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編　“性靈镕匠，文章奧府”：《文心雕龍》的儒家經典批評

《文心雕龍》的儒家經典批評“宗經”是《文心雕龍》立論的基石。在劉勰看來，“經”的意義和作用是巨大的：“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者也?！x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yǎng)正，昭明有融?！眲③乃^的“經”就是指儒家經典，其核心即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經的意義，特別是經對文章創(chuàng)作的意義是否如同劉勰所論的那樣巨大和深遠呢？顯然不是，這是需要作具體、客觀的分析評價的。但劉勰對儒家經典的推崇備至，卻是貫穿于《文心雕龍》始末的。在“文之樞紐”部分，《原道》《征圣》《宗經》三篇集中闡釋了劉勰對儒家經典的內容、價值、寫作特點及對后世的啟發(fā)和影響等方面的認識和思考。劉勰認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因此圣人的文章有鼓動天下的巨大作用。劉勰之所以強調“征圣”，是因為圣人的著作在政治教化、事跡功業(yè)和個人修養(yǎng)方面具有可資征驗的巨大價值。而且，圣人文章對繁、略、隱、顯的恰當處理，以及“銜華佩實”“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的風格特點，為后人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范例。因此，“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征圣》）。

就文章創(chuàng)作層面而言，劉勰對儒家經典的尊崇，其原因也是有多方面的。首先，是基于對經典巨大的文學意義和文學價值的深刻體認。經典“銜華佩實”“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樹立了文章創(chuàng)作的光輝典范，昭示了各種文體的寫作手法，后世各種文體都源于經典；只要向經典學習，文章就會“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宗經》）。其次，借經典來針砭文章時弊，以圖匡正文風。晉宋以來，“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總術》），“率好詭巧”（《定勢》），“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情采》），“辭人麗淫而繁句”（《物色》），“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要改變這種形式主義文風，在劉勰看來，就需“還宗經誥”“參古定法”（《通變》）。顯然，提倡對經典書辭的體察和效仿，同時也包含有對時文的否定和批判傾向。再次，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儒家經典的權威性以提升其理論的可信性和說服力。三代至晉宋，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經典在士人眼里都是神圣而崇高的。以儒家經典為標準和范式來推原“文心”，顯然更有助于正末歸本，樹德建言。

“文之樞紐”外，劉勰對儒家經典文學意義的開掘和闡釋還散見于《文心雕龍》各處，隨文述典，不拘一格。其中，論述最多的是《詩》《書》、“三禮”、《易》、《春秋》三傳和《論語》。

《文心雕龍》五十篇，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對《詩》的批評，涉及《詩經》的具體篇目就有《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蟲》《大車》《小星》《關雎》《氓》等五十余篇。所討論的問題，既有《詩》的作者及編次，也有《詩》的內容特點、藝術手法及文體特點等。其中，對《詩》的情采特征、章句鍛造、比興藝術、夸飾技巧、摹景手法等方面的總結和分析最為細密，也最有價值。論及《尚書》者，至少有《征圣》《宗經》《史傳》等三十余篇，其余征引《尚書》原文、化用《尚書》事典、論及《尚書》人物篇章者，則難以數計。《文心雕龍》既肯定了《書》的文學性，也具體分析了《書》中屬對、夸飾、事典等表現手法的運用，并多次論及了載于《尚書·夏書》中的《五子之歌》。劉勰對《尚書》“辭尚體要”創(chuàng)作原則十分推崇，“辭尚體要”也進而成為了《文心雕龍》最重要的美學思想。對“三禮”的有價值的評介和論述見于《宗經》《祝盟》《詔策》《章表》《書記》《練字》等十六個篇目中，涉及了《禮》的體制和法則、結構和章法、語言與文體等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在劉勰看來，“三禮”最突出的文學性意義在于“立體”和“據事剬范”，即蘊含和樹立了文章創(chuàng)作的基本范式和準則。從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角度較早、較深刻地對《易》進行分析探討者，當首推《文心雕龍》?！段男牡颀垺ば蛑尽吩谡劦健段男摹返捏w例構設時講到：“障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薄段男摹返木V目恰好合于“大衍之數”，這充分說明了劉勰對《易》學精神的尊崇和重視。《文心雕龍》文道觀念的確立大量援引和運用了《易》的美學思想，體現出了與《易》相近的思辨邏輯。此外，《文心雕龍》還對《易》的地位和價值、文學性意義、麗辭范式、美學特征等諸方面作了精辟的釋解。對《春秋》經傳的批評主要見于《征圣》《宗經》《辨騷》《明詩》《銘箴》《史傳》《議對》等篇，其中論及了經傳的創(chuàng)作宗旨及相互關系、經傳的敘事記言特點及對后世創(chuàng)作的影響等眾多內容?！拔褰洝敝猓瑒③倪€論到了《論語》《孟子》《荀子》等傳統(tǒng)意義上的儒家經典。不過，劉勰是將《孟》《荀》作為子書看待的。為行文方便，本章只討論《論語》的相關問題，《孟》《荀》則列于“丙編”中。

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劉勰《文心雕龍》第一次從文學角度（而不是史學或經學角度）對“五經”的特質作了細致精當的歸納和分析，這是《文心雕龍》的巨大貢獻。此外，《文心雕龍》對“五經”的文體學意義所進行的歸納和總結，也突出地顯示了劉勰對文學文體的重視，而這也正昭示了魏晉文學的高度自覺。劉勰對“五經”之于后世諸文體創(chuàng)作的影響，或從語源角度加以考察，或從名稱上予以追溯，或從文體源流、手法技巧、內在精神的關聯(lián)等方面進行考辨，并據以提出了各種文體的具體寫作要求，這些論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在其論文敘筆過程中，《文心雕龍》鮮明地體現出了以經典為創(chuàng)作和評判標準的傾向；而全書無處不在的借助于典故、比附、引敘等形式對經典進行詮釋和運用的情形，也直觀地見出了《文心雕龍》對儒家經典的尊崇。

一、論《詩》

在中國詩歌史上，沒有哪部作品能像《詩》那樣包蘊如此深廣的歷史文化內涵，具備如此久遠的藝術生命力。早在孔子時代，《詩》就已廣為傳唱，成為學校教育、公私宴集，甚至外交場合的必備內容?！墩撜Z》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論述正準確揭示了《詩》在那個時代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劉勰的《文心雕龍》第一次從文學角度（而不是史學或經學角度）對《詩》的特質作了細致精當的歸納和分析。毋庸置疑，在先秦兩漢時代，《詩》的地位是崇高的。而以毛詩和鄭箋為代表的兩漢詩學，更將原本屬于文藝作品的《詩》演繹為一部體現統(tǒng)治者政治意圖的儒家經典，《詩》的文學性特點受到了空前削弱。伴隨著文學的自覺，魏晉人開始關注《詩》的藝術特性，其中最典型的是《文心雕龍》?！段男牡颀垺肺迨?，有二十七篇直接涉及了對《詩》的批評，廣泛涉及了《詩》的作者及編次、內容特點、藝術、文體特點及其對后世的深刻影響等方面。此外，《文心雕龍》還借助于典故、比附、引錄等形式論《詩》，相對于顯性的總結概括和分析評判，這些材料多數是隱性的，因而也是難以做出精確統(tǒng)計的。

劉勰認為，《詩》及“六經”是文學的不盡府庫，“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文能宗經，才能矯正末流，歸于正道；后世作文者，無論是“建言”還是“修辭”，都應當參定古法，師圣而行?！对姟纺肆浿祝瑒③膶λ目傮w認識和評價是：“《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保ā蹲诮洝罚对姟芬匝灾?，它運用了比興手法，文辭華美，比喻奇譎，風格溫潤，最能確切地傳達思想，具有豐富多彩的藝術特質和鮮活的生命力。劉勰因此將之視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的依據和“選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文心雕龍》對《詩》的特點作了非常精當的分析和論述?，F撮其要者，論列如下。

（一）周公緝頌，夫子繼圣：論《詩經》的創(chuàng)作及成書

《文心雕龍·原道》云：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群言。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镕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在本則論述中，劉勰談到了周公“剬詩緝頌”、孔子“镕鈞六經”，涉及了《詩經》的作者及其編次等問題。劉勰承續(xù)了《毛詩》的說法，認為周公曾經制詩作頌?！睹娦颉罚骸啊镀咴隆?，陳王業(yè)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yè)之艱難也。”可見，《毛詩》認為，《七月》乃周公所作，周公旨在通過敷陳稼穡之艱難，以達到對周成王進行教育的目的。是說為朱熹《詩集傳》所采納。又據《書·金縢》及《史記·魯世家》等記載，《豳風·鴟鸮》亦周公所作。據《國語·周語》，《周頌·時邁》一篇亦為周公所作，是說為《正義》所采。《文心雕龍·頌贊》云：“《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guī)式存焉。”《時邁》篇稱頌偃息兵戈、宣化懿德之舉，典雅醇正，因此劉勰有此評。顯然，劉勰關于周公“剬詩緝頌”的提法，系采納了傳統(tǒng)觀點。劉勰認為，周公旦多才多藝，增飾文詞，制《詩》作《頌》，為后世提供了恒久的創(chuàng)作范式。

關于孔子之“镕鈞六經”、編次《詩經》，史籍亦多有論及?！墩撜Z·子罕》云：“子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正樂，《雅》《頌》各得其所?！?sup>《史記·孔子世家》的說法對后世影響最大：“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sup>這里，劉勰同樣采納了傳統(tǒng)說法。

在《頌贊》篇中，劉勰還談到了《魯頌》和《商頌》的編次：“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魯頌》因周公旦的緣故而編入《詩經》；《商頌》則系商人追念先王之作。劉勰的這一認識，采自鄭玄《詩譜》?！遏旐炞V》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法典之勛，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后。”《商頌譜》曰：“宋大夫正考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唯得此五篇。”劉勰還進一步指出，此二頌是用在宗廟里的雅樂，非宴會上的歌詠，這也是符合實際的。

此外，劉勰還談到了吉甫作頌的問題?！恫怕浴罚骸凹χ?，并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據后人考證，《詩·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諸篇，系尹吉甫為歌頌周宣王而作。《大雅·崧高》言“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烝民》亦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故劉勰有“吉甫之徒，并述詩頌”之論。

關于周公制詩作頌及孔子編詩等問題，典籍雖有記載，但由于年代久遠，史料堙沒，已難確考，劉勰所采納的是通常的說法?！段男牡颀垺返恼撌鲋攸c并不在于考辨《詩經》的作者和編次者，其之所以強調突出周公和孔子，目的無非在于說明《詩經》及“六藝”乃圣人之作，值得后人去遵從和效法。劉勰是主張宗經的，在他看來，“先王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風采，溢于格言”（《征圣》）；“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宗經》）。圣人之言，既可改造人的性靈，又是文章之奧府。劉勰之倡宗經，具有以圣人文章規(guī)范當世文壇創(chuàng)作的傾向，是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的。

（二）舒文載實，義歸無邪：論《詩經》的內容特點

《詩經》醇雅溫潤，博大深沉，文質彬彬，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后世仰慕和崇奉的典范。在《文心雕龍》里，劉勰對《詩經》的內容特點也作了非常精當的概括和論述。其《明詩》曰：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笔ブ兯觯x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墩撜Z·為政》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在這里，劉勰援引孔子的論述，強調了《詩經》內容上純正無邪的特點。紀昀評曰：“此雖習見之語，其實詩之本源，莫逾于斯；后人紛紛高論，皆是枝葉工夫?！碧貏e需要注意的是，劉勰在這里提出了“詩者，持也，持人情性”的論點。這一觀點突出強調了發(fā)揮詩歌的教化功能，持人之情性，使之合度中節(jié)、符合禮樂規(guī)范的問題，與傳統(tǒng)儒家所強調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溫柔敦厚”（《禮記·經解》）、“發(fā)乎情，止乎禮儀”（《詩大序》）的藝術原則有著同樣的精神實質。實際上，后世對“持”的理解不獨指持他人之情性，亦指自持情性使之合度中節(jié)；不僅是對“行”的要求，亦且包容了委婉含蘊的藝術原則。這樣，“持”就由功利原則轉化為審美原則。唐孔穎達承續(xù)和發(fā)揮了劉勰的觀點，其《詩譜序正義》云：“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無邪”之外，劉勰還對《詩經》“美刺”的內容特點做了深刻論述。《時序》篇描述了陶唐至齊代的文學發(fā)展過程，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著名文學史觀。該篇開篇即舉到了《詩經》中《那》《周南》《邠風》《板》《蕩》《黍離》等篇目：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圣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商湯圣明恭敬，政治清明，人民敬重他、懷念他，因此《那》詩以“猗與那與”來描述祭祀他的盛大而隆重的場面；周文王道德高尚，膏澤斯民，因此《周南》里表現了人民勤而不怨的精神；在周太王的教化下，民風淳樸，所以《邠風》所表現的感情是樂而不淫。這是“美”“頌”的例子。關于“刺”“怨”，劉勰舉到了《板》《蕩》《黍離》諸篇?！栋濉?，反映亂世臣子對朝政昏亂的憂憤，《詩序》云：“《板》，凡伯刺厲王也?！迸f說凡伯是周公后代，即共伯和。周厲王失政，逃亡至彘，諸侯立凡伯為國王，后歸政于宣王。《蕩》，是指斥君王無道的詩?！对娦颉吩疲骸啊妒帯?，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對于這兩篇詩的情感內涵，劉勰概括為“怒”?！妒螂x》是《詩經》中的名篇，《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迸c《板》《蕩》之直述怒斥不同，該篇采用了反復詠嘆的手法，劉勰用一“哀”字概括其情感內涵，頗為精當。

關于“刺”，《奏啟》《書記》篇也做了十分深刻的論述。《奏啟》篇云：“《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边@是諷刺讒佞小人的，但用語激烈，詬病為切。在《書記》篇中，劉勰又從文體和語源意義上論述了“刺”：“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薄按獭币彩且环N文體，劉勰將之歸入“書記”一類。從語源上講，刺是通達之意。劉勰認為，《詩經》中的諷刺，通過敘述某件事情將諷諫之意送達對方，就像石針通到病的癥結的地方一樣。這樣的闡解形象生動，而且符合《詩經》的實際。我們知道，《詩經》中多憫時傷亂、諷諭勸諫之詩，這是《詩經》中最有價值的部分?！稘h書·禮樂志》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鄭玄《詩譜序》也講“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這些論述都正確揭示了《詩經》中“刺”的意義和價值。

（三）摛風裁興，藻辭譎喻：論《詩經》藝術

《詩》為“六經”之首，其對后世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因而歷來受到了人們的尊奉與推重。劉勰之前，先秦漢魏對《詩》的經學、史學意義上的評判剖析可謂汗牛充棟，但從文學角度對《詩經》進行考察和分析者，劉勰是最早，而且也是最全面、最精細的。在《情采》《章句》《比興》等篇中，《文心雕龍》廣泛而深刻地分析和論述了《詩》的情采特征、章句鍛造、比興藝術、夸飾技巧、摹景手法及聲律事典的運用原則等。

