝分類不斷細化，專業(yè)性不斷加強，如《都城紀勝·瓦舍眾伎》將“小說”分為三類，《夢粱錄·小說講經(jīng)史》分為六類，《醉翁談錄·小說開辟》分為八類。杭州的說話藝人與底層文人還成立了行會組織，如古杭書會、武林書會、雄辯社等，相互切磋，提高伎藝。南宋羅燁說：“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論才詞有歐、蘇、黃、陳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sup>[85]可見南宋說話藝人尤其是小說藝人博學多才，文化素養(yǎng)很高。所以，《夢粱錄》感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86]上述文獻所載南宋杭州有名號的小說藝人就有六十位，而《東京夢華錄》所載北宋汴京有名號的小說藝人僅有六位。

（四）涌現(xiàn)出眾多技藝精湛的女性說話藝人。據(jù)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條和元代夏庭芝《青樓集》記載，南宋到元代的杭州女性說話藝人眾多，著名者如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史惠英、陸妙靜、陸妙慧、陳郎婦、時小童母女、胡仲彬之妹、朱桂英等。元代楊維楨《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云：“錢唐為宋行都，男女痡峭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上太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若棋待詔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jīng)為陸妙慧、妙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瑞娘，影戲為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87]可見，杭州的女性說話藝人不僅數(shù)量眾多，而且技藝精湛，得到了皇室的高度贊賞。這對豐富說話隊伍的成分，提高行業(y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說話伎藝在杭州茁壯成長，根深葉茂，到了明代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88]。正是一代代的說話藝人，尤其是“京師老郎”薪火相傳，培育了西湖小說，將其發(fā)揚光大。如源于宋人舊篇的《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龍虎君臣會》稱“這話本是京師老郎流傳”，《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也稱：“原系京師老郎流傳?！薄杜陌阁@奇》卷二十一《袁尚寶相術動名卿鄭舍人陰功叨世爵》說：“此本話文叫做《積善陰騭》，乃是京師老郎傳留至今?！薄抖膛陌阁@奇》卷二十八《贈芝麻識破假形擷草藥巧諧真偶》也說：“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為《靈狐三束草》?！边@些京師老郎主要是當年汴京的說話藝人，很多說話故事就是他們傳至杭州的。他們在杭州也培養(yǎng)了不少傳人，后世的戲曲行業(yè)流行“老郎”崇拜，將戲神附會到杭州鐵板橋頭的田老郎身上^[89]，依稀可見其中的影響。

明末清初是西湖小說的興盛期，除了周清原、陸云龍、陸人龍等杭州人，外來小說家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們很多就是經(jīng)運河來往杭州。自號“湖上笠翁”的李漁就是一個典型，他在順治七年（1650）舉家從蘭溪經(jīng)錢塘江、貼沙運河移居西湖畔。順治十三年（1656），《無聲戲一集》問世。第二年，他開始經(jīng)江南運河來往于杭州與南京，《無聲戲二集》問世。順治十五年（1658），他數(shù)次經(jīng)運河往來杭州與南京，《無聲戲合集》與《十二樓》問世?？滴踉辏?662），李漁移居南京?？滴跏辏?677），李漁又遷回杭州，直至終老西湖。他的《無聲戲》《十二樓》和諸多戲曲作品就創(chuàng)作于運河畔。另如自號“西湖鷗吏（史）”的丁耀亢于順治十七年（1660）因赴任惠安（今屬福建）縣令，經(jīng)江南運河來到杭州，在此最終完成了《續(xù)金瓶梅》的創(chuàng)作并作自序。凌濛初曾從湖州（后寓居南京）經(jīng)大運河赴杭州鄉(xiāng)試，屢次不第后開始創(chuàng)作“二拍”。

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具有鮮明的商業(yè)消費性質(zhì)，“通俗小說由于本身的特點，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商品生產(chǎn)，交換環(huán)節(jié)后才能成為廣大讀者欣賞的讀物”^[90]。西湖小說的興起也離不開傳播的力量。宋代杭州的刊刻業(yè)非常發(fā)達，宋人葉夢得說：“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sup>[91]王國維也說：“北宋監(jiān)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臨安為行都，胄監(jiān)在焉，書板之所粹集?！?sup>[92]杭州只是北宋數(shù)個刻書重鎮(zhèn)之一，朝廷將監(jiān)本大半交由杭州刊印，汴京到杭州的運河交通便利是一個重要原因?！熬缚抵儭焙螅昃┑臅慌c工匠紛紛經(jīng)運河南渡，杭州刻書如虎添翼，促進了小說的廣泛傳播，如“中瓦子張家”就是南渡后在杭州瓦舍旁重開的舊京老店，刊印了話本《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此書已初具唐僧取經(jīng)故事的雛形，對后世《西游記》小說及戲曲影響頗大，王國維還認為它是章回小說分回標目之祖^[93]，在小說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另如標記“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的《續(xù)幽怪錄》四卷，十分精美，《四部叢刊》即影印此本。

明清時期，杭州的小說傳播繼續(xù)受益于運河水系?；罩菘坦ぜ妓嚲?，杭、徽兩地毗鄰，經(jīng)新安江與貼沙、龍山運河往來非常便利，所以徽州刻工匯集杭州，如《續(xù)金瓶梅》是在杭州刻板的，主要刻工黃順吉來自徽州，他還為《無聲戲》刻過插圖。他的老鄉(xiāng)黃應光、吳鳳臺曾為杭州容與堂本《水滸傳》刻板，打造了小說刊刻史上的精品。寓居杭州的徽州人汪象旭創(chuàng)辦了蜩寄、還讀齋等書坊，刻有《西游記證道書》《呂祖全傳》等小說。杭州刻書還可以通過江南運河、浙東運河與貼沙運河獲得江西永豐綿紙、本省常山柬紙與福建順昌紙等優(yōu)質(zhì)材料。由于杭州交通便利和刊刻發(fā)達，吸引很多外地人來販書謀生，如徽州人鮑雯“不得已脫儒冠往武林運策以為門戶計”^[94]，紹興人徐北溟“家酷貧，無以自給，乃赴杭州販書為業(yè)”^[95]。江南地區(qū)還出現(xiàn)了一種書船，“購書于船，南至錢塘，東南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96]，他們通過江南運河，南到杭州，北達京口（今鎮(zhèn)江）、松江，通過浙東運河可以到達寧波及福建沿海港口，由此遠播海外，如《西湖佳話》《西湖二集》等許多西湖小說傳至日本和朝鮮，在日本文化二年（1805）還出現(xiàn)了日文刊本《通俗西湖佳話》。這些都離不開運河的巨大作用。

第三節(jié) 杭州書坊主與小說家群

明清小說的繁榮離不開書坊主與小說家的密切合作和良性互動，這在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中也有突出表現(xiàn)^[97]。早在宋代，杭州就已成為全國的刊刻出版中心之一。到了明末清初，杭州的小說刊刻與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表現(xiàn)出新的典型特征。明末清初西湖小說就是興起于這片沃土之中。

