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實學

“實學”一詞，前人無所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有學者以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鴉片戰(zhàn)爭前三百年間之社會思潮稱為“明清實學思潮”。后又將實學范圍延至自宋迄清末，并謂實學即“實體達用之學”。[1]又有中、日、韓三國實學之比較研究。然此實學思潮中，卻擯斥清代考據(jù)學，蓋以其學為窮治訓詁，瑣瑣考證，故外之也。然實學一詞，其所對應者，非科舉之弊病，即釋道之玄妙，或詞章之藻麗，更無他耳。如唐時楊綰極言科舉之弊，以為當“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jīng)，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綌?shù)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yè)，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2]又如明時楊慎論曰：“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jīng)皆在虛無里?！怯使沤裉煜露攵U教也，豈儒者之學哉！”[3]又曰：“今之學者，循聲吠影……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后人也?！?span >[4]宋明學者以治小學訓詁為虛，以明性理之學為實；清代漢學家，又以經(jīng)術訓詁為實，性理之學為虛。然皆以科舉時文、釋道二教與華麗辭賦為虛，則歷代皆一也。

況“實學”一語，清代考據(jù)學家亦每每言之，如《四庫全書》開館前，清高宗遴選館員，時謂：“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5]此實學者，即精擅目錄文獻之學如劉向、揚雄者是也。又《四庫總目·凡例》云：“說經(jīng)主于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于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來，則褒貶何據(jù)而定？……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6]此實學者，即所謂“考證精核、辨論明確”之著述，非虛談義理之語錄與講章也。《四庫總目》又云：“蓋明代說經(jīng)，喜騁虛辨。國朝諸家，始變?yōu)獒鐚嵵畬W，以挽頹波。古義彬彬，于斯為盛！”[7]此國朝諸家者，謂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人，實學與“喜騁虛辨”相對而言也。又洪亮吉論四庫開館后學術界之情形曰：“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指邵晉涵）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nèi)之士知向?qū)W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趨實學矣。”[8]此以“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與實學相對而言也。又錢大昕任紫陽書院院長后，“與諸生譚經(jīng)史性命之旨，切諭以浮慕虛名無補實學，由是士之馳逐聲華者漸變氣質(zhì)”。[9]此又以“浮慕虛名”與實學相對也。即當時考據(jù)學家提倡學術風氣，評價學者標準，亦以實學為歸，如錢大昕倡“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10]盧文弨評價戴震之學“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11]洪亮吉稱邵晉涵治學“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12]，阮元自稱其治學也是“推明古訓，實事求是”。[13]此等皆是也。倡明清實學思潮者，以治漢學攻考據(jù)者為不足取，然觀治考據(jù)諸人之語，實學一詞幾乎為口頭禪也。彼則為實學思潮，實體達用；此則為瑣碎務虛，無補于國。倘起乾嘉諸老于地下，其能甘心頷首而受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