1.為情造文，文以足言：《詩》的情采特征

《文心雕龍·情采》重點討論了文學作品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問題。如上所述，關于《詩》的內容特點，《文心雕龍》在《明詩》《時序》《奏啟》《書記》等篇中都有精辟論述，肯定了《詩》的“無邪”特征及其“美刺”精神。關于“采”，《情采》開篇即云“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這就是說，包括《詩》在內的儒家經典都是有文采的。在一般人看來，《詩經》以外的經書不追求聲律、辭藻、對偶的運用，似乎文采特征不那么明顯。但劉勰不這么認為，“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總術》），文是用來補充言的，《詩》《書》都應包括在內，因此《詩》《書》都是“文”，而非“筆”。由此看來，劉勰所謂的“采”實際上包含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經書中的“秀氣”和“雅麗”，即所謂“精理為文，秀氣成采”“圣文之雅麗，故銜華而佩實”（《征圣》）；二是指一般文學作品中的辭藻、對偶、聲律等。顯然，這兩個層面的內容《詩經》都具備，《詩經》因而成為了最富有文采的典范之作?！对馈吩疲骸按吧讨埽膭倨滟|，《雅》《頌》所被，英華日新?！眲③恼J為，《詩經》文采華美，比之前代的簡單質樸，更勝一籌；而《雅》《頌》尤其具有“文勝其質”的特點，在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優(yōu)秀作品，日新月異。《明詩》中也講：“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huán)深。子夏監(jiān)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薄八氖急氡?，六義環(huán)深”八個字，很能概括《詩》的文采特點。

劉勰對文章創(chuàng)作中文采運用的基本認識是兩方面的，一是不排斥文采；二是反對過分使用文采?！对娊洝肥亲罘蟿③倪@一美學原則的。在《情采》中，劉勰援引了《詩經·衛(wèi)風·碩人》中“衣錦褧衣”句，意謂穿了錦繡衣服還要外加一件罩衫，以免文采太過于顯露。這一例證形象地表明了劉勰“惡文太章”的觀點。在劉勰看來，文采的運用必須順應文章表達的自然需要，否則就會流于矯飾和虛浮。在《原道》中，劉勰又舉文王之制《詩》作《頌》來說明這一問題。

劉勰以為，《詩》與《頌》既宣揚了王道教化，又具有自然而成的文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劉勰本著“論文必征于圣”（《征圣》）的認識，欲以《詩》等圣人之制規(guī)范當時的詩文創(chuàng)作，明顯體現出了對當時浮靡文風的不滿。

在《情采》篇中，劉勰更盛贊了《詩經》“為情而造文”的特征：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劉勰認為，風雅之作“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屬“為情而造文”；后世辭賦之作，感情虛假，文辭浮華，屬“為文而造情”。兩者相較，劉勰肯定充分肯定了《詩經》的真實和自然，而對當時辭賦創(chuàng)作所顯現出的矯情和浮夸予以了批評。劉勰一貫認為，最理想的文章應當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真實自然的情性，再加上華美的文辭，這樣寫出的文章才能“銜華佩實”“符采相濟”，才是最好的。在二者并重的基礎上，劉勰強調了內容的決定作用：“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文采的安排和使用應服從內容的需要，“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摛藻”“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劉勰的論述顯然是針對“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齊梁文壇而發(fā)的，這樣一來，其“為情而造文”“要約而寫真”“文不滅質，博不溺心”的觀點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意義。

2.隨變適會，環(huán)情草調：《詩》的章句鍛造

《文心雕龍·章句》云：

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這段文字分析論述了《詩經》的章句特點，大致說來，包含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詩經》善用比喻句，其章節(jié)和句子如剝繭抽絲，層層相環(huán)，又像從魚鱗排列，層次井然；二是，《詩經》注重全篇表意的啟、承和結，句首的字詞已經埋伏了中篇的意思，結尾的詞語，呼應了前文的內容，各章之間相互照應，意脈連貫；三是，《詩經》“外文綺交，內義脈注”，即外在的語言形式與內在的思想感情有機交融，內外一體，文質彬彬。這是就《詩經》篇、章、句的安排和鍛造而言，雖然不夠具體，但卻是符合《詩經》的創(chuàng)作實際的。

《文心雕龍》還論及《詩經》聯(lián)章積句、博文該情的問題?！墩魇ァ吩唬骸斑撛娐?lián)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邠詩”即指豳風，“邠詩聯(lián)章以積句”具體即指豳風中的《七月》。劉勰指出，詩文創(chuàng)作中的繁、簡、隱、顯應依據創(chuàng)作時的實際需要而定?！洞呵铩吠砸蛔衷H，如“鄭伯克段于鄢”，一“克”字即表明了作者的態(tài)度；《禮記》以“緦不祭”三字點出了穿喪服的人不宜參與祭祀的道理。這都是“簡言以達旨”的例子。而有些時候則須“博文以該情”，用繁富的文辭來表達豐富深刻的內容。劉勰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七月》之“聯(lián)章以積句”?！镀咴隆肥恰对娊洝L》中最長的詩篇。全詩共八章，每章十一句?！镀咴隆窂V泛反映了先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既要描述他們一年四季的艱辛勞作，又要表現他們的社會地位和階級關系，非“博文”當然無法“該情”。劉勰論述了《七月》在形式上具有聯(lián)章積句的特點，并指出這樣的形式安排是出于感情表達的需要，這無疑是符合《七月》的創(chuàng)作實際的。而劉勰在這里所提出的“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的創(chuàng)作原則，也長久而深遠地影響到了后世的文學創(chuàng)作。

其實，聯(lián)章積句不獨存在于《七月》，《詩經》中的大部分篇章都運用了這一手法。如《蒹葭》《生民》等都屬此列。這一手法包含有后人所謂的鋪敘、重章疊句等，是對《詩經》章句特點的精辟概述。

《詩經》章節(jié)的組合形式，有時用單句，有時用偶句，劉勰對此亦作了評判?！尔愞o》云：“至于詩人偶章，大夫聯(lián)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劉勰認為，《詩經》句式的運用是“適變”的自然結果，毋需勞神費力，苦心經營?！对娊洝返倪@一特點正符合《文心雕龍》“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的麗辭原則，因而得到了劉勰的稱許。《章句》篇更具體地談到了《詩經》句式的特點：

至于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于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于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詩經》中的《雅》《頌》乃“大體”，即鄭重的體裁，所以多用四言。需要說明的是，“四言為正”是漢代最為普遍的詩學觀念，劉勰對這一觀點是認同的?！睹髟姟吩弧叭舴蛩难哉w，則雅潤為本”，“雅潤”即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傳統(tǒng)詩教，亦為四言創(chuàng)作的基本宗旨。但劉勰同時也客觀地指出，《小雅·祈父》和《周頌·維清》用到了兩字句；不僅如此，《詩經》中也有六字句、七字句的情況，如《小雅·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小雅·鹿鳴》“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等等。這樣的描述是符合《詩經》的實際的。我們知道，四言雖然是《詩經》的基本句型，但并不是唯一的句型，《詩經》中一言至八言的各類形式都具備。

那么，“言”之多少能否成為衡文之標準呢？劉勰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jié)也?！边m應詩歌創(chuàng)作情勢變化的需要，字數、文句、節(jié)拍等都會隨變適會，所謂“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正說明了這一問題?！八难詾檎敝^，顯然是其“宗經”思想的產物；而“隨變適會”云云，又體現了他“通變”的文學史觀。劉勰持“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的觀點，對于詩歌句式的逐步加長、長句代替短句的趨勢持肯定態(tài)度。

如何合理遣詞用字，亦是詩歌創(chuàng)作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段男牡颀垺返脑S多篇章都列舉了《詩經》字詞運用和安排的精煉和準確。在《章句》篇，劉勰還重點討論了《詩經》中“兮”運用的特點和意義。

又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承句，乃語助余聲?！瓝滤崎e，在用實切。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对娊洝肪鋬扔谩百狻弊?，其作用劉勰歸納為二：一是“語助余聲”，二是“彌縫文體”?！罢Z助余聲”是就其在詩歌音樂性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而言的，即可以補足音節(jié)，令詩歌韻律完整、余味雋永。如《詩·氓》“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中的“兮”就屬于這種用法?！皬浛p文體”是就虛字在詩歌結構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的，即可以使詩歌文辭嚴密，圓融和諧。劉知幾《史通·浮詞》對此有過闡發(fā)：“夫人樞機之發(fā)，亹亹不窮，必有余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fā)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sup>其中，“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正恰當地道出了劉勰所謂“彌縫文體”的確切含義?？贾凇对娊洝返膭?chuàng)作實際，顯然，劉勰所論不差。但，歸根到底這些認識只是就“兮”字淺表層次的作用而言的。實際上，“兮”等虛字的運用更有其之于詩歌內容和情調方面的獨特作用。劉淇《助字辨略序》云“構文之道……虛字其性情也”，此論頗為精辟。錢鍾書先生指出，虛字在詩歌中具有“使語助以添逶邐之概”“多搖曳以添姿致”之效。這一論述，已可貴地涉及了虛字在詩歌審美方面所起到的獨特作用，真正觸到了問題的核心。

3.寫物附意，婉而成章：《詩》的比興藝術

比和興這兩種表現手法在《詩經》中得到了最廣泛的運用，也對后世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文心雕龍》專設《比興》一節(jié)對這兩者予以討論和探討，其開篇即云：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毛傳》釋詩，只注明他認為是“興”的詩句，這樣的情況在《毛傳》中共出現了一百一十六處。對此，劉勰的解釋是“‘比’顯而‘興’隱”，即賦和比相對而言較為明顯，容易區(qū)分和鑒別，興則涵義深婉，意義難明，因此必須加以特別的提示和說明?？贾凇睹珎鳌穼嶋H可以看到，劉勰的這一認識是正確的。不過，《毛傳》之“獨標興體”往往在于附會《詩》與君臣倫理之關系，進而宣揚其儒家思想，本意并不在從藝術表現層面來探討“興”的深婉性與含蓄性特點。劉勰“‘比’顯而‘興’隱”論，則是就《詩》文學性特點而言的，顯然劉勰的論述更符合《詩經》的創(chuàng)作實際。

在講到比與興的創(chuàng)作原則時，《文心雕龍》大量舉證了《詩經》中的例子：

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明而未融，故發(fā)注而后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何為“興”？《周禮·大師》鄭眾注曰“興者，托物于事”；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興者，有感之辭也”；鐘嶸《詩品序》云“文已盡而意無窮，興也”。各家闡釋問題的角度不同，故給出的解釋也不盡相同。劉勰說：“興者，起也?！鹎檎咭牢⒁詳M議?！d則環(huán)譬以記諷?！眲③牡慕忉屚怀鰪娬{了三點：一是，引起下文；二是，根據事物間曲折微妙的關系來寄托所要表達的思想；三是，一定具有諷諭意義。強調“興”在文理語勢和思想情感方面的引起下文，是沒有錯的；但突出諷諫和托諭，顯然是不確的。劉勰援引的例文是《關雎》和《鵲巢》。雎鳩雌雄有別，古人認為它是有德行的貞鳥，所以用來譬喻“后妃之德”；尸鳩住在鵲巢里，貞潔純一，“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鄭箋），所以用來象征諸侯夫人的美德。劉勰對這兩則例文意義的釋解，與《毛傳》是完全一致的。他堅持認為興一定是“環(huán)譬以記諷”，是“托諭”的，因而承襲了《毛傳》的觀點和認識，這是劉勰的不足。不過，這兩則例子均屬“依微擬議”“婉而成章”者，“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其“興”的特點是成立的。劉勰同時指出，“依微擬議”造成的結果往往是含義“明而未融”，深奧難懂；所以，必得“發(fā)注而后見”，即借助于注才能使人讀得懂。這一認識是客觀的。

關于“比”，劉勰解釋為：“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比則畜憤以斥言?！w寫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劉勰的論述突出了“比”的以此物比附彼物的特點，同時強調了形象性和切于事理的藝術原則，較之鄭眾“比者，比方于物也”、鐘嶸“因物喻志”之論，顯然更為精當和細密。但劉勰“畜憤以斥言”的認識顯然是不正確的。將比局限于指斥過失，源于漢儒鄭玄，其注《周禮·大師》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睂Υ耍追f達《毛詩正義》作了糾正：“比者，比方于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孔穎達認為，比和興都可以美、刺皆具。因此，比不只是“斥言”，同時也可以用來贊美。

《文心雕龍》將“比”分為“比義”和“比類”兩類，并大量引《詩》例以證?！氨攘x”類，劉勰舉出《衛(wèi)風·淇奧》《大雅·板》《小雅·小宛》《大雅·蕩》《邶風·柏舟》中“有匪君子，如金如錫”“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等五例；“比類”類則舉出《曹風·蜉蝣》《鄭風·大叔于田》中“麻衣如雪”“兩驂如舞”兩例。這些例子，或比人事，或比物理，皆鮮活生動，切近事理，正符合劉勰“寫物附意，飏言切事”的審美原則。

4.意深褒贊，義成矯飾：《詩》的夸飾技巧

夸飾，現代修辭學稱之為夸張。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發(fā)凡》將之列入“積極修辭”一類，并定義曰：“說話上張皇夸大過于客觀的事實處，名叫夸張辭?！?sup>劉勰之前，王充《論衡》卷七十八有“語增”“儒增”“藝增”諸名目，對夸飾有所涉及?！段男牡颀垺穯瘟小犊滹棥芬黄?，具體而精辟地論述了夸飾的特點、運用原則和在創(chuàng)作中的積極作用等。劉勰認為，《詩》《書》等經典對夸飾的運用有度有節(jié)，恰如其分，足以為后世之憲章?！犊滹棥吩疲?/p>

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鸮音之丑，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并意深褒贊，故義成矯飾。大圣所錄，以垂憲章。劉勰言，雖然《詩》《書》用的是當時的規(guī)范語言，這種語言風格有教化世俗、訓導世人的作用，但所用事例仍不免有所增飾，語言文辭亦多所夸飾。劉勰舉出了《詩經》用夸飾的六例：《大雅·崧高》之“崧高維岳，駿極于天”；《衛(wèi)風·河廣》之“誰謂河廣，曾不容舠”；《大雅·假樂》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大雅·云漢》之“周初黎民，靡有孑遺”；《魯頌·泮水》之“翩彼飛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大雅·綿》之“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并特別指出，貓頭鷹的聲音是難聽的，難道會因在學宮的樹林中棲息就變得悅耳動聽了？苦菜的味道是苦的，豈有長在周家的原野上就會變得甘甜的道理？《詩經》之所以會這樣描寫，是為了加強贊美，在事義上用了夸飾手法。