一、數(shù)量：刊刻逐步復興與創(chuàng)作始終繁榮

我們首先來考察杭州的小說刊刻。明代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將杭州西湖書院所藏二十余萬片宋元書籍雕版悉數(shù)調(diào)運南京，使得杭州的刊刻業(yè)蒙受巨大損失。明代前期，杭州的刊刻地位已被南京、蘇州等地取代。明人胡應麟指出：“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又說：“余所見當今刻書，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sup>[98]可見從明初到萬歷年間，以杭州為中心的越地刊刻不僅在數(shù)量上被福建、江蘇等地超越，而且在質(zhì)量上也不如蘇州、南京等刊刻重鎮(zhèn)，原有的優(yōu)勢地位已被大幅削弱。小說刊刻也是如此，據(jù)程國賦先生的《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附錄一《明代坊刻小說目錄》統(tǒng)計，明代福建建寧（下轄建陽）有52家書坊，刊刻小說113種；蘇州有31家書坊，刊刻小說50種；南京有22家書坊，刊刻小說42種；杭州僅有18家書坊，刊刻小說僅27種^[99]，書坊數(shù)量只有建寧的約三分之一，刊刻小說數(shù)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差距甚大。

不過，杭州的小說刊刻并未長久陷入沉寂的泥潭，而是在明末清初走向復興，經(jīng)歷了一段逆風飛揚的發(fā)展軌跡。為了完整展示這種“杭州特色”，本文有必要梳理杭州在明代至清初小說刊刻的發(fā)展情況，以尋找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起的出版因素。筆者根據(jù)《古本小說叢刊》（中華書局影印本）、《古本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孫楷第編撰《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杜信孚編輯《明代版刻綜錄》（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杜信孚等編撰《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線裝書局2001年版）、王清原等編《小說書坊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修訂本）、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等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0年版）、寧稼雨編撰《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齊魯書社1996年版）、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程國賦撰《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版）、陳大康撰《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與文革紅撰《清代前期通俗小說刊刻考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諸書，將明代至清初杭州書坊所刻小說輯錄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明代杭州的小說刊刻在嘉靖、萬歷年間開始起步，但由于遭受曾經(jīng)傷筋動骨的后遺癥影響，步履維艱，蹣跚不穩(wěn)。在長達四十八年的萬歷時期，杭州的書坊僅僅刊刻了五部小說，占其在明代所刻小說約五分之一。而同一時期，建陽與南京等地的小說刊刻已是如火似荼。據(jù)程國賦先生的《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附錄一《明代坊刻小說目錄》統(tǒng)計，建陽的坊刻小說在萬歷年間明確可考者多達六十四部（尚不包括可能刻于這一時期的十多部），超過明代建陽坊刻小說總數(shù)的一半。南京的坊刻小說在萬歷年間明確可考者也有二十四部，同樣超過明代南京坊刻小說總數(shù)的一半。在小說刊刻熱火朝天的萬歷時期，杭州的書坊還在冬眠中緩慢復蘇。到了天啟、崇禎年間，杭州的小說刊刻終于起飛，尤其是崇禎年間至少刊刻了十三部小說，而此時建陽的坊刻小說已經(jīng)急劇衰落，崇禎年間僅刊刻了七部小說，對比反差非常鮮明。到了清初，杭州的小說刊刻出現(xiàn)井噴，終成氣候。從順治年間到康熙中期，杭州刊刻了近三十部小說，尚不包括西泠狂者、鏡湖惜春癡士、西陵如如居士、錢江拗生等疑似杭州的刊刻者。據(jù)文革紅《清代前期通俗小說刊刻考論》較為寬泛的統(tǒng)計，從順治到雍正的九十二年間，杭州地區(qū)有三十二家小說出版者，共刻小說四十四部，數(shù)量僅次于蘇州。而同一時期的南京有十六家小說出版者，共刻小說二十部。建陽僅刻小說一部^[100]。杭州的小說刊刻后來居上，后勁十足。杭州與建陽的小說刊刻在數(shù)量上的興衰變化正好形成一個反比，上行與下行的對照非常強烈。

杭州的小說刊刻在天啟、崇禎年間走向興盛，到了清初繼續(xù)飛速發(fā)展，這條軌跡剛好與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繁榮路徑相互吻合。一方面，杭州的小說刊刻繁榮發(fā)展為西湖小說的興盛準備好了出版條件與物質(zhì)基礎；另一方面，杭州小說家尤其是一些西湖小說家的努力與創(chuàng)新為本地的書坊提供了優(yōu)質(zhì)稿源，反過來又促進了杭州小說刊刻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杭州的小說刊刻與創(chuàng)作相互促進，關系密切，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接下來探討杭州的小說創(chuàng)作情況。早在元代及明初，杭州就是小說戲曲的創(chuàng)作中心，積淀深厚。大德末年以后，元雜劇的創(chuàng)作中心逐漸由大都移至杭州，產(chǎn)生了“古杭書會”與“武林書會”等專業(yè)創(chuàng)作團體，鄭光祖、鐘嗣成、秦簡夫等著名的北方劇作家曾長期寓居杭州，創(chuàng)作頗豐，一時稱盛。小說亦是如此，《三國志通俗演義》被稱為章回小說與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在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但作者羅貫中的相關情況至今在學界仍有爭議。關于他的籍貫有太原、東平、杭州、廬陵等多種說法。盡管最早著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郎瑛《七修類稿》，還有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稱羅貫中是杭州錢塘人尚無實據(jù)，但他曾寓居杭州，并在此創(chuàng)作小說應是事實。與羅貫中有密切關系的另一部小說《水滸傳》的杭州情緣就更確鑿、深厚了?！端疂G傳》的語言留有杭州方言的不少痕跡^[101]，一些水滸故事誕生于杭州的勾欄瓦肆。關于《水滸傳》的作者，嘉靖年間的高儒在《百川書志》中記載：“《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sup>[102]郎瑛《七修類稿》也稱此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錢塘施耐庵的本”^[103]。萬歷年間，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指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sup>[104]崇禎年間，雄飛館將《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合刻的《英雄譜》也署為“錢塘施耐庵編輯”。施耐庵與羅貫中的籍貫問題有待確證，但上述材料顯示他們曾長期在杭州從事與小說創(chuàng)作有關的活動。還有一位影響深遠的杭州小說家瞿佑值得一提，瞿佑（1347—1433），字宗吉，號存齋、吟堂等，杭州錢塘人。他的《剪燈新話》被認為是唐傳奇和清代《聊齋志異》這兩座文言小說高峰之間的橋梁，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文言小說作品，后流傳到朝鮮、日本與越南等地，影響深遠?！都魺粜略挕纷饔诿骱槲涫荒辏?378），瞿佑時任仁和（今屬杭州）縣學訓導?？傊贾菔且蛔≌f傳統(tǒng)特別深厚、小說創(chuàng)作非常繁榮的城市，很多影響了小說發(fā)展史的經(jīng)典名著就誕生于此。

與明代出版史上的杭州小說刊刻緩慢預熱、逐步復興的發(fā)展軌跡不同，杭州的小說創(chuàng)作始終引領潮流，一直處于明代小說史的發(fā)展高位，誕生了為數(shù)眾多的經(jīng)典作品。以中長篇小說為例，筆者根據(jù)孫楷第編撰《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等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0年版）、李忠明撰《17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諸書，將明代萬歷四十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1612-1691），創(chuàng)作地點與時間可考的中長篇通俗小說輯錄如下：

