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索爾仁尼琴的難度——關于《巨石之下》一書的評議

一

索爾仁尼琴的名字，已經成了必備的現代學識，而索氏的早期代表作，也已經成了發(fā)言表態(tài)的常談。然而，這位俄蘇作家漫長的一生，為什么總在出人意表地急轉彎，而他畢其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又終究追求到了什么，那就很難為人所知曉和理解了。實際上，由于相關卷帙的浩繁，由于所需語種的多樣，由于對知識面、平衡感和理解力的要求，更不要說，還由于對思想勇氣的考驗，就連不少程度不同地讀過索爾仁尼琴的文人——不管他們是記者、作家，還是教授——也都很難對他進行全面而平衡的了解。他們往往率爾提出自己想當然的解釋，把索爾仁尼琴當作了打筆仗的由頭，用來簡單膚淺地影射身邊的事物，這就更顯得這位作家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回想起來，我還曾在寫給本書作者的一封信中，更具體地設想過此項研究的難度：

這是極為困難也極為重大的題目：其一，考慮到索爾仁尼琴本人既長壽又堅持不懈的寫作活動，也考慮到圍繞他的種種重大爭論，就必須完成大得驚人的，同時針對一手及二手材料的閱讀量。其二，考慮到俄蘇歷史的種種重大轉折，又考慮到索爾仁尼琴畢生都處在這種陡轉的峰頂，就要求研究者在把握這位作家時，必須對于他所經歷的復雜歷史語境，具有全面、精準而平衡的掌握。其三，考慮到索爾仁尼琴跟西方的分分合合，考慮到他所背靠的東正教傳統(tǒng)，相應的研究視野就不能再局限于中俄比較文學（盡管也應為此而撰寫相應的章節(jié)），而必須升入更廣闊的世界格局之中。

這當然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以索爾仁尼琴為研究對象，便是主動承擔起了解釋相關難題的重責。而這些難題歸納起來又不外乎，要以深入的細讀、充分的論證和同情的體會，來探索這位如此多面的索爾仁尼琴，到底有還是沒有其“行動邏輯的一貫性”？以這樣的要求來衡量，作者在經過了極其艱苦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病痛的代價之后，可以說是達到了相應的要求。也就是說，作者終于找出了某種能夠“一以貫之”的邏輯，即“始終堅持以‘對抗性寫作’來提示當前的主要危險”，來解釋索爾仁尼琴充滿變數的一生，從而使他漫長的寫作生涯融合為一。由此一來，這位俄蘇作家生命中的每一次陡轉，就都在我們眼中變得既具有連貫性，又具有臨界性了，因而屬于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特別是重大歷史關口中的即時探求和邏輯轉折?！辽僭谖业拈喿x范圍內，這樣一種圓融的解釋，不光在中文學術界，甚至在世界學術界，都屬于富有啟發(fā)的首創(chuàng)。

讀者們也許會生出聯想，覺得這樣一種圓融的解釋，或者也跟某種中國式的智慧不無關系，比如孔子就既說過“吾道一以貫之”，又說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過，我還要再就此補充一點：在主觀意識乃至客觀事態(tài)中達到平衡，這當然是全體人類都必須追求的，否則我們就只能坐視內在和外在世界的傾塌；然而，盡管同樣是在規(guī)避風險，同樣是在進行危機處理，各個文明或民族卻發(fā)展出了不同的方式。正因為這樣，如果和孔子“執(zhí)兩用中”的中庸之道相比，俄羅斯那種昂揚激憤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卻讓索爾仁尼琴更傾向于去以某種毫不妥協(xié)的戰(zhàn)斗姿態(tài)，來對當前的危險發(fā)出厲聲的提示。他是要把整個的身體都壓上去，好以自己的重量來扳平社會的蹺蹺板，他是要跟那個犯了錯的歷史結構去拼命，好讓歷史因為自己的抉擇而不再那么失衡。——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索爾仁尼琴本人并不平衡，相反，他非要偏向歷史的另一端，才能把自己的性命都當成了砝碼，以尋找良心和歷史間的再平衡；同樣，索爾仁尼琴本人也并非沒有表現出偏激的態(tài)度，而問題只在于，究竟如何去理解和諒解他的偏激。正因為這樣，我又在寫給作者的信中提醒，一定要把索氏所面臨的“困境意識”寫出來——

終其一生你的主人公都是在追求，而且正是這種追求的急切，到了不同的歷史關口，才自然而然地表現為不同形態(tài)的偏激，而絕對不要把他寫成一位不偏不倚的亞里士多德。

受上述寫作要求的制約，這本書自然要被寫成某種“傳記性評論”。記得自己以前曾經感慨道：

索爾仁尼琴的生命之長，還表現在他對寫作的堅持上。令人感動的是，這位偉大作家偏在得過了諾貝爾獎之后，還能推出這么多不朽之作，甚至可以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扛鼎之作，既包括早已讀到的《古拉格群島》，也包括剛剛開始迻譯的《紅輪》，都要么是在他得獎后印行的，要么是在他得獎后創(chuàng)作的，以至于簡直就教人感嘆：要么那個獎發(fā)得太早了，要么那個獎該多發(fā)幾遍！