雖然劉勰沒有從修辭學意義上對夸飾的結構和意義做更深入的解析，但從所舉例證來看，他已經注意到了夸飾“擴大”和“縮小”的兩個主要類型。奇特之夸張（如《河廣》之“一葦杭之”“曾不容舠”“跂予望之”“曾不崇朝”等）雖然在客觀上不能成立，但在主觀上卻是合乎情理的，合情而不合理，“壯辭可得喻其真”，是符合藝術原則的。

劉勰同時指出，增飾要恰到好處：“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薄对娊洝返目滹?，形象地表現了事物的本質特征，恰切地抒發(fā)了作者的美好情意，因此能夸而有節(jié)，并引發(fā)讀者的強烈共鳴；而揚雄、司馬相如、張衡等人的辭賦，“奔星與宛虹入軒”“鞭宓妃以餉屈原”，虛用濫行，飾而有誣，有失其理，這是不恰當的。他希望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由此可見，劉勰在以《詩》為創(chuàng)作范式的同時，也激烈地抨擊和批評了辭賦家之濫用夸飾，誣過其理。對此，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有過非常精當的論述：“文有飾詞，可以傳難言之意；文有飾詞，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飾詞，可以摹難傳之狀；文有飾詞，可以得言外之情。古文有飾，擬議形容，所以求簡，非以求繁；降及后世，夸張之文，連篇積卷，非以求簡，只以增繁。仲任所譏，彥和所誚，固宜在此而不在彼也?！?sup>

5.寫氣圖貌，以少總多：《詩》的摹景手法

自然景物對作者創(chuàng)作情思的感召和觸發(fā)作用是極為明顯的，古人對此多有論述。如陸機《文賦》“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鐘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等等。《文心雕龍》更是專列“物色”一篇，深入探討了摹景狀物的原則和方法等，其中大量涉及了對《詩經》寫景藝術的認識和評價。劉勰說：

是以詩人感物，聯(lián)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qū)。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劉勰認為，《詩經》作者對自然景物的感觸是十分敏感的，因此能夠產生無窮無盡的聯(lián)想。他們流連于自然萬象，歌詠視聽所及之物景。接下來，劉勰從三個方面總結和歸納了《詩經》物類描摹的特點。一是，能擬其形，即所謂“圖貌”“屬采”和“附聲”。這里的“貌”“采”和“聲”是指客觀外物的具體形貌、色彩和聲音。二是，能傳其神，即所謂“寫氣”。這里的“氣”顯然是指物象的內在神氣和韻致。三是，能做到心物相融，主客一體，即所謂“與心徘徊”?！渡袼肌分杏羞^類似的話：“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蹦【皩懳镒非笮紊窠詡浜托奈锝蝗?，這在魏晉人的文論、書論和畫論中多有體現。如，鐘嶸《詩品序》強調“指事造形，窮情寫物”，謝赫《古畫品錄》主張“窮理盡性，事絕言象”等等。在這里，劉勰將形、神、心三者統(tǒng)融在一起，進而對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摹物寫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突出體現了劉勰論文的深邃和細密。客觀地講，《詩經》中的感物寫景，未必都達到了劉勰所講的“隨物宛轉”和“與心徘徊”，但劉勰據以提出的創(chuàng)作原則卻是極富啟示性的。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劉勰摘引了《詩經》中《桃夭》《采薇》《伯兮》《角弓》《葛覃》《草蟲》《大車》《小星》《關雎》和《氓》等篇中的寫景名句，對其景物描寫的特點作了精當的分析和評判：“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蟲草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劉勰主要從兩個方面對上述詩篇的寫景特點進行了評價：一是用語形象生動，簡潔明快，富有表現力，能準確地描摹出物景的狀貌形聲；二是既能窮其理，又能窮其形，做到了形神兼?zhèn)?，情貌無遺?？贾鲜鲈娖膭?chuàng)作實際，應當說，劉勰的歸納和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劉勰一向重視詩歌字詞的鍛造和錘煉，并對《詩經》中字詞運用的準確和生動多所贊譽。《練字》篇甚至還談到，即使偶然出現字詞“重出”現象，《詩經》依然能夠做到恰當和融通：“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对姟贰厄}》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薄爸爻觥笔峭粋€字在句中再度出現的情況。如《詩·衛(wèi)風·氓》中“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句，出現了兩個“老”字；《詩·邶風·靜女》中“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句，出現了三個“美”字。重出容易造成字句之間的相互干擾，但《詩經》《楚辭》運用恰當，因此并不影響表達效果。

《物色》還論到了《詩經》色彩詞運用的恰當和準確：“至如《雅》詠裳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詩·小雅·裳裳者華》有“裳裳者華，或白或黃”句，以“黃”“白”摹色，既描繪出了花兒絢爛美麗的色彩，同時也刻畫出了其高貴、嫻雅的神態(tài)。劉勰認為，色彩詞的運用是為了點染，貴在偶然一見；若頻繁出現，就會顯得繁蕪而不足珍貴。這樣的提法顯然是針對當時文壇“模山范水，字必魚貫”的傾向而言的?！渡焉颜呷A》“物色雖繁”而“析詞尚簡”，正符合劉勰“善于適要”“以少總多”的審美要求。

不過，劉勰認為《詩經》煉字之精“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這樣的斷語似乎有些絕對。他還講：“且《詩》《騷》所標，并據要害，故后進銳筆，怯于爭鋒。”言《詩經》摹景寫物語言準確形象，能切中要害，這是對的；但講后人模仿因襲，莫敢爭鋒，這是不夠客觀的。

《詩》乃文章之奧府，萬世之典范。除上文所述外，劉勰還對《詩》“率多清切”（《聲律》）的聲律特點予以褒揚，盛贊其清麗自然、合于規(guī)范的用韻特點；此外，《事類》篇稱“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qū)，而才思之神皋也”，將《詩》視為文章事類之淵藪，并肯定了《詩》對屈宋、揚雄等援事取譬的巨大影響。限于篇幅，茲不贅述。

《詩》為“六經”之首，其對后世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因而歷來受到了人們的尊奉與推重。劉勰之前，先秦漢魏對《詩》的經學、史學意義上的評判剖析可謂汗牛充棟。但從文學角度對《詩經》的考察和分析，顯然劉勰是最早，而且也是最全面和精細的。要正確、公允地推原和探究《詩經》的相關問題，要深入分析和正確評價劉勰的文學史觀，顯然劉勰的認識和論述是不能不引起重視的。

（四）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論《詩》的文體學意義

《宗經》言：“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毖浴对姟窞橘x、頌、歌、贊之本源。在其他的一些論述中，劉勰對《詩經》之于后世諸文體創(chuàng)作的影響作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和爬羅。這些論述有的從語源角度加以考察，有的從名稱上予以追溯，有的則從文體源流及其創(chuàng)作關聯(lián)方面進行了考辨?，F擇其要者簡單陳述如下。

先說“騷”?！段男牡颀垺け骝}》云：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劉勰以《詩》為評騷準的，肯定騷體源于《詩》。這一點在《比興》篇中也有說明：“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痹凇侗骝}》一文中，劉勰更詳細論述了《楚辭》與《風》《雅》的四同、四異。同者：“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guī)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碑愓撸骸爸劣谕性讫垼f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边@一問題，將在下文作詳細說明，詳見本書丁編十四“論《楚辭》”之“詭異之辭，狷狹之志：論《楚辭》與《風》《雅》的同異”一節(jié)。

其次是“賦”?！对徺x》云：“賦自《詩》出，分歧異派?！眲③恼J為，賦源于《詩》：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眰髟疲骸暗歉吣苜x，可為大夫?！痹娦騽t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涂，實相枝干。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毁x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繹其旨趣，劉勰“賦自《詩》出”的主要理由似為：第一，從語源上講，賦即“鋪”?！啊对姟酚辛x，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劉勰認為，“六義”中賦的基本特點是通過鋪敘辭藻和文詞來達到體物言志的目的，而這也正是后世賦體的基本特點，即一要講文彩鋪敘，二要講言志諷諫。第二，后世賦體不歌而頌的表達方式，亦源于“六義”中的賦。從先秦典籍中“公卿獻詩，師箴賦”“登高能賦，可謂大夫”等記載中可以看出，“不歌而誦”之賦，乃“六義”之賦的發(fā)展，這一形式也正是后世賦體的源頭。第三，漢體大賦用序言開頭，用總論結尾，“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至文契”，而“亂”的形式亦源于《詩》。《詮賦》中“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并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之論，正是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秶Z·魯語下》引魯國閔馬父說，稱《那》的結尾為“亂”，劉勰據此推斷，殷人所輯《商頌》各篇的結尾都有“亂”，這一形式為“楚辭”所繼承。

劉勰多稱賦體源于《詩》，因此要多方探尋兩者在內容、形式、表達方式等方面的關聯(lián)。從文體學的角度來看，劉勰所論不差。漢人已認定“賦乃古詩之流”，不過多從諷諫意義上而言；劉勰則更深入地論證了兩者之間更為廣泛的淵源關系，這是劉勰的貢獻。

再次是“頌”?！俄炠潯吩疲?/p>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guī)式存焉?！绊灐币嗍恰傲x”之一。《文心雕龍·頌贊》開篇即云：“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边@一看法，承《詩大序》之說。接下來，劉勰從遠古帝嚳時代、《詩經》以至漢魏，追溯了頌體的淵源和衍變。

劉勰還提到了《魯頌》和《商頌》的編次緣起及其性質意義：《魯頌》因周公旦的功勛而按次序編成；《商頌》，系商人追念先王之作。此兩者是用在宗廟里的雅樂，非宴會上的歌詠。關于魯、商兩頌的編次緣起，劉勰采用的是鄭玄《魯頌譜》及《商頌譜》的觀點，其關于雅樂的提法是符合實際的。劉勰還講到：“《時邁》一篇，周公所制?！痹谶@里，劉勰并未舉出周公制《時邁》的確切證據。不過，后世孔穎達《正義》對此有過說明：“《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劉勰對《時邁》篇的評價是“哲人之頌，規(guī)式存焉”，意思是說圣人所作的頌里，保存著作頌的規(guī)范?！稌r邁》篇稱頌偃息兵戈、宣化懿德之舉，典雅醇正，因此劉勰有此評。

在“選文定篇”時，劉勰特別指出了揚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對《詩》的模規(guī)，以及對《詩》的內在精神的繼承：“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范《》《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笨贾宰髌穼嶋H可知，劉勰所列揚雄之頌趙充國、班固之頌竇融、傅毅之頌漢明帝、史岑之頌熹后等，確具有“褒德顯容”的特點，甚至在基本創(chuàng)作規(guī)程上也具有一致性。劉勰認為，上述諸人的頌體創(chuàng)作，或模擬《詩·周頌·清廟》，或效仿《詩·魯頌·》《詩·商頌·那》，雖深淺、詳略有異，但創(chuàng)作宗旨是相同的。摯虞《文章流別論》也有過相似的論述：“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劉勰關于頌體淵源、流變及特點的描述無疑是精辟而準確的。他之所以強調頌體創(chuàng)作應模規(guī)《清廟》《》《那》等體式，是因為這些作品內容典雅，語言“清鑠”。劉勰還進一步指出，頌體創(chuàng)作應遵循“諭揚以發(fā)藻，汪洋以樹義”“纖曲巧致，與情而變”的原則。這些觀點，顯然都是十分精辟的。

再其次是“哀吊”。《哀吊》曰：

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左傳·文公六年》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秦本記》亦載其事：“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sup>可見，《黃鳥》所敘寫的是秦穆公以人殉葬之事。清人陳繼揆《讀風臆補》評《黃鳥》曰：“惻愴悲號，哀辭之祖?！?sup>從現存資料來看，哀悼之始，莫先于《黃鳥》者，故劉勰引以為例。但哀詞一般用來哀悼“夭昏”者，即未成年而夭折的孩子，子車氏之三子“皆秦之良也”，顯然不在此列。既然哀悼的對象不同，劉勰為何還要舉《黃鳥》為例呢？原因在于《黃鳥》情調悲愴，用語凄楚，“事均夭橫”；而且也符合劉勰“悲實依心”“情主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的哀文寫作要求。

后世以哀文名世之諸家，劉勰最推崇的是潘岳。《哀吊》曰：“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jié)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迸嗽烙小督鹇拱мo》一篇悼念其夭亡的幼子，又有《為任之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一篇，為年僅三歲而隕的外甥悲戚。兩篇俱悲愴徹骨，至深至婉，一向被目為哀文之名篇。其中如“耳存遺響，目想余顏；寢席伏枕，摧心割肝”，“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干，又剪我根”等一些文句，以淚浸筆，長歌當哭，真正具有“情往會悲，文來引泣”（《哀吊》）的效果。對于這兩首詩語言及體制特點，劉勰注意到了其對《黃鳥》及《詩經》的效仿和繼承。這兩首詩均用四言寫成，且音調急促，少有舒緩，這樣便于營造出飲咽吞聲、如泣如訴的氛圍，進而表達出對夭亡者的痛惋。劉勰所謂的“體舊”，就是指潘岳哀文對《詩經》體制的模仿和效法。

上述騷、賦、頌、哀吊之外，劉勰還個別地談到了《詩》與樂府、論說、啟奏、書記、詔策、章表等體的關系，現擇取要者列舉如下。

作為詩的一種體式，“樂府”與《詩》在內容趨向、語言風格及句式用語等方面存在著多方面的關聯(lián)。但劉勰對此未及細論，只在《樂府》篇中簡單提到：“及宣帝雅頌，詩效《鹿鳴》。”漢宣帝時，有人仿效《小雅》中《鹿鳴》制作歌功頌德的音樂，劉勰以此例來說明《詩》在樂府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論說》篇從訓釋角度談到了論體與《詩》的關系?！墩撜f》開篇即言：“圣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看來，只有闡明經意、申述事理者才可以稱作“論”；劉勰將經書的傳、注，亦視為論體?！搬尳?，則與傳注參體”“傳者轉師，注者主解”。劉勰也客觀地指出，與議、說、贊等其他論體相比較，“注釋為體，解散論體”。也就是說，注釋是拆開了的論體，是把論分散在了各個注里，因此勢必會顯得瑣碎繁雜。劉勰反對繁瑣的章句之學，主張傳、注要文字簡約、含義明暢?！叭裘枴对姟罚矅畟鳌稌?，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他舉出《毛詩》、孔傳等，認為這些對經書的傳注是簡潔而明暢的，是后世學習效仿的榜樣。

《奏啟》則引《詩》為例，論述了奏劾一類文的文體特點：“《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按《詩·小雅·巷伯》諷刺、攻擊進讒言的人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庇谜Z激烈，指斥嚴厲。劉勰以為，《詩》尚如此，彈劾類的文章往往如是，相互攻擊，吹毛求疵，詬病為切。