由于明清小說中普遍存在托名匿名現(xiàn)象，加上小說文本亡佚失考情況，以上所列可能難以反映當時的實際全景，只能是一個縮影，但管中窺豹，由此可見明末清初各地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概況。在上表二十九名小說作家的三十六部作品中，創(chuàng)作于杭州的有十五人的十八部小說，所占比例高達一半。我們再來考察這一時期擬話本小說的創(chuàng)作情況。明末清初一些重要的擬話本小說集，如陸人龍的《型世言》、西湖漁隱主人的《歡喜冤家》、西泠狂者的《載花船》、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質(zhì)》、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閑話》、鷲林斗山學者的《跨天虹》等等，都是杭州籍或寓居杭州的小說家創(chuàng)作的。尤其是被認為代表清代擬話本小說最高成就的《十二樓》與《無聲戲》^[105]，也是號為“湖上笠翁”的李漁在杭州西湖畔創(chuàng)作的。明末清初杭州地區(qū)小說創(chuàng)作的繁榮狀況由此略見一斑。

二、質(zhì)量：走精品創(chuàng)新路線

明代杭州小說刊刻和創(chuàng)作盡管在數(shù)量上的發(fā)展軌跡大不相同，但在質(zhì)量上都勇于創(chuàng)新，打造精品，注重走精品創(chuàng)新路線。就刊刻而言，其有兩個優(yōu)越條件：

首先是優(yōu)良的歷史傳統(tǒng)。早在五代時，吳越王就在杭州大量刻印佛經(jīng)。到了北宋，杭州已成為全國的刊刻中心之一，宋人葉夢得稱：“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sup>[106]現(xiàn)存杭刻宋版書精美絕倫，成為傳世瑰寶。由于杭州經(jīng)濟文化繁榮，刻工技藝精良，國子監(jiān)的很多重要典籍被送至杭州刻版印刷。王國維說：“及宋有天下，南并吳越，嗣后國子監(jiān)刊書，若七經(jīng)正義……皆下杭州鏤版。北宋監(jiān)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sup>[107]宋室南渡后，中原尤其是汴京幸存的書坊與雕版良工紛紛遷移杭州，“南渡以后，臨安為行都，胄監(jiān)在焉，書板之所萃集”^[108]，集聚效應更加明顯。大量文士也紛紛匯聚新都。在原有雄厚實力的基礎上，由于工匠隊伍的壯大和書籍消費的增加，杭州刻書如虎添翼，作為全國刊刻出版中心的地位愈加突出。以坊刻為例，杭州的棚北大街睦親坊中瓦南街和眾安橋一帶，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經(jīng)坊和書籍鋪，其中陳姓就有四家，尤以陳起父子最負盛名。這些書坊刊刻精良，如榮六郎所刻《抱樸子內(nèi)篇》卷二十牌記：“今將京師舊本《抱樸子》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六月旦日?！?sup>[109]由此可見書坊主嚴謹負責的態(tài)度。這些書坊也刊刻小說，如署名“中瓦子張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是現(xiàn)存西游取經(jīng)故事最早的刻本，在《西游記》小說與宋元話本的發(fā)展演變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另如標記“臨安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的《續(xù)幽怪錄》四卷，字用柳體，十分精美，《四部叢刊》即影印此本。到了元代，杭州的刊刻業(yè)盡管遭受較大打擊，如朝廷在至元十五年（1278）將大量刻版搬運大都，但承宋代之余緒，杭州仍不失全國刊刻中心之一的地位。王國維說：“元代官書若宋、遼、金三史，私書若《文獻通考》《國朝文類》，亦皆于杭州刊刻，蓋良工之所萃，故鋟板必于是也……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sup>[110]可見元代的杭州刊刻還是可圈可點。元代的杭州書坊已經(jīng)較多地刻印戲曲小說，如《關大王單刀會》《尉遲恭三奪槊》《風月紫云庭》《李太白貶夜郎》《霍光鬼諫》《小張屠焚兒救母》等。后世很多的刊本喜好冠以“古杭新刻”的名字，杭刻成了一個被書坊大力宣傳的金字招牌。盡管杭州刊刻業(yè)績后來在數(shù)量上被蘇州、南京、建陽等地趕超，但在質(zhì)量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直薪火相傳。

其次是優(yōu)質(zhì)的刻工資源與優(yōu)越的用紙條件。杭州書坊有技藝高超的刻工，如項南洲是明末清初杭州最負盛名的刻工，技藝精湛，現(xiàn)存所刻《醋葫蘆》《西廂記》等十余種小說戲曲，雕刻精美?；罩菘坦っ麚P天下，由于徽州與杭州兩地為毗鄰州府，往來非常便利，“近水樓臺先得月”，徽州刻工匯集杭州，如為容與堂刊本《水滸傳》刻板的黃應光、吳鳳臺等人就是徽州人。技藝精湛的刻工為杭州刊刻業(yè)走精品路線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浙江的造紙也很發(fā)達，質(zhì)地精良，杭州刊刻還有用紙方面的優(yōu)勢。胡應麟記載明人刻書用紙時說：“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sup>[111]常山屬于浙江，杭州刻書能就近取材，大受其利。杭州的小說刊刻能做到“取梨極精，染紙極潔，鐫刻必掄高手”^[112]，離不開優(yōu)質(zhì)的刻工資源與優(yōu)越的用紙條件。

大力繼承優(yōu)良的刊刻傳統(tǒng)，充分利用優(yōu)質(zhì)的刻工資源與優(yōu)越的用紙條件，杭州書坊刊刻的小說質(zhì)量精良，主要表現(xiàn)在：

（一）插圖精美，刻畫細膩。明末清初的書坊十分重視插圖對書籍的促銷作用，杭州書坊尤其如此。從天啟五年（1625）武林刻本《牡丹亭還魂記·凡例》就能看出杭州刻書界在這方面的經(jīng)營理念，其云：“戲曲無圖，便滯不行，故不憚仿摹，以資玩賞。”^[113]小說亦是如此。杭州書坊擁有豐富、精良的刻工資源，加上陳洪綬（繪過《水滸葉子》等）、吳熹、何英等許多知名畫家積極參與繪稿，杭州書坊利用精美的插圖刊本等比較優(yōu)勢，來與蘇州、南京書坊的優(yōu)質(zhì)稿源，建陽書坊的靈活多變及低價傾銷進行競爭，以打開市場、擴大銷路。杭州刊刻的小說插圖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1.人物刻畫惟妙惟肖，生動展現(xiàn)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武林容與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可謂古代小說插圖中的精品，其每回正文前配有單面整頁大圖兩幅，共二百幅，“線條也疏朗，人物形象簡捷有力，生龍活虎，躍然紙上”^[114]。眾多英雄好漢神形兼?zhèn)洌糁?。以李逵的形象刻畫為例，《黑旋風沂嶺殺四虎》《黑旋風打死殷天錫》等圖展現(xiàn)出他疾惡如仇和武藝高強；《黑旋風扯詔謗徽宗》顯示出他的至真性情和大無畏的英勇氣概；《李逵斧劈羅真人》則繪出李逵的魯莽、天真；《李逵壽昌喬坐衙》突出其風趣、幽默的性格。這些插圖成為小說文本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115]。另如夷白堂刊本《海內(nèi)奇觀》的插圖，“精美絕倫，世人爭相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珍藏一部，視若拱璧”^[116]。這些與早先流行的建陽刊本小說插圖版面較小，線條粗疏，幾乎看不清人物表情的粗糙狀況形成強烈反差。