由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被研究者本身的這種特征，便使得對于他的學術研究，最好是沿其生平追求而展開，并且由于他本人總會出人意外，而自然顯得峰回路轉、一波三折。不過，還需要跟著補充說明的是，這樣的“傳記性評論”雖是沿著生平軌跡來寫，卻又不必寫成事無巨細的傳記?！銓幷f，正因為充分意識到了“理解索爾仁尼琴的難度”，而又立志要去嘗試挑戰(zhàn)這種“難度”，作者就只能在披荊斬棘般的駁議中，來構想并展開本書中的主要篇章。

二

這頭膽力實在過人，生生硬頂過那棵大橡樹的牛犢，終在自己須發(fā)皆白的人生階段，來得及看到龐然大物的轟然倒下，這絕對可以算20世紀最大的奇跡了，人們?yōu)榇俗詰w慕索爾仁尼琴的“成功”。然則，他當年究竟何以這么膽大包天，敢于以區(qū)區(qū)一己的血肉之軀，來“單挑”那個可怕的超級大國？——對于這一點，畢竟還是需要給予充分的解釋。

正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作者幾乎是開宗明義地就交代出了這件事的發(fā)生背景，從而把索爾仁尼琴的英勇出現，解釋為一種地地道道的俄國現象：

作為一個孤懸于專制政府與廣大未受教育者之間的小小人群，俄羅斯知識階層更加看重的，是精神、道德而非智識層面的追求……偏偏在現實中，因為處境孤立，他們往往又很難通過有效的社會、政治手段將自己的改革愿望上達統(tǒng)治者，下抵民眾。這一緊張狀態(tài)，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識，最終激發(fā)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某種英雄主義傳統(tǒng)：他們總是自視為神圣的受難者，正在為崇高理想而受難和犧牲自我。無論最終成為了跼蹐不安、自怨自艾的“多余人”，還是受到良心拷問、跪倒在道德法則面前的“懺悔的貴族”，甚或是激情蓬發(fā)、欣然赴死的革命者，俄羅斯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敏感與多情”世所罕見。這樣一個知識階層，已然成為俄羅斯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

文化的傳統(tǒng)本身，由此也就顯出了巨大的包容性，既足以涵蓋那些冒死來滾動“紅輪”的人，也足以涵蓋那些冒死來喝止這場躁動的人。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正如我前不久就此指出的，傳統(tǒng)的偉力還更加深刻地表現在，就連那些殘酷打壓過索氏的敵手——在其他作家看來是如此可怕的上層人士——也同樣在某種程度上屬于這樣的傳統(tǒng)，盡管他們對于傳統(tǒng)的任何看重，到這時都只能反過來表達了。正因為這樣——

在一方面，讀一讀蘇聯后期的、充滿了各種粗暴“決議”的文學史，或者讀一讀利季婭日記中對于弗麗達、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布羅斯基、索爾仁尼琴等人遭遇的記述，就可以發(fā)現這從某種意義上，只能是那偉大傳統(tǒng)如何遭到蹂躪的歷史；可在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在另一種意義上，索爾仁尼琴和蘇聯當局卻還在玩著同一個游戲，包括他們之間那種捉迷藏式的游戲，畢竟，如果是在更加野蠻的斯大林時代，這個麻煩會被更加利落地從肉體上消滅掉。

于是順理成章地，群星閃耀的、享有著世界地位的俄羅斯文學，自然也要附麗于這種文，化傳統(tǒng)，并由此才源源不斷地傳承下來，哪怕是受到了亙古未有的重壓，或者更準確地說，正是因為受到了亙古未有的重壓。也只有從這樣的文化脈絡中，人們才有理由去預期索爾仁尼琴的出現，而不把他的反抗看作偶然的或零星的現象。對此，我們可以引證一下利季婭的下述觀察：

蘇維埃時期的俄羅斯文學，在索爾仁尼琴之前就有幾位偉大的詩人：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幾位杰出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幾位杰出的小說家：日特科夫、布爾加科夫、特尼亞諾夫。索爾仁尼琴出現之后，他們開始閃射出新的光芒。他賦予他們新的品質：力量。就好比給那些豪華的車廂配上了一個功率強大的火車頭。他們從一個個孤零零的天才和文豪變成了俄羅斯文學。成為一個整體。他設法把大家聯合起來了。

記得利季婭還在她的書里說過，當年那兩位站在隊伍最前頭的反抗者，即文學家索爾仁尼琴和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竟又在性格上構成了鮮明的反比：一個是既如此傾心于俄國的傳統(tǒng)，卻又像德國人那樣惜時如金地工作；另一個則是既如此認同于西方的傳統(tǒng)，卻又在做派上保持了俄國人的如火熱情。這種觀察相當細膩而有趣，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如果從另一方面來講，又可以說正是獨特的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才會促使索爾仁尼琴那么堅定不移地寫作，也才會讓他為此而那么惜時如金，——蓋因為他不僅意識到了，那是他唯獨能夠具有的反抗工具，而且還意識到了，那終會被證明是強大而有效的反抗工具。