“譜”乃“書記”之一體，劉勰認為，該體與《詩》有著淵源關系：“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tǒng)，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编嵭凑铡对姟返拇涡蚝椭T侯的世系編成《詩譜》，劉勰以為，這正屬于“注序世統(tǒng)，事資周普”的情況?！按獭币彩恰皶洝鳖愇捏w，劉勰以為：“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贝淌峭ㄟ_之意，《詩經》中的諷刺，就是通過敘述某件事情來表達作者的愛憎態(tài)度；這樣的意見送達對方，就像針通到癥結處一樣。此處，劉勰從語源意義上闡釋了《詩經》中“刺”的意義。此外，“諺”亦與《詩》存在淵源關系：“《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并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蛭霓o鄙俚，莫過于諺，而圣賢《詩》《書》，采以為談，況逾于此，豈可忽哉！”《詩·大雅》中《蕩》《抑》《桑柔》《蒸民》四篇皆有“人亦有言”句；《詩·小弁》有“惟（維）憂用老”句。這些都屬“諺”?！爸V”即今人所說的諺語、俗語，劉勰亦將其歸入“書記”一類。劉勰援《詩》之例旨在說明：諺語在古代即有流傳；諺語雖然文辭俚俗，但《詩》《書》尚采之，可見是不容忽略的。

在《詔策》和《章表》中，劉勰也從語源意義上考察了《詩》的文體意義?！对t策》講：“《詩》云：‘畏此簡書?！薄白越桃韵?，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為重也?！眲③恼J為，文體名目的確立，源于經典，即所謂“并本經典以立名目”。其中，“簡策”和“命”這兩體均源于《詩》。按《詩·小雅·出車》有“畏此簡書”句，《詩·大雅·大明》有“有命在天，命此為王”句，因此，劉勰的立論是充分依據的?！墩卤怼吩唬骸罢抡撸饕??！对姟吩啤疄檎掠谔臁?，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薄对姟ご笱拧恪酚小盀檎掠谔臁本?，此處的“章”即“明”之意。因此，劉勰所謂“《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的釋解是正確的。這里，劉勰也是從語源意義上考察了“章”的名目和原始含義。

《文心雕龍》對《詩》的文體特點的總結和論述，鮮明地體現了劉勰的宗經思想，也較為恰當地見出了《詩》的文體價值，對后世《詩》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劉勰看來，《詩》的文體形態(tài)和具體實踐，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各體的創(chuàng)作方法，顯示了對各體寫作的具體要求。文學自覺的重要表現是文體自覺，《文心雕龍》對《詩》的文體意義的細致梳理，正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魏晉文學自覺的實際，同時也對后世諸文體的創(chuàng)作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二、論《書》

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sup>作為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尚書》匯集了典、謨、訓、誥、誓、命諸文，是研究我國上古歷史、哲學的重要依據?！渡袝吠瑫r又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被稱作《書經》，劉知幾目之為“七經之冠冕”：“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sup>《尚書》以記言為主，記事為次，其文層次清晰，結構完整，多采用想象、夸張、比喻、渲染、對比等手法，具有明顯的文學性特征。因此，一向被認為是業(yè)已成熟的散文。

《文心雕龍》之《征圣》《宗經》《史傳》等至少三十三篇論及了《尚書》，其余征引《尚書》原文、化用《尚書》事典、談及《尚書》人物篇章者，則比比皆是，難以準確統(tǒng)計。涉及的主要問題有：《尚書》的地位和性質、《尚書》的語言特點、《尚書》的文學性特征及《尚書》對后世文學體式的影響等?？梢哉f，在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細致地從文學角度論述《尚書》者，非《文心雕龍》莫屬。劉勰對《尚書》文學特征的描述和判斷，對后世的相關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書》實記言，標列“七觀”：論《書》的特點和地位

《荀子·勸學》言“《書》者，政事之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講“《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顯然，諸家所論都指出了《尚書》匯集和記載政事的性質?！渡袝返闹饕獌热莅ㄕ母妗⒌弁醯恼勗捰柺?、誓詞、命令、法律制度等，“蓋《書》之所主，本于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fā)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其體例主要有典、謨、訓、誥、誓、命，是為“六體”。

《文心雕龍》對《尚書》的關注和考察，其重點并不在史學層面。盡管如此，從《尚書》的文本實際出發(fā)，《文心雕龍》還是客觀地指出了《尚書》偏重記言的特點：

《書》實記言。（《宗經》）

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史傳》）《尚書》所載多誥命、訓示、誓詞之屬，因此《漢書·藝文志》講“《書》者，古之號令”，又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劉勰的論述顯然承續(xù)了《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而這也是符合《尚書》的實際的。如《無逸》篇，該篇屬于誥命類文章，全篇每一節(jié)皆以“周公曰”領起，記載周公對成王的訓示。從表現形式上看，是典型的“記言”類作品。再如，《盤庚》篇，盤庚遷都，“民不適有居”，有怨憤之言。盤庚“命眾悉至于庭”，對他們進行了勸導和訓示。該篇的主要內容也是“記言”，學者普遍認為當由盤庚口述、史官記錄而成。

劉勰是宗經的，他堅持認為經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對于《尚書》他更多的是從經典的角度來關注和論述其地位和價值的?！蹲诮洝吩唬?/p>

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于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yǎng)正，昭明有融。關于七觀，《尚書大傳》載：“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范》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志，《堯典》可以觀美?！?sup>可見，觀義、觀仁、觀誡、觀度、觀事、觀志、觀美，謂之“七觀”，系指《尚書》可供借鑒的七個方面內容。劉勰認為，《尚書》“七觀”與《易》之“十翼”、《詩》之“四始”等同屬“五經”之菁華，具有“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的特點，可以啟發(fā)學習、培養(yǎng)正道、彰顯義理。在劉勰看來，《尚書》及儒家經典“性靈镕匠，文章奧府”，可以镕鑄人們的性情，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巨大寶庫，是“群言之祖”。劉勰的論述對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后世學者對《尚書》的經學、史學及文學地位都給予了充分肯定，上述劉知幾等人的相關論述即是明證。

（二）辭義溫雅，萬代儀表：論《書》的文學性

《尚書》有沒有文學性？回答是肯定的?！渡袝冯m為各類“訓典”“號令”及歷史事跡的匯編，但已具備了敘事、議論、描寫等手法，有些篇章還運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以增加文章的生動性和說服力，其所蘊含的文學性因素是明顯的。因此，《尚書》一向被視為我國古代散文的源頭。這一點，前賢今哲早有定論。如，陳柱《中國散文史》視《尚書》為“為治化而文學時代之散文”，譚家健《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也講：“《尚書》已是成熟的散文，不再是萌芽或雛形?！?sup>

在中國文學史上，劉勰最早對《尚書》的文學性特點進行了較為細致的開掘和闡釋，對《尚書》屬對、夸飾、事典等手法的運用進行了具體分析。《總術》篇曰：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六朝人有文、筆之辨，但區(qū)分文、筆的標準并不完全一致。蕭繹《金樓子·立言》謂：“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蔓，唇吻遒會，情靈搖蕩?！?sup>顯然，蕭繹更多的是從文章性質上來區(qū)分文、筆的。劉勰則認為，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這是著眼于文章形式來區(qū)分的。那么，《詩》《書》等經典是“文”還是“筆”呢？劉勰認為，“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這就肯定了《詩》《書》等經典是“文”，而非“筆”?！肚椴伞烽_篇也講過“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劉勰不僅肯定了“六經”的文學性，而且強調，圣賢的文章是有文采的，足可為萬世之法?！恫怕浴菲浴稗o義溫雅，萬代之儀表”評價《尚書》的文學價值，充分肯定了《尚書》對后世文章創(chuàng)作的巨大影響：

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書·虞書·皋陶謨》：“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瓕挾酰岫?，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諊漓缶戳?，亮采有邦。”所謂“皋陶六德”，概即指此?！稌び輹に吹洹吩唬骸暗墼唬嘿?！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偕，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边@段文字因其“詩言志”觀念而為后人所熟知?！霸姟薄案琛薄奥暋薄奥伞敝^，則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全過程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文心雕龍》所謂“夔序八音”概即指此。伯益作贊見于《虞書·大禹謨》：“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薄拔遄幼鞲琛币娸d于《尚書·夏書》，詳見下文。“虞夏文章”，多保存在《尚書》中，因此，劉勰對虞夏文的評述實際上就是對《尚書》的評述。在上引一段文字中，劉勰列舉了《尚書》中之四例，并以“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來評價這些文章，對《尚書》的文學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

類似的評述還見于《原道》：

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fā)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yè)峻鴻績，九序惟歌，勛德彌縟。相對于遠古事跡的“年世渺邈”、湮沒無聞，劉勰認為，唐虞時代的文章才真正“煥乎始盛”。接下來，劉勰舉出了《尚書》之三例，以證明其論點。一是，“元首載歌”，其二是“益稷陳謨”，其三是“九序惟歌”?！霸纵d歌”見于《書·虞書·益稷》，虞舜在位，天下大治，堯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劉勰以為，虞舜元首之歌，吟詠了自己的情志；言情詠志之作，當然是具有文學性的?！耙骛㈥愔儭币嘁娸d于《虞書》。益和稷分別指舜的臣子伯益和后稷；“謨”，計謀，謀略。《尚書·虞書》記載有不少伯益和后稷獻給帝舜的謀議，劉勰認為這些謀議開啟了奏章之風?！白唷蹦宋闹惑w，《文心雕龍》有《奏啟》一篇專論其特點。這是從文體學意義來考察《尚書》的文學性特點的?！熬判蛭└琛币娪凇稌び輹ご笥碇儭罚骸坝碓唬红叮勰钤?！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政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毕挠泶d，建立了豐功偉業(yè)，因此得到了歌頌。《明詩》篇也談到了“九序惟歌”的問題：“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钡珡摹渡袝匪d之頌詞來看，“九序惟歌”的文學性色彩不是很明顯。

在其他的一些論述中，劉勰還具體分析了《尚書》中屬對、夸飾、事典等表現手法的運用?！尔愞o》曰：

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币骊愔冊疲骸皾M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本段中的兩則例文均出自《書·大禹謨》。其一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這是大臣皋陶獻給禹的謀議；其二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大臣伯益的獻辭。這兩則文字均齊整瀏亮，自然成對，因此劉勰用以闡證其“奇偶適對，不勞經營”的麗辭原則。作為中國早期散文，《尚書》大量運用了偶對手法以增強文章的表達效果。上述《畢命》中之“政貴有恒，辭尚體要”，《梓材》中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斫，惟其涂丹雘”，《皋陶謨》中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舜典》中之“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等等，都是較為典型的例證。字對、詞對之外，《尚書》甚至還大量使用了句對，如“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旸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圣，時風若”（《洪范》）?！昂螕?，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呂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皋陶謨》）如此等等，在《尚書》中隨處可見。后世修辭學所列之正對、反對、重疊對、錯綜對、工對、寬對等偶對形式，《尚書》都已具備。劉勰激賞文辭之美，也著力探討了包括偶對在內的各類藝術技巧的具體運用。但同時，他反對浮泛不切，主張自然成文，“率然對爾”。上引《尚書》里的兩則文字，不事經營而事理圓密，正符合劉勰的審美標準。劉勰之引經文為據，同時包涵著對時文刻形鏤法、文乏異采的批評。籍經以刺時文，救失補弊，是其重要用意。

麗辭之外，《文心雕龍》對《尚書》中夸飾手法的運用也進行了分析和說明。

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夸飾》）劉勰言，雖然《詩》《書》在語辭的運用上堪稱規(guī)范，但出于表達上的需要仍使用了許多夸飾手法。劉勰列舉了《詩經》之六例，《尚書》之兩例。《尚書》之兩例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前者出自《尚書·虞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后者出自《尚書·周書·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疤咸臁睜詈樗?，“血流漂杵”寫戰(zhàn)爭之慘烈，兩者在用語上都屬增飾。但“壯辭可得喻其真”“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其表達效果是明顯的。劉勰同時也指出，增飾的運用要恰到好處：“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jié)，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睋P雄、司馬相如、張衡等人的辭賦虛用濫行，飾而有誣，有失其理，這是不恰當的。他強調要以《詩》《書》為創(chuàng)作范式，以糾正辭賦家之濫用夸飾、誣過其理。

《事類》篇還談到了《尚書》事典運用的特征：

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昔胤侯征羲和，引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盤庚遷都，引古代賢臣遲任之言告誡臣民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边@兩件事分別出自《尚書·夏書·胤征》和《尚書·商書·盤庚》，都征引了古事或古言以說明道理，屬事類運用中“全引陳辭以明理”之例。據此，劉勰認為，據事類義、援古證今是經典的慣用手法。很顯然，劉勰征引《尚書》中的例文，其目的在于為事類的運用尋找理論依據。事實上，此類援引古事、民諺以及先王之言用以分析說明事理的手法，在《尚書》中比比皆是?！吨軙た嫡a》：“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换莶换?，懋不懋?！眩∪晡┬∽?，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敝芄栒]康叔時，引用了“怨不在大，亦不在??；惠不惠，懋不懋”的古語，告誡康叔告要保護下民，不要貪圖逸樂?！赌潦摹分?，武王伐紂時引用古語“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用以揭露商紂王寵信妲己、荒淫誤國，既辛辣犀利，又形象生動。劉勰是主張宗經的，他認為“經典深沉，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qū)，而才思之深皋也”，而后世文章在征引事典時，也確乎多取資經典，漁獵于其中。

（三）辭尚體要，務實棄華：論《書》的語言特點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散文集，《尚書》的語言古樸質實，絕少雕飾，但同時也存在著古奧艱澀、詰屈聱牙等問題。《文心雕龍》對《尚書》的語言特點多有論及，比較集中的闡釋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覽文如詭，尋理即暢

《尚書》所記基本是誓、命、訓、誥一類的言辭，文字古奧迂澀，艱深難懂；《尚書》又多用雅言，很少運用表示語法關系和語勢語氣的虛詞和關聯(lián)詞。這一獨特的語言特點也造成了《尚書》的拗口難讀。因此，韓愈《進學解》有“周誥殷盤，詰屈聱牙”之評。但另一方面，《尚書》之記言論事往往簡潔明了，平易質樸。對此，《文心雕龍·宗經》做了精當的分析和說明：

《書》實記言，而詁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渡袝穭t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異體者也。所謂“詁訓茫昧”“覽文如詭”，正準確地揭示了《尚書》古奧難懂，不宜索解的特點?！渡袝分y讀，主要原因是因為記載和運用了當時的語言。古今語言表述習慣方面的差異，大量口語的運用，加之由于年代久遠而造成的錯訛、脫衍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尚書》語言文字的迂澀詭雜，駁舛難明。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講：“案《尚書》所記，即當時語言。”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講：“《書經》有那么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宋代陳骙《文則》也講：“商《盤》告民，民何以曉？然在當時，用民間之通語，非若后世待訓詁而后明?！?sup>顧頡剛先生的解釋則更為具體：“周民族起源于渭水流域，說的是一口陜西方言，史官忠實記錄了下來。”由此看來，《尚書》語言之艱澀古奧，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