2.刀法細膩，注重景、人、情三者結(jié)合，追求畫中有詩的韻味。如杭州崢霄館刊《型世言》原有插圖八十幅，現(xiàn)存二十八幅，刀法細膩，精美可觀，具有較濃的文人畫氣息。爽閣刊本《禪真逸史》中的插圖更是讓人拍案稱絕，“圖像似作兒態(tài)，然史中炎涼好丑，辭繪之。辭所不到，圖繪之。昔人云：詩中有畫。余亦云：畫中有詩。俾觀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勝敗窮通、皇畿野店，無不一覽而盡。其間仿景必真，傳神必肖，可稱寫照妙手，奚徒鉛鏨為工”^[117]。小說插圖將景物環(huán)境、人物神態(tài)與故事情境三者融為一體，不僅契合故事情節(jié)，且能展現(xiàn)小說文字難以言說的妙處，成為小說敘事的重要補充，富含詩意情韻與敘事張力，足見杭州書坊對小說插圖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

3.勇于創(chuàng)新，引領精品時尚。建陽地區(qū)刊刻的小說插圖起步較早，曾經(jīng)風靡一時。其主要特點是上圖下文，每頁一圖，數(shù)量眾多，追求“全像”，構(gòu)圖簡單，人物微小，刀法粗糙，帶有明顯的民間版畫痕跡。如余象斗雙峰堂刊《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共有一千二百多幅插圖，是明代小說插圖最多的一部。但畫面粗糙，人物的臉龐大多模糊不清，甚至是空白或者大花臉。而杭州刊刻的小說插圖勇于創(chuàng)新，較早突破了元刊平話與明代前期上圖下文的刊刻形態(tài)，創(chuàng)造了在小說正文回前以單頁布局整幅插圖、雙面相連為主的大圖版面，起到了“導圖”與“導讀”的作用。在蘇州、南京等地興起這種形式后，杭州的書坊主又不斷翻新，如山水鄰刊《歡喜冤家》采用了別具一格的上下兩層樓式的刊刻形態(tài)。杭州的書坊主非常注重小說插圖的質(zhì)量，開拓創(chuàng)新，打造精品，引領時尚。如前文所述容與堂萬歷三十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的精美插圖，很快就受到了業(yè)界的矚目，被當作仿效的榜樣，蘇州袁無涯書種堂萬歷四十二年所刊《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全傳》就多處借鑒它，如第九回中的《棒打洪教頭》、第十二回中的《青面獸被劫》、第十三回中的《急先鋒爭功》等插圖即是如此。

（二）評點認真、精細，多有創(chuàng)新。小說評點帶有濃厚的商業(yè)性，書商自評與假冒名人評點的現(xiàn)象十分常見，大多質(zhì)量不高^[118]。但明末清初杭州所刻小說出現(xiàn)了一些評點杰作，多有創(chuàng)新之處。如杭州崢霄館刊《型世言》每一回前都有翠娛閣主人陸云龍寫的“敘”“引”和“題詞”等回前評，闡述本回故事的思想價值，將形象塑造與品評闡釋緊密結(jié)合，將小說敘事與評點議論融為一體，且有許多眉批文字，深刻獨到，是評點中的精品。另有杭州爽閣刊本《禪真逸史》的評點更是獨到，創(chuàng)造性的區(qū)別使用諸多符號標記，其《凡例》強調(diào)說：“史中圈點豈曰飾觀？特為闡奧。其關目照應、血脈聯(lián)絡、過接印征、典核要害之處，則用O，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華奇幻、摹寫有趣之處，則用O，或明醒警拔、恰適條妥、有致動人處，則用﹚，至于品題揭旁通之妙，批評總月旦之精，乃理窟抽靈，非尋常剿襲?！?sup>[119]評點符號豐富多樣，符號使用規(guī)范、嚴謹、系統(tǒng)化，區(qū)分細致，內(nèi)涵豐富，并且注重圈點與回評文字之間的相互補充及前后照應，這在隨意性很強的小說評點中難能可貴。杭州刊刻的評點本小說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新意識，精品力作多被外地書坊效法、翻刻。如建陽熊清波的誠德堂在萬歷二十四年所刊《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卷首有《重刊杭州考證三國志傳序》，可見杭州出產(chǎn)的經(jīng)過評點的“考證”本《三國志傳》成了翻刻、效仿的對象。

杭州的小說刊刻能多出精品，關鍵在于書坊主的經(jīng)營態(tài)度。與建陽刊本飽受批評的粗制濫造、魯魚亥豕相比，杭州的坊刻態(tài)度要嚴謹?shù)枚啵^“讎勘必悉虎魚”^[120]。以各地書坊爭相刊刻的《水滸傳》為例，杭州容與堂本“刊刻精雅”^[121]，態(tài)度非常嚴謹，力求一絲不茍，廣受推崇。而閩本《水滸傳》，胡應麟評價說：“止錄事實，中間游詞余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shù)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矣。”^[122]明代郎瑛也批評福建等地的刻書說：“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shù)、目錄相同而于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sup>[123]此類現(xiàn)象在閩本中十分常見。相比之下，足見杭刻的態(tài)度之嚴謹、質(zhì)量之精良。

杭州書坊主為小說刊刻的精品化做出了不懈努力，杭州的小說作家在創(chuàng)作精品上也是不遺余力，呈現(xiàn)以下特色：

（一）對小說地域特色的自覺追求。杭州乃人文薈萃之地，聚集了大量文人士子，其中有許多下層文人以創(chuàng)作通俗文學為生。“湖上笠翁”李漁就是一例典型，他曾兩次赴試杭州，又于順治七年（1650）移居杭州，開始他“賣賦以糊口，吮毫揮灑怡如也”的生涯^[124]。到康熙元年（1662）移居南京，李漁這次在西子湖畔居住了長達十余年之久。在此，他創(chuàng)作了代表清代擬話本小說最高成就的《無聲戲》和《十二樓》，其中就有西湖小說的名篇佳作。此外，李漁還創(chuàng)作了《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玉搔頭》等六部傳奇?？滴跏辏?677），六十七歲的李漁在困頓中懷著濃厚的西湖情結(jié)又遷回杭州，住在湖畔吳山東北麓，制聯(lián)“繁冗驅(qū)人，舊業(yè)盡拋塵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表達了在西子湖畔安享晚年的強烈愿望。康熙十九年（1680）農(nóng)歷正月十三，李漁病逝湖畔，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錢塘縣令梁允植為他題碣：“湖上笠翁之墓?！笨梢姡顫O與西湖結(jié)有不解之緣，終身懷有濃厚的西湖情結(jié)。在西子湖畔，他盡享創(chuàng)作的黃金歲月，而且晚年歸根于此，逝后長眠于此。西湖成為李漁的人生歸宿與精神家園。

除了“湖上笠翁”李漁，西子湖畔還活躍著一個好以“西湖”為名號的小說作家群。筆者初步統(tǒng)計了明末清初以“西湖”為名號，與小說創(chuàng)作或評論有關的文人，涉及28人的30個名號（詳見附錄三）。盡管其真實姓名與生平多已失考，但都以“西湖”或相關稱呼為名號（有些還有多個西湖名號），應該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經(jīng)歷、文化背景與興趣愛好。他們或是摯友，或是同鄉(xiāng)，常常會去西湖上悠游吟唱，正如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所說：“水光盈眸，山色接牖……可搜隱跡，尋幽或以竟日，耽勝乃以忘年?！?sup>[125]湖海士記載“予攬勝西湖而得交周子”，他就是因為游覽西湖而結(jié)識《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原。杭州的小說家常會在西湖上一起交流切磋，討論小說創(chuàng)作的相關問題。美麗的湖光山色、動人的勝跡傳說與深厚的西湖文化都會反映在他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西湖故事信筆拈來，西湖小說應運而生。明末清初誕生了《西湖一集》《西湖二集》和《西湖佳話》等一系列以西湖為文化背景與故事場景的小說集，小說家們表現(xiàn)出對西湖小說與西湖文化的強烈認同，對杭州地域特色的自覺追求。

（二）對小說藝術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以話本小說為例，從說話、話本到擬話本，小說藝術在不斷地發(fā)展進步，杭州的小說家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與大膽探索。李漁認為“文字莫不求新”，“不新可以不作”^[126]，正是有了這種創(chuàng)新意識，明末清初的杭州小說家在藝術探索中敢為人先，刻意求新，具體表現(xiàn)如下：

1.回目精致。以周清原的《西湖二集》為例，其回目相鄰兩則形成工整的對偶，全書三十四卷形成十七組，如第一卷“吳越王再世索江山”與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第三卷“巧書生金鑾失對”與第四卷“愚郡守玉殿生春”，第十一卷“寄梅花鬼鬧西閣”與第十二卷“吹鳳簫女誘東墻”即是，顯然是精心設計的結(jié)果。李漁的《無聲戲》也是如此，在日本尊經(jīng)閣文庫藏偽齋主人序刊本中，第一回“丑郎君怕嬌偏得艷”與第二回“美男子避惑反生疑”，第三回“改八字苦盡甘來”與第四回“失千金福因禍至”，第五回“女陳平計生七出”與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遷”等等，十二則回目中緊鄰的兩則形成非常工整的對偶，都是精心雕琢與苦心經(jīng)營的結(jié)果。艾衲居士《豆棚閑話》的回目也是緊鄰的兩則形成精致的對偶^[127]，如第一則“介之推火封妒婦”與第二則“范少伯水葬西施”，第三則“朝奉郎揮金倡霸”與第四則“藩伯子破產(chǎn)興家”，第五則“小乞兒真心孝義”與第六則“大和尚假意超升”等等，十二則回目形成六組十分工整的對偶句，可謂用心良苦。上述杭州小說家在回目的經(jīng)營上顯然表現(xiàn)出共同的愛好，尤其是對相鄰單句回目的對偶設置上頗為用心。盡管馮夢龍在“三言”中也是有意識地將相鄰的單句回目做成對偶，但不如他們做得精致工整，如《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與第四卷“拗相公飲恨半山堂”，第七卷“陳可常端陽仙化”與第八卷“崔待詔生死冤家”等諸多例子，對仗不甚工整。杭州的小說家在雙句回目設計上也有創(chuàng)意，如日本佐伯文庫所藏《連城璧》內(nèi)編十二回與外編六卷的回目對仗都非常工整，第一回“譚楚玉戲里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jié)”，第二回“老星家戲改八字窮皂隸隨發(fā)萬金”等，兩兩對偶，音韻諧婉，富有文采，不僅簡要概括了本回的情節(jié)梗概，而且提煉出故事的內(nèi)涵與立意，已經(jīng)初具《紅樓夢》回目的雛形。另如陸云龍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八卷四十回統(tǒng)一為七言雙句回目，陸人龍的《型世言》《遼海丹忠錄》也均為雙句回目，對仗工整。

2.結(jié)構(gòu)精巧，獨具匠心。杭州小說家在小說結(jié)構(gòu)上也是匠心獨運，如李漁《十二樓》巧妙地以“樓”串聯(lián)十二個故事，構(gòu)思巧妙。艾衲居士《豆棚閑話》用“豆棚”把十二個獨立的故事巧妙連綴，鄉(xiāng)老們在豆棚下的十二次聚會上輪流講說故事，配合以季節(jié)的轉(zhuǎn)換與景物的變化，構(gòu)成整部小說的基本框架，別具一格，比《十二樓》更加自然生動，貼切緊湊。另如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質(zhì)》與《弁而釵》，體例結(jié)構(gòu)頗有講究，兩書各有四集（紀），《宜春香質(zhì)》分為風、花、雪、月四集，《弁而釵》分為情貞、情俠、情烈、情奇四紀。每集都是五回，各敘四個男風故事。而且兩部小說都緊扣一個“情”字，分置“美善”與“丑惡”兩個板塊，形成正反對應與互聯(lián)互補?！兑舜合阗|(zhì)》四集嚴厲譴責見利忘義、朝秦暮楚之人，讓他們死于非命以示懲戒；《弁而釵》則熱情贊頌貞、俠、烈、奇之人，為每對有情人安排了升仙善終的完美結(jié)局。兩組故事一正一反，相互映襯，相得益彰。兩部小說既具有相對獨立性，又互相照應，在結(jié)構(gòu)上可以看作一個有機整體。

3.情節(jié)奇中出奇，因巧釋巧，波瀾起伏，變幻莫測。杭州小說家在情節(jié)設計上也是大膽嘗試。如艾衲居士在《豆棚閑話》的情節(jié)構(gòu)思上，“化嘻笑怒罵為文章，莾將二十一史掀翻”^[128]，將圣賢人物和經(jīng)典故事進行大膽解構(gòu)，然后再根據(jù)明末清初的社會現(xiàn)實加以翻案重構(gòu)，把小說情節(jié)敷演得“蒼?；ù兀裥侣劜幌衽f本”，達到了“絕新絕奇”的獨特效果^[129]。李漁則善于設置懸念，讓小說情節(jié)曲折生動，巧中出巧，出人意料。評點家杜濬認為李漁的小說“極人情之詭變，天道渺微。從巧心慧舌，筆筆鉤出”^[130]，讓讀者驚嘆不已，不忍釋卷，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但又不脫離現(xiàn)實生活，不以“怪力亂神”取勝，而是在符合現(xiàn)實情理與生活邏輯的前提下，制造連環(huán)意外，跌宕起伏，撲朔迷離，卻又合情合理，不顯荒誕，“妙在事事在人意想之外，又事事在人意想之中，所以從來為小說冠”^[131]，在意料之外與情理之中兩者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如《十二樓·聞過樓》中，呆叟在搬家后經(jīng)歷“三樁橫禍、幾次奇驚”，峰回路轉(zhuǎn)，柳暗花明，讀來讓人瞠目結(jié)舌、心有余悸，最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切都是朋友故意設局來考驗他。故事離奇但符合邏輯常理。李漁自稱：“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時耳目，為我一新。使數(shù)十年來，無一湖上笠翁，不知為世人減幾許談鋒，增多少瞌睡？”^[132]此話固然有自詡的成分，但他在小說情節(jié)上出奇弄巧的創(chuàng)新能力確實讓人佩服。

4.尚情與說教的極端化，劍走偏鋒，引人注目。杭州與蘇州都是著名的小說創(chuàng)作和刊刻中心，誕生了許多經(jīng)典名著，但兩地作品在這一點上的差異明顯。如成于蘇州的“三言”，盡管有道德說教與色欲描繪，但基本上能與故事情節(jié)緊密結(jié)合，態(tài)度持平^[133]。但杭州的小說名著愛走偏鋒，極端化較為突出，具體表現(xiàn)為：