盡管《尚書》文字古奧艱澀，詰屈聱牙，但這并不意味著《尚書》內容上的隱晦婉曲，不可索解。《尚書》記言論事簡潔質樸，要言不煩，一些描寫和議論往往具有“平正易解”的特點。對此，徐師曾《文體明辨序》曾有過客觀的評述和說明：“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詰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詰屈者記矢口之本文?！?sup>“矢口”，猶開口，隨口，指不加思索，脫口而言?？磥?，《尚書》中只有那些“矢口”之言才是詰屈聱牙的，其余部分則是通明曉暢的。

劉勰指出，如果借助于《爾雅》，并充分了解和考慮到當時的語言特點，是可以對《尚書》做出正確的釋讀和理解的。故劉勰講：“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薄稛捵帧芬嘣疲骸胺颉稜栄拧氛?，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眲③囊暋稜栄拧窞椤对姟贰稌分敖髱А?，如果說《詩》《書》等經典是衣服的話，《爾雅》就好比衣服上的領子和帶子，二者相輔相成。那么，為什么《爾雅》一書堪稱《詩》《書》之“襟帶”呢？原因在于《爾雅》能以雅正之言解釋先秦的古語詞和方言詞，用秦漢時的通行語來解釋經典中的方言、口語。故此，它是考證經典詞義和名物必不可少的工具。如，《周書·顧命》曰：“先輅在左塾之前?！焙螢椤佰印保俊稜栄拧め寣m》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薄惰鞑摹酚小昂笫降浼敝Z，《爾雅·釋詁》云：“式，用也?！秉S侃先生在《爾雅略說》中對《爾雅》的這一特點和功能有過非常精當的闡釋：“然而五方水土，未可強同，先古遺言，不能悉廢；綜而集之，釋以正義，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此謂爾雅?！骱醮苏撸豢芍稜栄拧窞橹T夏之公言，二可知《爾雅》皆經典之常語，三可知《爾雅》為訓詁之正義?！?sup>明白了這一點，劉勰對《爾雅》的重視和強調就不難理解了。

劉勰還引用了《尚書大傳》中子夏對《書》的一段評語：“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弊酉牡脑捲窃u《書》之“論事”特點的，是說《尚書》的記事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劉勰援引此論意在說明：《尚書》雖然語言古奧迂澀，但如果能結合當時的語言實際進行考察，它的文意是曉暢明晰的。下文所謂“尋理即暢”，也正說明了同樣的問題。劉勰在比較的基礎上概括了《尚書》和《春秋》語言上的差異：“《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這一論述是精當準確的，故紀昀評曰：“四語括盡兩經?！?/p>

2.辭尚體要，務實棄華

《征圣》云：

是以子政論文，必徵于圣，稚圭勸學，必宗于經?！兑住贩Q“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在這里，劉勰引《易》和《書》的有關論述，特別強調了為文時應特別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辨物正言”，二是“辭尚體要”?！罢浴敝^，強調了語言的正確性和規(guī)范性；而“體要”則強調了語言的簡約性和對事理的深刻體察。劉勰認為，“正言”是為了“立辯”；“體要”才可以“成辭”。

“辭尚體要”出自《書·周書·畢命》：“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笨资蟼鳎骸罢匀柿x為常，辭以理實為要?！笨追f達疏：“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本驼Z言運用層面的意義而言，《尚書》的意思是說，語言和文辭的運用，重在體察要義，而不在好奇立異。考之以《尚書》的實際，我們可以發(fā)現，大抵《書》是以簡約為務的?！渡袝匪嬆说?、謨、訓、誥、誓、命“六體”，多屬記言類，往往直陳其辭，簡質樸實，殊少雕飾。對此，前賢多有評述。如，劉知幾《史通·六家》曰：“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記，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sup>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也講：“《書》之記言，非上告下，則下告上也。尋其實質，此類皆論事之文?！?sup>

就文學創(chuàng)作層面的意義而言，“辭尚體要”強調了對事理要義的體察和辨別，彰顯了對充實典雅文章風格的崇尚。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講得好：“體要者，制辭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使辭致姱美，非獨隱顯不相妨礙，惟其能隱，所以為顯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隱而不宜顯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詩》《書》之明菿，《春秋》簡約，自不能如《傳》《記》之周詳，必令繁辭稱說，乃與體制相乖。圣人為文，亦因其體而異，《易》非典要，故多陳幾深之言，史本策書，故簡立褒貶之法，必通此意，而后可以談經。”因此，“體要”并不能等同于“簡要”，而是要依據文體的具體創(chuàng)作需要，該繁則繁，該簡則簡，“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征圣》）。其要在于深刻體察事理要義，做到充實而不繁縟。

“體要”“尚簡”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傳統(tǒng)觀念，《尚書》之外，儒家經典對此多有闡解。《論語》云“以約失之者鮮矣”“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辭達而已矣”；《周易·系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y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這些論述，都強調了對“易”“簡”的崇尚和對繁、縟的摒棄。

《文心雕龍》多次引用了《尚書》此論，表現出對“辭尚體要”創(chuàng)作原則的推崇和重視，“辭尚體要”也進而成為了《文心雕龍》最重要的美學思想。劉勰多以此為標的評判前人作品，規(guī)范文體寫作。如評賈誼《吊屈原文》“體同而事核”（《哀吊》），評蔡邕的碑文“……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也澤”（《誄碑》）；對《議對》的創(chuàng)作要求是“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隱為奇”，等等。此論明顯具有抨擊時文標新立異、崇尚奇詭的用意?！缎蛑尽吩唬骸稗o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眲③膶︸壩闹笨d深惡痛絕，因此《文心雕龍》中多次對時文之弊提出批評。如，《程器》曰：“《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薄惰鞑摹肥侵芄灾艹赏趺x對康叔的誥詞，文中說：“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斫，惟其涂丹雘?！眲③囊昧恕惰鞑摹分械脑挕Ｐ枰⒁獾氖?，《梓材》并非“論士”，而是論創(chuàng)業(yè)和守成問題的。劉勰援引其“務華棄實”之論是專就“近代詞人”而言的，其指向是十分明確的?！讹L骨》篇有更為明確的說明：“《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w防文濫也?！眲③恼J為，“若夫镕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風骨》），其中，“昭體”和“曉變”是創(chuàng)造“新意”和“奇辭”的關鍵。如果不熟悉創(chuàng)作的起碼規(guī)范，不經過認真的提煉和琢磨，而是一味追新逐奇，就會遭致創(chuàng)作上的失敗。顯然，劉勰標榜和推重“辭尚體要”，其目的在于反對濫用文辭。

相對于時文的繁縟，劉勰認為圣人的文章簡約明暢，辭約旨豐。上引《征圣》中，劉勰贊賞圣人的文章“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與精義并存”，為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樹立了光輝典范。劉勰此論，重在強調圣人書辭對于文章創(chuàng)作的巨大指導意義，進而表明其“論文必征與圣”的立場?！缎蛑尽芬嘣唬骸吧w《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眲③恼J為，《周書》之貴乎“體要”論和孔子的憎恨“異端”說，都是后世為文者應當學習和吸收的。顯然，在劉勰這里，提倡對圣人書辭的體察和效仿，同時也包含有對時文的否定和批判傾向。劉勰是主張簡約的，他甚至對注經之繁縟也表示了不滿。《論說》曰：“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余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睂浳闹白⑨尅?，劉勰將之歸為“論”之一體，“圣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注釋”的特點在于，將論分散在了各個注里。劉勰反對繁雜的章句之學，主張注經要“要約明暢”?？装矅鴤鳌稌?，即為“要約明暢”之一例。這樣看來，劉勰“貴乎體要”的文學主張，不僅僅針對詩文創(chuàng)作，同時也兼及經書注釋和論文寫作。

劉勰“貴乎體要”的美學原則，不僅對于糾正當時文壇的繁縟之弊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而且對后世文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劉大櫆曾指出：“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sup>劉熙載也講：“藝者，道之形也?！櫥蛑^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概?！?sup>

（四）太康敗德，五子咸怨：論《五子之歌》

《尚書·夏書》有《五子之歌》一篇，全文如下：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逼淙唬骸拔┍颂仗?，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逼渌脑唬骸懊髅魑易?，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膲嬝示w，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郁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孔氏傳：“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笔钦f為司馬遷所取，《史記·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碧凳窍耐鯁⒌膬鹤?，大禹之孫。在位期間，不理朝政，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滿。太康又喜好畋獵，往往一去數月，這更增加了人民的反抗情緒。大臣羿趁機煽動朝中軍政要員起來反對太康，他帶兵把守洛水北岸，不讓太康回都，并且將他逐出國門。太康的五個弟弟保護著母親，在洛水之曲苦苦等候太康達一百多天。五子想起太康平時的所作所為，便作詩表達對哥哥的怨恨和指責?！段遄又琛肥歉柙姡髟娬呔蒂F族，包括后來作了夏王的仲康在內，因此當屬貴族歌詩。逯欽立先生考證說：“左氏哀六年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c此略同，可證歌為先秦逸文?！?sup>

《文心雕龍》對《五子之歌》的集中論述主要有四處：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明詩》）

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虞歌《卿云》，則文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通變》）

三言興于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章句》）

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才略》）在《明詩》篇中，劉勰將《五子之歌》作為詩歌“順美匡惡”的重要例證加以運用。大禹功德顯著，因而人們作歌頌揚他；“太康敗德”，于是有《五子之歌》對其進行諷諫和怨恨。因此，“順美匡惡”、言志緣情是詩的最重要的特點和功能?！斑x文以定篇”是《文心雕龍》重要的創(chuàng)作原則，《五子之歌》正是“選文”的具體體現。事實上，《五子之歌》也確實較典型地體現了早期詩的美刺特點。

《通變》引用《五子之歌》旨在說明由質而訛、文采漸變的道理。早期詩歌，如黃帝時代的《彈歌》，極為質樸；唐堯時代的《在昔》，較之于《彈歌》則稍富文采；虞舜時的《卿云歌》，更勝一籌；而夏時的《五子之歌》如“雕墻”之類文辭，顯然更富文采。在劉勰看來，從純樸走向華美，這是文學進步的重要標志，“變則久，通則不乏”。劉勰關于黃帝、堯、舜、夏各朝文采漸變、愈趨華美的總結和論述顯然是符合文學實際的。劉勰同時還指出，華美而不失典雅，才是文學發(fā)展的正確方向；晉宋之浮艷、詭奇，是將文學引向邪僻，是在走下坡路。這樣的論述顯然兼有批評晉宋不良文風的含意。

《章句》中所謂的《洛汭之歌》，即指《五子之歌》，此歌以四言寫成，可見四言詩在當時就有流傳。由于時代久遠，文字記載匱乏，夏以前是否有四言詩，已難于考辨。但現傳《五子之歌》確系較早、較完整的四言詩。劉勰此論，為研究四言詩的緣起提供了重要思路。

《才略》屬作家論。在此篇中，劉勰對歷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了評述。談到《五子之歌》時，劉勰認為該篇同《尚書》中的“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等文章一樣，同樣具有“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的特點?！段遄又琛穼儆谫F族文學，其諷諫、怨刺往往舉祖訓為則，而且多涉國家、宗廟之利害，因此確實做到了溫和雅致?！墩撜Z》講“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詩序》言“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溫柔敦厚，婉言勸諫，是傳統(tǒng)儒家詩學的一貫主張。劉勰提倡“宗經”“征圣”，因此對《五子之歌》的怨刺風格給予了高度評價。后世論諫者，如杜牧《與人論諫書》等，普遍主張應文雅有致。

（五）詔策章奏，則《書》發(fā)其源：論《書》對后世諸體文學的影響

先秦是中國文學的孕育和開創(chuàng)時期，中國文學的許多體式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它的源頭。中國古代最早的文似乎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而“六經”被公認為包含有奏、議、論、贊等各種文體形態(tài)。故陳柱先生講：“后代文體，皆原于六經，而《尚書》為尤備矣?！?sup>《尚書》典、謨、訓、誥、誓、命六體，多為后世所模仿和學習。同時，后世也有不少文體系從《尚書》六體中衍生而來。元郝經《續(xù)后漢書》曰：“《書》者言之經，后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辭皆本于《書》。凡制詔、赦、令、冊、檄、教、記，誥、誓、命、戒之余也。書、疏、箋、表、奏、議、啟、狀，謨、訓、規(guī)、諫之余也。國書、策問、彈章、露布，后世增益之耳。皆代典國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官樣體制之文也?！?sup>在探究各種文體的形成、演變時，劉勰也充分注意到《尚書》的意義和作用?！段男牡颀垺ぷ诮洝吩唬?/p>

詔策章奏，則《書》發(fā)其源。劉勰認為，《書》為詔、策、章、奏諸文體的源頭。詔、策是帝告臣下的文書，《文心雕龍》有《詔策》篇專論其淵源、流變和寫作原則。從名稱淵源上看，劉勰言“詔”本于《書》，而“策”本于《詩》：“《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并本經典以立名目?！睆膬群峡矗安哒?，簡也”“詔者，告也”。劉勰對詔策概念、內涵及其淵源的把握和認識是明晰和準確的?！渡袝分写罅坑涗浟苏母?、帝王的談話訓示、誓詞、命令、法律制度等，其典、謨、訓、誥、誓、命“六體”多為朝廷政令。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周初“八誥”，系周公對臣屬的誥辭，其中《大誥》號召臣民平定管蔡之亂，《康誥》勸誡康叔施行德政，等等。故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云：“上以誥下，《大誥》《洛誥》之類是也，考于《書》可見矣?！?sup>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論“詔”曰：“按三代王言，見于《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因此，言詔策源于《書》，其結論是可靠的。與劉勰同時代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篇》中也講：“夫文章者，源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也。”

《詔策》還就《尚書》中“誓”“誥”諸體的具體運用情形做了說明：“‘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從前，王言曰“命”，三代時稱為“誓”“誥”，而秦并天下，改“命”曰“制”。這一點，《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有說明：“命為‘制’，令為‘詔’?！迸狍S集解引蔡邕語曰：“詔，詔書?！薄霸t”本“告知”之意，《尚書》有《微子》一篇，其中講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仆。詔王子出迪?！辈躺蚣瘋鳎骸霸t，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眲③膶ξ鳚h文帝、景帝之前的詔書評價不高，目之以“詔體浮新”；而贊武帝時期的詔令為“選言弘奧”。而實際情形是，“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后世無以逮之”。劉勰何以如此推賞武帝時的詔令呢？原因就在于，武帝崇儒，“文同訓典”，其策書與《尚書》中的訓典一樣具有典雅廣博、深美純正的特點。劉勰是宗經的，因此才對武帝的詔策大加贊賞。需要注意的是，《尚書》中的訓典、誓誥等雖肇詔策之始，但畢竟質樸有加而文飾不足。關于這一點，葛洪的評述比較客觀：“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yōu)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

章、奏乃臣僚呈報皇帝的文書，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曰：“奏疏者，群臣論諫之總名也?！?sup>《文心雕龍》有《章表》《奏啟》篇對這兩種文體的淵源和寫作做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古時朝臣向君主進呈意見，稱為“上書”，秦初改“上書”為“奏”。到了漢代又進一步細分為“章”“奏”“表”“議”四類，“章以謝恩，奏以按劾”（《章表》）。作為上古政令的匯集，《尚書》中多有臣下對君主所提的口頭的或書面的意見和建議，即劉勰所謂的“敷奏以言”。因此，視《尚書》為章、奏之源是符合事實的?！对馈吩唬骸耙骛㈥愔儯啻狗笞嘀L。”《尚書·虞書》記載有不少伯益和后稷獻給帝舜的謀議，劉勰認為這些謀議開啟了章奏之風?！墩卤怼菲罅颗e證了《尚書》中的事例：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并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贊。文翰獻替，事斯見矣。《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囱彩厮脑溃ㄡ纷?、南岳、西岳、北岳）后，群臣向天子口頭進陳各種意見，即所謂“敷奏以言”?！段男牡颀垺分小墩卤怼贰蹲鄦ⅰ穬善昧嗽摼?，《章表》還進一步解釋說：“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眲③囊詾椋撼贾M言，已經具有了“章表”的意味?！白伤脑馈保磁c四方諸侯商量國家大事，唐堯、虞舜皆有其事，《書》之《堯典》《舜典》均有載。其中臣下對君主的進言，在劉勰看來初具章表之義。伊尹書“誡”及“贊”分見于《書》《商書》之《伊訓·序》和《太甲·序》。成湯沒，太甲立為君主，大臣伊尹作《伊訓》以訓誡；等到太甲想到要走正路，伊尹請他回到亳京復位，并作《太甲》三篇來贊美他。伊尹的訓誡體現了勸善而去惡的傾向，而這也正是劉勰對章表一類文章創(chuàng)作的基本要求?！蹲鄦ⅰ菲舱劦搅诉@一問題：“昔周之太仆，繩愆糾謬?！薄稌酌罚骸巴跞粼唬骸┯枰蝗藷o良，實賴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糾正過失，勸善懲惡，有裨政教，是章表類文章的寫作要旨。劉勰是宗經的，在他看來，《尚書》昭示了章奏類文體的基本寫作矩式，后人應以《書》為范，遵經而行。《章表》云：“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典謨”即指《尚書》。劉勰要求章奏之文要仿效學習《尚書》典謨的寫法，“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

詔、策、章、奏之外，劉勰還大量論及了《尚書》對后世文體形成、發(fā)展和創(chuàng)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其中，比較集中和典型的有論“議”“書”“騷”“贊”“?！薄般憽薄氨薄笆穫鳌薄跋薄胺舛U”等諸體?！蹲h對》云：

“周爰咨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jié)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薄吨軙吩唬骸白h事以制，政乃弗迷?！弊h貴節(jié)制，經典之體也?！樗y，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劉勰首先從語源角度考察了“議”的名詞由來，《詩》《易》及《書》都有這方面的言論，可見，“議”的起源是很早的?！稌ぶ軙ぶ芄佟酚小白h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論，劉勰認為這不僅是“議”體的肇始，同時也明示了“議”的內容規(guī)范，即“貴節(jié)制”，也就是說要合乎禮儀制度。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劉勰還舉出了《尚書》中堯、舜“咨四岳”事，以見出“議對”之事在唐堯虞舜時代的普遍存在。其事見《堯典》《舜典》，上文已有談及，此處不再贅述。

在論及“書”的文體淵源和創(chuàng)作要求時，劉勰首先征引了《尚書》中的有關記載：“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薄皶米R哉”見于《尚書·益稷》，意為書是用來記錄的。劉勰征引此言，即用其名，也用其實，強調“書”這一文體記錄時事的特點?！稌洝菲€談到了“諺”：“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短摹吩唬骸湃擞醒?，牝雞無晨?！洞笱拧吩啤艘嘤醒浴n用老’。并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于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并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圣賢《詩》《書》，采以為談，況逾于此，豈可忽哉！”諺，即諺語，劉勰將之納入“書記”一類，并舉出《尚書·周書·牧誓》中“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一語為例。他從宗經的角度考察了《書》等經典中的諺語運用情況，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突出和肯定諺語的文學地位尋找理論根據；同時，也是符合《尚書》等經典的實際的。諺語是民間語言的精華，體現了下層普遍人民的情感和智慧，往往具有精警而又質實的特點。劉勰對來自民間的諺語比較重視，這體現了其進步的文學史觀。但他同時批評諺語“文辭鄙俚”，這是他的局限。

在對屈原及騷體的評述中，劉勰亦征引《尚書》以說明《離騷》“依經立意”的特點。《辨騷》云：“昆侖流沙，則《禹貢》敷土。”言《離騷》中之“昆侖流沙”，源自《書·禹貢》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王逸《楚辭章句序》曰：“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劉勰此論，顯然承續(xù)了王逸的說法?！侗骝}》還講到：“將核其論，必征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薄峨x騷》中稱揚唐堯、虞舜光明偉大，贊頌成湯、夏禹虔敬嚴肅，劉勰認為這屬于《尚書》中典誥的體制。顯然，此論是從創(chuàng)作精神上追溯了《離騷》對《尚書》的學習和繼承。

《頌贊》篇講，“贊”的含義是“明也，助也”，其體制特點是“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而此類“贊”的形式在《尚書》中已出現：“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fā)之辭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并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眲③囊渡袝髠鳌贰渡袝ご笥碇儭芳啊渡袝颉分械南嚓P記載和事跡，辨析了“贊”的文體淵源，并借以明晰了“贊”的文體特點和創(chuàng)作要求。

祝文是古代祭祀神鬼或祖先的文辭。劉師培《文章學史序》：“以人告神，則為祝文?！?sup>因此，這一文體的源起當與宗廟祭祀活動密切相關?！段男牡颀垺ぷＣ恕烽_篇即云：“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薄稌に吹洹酚涊d舜曾“禋于六宗”，《書·君陳》更有“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的記述，劉勰認為這些宗廟祭祀活動對“?！斌w的形成有直接關系。顯然，劉勰的認識是正確的。劉勰同時又強調“忠信可矣，無侍神焉”“立誠在肅，修辭必甘”。祝和盟都是告神之文，因此寫作此類文時一定要堅持“忠信”“立誠”的原則。

在《銘箴》和《誄碑》篇中，劉勰評價蔡邕的銘和碑多憲章典謨，因此冠絕古今，人莫能及：“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銘箴》）“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誄碑》）。劉勰對蔡邕的文章辭采多所褒揚，稱其《黃鉞銘》《太尉楊賜碑》等銘、碑類文章吐辭屬句“吐納典謨”“骨鯁訓典”，有似《尚書》中的典謨。劉勰要求銘、碑的創(chuàng)作要“審用貴乎盛德”“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蔡邕的作品符合劉勰的審美標準，因此得到了劉勰的稱揚。劉勰是宗經的，其論人、論文時往往以是否源出經典，是否符合經義之旨作為評判標準?！妒穫鳌分u鄧璨《晉紀》也正體現出同樣的傾向：“至鄧璨《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guī)焉?！毖脏囪病稌x紀》的著作凡例，不模仿兩漢三國史書，而是取法殷周《尚書》之典謨。惜《晉紀》已亡逸，未知其詳。

其他如“檄”“封禪”等文體，劉勰也引《尚書》為據，考辨其源流，明晰其創(chuàng)作要旨。“檄”是古代用以征召、曉諭、聲討的文書，《釋文》云：“檄，軍書也?！毕耐迳咸旎蛱熳又詨衍娡?，且明其師出有名?！段男牡颀垺は啤菲饕渡袝分械南嚓P事例說明了這一情形：“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薄断臅じ适摹酚小肮刑炝P”之語，《周書·太誓》云“肅將天威”。封禪之事，由來已久，《封禪》篇講“大舜巡岳，顯乎《虞典》”，《尚書·舜典》即明白地記載了大禹巡視泰山事。對于封禪文的寫作，劉勰同樣要求憲章典謨，雅而有實：“茲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于訓典之區(qū)，選言于宏富之路?！彼^“樹骨于訓典之區(qū)”，就是要求以《尚書》訓典為范式確立文章骨干。劉勰列舉的前代封禪文，其中有出自張純之手的漢光武帝《泰山刻石文》。該文“首胤典謨”，開頭部分模仿了《舜典》的寫法，劉勰對這一點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但該文“華不足而實有余”，與劉勰“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于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的封禪文創(chuàng)作要求尚有一定的距離。

三、論“三禮”

“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是傳統(tǒng)的儒家經典，也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中華民族向以禮儀之邦著稱，而“三禮”正反映了中國古代禮儀文化的初始理論形態(tài)，為中國傳統(tǒng)倫理觀念、價值取向及文化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動力和理論支撐。孔子曾講“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荀子也說“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至乎禮而后止矣”，在古圣先賢或普通士人眼里，《禮》的地位都是神圣而崇高的。

對于“三禮”的文學意義和價值，前賢今哲有過不少評述。黃庭堅“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榷　短垂范x數百過，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sup>明代徐師曾的《禮記集注》評價說，《檀弓》“文章委曲條暢，繁簡得宜，可為后世作家之祖”。清代劉熙載《藝概》曰：“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考工》《公》《穀》?！短垂氛\愨頎至，《考工》樸屬微至。”近現代人所著之文學史、散文史等，對“三禮”的文學性特點也多所肯定。如，陳柱《中國散文史》曰“《周禮》一書，文既整麗，尤多奇字”；譚家健《中國古代散文史稿》對《禮記》中《檀弓》《禮運》《學記》《樂記》等篇的表現手法、語言特點等作了精辟的歸納和論述；郭預衡《中國散文史》設專節(jié)分析論述《禮記》和《大戴禮記》的文章特點，等等。

然而，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較早對“三禮”的文體特點及文學性意義進行深入甄別和精辟論述者，當推劉勰。《文心雕龍》之《征圣》《宗經》等篇對“三禮”的文學特質多有論述，涉及其儀禮文化、語言修辭、文體風格等諸多問題。遺憾的是，《文心雕龍》的“三禮”批評并未引起龍學界的足夠重視，以筆者所見，建國后這方面的論文、論點寥若晨星，幾近于無。周振甫先生較早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其《文心雕龍辭典·作品釋》分列“禮記”“周禮”兩目，介紹了《宗經》《祝盟》《詔策》《章表》《書記》《練字》《指瑕》等七篇中對《禮記》和《周禮》的論述。其《〈文心雕龍〉譯注》也以注釋等形式對《文心雕龍》對“三禮”的征引情況進行了考辨。除上述周振甫先生所列篇目外，實際上，《文心雕龍》對“三禮”的有價值的評介和論述尚見于《征圣》《銘箴》《碑誄》《諧隱》《史傳》《諸子》《論說》《奏啟》《序志》等篇中，總計有十六篇之多，幾及《文心雕龍》全部篇目的三分之一。在劉勰看來，“三禮”最突出的文學性意義在于“立體”和“據事剬范”，即蘊含和樹立了文章創(chuàng)作的基本范式和準則，而這也正是《文心雕龍》“三禮”批評的基本意義旨歸。

（一）《禮》以立體，據事剬范：論“三禮”的典范意義

與其宗經思想相一致，劉勰認為《禮》等圣人之作能洞察天地日月之奧妙，是后世一切道德規(guī)范、性情修養(yǎng)和文章創(chuàng)作的源泉?！蹲诮洝贩Q：“‘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苯浀囊饬x不僅在于“性靈镕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而且在于“參物序，制人紀”，能夠在深刻洞察事物規(guī)律的基礎上制定出各種綱紀，樹立起各種規(guī)范和準的。顯然，文章創(chuàng)作的規(guī)范也在其中。這也就是說，確立思想與道德之高標，樹立文章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范，是所有經典都具備的巨大意義。因此，《宗經》又講“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于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yǎng)正，昭明有融”。唯其如此，經典才能對后世文章創(chuàng)作產生切實的指導意義。與其他經典相比較，在劉勰看來，《禮》的這種作用和意義尤為突出和明顯：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序志》）“五禮”“六典”之謂，皆出于《禮》。《禮記·祭統(tǒng)》：“禮有五經。”鄭玄注：“謂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也。”《周禮·天官·大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典”的具體內容是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就其倫理和政治意義而言，《禮》之“五經”“六典”確立了禮的基本內容和體制，創(chuàng)設了社會制度和文化儀禮的基本規(guī)范。而在劉勰看來，它的意義還遠非如此，其中，樹立文學創(chuàng)作的體勢和法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劉勰所謂“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等論，從學理層面高度稱頌和肯定了《禮》及“五經”的文學意義和價值，回答了彼時文學創(chuàng)作究竟應當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和標準，以及如何進行實際操作的問題。顯然，確立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無疑是文學實踐的第一要務；在佛、道和玄學思想盛行的南北朝時代，討論這樣的問題其現實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正是劉勰一再強調尊崇經典的真正目的所在。

《宗經》篇就《禮》對于文學的巨大典范意義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說明：

《禮》以立體，據事剬范，章條纖曲，執(zhí)而后顯，采綴生言，莫非寶也。劉勰所講的“體”“范”是指儒家禮儀制度層面的體制、準則、規(guī)范和法度等。在劉勰看來，《禮》樹立了禮的體制，根據事實的需要制定了法度，條例細密，現實功效顯著，因此，“立體”和“剬范”是《禮》的最重要的特點和成就。事實也是如此，皮錫瑞《經學通論》講：“伏羲以后，始漸制禮，至周而后大備，郁郁文盛，儀節(jié)繁多?！?sup>“三禮”依據社會、倫理和政治的實際需要，確立了天子、諸侯、大夫及普通士人的基本儀禮規(guī)范和道德行為準則，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正說明了各種儀禮的繁富和細密。在孔子和儒家先賢看來，禮的作用是巨大的：“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对姟吩唬骸嗍笥畜w，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記·禮運》）同樣，制定禮儀，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就禮儀道德層面而言，劉勰所謂“《禮》以立體，據事剬范，章條纖曲”的說法是符合《禮》的實際的?！绑w”之論，古已有之，如，《漢志》“《禮》以明體”，揚雄《法言·寡見》“說體者莫辨乎《禮》”。“明體”“說體”之論都指出了《禮》明確儒家禮儀規(guī)范的特點，是劉勰“立體”“剬范”論的先導。

禮制之外，劉勰更注意和強調了《禮》之于文學的規(guī)范意義，這是劉勰不同于《漢志》和《法言》的地方，是劉勰的獨創(chuàng)。劉勰以為，在樹立禮的體制和法則的時候，《禮》運用了文學手段，也昭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法則，這足以成為萬世之法。乍看起來，禮之體制和法則如何能成為文之準則和規(guī)范？兩者在邏輯上是沒有必然聯(lián)系的，劉勰之論似乎有牽強附會之嫌。其實不然。先圣制禮的目的不僅在于規(guī)范“行”，同時也在于規(guī)范“言”；而對于“言”的規(guī)范，顯然已具備了文學性意義。“三禮”對銘、誄、祝、詔等文體的寫作范式，樂及其他文藝形式的傳達與表述，行文的揖讓、謙恭、講求尊卑上下之禮，以及語言和修辭的運用等，都做了一定的要求。這些顯然已不屬于禮制的范疇，而應是文學的論題了。不僅如此，“三禮”還以自身的創(chuàng)作實際為文體、語言、修辭的運用提供了具體范例，關于這一點，下文將逐次談及。從這個角度而言，《禮》之于文同樣具有“立體”“剬范”的意義。難怪劉勰感嘆道：“采綴生言，莫非寶也?！?/p>