其一，尚情者則以情色為上，淫穢不堪，過猶不及。如西湖漁隱主人撰、杭州山水鄰刊《歡喜冤家》充斥了大量的性描寫，尤其是第四回“香菜根喬裝奸命婦”、第八回“鐵念三激怒誅淫婦”等，大肆渲染女性在婚外戀中的瘋狂情態(tài)，甚至表現(xiàn)出對色相肉欲的欣賞與迷醉。醉西湖心月主人撰、杭州筆耕山房刊《宜春香質(zhì)》與《弁而釵》更是津津樂道于肉欲描寫，甚至理直氣壯地為男風、淫亂辯護，宣稱“始以情合，終以情全，大為南風增色”^[134]。

其二，說教者則生搬硬套倫理教條，空洞枯燥，令人生厭。如陸人龍撰、崢霄館刊《型世言》中，“一死行吾是，芳規(guī)良可欽”之類的說教比比皆是^[135]。陸云龍《清夜鐘》更是“將以明忠孝之鐸，喚省奸回”^[136]，如第一回《貞臣慷慨殺身 烈婦從容就義》對忠臣與烈婦的推崇無以復加。第二回《村犢浪占雙橋潔流竟沉二璧》贊揚童養(yǎng)媳鈕氏與顧氏的愚孝，她們竟然為掩蓋婆婆的骯臟丑聞而雙雙自盡，委曲求全到喪失了自己最基本的人格尊嚴。明末清初杭州小說界這種極端化傾向，究其原因，除了受當時王學左派與程朱理學的交叉影響，社會風尚急劇搖擺于兩個極端之間而產(chǎn)生的逆反失序以外，還與書坊主與小說家對市民審美趣味的刻意迎合不無關系。極端化的劍走偏鋒自然需要虛構(gòu)許多奇人奇事奇情，以吸引更多的市井民眾，擴大小說的銷路。

5.小說語言的創(chuàng)新。以李漁為代表的杭州小說家在語言藝術上頗為用功。清初劉廷璣《在園雜志》評價李漁的小說為“造意紉詞，皆極尖新”^[137]，贊賞他的小說語言極富創(chuàng)新創(chuàng)意。孫楷第也說：“觀笠翁諸作，篇篇競異，字字出奇，莫不擺落陳詮，自矜創(chuàng)作?！?sup>[138]他又指出：“以文而論，差不多都是戛戛獨造，不拾他人牙慧的?！薄拔覀兛此男≌f，真覺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風趣，絕無重復相似的毛病。這是他人趕不上的……說到清朝的短篇小說，除了笠翁外，真是沒有第二人了?！?sup>[139]贊譽如此之高，一個重要因素是李漁在小說語言上刻意追求創(chuàng)新。韓愈《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慨嘆語言創(chuàng)新之艱難不易。李漁的小說卻能不拾他人牙慧，力求字字出奇，其好友包璿指出：“笠翁游歷遍天下，其所著書數(shù)十種，大多寓道德于詼諧，藏經(jīng)術于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sup>[140]古人在道德與經(jīng)術面前常常是正襟危坐，顯得刻板拘謹，遣詞造句講究雅正古奧。而李漁的小說語言大異其趣，篇篇追求風趣幽默，表現(xiàn)出難得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如《十二樓·拂云樓》渲染“丑婦”出場，幽默詼諧，形象風趣，富有藝術表現(xiàn)力。另如《豆棚閑話》“文筆雅潔豐贍，卻是話本中少有的”^[141]，深為后世稱道。

此外，鷲林斗山學者《跨天虹》、西泠狂者《載花船》和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質(zhì)》等杭州小說家的作品，大都表現(xiàn)出類似的藝術探索與創(chuàng)新努力，如在形式上講究分卷分則，成組敘說故事等。這些相同或相似的藝術特色，打下了杭州小說家們互相影響、共同努力的集體印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的整體風貌。盡管杭州小說家的一些努力探索，如“尚情”鼓吹與道德說教的極端化具有爭議，但他們的探索勇氣與創(chuàng)新精神是其他地方的小說家有所不及的，他們對小說藝術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這也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大量涌現(xiàn)并取得較高成就的重要原因。

三、典范：書坊主與小說家的密切合作

在中國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與傳播史上，蘇州葉敬池、天許齋書坊等與小說家馮夢龍合作推出“三言”，蘇州安少云的尚友堂與凌濛初合作推出“二拍”被奉為合作的典范。明末清初杭州的書坊主與小說家的關系也相當密切，且別具特色，其主要表現(xiàn)為：

（一）集精明的書商與多才的小說家兩種角色于一身，成為文士型的書坊主。早在明代嘉靖年間，錢塘文士洪楩就為杭州的小說刊刻做出了榜樣。他出生于書香世家，祖父洪鐘是成化十一年（1475）進士，善詩能文，官至刑部尚書。父親洪澄為正德五年（1510）舉人，官至中書舍人、翰林院待制。洪楩在祖父洪鐘的“兩峰書院”的基礎上購書藏書，擴大規(guī)模，構(gòu)筑了“清平山堂”，刊有《夷堅志》《唐詩紀事》等多種書籍。洪楩博學多才，眼光獨到，是一位典型的文士型書坊主。清代藏書家丁申《武林藏書錄·洪氏列代藏書》稱贊洪楩說：“承先世之遺，縹緗積益。馀事?？染叶?。迄今流傳者，如《路史》見于《天祿琳瑯》，稱其校印頗佳，深于嗜古；《文選》見于《平津館鑒賞記》，田叔禾序稱其得宋本重刊，校讎精致，逾于他刻，且文雅有足稱者?！?sup>[142]贊譽頗高。洪楩編刊的《六十家小說》分《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閑》《醒夢》六集，每集十卷，共六十卷，勤搜宋元舊篇，分類合理，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話本小說選集，在小說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典型的范例還有楊爾曾、陸云龍等人，他們既經(jīng)營書坊，又自編自撰，商業(yè)頭腦與文化意識兼?zhèn)洹顮栐s1575—？），杭州錢塘人，號雉衡山人、雉衡逸史、臥游道人、六橋三竺主人等。他是一位典型的文士兼書商，產(chǎn)量頗豐，曾以“草玄居”為名，編撰刊行了《新鐫仙媛紀事》《許真君凈明宗教錄》《吳越春秋注》等，另有小說《狐媚叢談》；以“夷白堂”為名，編撰刊行了《圖繪宗彝》《文子纘義》《許真君凈明宗教錄》等，另有《海內(nèi)奇觀》《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等小說；以“武林人文聚”和“泰和堂”為名，編撰刊行了《韓湘子全傳》和《新鐫東西晉演義》等小說^[143]?？梢姉顮栐且晃晃娜恕W者型書坊主，自撰自刊，能為自己的書坊提供充足、優(yōu)質(zhì)的稿源，不像建陽等地的書坊受稿源的掣肘，只得求助所謂“京本”、“杭本”，或者雇人捉刀代筆，粗制濫造。另如錢塘人陸云龍，其書坊號為“崢霄館”與“翠娛閣”。他因家貧而放棄科舉，轉(zhuǎn)營書坊，文化修養(yǎng)較高，經(jīng)濟意識很強，編刊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十六家小品》等在通俗小說與小品文流行的晚明時期非常暢銷，商業(yè)效益大獲成功。與大多唯利是圖的書商不同，陸云龍兼具文人的多才手筆，能創(chuàng)作深受讀者喜愛又頗具藝術成就的作品。如他創(chuàng)作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就因為滿足讀者對魏忠賢傳奇人生的強烈興趣而一舉成功。其刊刻的質(zhì)量也屬上乘，“原刻本有圖與旁批、眉批、回評，文字清晰，刻印精美，屬明版小說中的上品”^[144]。杭州眾多文士型的書坊主集書商與小說家于一身，使小說創(chuàng)作與刊刻既有經(jīng)濟效益，又不失文學價值，能較好地將二者結(jié)合。這是同時代建陽等地的商販型書坊主唯利是圖，為了滿足稿源而東拼西湊、粗制濫造的現(xiàn)象所遠遠不及的。