在對“三禮”的總結和評判中，劉勰處處突出了《禮》的“立體”“剬范”意義，并以《禮》為標準評判作家、文體和創(chuàng)作手法，顯示出了“辟禮門以懸規(guī)，標義路以植矩”（《奏啟》）的批評原則。以《禮》為“規(guī)”、為“矩”的評判原則，貫穿了《文心雕龍》始終。如《諸子》講：“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guī)?！抖Y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關于經與子的關系，劉勰堅持認為諸子是經的枝條和附庸，諸子中思想純正者才符合經書的規(guī)范；其內容雜駁者，是違反經書的法度的?！秴问洗呵铩な录o》之首章為《禮記·月令》所本；《荀子·禮論》里的內容為《禮記·三年問》所采錄，因此，《呂氏春秋》和《荀子》一類，屬于內容純正者。在這里，《禮記》的載錄和采信成為了劉勰評判諸子是否有價值的一個重要依據。劉勰的這一依據雖然不夠客觀，但也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宗經觀念。在對文體風格、創(chuàng)作手法、語言表現等方面所作的相關論述中，劉勰的這一傾向無處不在。

（二）文成規(guī)矩，思合符契：論“三禮”的表現手法

就篇章結構的安排和表現手法的運用而言，《文心雕龍》認為《禮》的典范意義在于其典雅有節(jié)，繁簡適度，因此樹立了文章規(guī)范，足可為萬世法。《征圣》曰：

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lián)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劉勰以圣人文章為典范，提出了“簡言以達旨”“博文以該情”“明理以立體”“隱義以藏用”四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就詩文創(chuàng)作中繁與簡、隱與顯的問題進行了精辟論述。劉勰認為，文章中繁簡等的處理，應充分考慮到創(chuàng)作的具體需要，“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在論及“簡言以達旨”時，劉勰引《春秋》和《禮記》為例?！洞呵铩贰鞍娨蛔?，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史傳》），具有簡言達旨，一字見意，而又明于辨理的特點。《禮記》有“五服”（以親疏為差等的五種喪服）之說，《禮記·學記》曰：“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笨追f達疏：“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禮記》之《喪服小記》《喪大記》《喪服四制》《檀弓》《曾子問》等篇對喪服之禮多有說明。如，《曾子問》曰：“緦不祭?！本尲淳屄?，乃五服中之最輕者，孝服用細麻布制成，服期三月。服緦麻者不能參加祭祀，其余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者，自然更不能參加祭祀。《征圣》所謂“‘喪服’舉輕以包重”蓋指此類。劉勰以為，這樣的概括方式屬于“簡言達旨”的情況。

談到“博文以該情”，劉勰舉了兩個例子。其一為《詩·七月》，另一個為《禮記·儒行》?！度逍小菲獜摹捌渥粤ⅰ薄捌淙菝病薄捌鋫湓ァ薄捌浣恕薄捌涮亓ⅰ薄捌鋭傄恪薄捌渥粤ⅰ薄捌涫恕薄捌鋺n思”“其寬裕”“其舉賢援能”“其任舉”“其特立獨行”“其規(guī)”“其交友”“其尊讓”等十六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儒者修身立性、態(tài)度表情、待人接友、從政態(tài)度等方面的品德行為，旨在抬高儒者的地位，以對抗當時常把儒者當作笑料來議論的傾向。此言一出，魯哀公對孔子“言加信，行加義”，并且說：“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薄抖Y記》之所以會用如此繁富的文辭，顯然是由于《儒行》內容表達的實際需要。劉勰的認識精當而準確，對于今人的創(chuàng)作仍有實際指導意義。

無論“簡言”還是“博文”，目的在于“達旨”和“該情”；文章之用繁或用簡完全是根據內容表達的需要而確定的，即所謂“抑引隨時，變通會適”?！抖Y記》兩例，一簡一繁，但都具有很強的表現力。

劉勰還舉出《禮》中一些具體表現手法的運用，進而論述了《禮》對于文章創(chuàng)作的規(guī)范意義。如，《諧隱》就談到了《禮》“諧辭隱言”的成功運用及其顯著的箴戒意義。

又蠶蟹鄙諺，貍首淫哇，茍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隱言，亦無棄矣?！靶Q蟹鄙諺”見于《禮記·檀弓下》：魯國成邑有個人哥哥死了卻不肯為之服其衰，聽說孔子的弟子子皋將要作成邑的邑宰，于是馬上服了齊衰。成邑的人諷刺說：“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笨铮ā翱稹?，背殼；范，蜂也；緌，蜩喙，長在腹下。鄭玄注：“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意思是說，養(yǎng)蠶吐絲要筐，蟹殼似筐而與蠶筐無關；蟬有緌，但蟬之緌不能成為蜂的帽帶，其意在于諷刺弟弟雖穿孝卻不是為了哥哥。后世因此有“蠶績蟹匡”“蟹匡蟬緌”等成語，用以比喻名不副實?！靶Q蟹”之語雖出自民間，但因其有箴戒之用，故為《禮記》所載錄。

“貍首淫哇”亦見于《禮記·檀弓下》：孔子舊友原壤的母親死了，孔子送他一副棺槨。原壤站在棺槨之上歌曰：“貍首之斑然，執(zhí)女手之卷然?！眲③囊詾檫@是放蕩的小調，顯示出原壤的不守禮法，足以為戒。

這兩則歌謠都屬“諧”辭，劉勰以“鄙諺”“淫哇”稱之，多少帶有輕視之意。但另一方面，劉勰又講，由于其中包含了諷諫意味，可以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故而為《禮記》所載錄，從這意義上講，諧辭隱言是不須舍棄的?？贾浴抖Y記》的實際可知，此類“諧辭隱言”故事性強，通俗易懂，因而常常為《禮記》所載，成為了《禮記》傳達思想的重要方式，這也是《禮記》文學性特征的一個重要表現。劉勰注意到了“諧辭隱言”在《禮記》中的運用，這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劉勰又強調，“諧辭隱言”貴在“箴戒”，如不能起到諷諫和匡正作用，則類同俳優(yōu)，“空戲滑稽，德音大壞”，這不僅沒有價值，而且是有害的。嘲隱之言應“會義適時”，方能“頗益諷誡”。上述兩則諧辭，都具有諷諫意義，故為劉勰所重。據此可知，《禮記》及經典是劉勰評判各類文體并借以確立創(chuàng)作規(guī)范的準繩?！爸C辭隱言”能為《禮記》所載，關鍵在于其“箴戒”意義。因此，劉勰在推原和考究圣人之意的同時，將“箴戒”確立為“諧辭隱言”類文體寫作的基本規(guī)范。

就語言運用方面的特點而言，《禮》特別重視詞語與描寫對象地位身份的相稱。對此，《指瑕》從側面作了說明：

潘岳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抖Y》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案锌跐伞背鲎浴抖Y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笨梢?，“口澤”是用于悼念母親的文字。潘岳用以“悲內兄”，這當然是不妥當?！靶娜缫伞背鲎浴抖Y記·檀弓上》：“孔子在衛(wèi)，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唬骸渫踩缒剑浞匆踩缫?。’”此外，《禮記·問喪》也講，孝子為父母送葬時，“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何為“疑”？鄭玄注曰：“疑者，不知神之來否?！笨梢姡凇抖Y記》中“如疑”一詞是以描述孝子為父母送葬時的心情的。潘岳《今鹿哀辭》中有“將反如疑，回首長顧”句，用以悼念其夭折的幼子，這顯然也是不妥當的。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曰：“此篇（《指瑕》）所指之瑕，凡為六類：一，文義失當之瑕；二，比擬不類之瑕；三，字義依稀之瑕；四，語音犯忌之瑕；五，掠人美辭之瑕；六，注解謬誤之瑕?！?sup>依照黃侃先生的總結，潘岳“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屬于“文義失當之瑕”。原本用以悼念父母的詞語，潘岳卻用以“悲內兄”“傷弱子”，詞語的運用與所描寫對象的地位和身份不相符合，犯了“《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的毛病。

對于文章中用語用字的準確性，劉勰一向是十分重視的。其《煉字》一篇還專門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討論。該篇首先追溯了文字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和運用過程，并且談到了的“六書”問題：“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薄傲鶗敝Q首見于《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yǎng)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保氏掌管教學“六書”的職務，即劉勰所謂之“保氏掌教六書”。關于“六書”，鄭玄注引鄭眾《周禮解詁》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公彥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逼渲小疤幨隆迸c“諧聲”，《說文解字·敘》作“指事”和“形聲”，不過，這只是稱謂上的不同而已，并沒有實質上的區(qū)別。

既然《禮》的用語和修辭如此審慎、細密而又充分體現了儒家的倫理和道德思想，那么，相關的注釋文辭自然也應該準確傳達圣人之旨，而不應該率意而斷，有悖事理。應劭對《周禮》中“匹”的注解就不夠準確，因此遭到了劉勰的批評：

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于研求，或率意而斷。……又《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并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只，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鉆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指瑕》）《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编嵭⒁端抉R法》云：“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辟Z公彥疏：“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曰‘通為匹馬’?！睉拷忉尅捌ァ弊?，認為或者指量馬首、數馬蹄而言（按：應劭此說已不見載于現傳文獻）。劉勰認為此說有誤，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辨。劉勰強調，對書的注解一定要“明正事理”，不能“謬于研求”“率意而斷”“失理太甚”?！抖Y》等儒家經典“道心惟微，圣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宗經》），對經典的注解自然應該十分用心“鉆灼”，明辨事理，精于研求。同樣是對《禮》的注釋，劉勰認為鄭注釋義準確，簡約明暢，“可為式矣”?！墩撜f》云：“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余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眲③恼J為，“注釋”亦為“論”之一體，其要在于“要約明暢”。鄭玄之注“三禮”，符合劉勰的審美原則，因此得到了劉勰的肯定和贊賞。不過，注解畢竟不是文章創(chuàng)作，因此注解謬誤不能算作是文病。故黃侃先生在總結文章之瑕時，持“注謬之瑕不與也”的態(tài)度，將注解謬誤排除在文章瑕病之外。

（三）銘誄箴祝，《禮》總其端：論“三禮”的文體學意義

“文源五經”是《文心雕龍》文體論最重要的論點。這一觀念不始于劉勰，如，漢代班固《兩都賦序》就曾講過“賦者，古詩之流也”，將賦體的源頭追溯到了《詩》，揭示了“五經”之一的《詩經》與賦之間的淵源關系。再如，稍早于劉勰的任昉也曾將多種文體的源頭追溯到了《詩》《書》等儒家經典。其《文章緣起》云：“六經素有歌詩書誄箴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圣君賢士沿著為文章名之始。”《文章緣起》考察了84種文體，認為這些文體的名目和體制之源皆可上溯到六經。但另一方面，“文源五經”說的最終確立則非《文心雕龍》莫屬?！蹲诮洝吩唬?/p>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tǒng)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fā)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huán)內者也。劉勰從總體上論述了“論說辭序”“詔策章奏”等二十種文體與“五經”的淵源關系，認為后世繁富多樣的文體，終跳不出這個圈子，即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huán)內者”。不僅如此，《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還對“五經”影響諸種文體的具體情形作了較為細致的考辨，其相關理論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具體到《禮》，劉勰講“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認為《禮》對銘、誄、箴、祝諸文體的影響最大，是這四種文體之源。其中，關于箴與《禮》的淵源關系，劉勰論述不多，其余銘、誄、祝三體則均有論述。在“論文敘筆”部分，《文心雕龍》實際考究的與《禮》有關聯(lián)的文體有銘、誄、祝、盟、詔、表、奏、刺等八體，而非《宗經》中的四體。在劉勰看來，《禮》的文體形態(tài)和具體實踐，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上述各體的創(chuàng)作方法，顯示了對各體寫作的具體要求，因此，就相關文體的創(chuàng)作而言，《禮》同樣具有立體、剬范的意義。

先說銘?！躲戵稹分v：

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guī)，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則先圣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銘是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正如劉勰所言，早期銘文可以刻在輿、幾、筍、簴、盤、盂、杖、帶等各種器物之上，其載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在論及銘的由來和源起時，劉勰論舉出《禮》中的兩例。其一是載于《禮記·大學》中的“成湯盤銘”，其文只有九個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逼涠恰拔渫鯌粝?，其事見于《大戴禮·武王踐阼》：“尚父道《丹書》之言。武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四端，于機，于鑒，于輿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戶，于牖，于劍，于弓，于矛，盡為銘焉，以戒后世子孫?！?/p>

夏商銘文多所殘缺，“成湯盤銘”是公認現存最早、最完整的銘文。《禮》與銘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從這個意義上講，“《禮》總其端”是符合事實的。相比于成湯盤銘，武王將《丹書》之言書于席、機、鑒、輿等許多地方，其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其警戒作用也更為明顯。因此，以此例來論證銘的早期特點及其意義和作用也是十分恰當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將銘的作用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曰警戒，二曰祝頌?！?sup>劉勰本人則特別強調了銘的警戒意義：“夫箴詠于官，銘題于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武王戶席”目的在于戒，這正符合劉勰的審美觀念。

再看誄。誄是用來列述死者德行，表示哀悼，并以之定謚的；誄文，即悼念死者的文章?！抖Y》定吉、兇、賓、軍、嘉五禮，其中關于兇禮的種種儀式、禁忌和規(guī)定最為詳密。因此，考源誄的源起和誄文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就不能離開《禮》?！段男牡颀垺ふC碑》開篇即云：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才，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jié)文大矣。自魯莊戰(zhàn)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嘆，雖非睿作，古式存焉?！爸苁朗⒌?，有銘誄之文”一句明確指出，誄文產生了周代?！吨芏Y·春官》講“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賈公彥疏曰：“賜謚是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于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跡而讀之?！笨梢姡苡姓C文，這是不爭的事實。關于誄的對象，《周禮·春官》明確講是“卿大夫之喪”，也就是說是針對卿大夫等貴族階層的，不是針對一般士人的。因此，劉勰說周時誄文“未被于士”，也是符合事實的。《周禮·春官》還載，大祝作“祠、命、誥、會、禱、誄”六辭，其六為誄。鄭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注對劉勰的影響是顯著的，劉勰所謂誄為“累其德行”之說顯然源于鄭玄；而且，鄭注所引哀公誄孔子之事，亦為劉勰所采。