（二）一些書坊主與小說作家具有兄弟、摯友與同鄉(xiāng)關系，親情、友情與鄉(xiāng)情的紐帶使書坊主與小說作家容易溝通，互相理解，從而減少因酬金多少與審美差異而造成的摩擦和沖突，形成一個共同體，更具凝聚力與團結(jié)協(xié)作精神。如此，小說刊刻與創(chuàng)作能更好地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會針對某一時期市場需求的熱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共同掀起一股小說創(chuàng)作與刊刻的高潮。如崢霄館主人陸云龍創(chuàng)作、刊刻的時事小說《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大獲成功。由于時事小說注重時效性與新聞性，時間緊迫，為了搶占市場先機，他將弟弟陸人龍拉入創(chuàng)作隊伍，很快就創(chuàng)作、出版了反映新近遼東戰(zhàn)事的《遼海丹忠錄》，同樣成績斐然。陸氏兄弟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與《遼海丹忠錄》大獲成功，肯定會帶動一批小說家與書坊主朝這個方向努力，在杭州小說界掀起一股時事小說創(chuàng)作與刊刻的熱潮。這既是書坊主競爭逐利的本性，又是小說家共同的創(chuàng)作興趣與熱情使然?，F(xiàn)存《皇明中興圣烈傳》《鎮(zhèn)海春秋》等一批時事小說的作者與原刊者已經(jīng)失考，但從其署名“西湖義士”“西湖野臣”來看，它們的誕生應該與杭州小說家、書坊主有密切的關系。此后，陸氏兄弟真誠合作，又創(chuàng)作、評點、刊刻了《型世言》，成為明末擬話本小說的典型代表之一，留下了小說創(chuàng)作與刊刻的一段佳話。另如筆耕山房的周圍也聚集著西湖漁隱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一批好以“西湖”為名號的小說作家，其真實姓名與生平已經(jīng)失考，但應該屬于一個志同道合、興趣相投的“沙龍”式群體，并與一些文人出身的書坊主或是摯友，或是同鄉(xiāng)，交往密切。

四、“生意經(jīng)”：杭州書坊主的新氣象

明末清初的杭州書坊除了上述特點以外，還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氣象，念起別具特色的“生意經(jīng)”，具體表現(xiàn)如下：

（一）廣納人才，廣搜善本與稿源。杭州由于交通便利與商業(yè)發(fā)達，書籍經(jīng)營與收藏風氣濃厚，成了全國最大的圖書貿(mào)易集散地之一，吸引了很多人前往杭州以販書為業(yè)，如徐北溟“補縣學生，家酷貧，無以自給，乃赴杭州販書為業(yè)”^[145]，另有鮑雯“急欲以功名自奮。既而連試有司，不得志……脫儒冠往武林運策以為門戶計”^[146]。杭州發(fā)達的書籍貿(mào)易招徠大量優(yōu)秀人才，有利于書坊業(yè)的繁榮發(fā)展。杭州的書商為搜集善本與圖書貨源不遺余力。胡應麟說：“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于壟斷。每瞷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攜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sup>[147]杭州書商為了獲得優(yōu)質(zhì)稿源與善本，可謂處心積慮，甚至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引誘藏書世家中的敗家子弟出讓珍藏。本地滿足不了需求，他們就去福建、江蘇、河南等地大力搜集優(yōu)質(zhì)稿源與精品貨源，觸角甚至伸到千里之外的四川、陜西等地。

（二）廣布銷售網(wǎng)絡，利用不同時令節(jié)日打造黃金消費期。杭州的圖書貿(mào)易網(wǎng)絡十分發(fā)達，據(jù)胡應麟記載：“凡武林書肆，多在鎮(zhèn)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nèi)，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于貢院前；花朝后數(shù)日，則徙于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后月余，則徙于岳墳，游人漸眾也?！?sup>[148]杭州的書坊書鋪遍布全城，鎮(zhèn)海樓與清河坊等處已經(jīng)毗鄰西湖，岳墳、昭慶寺、涌金門等地正處在西湖景區(qū)范圍之內(nèi)。眾多固定或流動的書鋪書攤組成了一張張密集的銷售網(wǎng)絡，覆蓋全城，甚至利用舟船遠銷蘇州等地^[149]。他們還善于利用時令進行節(jié)日營銷，如農(nóng)歷二月份的花朝節(jié)、觀音誕辰日，三月份的上巳節(jié)、清明節(jié)等等，成了杭州圖書銷售的黃金期與嘉年華。

（三）大力開發(fā)書籍細分市場。杭州書坊主已經(jīng)敏銳注意到書籍消費的市場差異化現(xiàn)象，開發(fā)細分市場，努力滿足不同時節(jié)、場合與讀者群體的需求，不斷增加利潤增長點。胡應麟記載杭州的書市說：“省試則間徙于貢院前；花朝后數(shù)日，則徙于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后月余，則徙于岳墳，游人漸眾也。梵書多鬻于昭慶寺，書賈皆僧也?！?sup>[150]書攤在不同時節(jié)的不同活動中流徙于貢院、天竺、岳墳、昭慶寺等處，針對不同的人群兜售他們喜好的書籍?？婆e考試期間，貢院書市興起，書商云集貢院門前，推銷八股文選本等科舉用書，當然還有包括西湖小說在內(nèi)的小說作品。因為以秀才為主的科舉士子是明清小說的主要讀者群之一^[151]。前文所引徐北溟、鮑雯等書販曾是科舉士子，他們對科舉用書的市場需求當然十分了解。如昭慶寺內(nèi)的宗教書市賣的主要是針對香客與僧人的佛經(jīng)。西湖小說的繁榮當然離不開這些書商的靈敏嗅覺。西湖是旅游勝地，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序》云：“宇內(nèi)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騖，思天下若渴者，獨杭之西湖。”^[152]針對紛至沓來的天下游客，還有本土的眾多消費群體，創(chuàng)作、刊刻與銷售西湖小說是一本不錯的“生意經(jīng)”。

（四）各家書坊合作刊刻、發(fā)行，組成松散的商業(yè)聯(lián)盟。杭州的商業(yè)非常發(fā)達，書坊主整合行業(yè)資源，各自發(fā)揮分工合作的比較優(yōu)勢，如刊刻于明代天啟年間的《關尹子》封面上印有“讀書坊藏版，杭城段景亭發(fā)行”，《鬼谷子》印有“橫秋閣藏版，虎林嘉櫥里張衙發(fā)行”，大連圖書館藏會敬堂刻本小說《西湖佳話》的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樓書坊發(fā)兌”字樣，自愧軒刊本《西湖拾遺》內(nèi)封鈐有“杭城十五奎巷內(nèi)玄妙觀間壁青墻門內(nèi)本衙發(fā)兌”。此前一般只標明某家書坊，籠統(tǒng)地使用“梓行”“刊行”“印行”等詞。而明確標示由另一家書坊發(fā)行，并不多見。清河坊和十五奎巷都靠近西湖，由此可見西湖小說、杭州書坊與西湖之間的密切關系。