在上引一段文字中，劉勰所講之“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萬乘則稱天以誄之”等關于誄的一般儀禮和規(guī)范亦見于《禮》?！抖Y記·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睂Υ?，鄭注和孔疏有比較詳細的注釋和說明。鄭玄注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跡，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孔穎達疏：“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标P于“天子稱天以誄之”，鄭玄注曰：“以其無尊焉?！洞呵锕颉氛f，以為讀誄制謚于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笨追f達疏曰：“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于天子者，故唯為天子作謚之時，于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

另外，劉勰所引“魯莊戰(zhàn)乘丘”一事亦見于《禮記》?！抖Y記·檀弓上》記載：“魯莊公及宋人戰(zhàn)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焖乐?。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煺C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贝饲暗恼C文都是針對卿大夫的，魯莊公為御車縣賁父作誄，這是一般士人有誄的開始。自此，誄文的范圍才逐漸擴展到普通人。

綜上可見，劉勰關于誄的名稱淵源、性質內涵、適用對象、文體流變等的認識和論述，全部采信《禮》及鄭玄注。其中，直接征引《禮》的相關記載，就有三則。如此，《禮》對于劉勰文體論的影響自然不言而喻。

關于祝與《禮》的淵源關系，《文心雕龍》的論述相對較為細致。《祝盟》云：

昔伊耆始蠟，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眲t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祠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于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于少牢之饋；宜社類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嚴恭于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于張老成室，致善于歌哭之禱。祝，本是祭祀時的接神者?！抖Y記·曾子問》：“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鄭玄注：“祝，接神者也?！倍白Ｊ逢愋牛Y乎文辭”（《祝盟》），自然就形成了祝文，故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云：“祝文者，饗神之詞也?！?sup>

劉勰所引之神農氏祭祀八位神靈的祝辭是最早的祝文，堪稱祝文之祖。其事見于《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蠟，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弧练雌湔畾w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鄙褶r氏在周歷每年十二月里合祭先嗇、司嗇、百種、農、郵表畷、禽獸、貓虎、坊和水庸八神，其祝辭體現了先民攘除災禍、百谷豐穰的期盼?！抖Y記》載錄了中國古代最早的祝文，使早期祝文的形態(tài)得以保存和流傳，從這個意義上講，《禮記》之于祝文文體的形成和發(fā)展是有貢獻的。不僅如此，“三禮”還載有大量有關祝禱的事實、禮儀和文辭，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祝文的創(chuàng)作狀況。《周禮·春官·大?！份d，周代設大祝之職，“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劉勰所謂“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即指此。于是，各類祝文亦日漸繁盛。劉勰舉出的就有《大戴禮·公冠》中的祭天、祭日的祝文，《儀禮·士虞禮》和《儀禮·少牢饋食禮》中祭祖的祝文，以及《禮記·王制》中祭社神的祝文等等。這些祝文有種種名目，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歸納為告、脩、祈、報、辟、謁六類，并總結說“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群神，而總謂之祝文”，這樣的歸納和總結是清晰的。

因此，就“?！倍裕瑒③摹岸Y總其端”的結論是可信的。從劉勰的相關論述來看，他對“三禮”有關祝禱的儀式及文辭是了解的，而且是比較熟悉的。不僅如此，劉勰還論述了祝文文體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祝的對象和范圍的擴大?！蹲Ｃ恕放e出的例證之一是“至于張老成室，致善于歌哭之禱”，其事見于《禮記·檀弓下》：趙武的新居落成，晉大夫張老前往祝賀，其祝辭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這段祝文的祝禱對象也不再是神靈，可見，由專一的用于祭祀神靈到用于一般的祝禱，這是祝文體制和功能的一大轉變。此外，劉勰還指出：“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贊言行。”《儀禮》的祝詞，其內容只限于對神明的禱告、供食；而漢代的祭文，則還要贊美死者生前的言行，這是祝文在后世發(fā)生的又一顯著變化。

祝之外，劉勰將盟的淵源也追溯到了“三禮”?！蹲Ｃ恕吩啤懊苏?，明也。骍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古代諸侯會盟，以赤牛白馬祭神，以敦盛食，以盤盛血，在四方神明之下宣讀盟辭。這一儀式在“三禮”中多有記載。《禮記·曲禮》曰“涖神曰盟”，《儀禮·覲禮》也記載有天子祭方明之事。可見，“盟”與“三禮”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劉勰所論不差。

銘、誄、祝、盟之外，劉勰還論述了詔、表、奏、刺等文體與“三禮”的關系。

《詔策》曰：

《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并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队洝贩Q“絲綸”，所以應接群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這段文字三度引征了《禮》：一為《周禮·秋官·司盟》中的“詔告神明”；一為《禮記·緇衣》中的“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為《周禮·地官·師氏》中的“掌以微詔王”。

引征“詔告神明”的目的在于說明，“詔”之名稱源于《周禮》。這是從語源角度來考察詔與《禮》的關系的。與其他眾多文體一樣，劉勰認為詔也屬于“本經典以立名目”。這樣的追溯，也正是其“文源五經”思想的具體體現。強調文體與經典的淵源關系，一方面固然體現了其“宗經”思想，另一方面未嘗不包含有“尊體”的觀念。既然經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窮高以樹表，極遠啟疆”，那么，由經典蘊涵和衍生而來的各種文體，自然也是值得尊崇的。

引征“絲綸”之言，意在明晰“詔”的創(chuàng)作原則。《禮記·緇衣》中的“言”原指周天子應接諸侯時所講的話語，劉勰推而廣之用以指代詔、策等“王言”?！巴跹浴币獣穬?，會對后時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劉勰強調“敬慎”是其基本創(chuàng)作原則。

引征“掌以微詔王”旨在闡釋詔策的文體流變。劉勰言，過去“命”重而“詔”輕，現在“詔”重而“命”輕，是為古今變化的不同。這樣的分別是精細而準確的。

《章表》曰：

表者，標也?！抖Y》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和表都是臣下向君王的上書，章以謝恩，表以陳情。“章者，明也”。劉勰舉出的例文是《詩經》中的“為章于天”，這是從語源意義來考察“章”的原始含義的。對于“表”，劉勰的解釋是“標也”，并通過推原《禮記·表記》的含義來證明這一論斷。《禮記》有《表記》一篇，為什么要名曰“表記”呢？孔穎達《正義》引鄭玄《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意思是說，君子的品德，可以從儀表上體現出來。顯然，劉勰“德見于儀”的論述是繼承了鄭玄的說法。

奏是臣下對君主的進言陳事?！蹲鄦ⅰ吩疲?/p>

《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于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辟禮門以懸規(guī)，標義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丑句，詬病為切哉？蔡邕《獨斷》卷上：“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sup>《文心雕龍·章表》：“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不過，在談到奏的內容時，《章表》講“奏以按劾”，這其實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奏的內容可以是多種多樣的，舉凡宮廷、政事、兵戎、農耕等均可以奏于上。《文心雕龍·奏啟》所舉出的就有“王琯之奏勛德”“李斯之奏驪山”“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等等。可見，“按劾”只是其中之一端。

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世人寫作此類文，往往爭相詆毀，吹毛求疵，挖苦謾罵，有失折衷。劉勰反對這樣的做法，主張“理有典刑，辭有風軌”，不必“躁言丑句，詬病為切”。不過，劉勰也指出，即使是《詩》《禮》、儒、墨，其批評攻擊他人時，也往往言辭比較激烈。因此，按劾類文章很難避免這種詆訶之病?！抖Y記·曲禮上》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乎？”《禮記》憎恨無禮之人，將他們比作鸚鵡、猩猩等禽獸，這當然也屬“詬病為切”之例。盡管如此，劉勰還是主張以《禮》為范，確立文章規(guī)范。所謂“辟禮門以懸規(guī)，標義路以植矩”，正顯示了這一思想傾向。事實上，以《禮》為“規(guī)”、為“矩”的評判原則，在《文心雕龍》中多有顯現。為更好地說明這一點，茲再舉一例?！吨T子》講：“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guī)?！抖Y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贝藙t談經與子的關系。劉勰以諸子為“枝條五經”，即諸子是經的枝條和附庸，并堅持認為諸子中思想純正者才符合經書的規(guī)范；其內容雜駁者，是違反經書的法度的?！秴问洗呵铩な录o》之首章為《禮記·月令》所本；《荀子·禮論》里的內容為《禮記·三年問》所采錄，因此，《呂氏春秋》和《荀子》一類，屬于內容純正者。在這里，《禮記》的載錄和采錄成為了劉勰評判諸子是否有價值的一個重要依據。劉勰的這一依據雖然不夠客觀，但也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宗經觀念。

書記類文章“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書記》），劉勰具體列出譜、牒、簿、錄等二十四種，其中多屬應用文一類?！按獭笔菚涱愔惑w，劉勰論其特點曰：

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書記》）“刺”，屬“百官詢事”類，周振甫先生解釋說：“當是探事的公文……轉為謁人的名帖，稱名刺。”劉勰言，“刺”是通達之意?！对娊洝分械闹S刺，《周禮》所言之“三刺”，都是通過敘述某種事情把所要表達的意思和意見送達給對方。就“刺”的原始意義而言，劉勰的論述是準確的?！按獭笔恰对娊洝纷钪饕楦刑卣髦唬睹娦颉费浴吧弦燥L化下，下以風刺上”，鄭玄《詩譜序》也講“刺過譏失，所以匡就其惡”?！对娊洝防锎瘫即虂y、刺邪刺虐之作比比皆是?！吨芏Y·秋官·司刺》有司刺掌三刺之說：“一刺曰訊群臣，二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编嵭ⅲ骸按蹋瑲⒁?，訊（審問）而有罪則殺之?！薄对姟贰抖Y》之“刺”均具有“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的特點，故為劉勰所征引。顯然，劉勰引《禮》為證，旨在闡釋“刺”的文體淵源，既釋其名，也釋其用，并借以樹立文體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

綜上所述，雖然《宗經》持“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的觀點，但在具體論述中，《文心雕龍》則是對銘、誄、祝、盟、詔、表、奏、刺等八體與《禮》的淵源關系進行了較為具體和詳盡的考辨。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漓氚дC，生于《禮》者也。”明代黃佐在其《六藝流別序》中則講：“禮以節(jié)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敬則為儀，為義。其流之別則為辭、為文、為箴、為銘、為祝、為詛、為禱、為祭、為哀、為吊、為誄、為挽、為碣、為碑、為志、為墓表?！?sup>這幾家雖均持“文源五經”說，但在《禮》與各體的具體關系方面，其認識上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紀昀在《四庫總目提要·六藝流別提要》中曾對劉勰和黃佐提出批評：“然文本于經之論，千古不易，特為明理致用而言。至劉勰作《文心雕龍》，始以各體分配諸經，指為源流所自。其說已涉于臆創(chuàng)。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無所據，固難免于附會牽合也?！?sup>不過，相對于顏、黃諸家，劉勰之論最為詳切細密。劉勰不僅推原和稽考了諸體在名稱淵源、創(chuàng)作形態(tài)及文體流變等方面與《禮》的關系，而且以《禮》為基本依據和準繩對諸文體的創(chuàng)作實際進行了評判，并據以提出了各體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和要求。如，“夫箴詠于官，銘題于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銘箴》），“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誄碑》），“辟禮門以懸規(guī)，標義路以植矩”（《啟奏》）等，均屬此類。因此，劉勰所講并非“臆創(chuàng)”，紀昀的指斥是不夠公允的。

此外，《文心雕龍·史傳》篇也個別征引了《禮記》的史實和結論，這里也附帶略作說明?！妒穫鳌吩唬骸伴_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肚Y》曰：‘史載筆，左右?！氛撸挂?，執(zhí)筆左右，使之記也?！北径挝淖种?，劉勰引征了《禮記·曲禮》中“史載筆”的記載，援經典而明史官之職份。我們知道，《禮記》記載和反映了上古時期政治、社會、文化、禮俗等眾多信息，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和文學的不可或缺的典籍。其“史載筆”之說，正可與《春秋》《左傳》中的相關記敘相印證，對于追溯史傳文學的原始形態(tài)及其創(chuàng)作特色提供了借鑒。在這里，劉勰雖然只是線索性地舉證了《禮記》的相關記敘，但也反映了劉勰對《禮記》各個方面所具備的成就和價值的體認，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視。

綜上所述，《文心雕龍》“三禮”批評的內容是豐富的，其中涉及了《禮》的體制和法則、結構和章法、語言與文體等許多重大理論問題，而且多數是前人從未涉獵過的。尤其重要的是，劉勰處處標示和突出了《禮》的“立體”“剬范”的意義，反復強調了《禮》對于后世文章創(chuàng)作的典范作用。因此可以講，“立體”“剬范”是《文心雕龍》“三禮”批評的基本意義旨歸。明確了這一點，對于細致梳理劉勰的宗經思想，深入挖掘《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四、論《易》

《易》居“五經”之首，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兑住匪N含的玄奧而深刻的哲學、美學思想長久而深入地影響到了思想界，以致“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僅如此，《易》還是一部文學色彩很濃的著作，其立象盡意、舉類見意的思維方式極具啟示性，且充滿了文學趣味；其語言簡練、精辟，“符采復隱，精義堅深”（《文心雕龍·原道》），確為萬世文章之祖。尤其是作為《易》之“十翼”的《文言》《彖傳》《象傳》《系辭》等內容，旨遠辭文，言中事隱，其文學性特征顯而易見。此外，《周易》的哲學和美學觀對文學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具有極大的啟示性，已可貴地涉及了形神、隱現、通變等一系列重大文學理論問題?？梢哉f，《周易》是后世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基礎。

對于這樣一部充滿神奇色彩的著作，后世對它的研習和批評自然綿延不絕。而從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角度較早、較深刻地對之進行探討者，當首推《文心雕龍》?！段男牡颀垺ば蛑尽吩谡劦健段男摹返捏w例構設時講到：“障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薄兑住は缔o上傳》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卑凑振R融的解釋，“大衍之數”（即天地之數）應包括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等，共五十；除去太極，其用實四十九?！段男摹返木V目恰好合于“大衍之數”，這充分說明了劉勰對《易》學精神的尊崇和重視。《文心雕龍》文道觀念的確立大量援引和運用了《易》的美學思想，體現出了與《易》相近的思辨邏輯。此外，《文心雕龍》還對《易》的地位和價值、《易》的文學性意義、《易》的麗辭范式、《易》的美學特征等諸方面作了精辟的釋解?！段男牡颀垺窐伺e“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的創(chuàng)作宗旨，而《易》既其是“原始”的最重要的對象和依據，又是“選文”的首要范本。

（一）韋編三絕，哲人驪淵：論《易》的價值及其文學性意義

“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總術》）是《文心雕龍》最基本的創(chuàng)作準則。劉勰認為，《易》及《五經》乃圣人之作，“性靈镕匠，文章奧府”（《宗經》），它是文章創(chuàng)作的無盡府庫。劉勰進一步講，《五經》“淵哉爍乎，群言之祖”（同上），目《五經》為后世“群言之祖”，這突出顯示了劉勰對《五經》的尊崇。《宗經》篇還較詳細地論述了《易》及《五經》的價值，文中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