此外，杭州書坊的版權(quán)維護意識較強，如靜常齋刊本《月露音》四卷，每卷印有編者的姓名，四卷各不相同。封面上嚴正聲明“不許翻刻”，“如有翻刻，千里究治”^[153]。這些都是杭州書坊頗具特色之處。

明末清初杭州的小說刊刻與創(chuàng)作，在古代小說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就刊刻而言，杭州的小說刊刻具有承上啟下的典型意義，既是明代后期通俗小說再度繁榮之前小說刊刻史的一個小結(jié)，又為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興盛準備了物質(zhì)基礎。為了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杭州書坊主注重以品質(zhì)取勝，大膽嘗試多種經(jīng)營策略，且?guī)в小靶袠I(yè)自律”的因素，這無疑會對后世的小說刊刻產(chǎn)生積極影響。在創(chuàng)作上，杭州小說家用心良苦，不斷探索，追求創(chuàng)新，給日趨僵化的擬話本創(chuàng)作注入了新鮮血液，盡管沒能挽救其江河日下的頹勢，但他們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已為清代章回小說的某些藝術技巧積累了經(jīng)驗。從上文所輯錄的明末清初中長篇小說作家的分布情況，以及他們對地域特色的自覺追求可以看出，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家已經(jīng)成為推動小說藝術發(fā)展、形成中國古代小說民族特色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都有助于西湖小說的興盛。

第四節(jié) 杭州史志與西湖故事

西湖擁有秀麗的自然風光、豐富的名勝古跡、卓越的創(chuàng)業(yè)歷史和深厚的人文精神。這是一片富有傳說的土地，無論是書面記載，還是口頭流傳，都生動記錄了這里的春夏秋冬與興衰榮辱。這些西湖故事為西湖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其主要來源有方志、史料筆記、宋元小說與民間故事等。

一、方志與史料筆記

“江浙人文繁盛，修志撰史之風蔚然”^[154]。以杭州與毗鄰的紹興等地為中心的浙江具有源遠流長的修志傳統(tǒng)，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澄城縣志序》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絕》?！睎|漢會稽（今紹興）人袁康與吳平輯錄的《越絕書》記述春秋戰(zhàn)國時期越地的山川、風土、物產(chǎn)、人物與歷史沿革等內(nèi)容，與后世方志的體例、內(nèi)容很近，被譽為“方志鼻祖”。秉承這種修志傳統(tǒng)，杭州具有悠久的修志歷史，藏有大量的史志文獻，它們詳細記載了歷代的人物掌故與軼聞遺事。其中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取材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有以下幾種：

1.“臨安三志”，即南宋乾道、淳祐、咸淳年間先后三次修纂的《臨安志》，記載詳贍，征引賅洽，為我國古代方志的上乘之作，成為后世修志的圭臬。其中，周淙修纂的《乾道臨安志》原書十五卷，到了清代殘存三卷，卷三“牧守”介紹了自三國至宋乾道初年杭州歷任地方官一百八十三人的生平和宦績，《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是“南宋地志中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155]。陳仁玉修纂的《淳祐臨安志》征引完備，敘述簡雅，特別是“山川門”的記述甚為詳盡^[156]。潛說友修纂的《咸淳臨安志》分山川、文事、人物、祥異、紀遺等二十門，頗有條理，記載豐富，被譽為方志中的“上駟”。三志體例完備，敘述精詳，征考詳覆，許多內(nèi)容為明代田汝成修纂《西湖游覽志》《西湖游覽志余》，清代翟灝、翟瀚修纂《湖山便覽》，李衛(wèi)、傅王露修纂《西湖志》等廣泛征引，從而影響了后世西湖小說的創(chuàng)作題材。

2.《都城紀勝》一卷，宋耐得翁撰，詳記南宋臨安的都市生活，分市井、諸行、三教外地等十四門，記錄作者目睹耳聞的實況。其中“瓦舍眾伎”條記述當時的民間文藝，尤其是說話伎藝?！罢f話有四家”列舉了小說、說公案、說經(jīng)、講史書和合生等條目。

3.《夢粱錄》二十卷，宋末元初吳自牧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所記南宋郊廟宮殿，下至百工雜戲之事，委曲瑣屑，無不備載”^[157]。卷一至卷六，按季節(jié)詳記南宋朝廷的禮儀活動；卷七以下分別記載臨安的地理、宮殿、湖山、祠廟、店肆等，十分詳盡；卷二十“小說講經(jīng)史”條，記述當時臨安說話伎藝的情況。

4.《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南宋西湖老人撰，其姓名事跡無考。該書詳載南宋京城臨安的都市生活，“大抵嬉游之事，以繁華靡麗相夸”^[158]。“瓦市”條記錄杭州勾欄的說話活動。

5.《武林舊事》十卷，宋末元初人周密撰，記載南宋都城臨安遺事，“目睹耳聞，最為真確”^[159]，寄寓了作者追念故國的情懷。卷一“圣節(jié)”條記載理宗朝壽筵樂次；卷四記載故都宮殿名目及乾淳教坊樂部；卷六“諸色伎藝人”條列舉書會、演史、說經(jīng)諢經(jīng)、小說、諸宮調(diào)等；卷九記高宗幸張府節(jié)次等。其對后世西湖小說的取材有一定影響，如《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的頭回部分取材于該書卷三所記“湖中土宜”“趕趁人”，以及高宗游酒肆改詩詞和宋五嫂善作魚羹等事跡。

6.《西湖游覽志》二十四卷，編撰者田汝成（1503—1557），字叔禾，杭州錢塘人，為嘉靖五年（1526）進士，擅長文詞，熟悉杭州掌故。該書詳載西湖勝跡，《四庫全書總目》評曰：“是書雖以游覽為名，多記湖山之勝，實則關于宋史者為多，故于高宋而后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因名勝而附以事跡，鴻纖鉅細，一一兼核，非唯可廣見聞，并可以考文獻?！?sup>[160]

7.《西湖游覽志余》二十六卷，田汝成編撰，漫記西湖名勝來歷及傳說，側(cè)重掌故逸聞，文學色彩較濃。本書初刻于嘉靖年間，萬歷年間又有翻刻本，版本較多，影響廣泛，許多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直接取材于此。筆者結(jié)合阿英《〈西湖二集〉取材的來源》（載《小說閑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與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修訂本），將《西湖游覽志余》的主要內(nèi)容與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題材的對應關系進行分析，制表如下：

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題材與《西湖游覽志余》對應關系簡表

明末清初至少有五十二篇西湖小說的取材與《西湖游覽志余》相關，約占本文研究對象的一半。可見，《西湖游覽志余》對西湖小說的題材影響甚大，可以說是上承宋元方志筆記，下啟明末清初西湖小說，是西湖小說題材的寶庫。此外，該書卷十七至十八《藝文鑒賞》記書畫家故事，卷十九《技術名家》記醫(yī)卜星相諸術，卷二十《熙朝樂事》記杭州民間節(jié)日之盛和四季游杭之趣，也對西湖小說多有影響。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中的風土、民俗描寫也多借鑒與參照該書，如《西湖二集》第二卷《宋高宗偏安耽逸豫》，《麴頭陀傳》第一、二則，《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綿庵鄭虎臣報冤》，《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樂小舍拼生覓偶》等諸多篇目津津樂道的游湖、祭掃等風俗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