說到這里，又想起了觸動過自己的一件小事，它來自美麗的阿赫瑪托娃的回憶：

在葉若夫恐怖時期的可怕年代，我有十七個月經常在列寧格勒的監(jiān)獄外面排隊等候探監(jiān)。一天，人群中有人認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嘴唇凍得發(fā)紫的女士，此前可能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她立刻從我們大家常有的那種麻木狀態(tài)中驚醒過來，低聲（那里的每個人說話都是低聲細語）問我：

“你能描述這里的情形嗎？”

“我能?！蔽一卮鸬?。

于是，一絲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張曾經屬于她的臉上閃過。

我曾經著文提示過此中的含義：只有置身于俄羅斯特定的文化傳統(tǒng)，才能夠理解，甚至才能夠看出那“一絲像是笑意的表情”，也才能由此表現出對于文學力量的信任。而與此同時，我也曾緊接著就堅定地補充說，其實在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中，也從不缺乏這種“堅守記憶”的傳統(tǒng)；只不過，與那邊較為深厚的文學傳統(tǒng)不同，華夏一族的“文化托命”之人，更要屬于它那偉大而深厚的史學傳統(tǒng)。畢竟，在具體的社會結構、歷史淵源和精英構成中，任何文體都只能屬于特定的文明，而不能把它當作用來通約的公分母。正因為這樣，盡管人們總想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中，特別是它那大大西化的先鋒派詩歌中，去尋找俄羅斯文學的對應物，但這說穿了只是出于文化的誤解。

可只要是一轉念，來到這所曾經只存在過四年的清華國學院，就會發(fā)現這里絕對不乏類似的人物，既包括為了信念不惜放棄生命的王國維，也包括為了自由勇于反抗鉗制的陳寅恪；而且，他們那種到死方休的寫作活動，也總是像索爾仁尼琴那樣充滿了緊張度，也總是像索爾仁尼琴那樣惜時如金，從而也可以寫得像他的全集那般厚重?！氲搅诉@一點，在與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的對比中，我們就不僅不會去鄙夷自家的傳統(tǒng)，倒知道如何去尊重那彌足珍貴的傳統(tǒng)了。

三

索爾仁尼琴的費解之處更表現在，他到底為什么會在被“解救”到西方之后，居然又對西方世界反戈一擊，狠狠地敲打了那里看不慣的事情，而讓他那些曾經的“施主”為之大失所望?！雌饋恚隙ㄊ且庾R到了這方面的理解難度，作者寫到這里時也格外費了些筆墨。

按說，一切還是可以從索氏的獨特性格說起，因為一旦他被迫飛往了斯德哥爾摩，那么此后就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就是繼續(xù)將火力全部對準蘇聯，由此他當然會繼續(xù)受到西方的喝彩，然而這卻也否定了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因為他已經開始聽命于某種權力，而且對于身邊的悖理還只能聽之任之；要么，就是同樣去挑戰(zhàn)看不慣的身邊事，哪怕這會讓西方的“施主”難以思議，但這畢竟還是保持了“一以貫之”的批評姿態(tài)，而且到頭來，也不會像常見的“奉命反對”自己祖國的反對派那樣，既讓人不由得對之生厭，又顯得眼界狹小和器格可憐。

不過，本書作者在此卻更利用第一手的材料，通過索爾仁尼琴對于“二月革命”——而不是通常的“十月革命”——的反思，指出了藏在他心底的更深邃的理由，從而也就向讀者提供出了更有說服力的答案——

從胡佛研究所回來后，作家本人也逐漸意識到，來西方的兩年，“二月革命”的“必然性”和“積極意義”問題其實早已從各種縫隙中顯示出來。尤其是自己近日來對西方的“直覺式的坦率批評”，構成了“那個在‘二月革命’材料中發(fā)現的新知的一股細流”。也就是說，索爾仁尼琴之所以能在史料堆中如此迅速而敏銳地發(fā)現問題并表現出異常的興奮，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已有的問題意識：流亡生活不僅在客觀上讓作家擺脫了此前那種“對打”式的二元思維，更為重要的是，它讓索爾仁尼琴注意到了西方同樣危機重重，并且與蘇聯在“現代”精神氣質上頗為一致。由此，他才會力排眾議地將（自由主義的）“二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十月革命”勾連起來，并進而認為是從“二月”、而非“十月”開始，俄羅斯命運的走向已經被確定。

這就從一層更深的意義上，反映出了索氏反抗的那種臨界性，也就是說，他不僅要從身邊最緊迫的危險入手，來即時地調整自己反對的姿態(tài)，還會再借由這種反抗的行為姿態(tài)，來向更深邃的未知領域發(fā)出探索，并且時刻準備好再對準新發(fā)現的危險，發(fā)起自己重新組織起來的反抗。在這個意義上，索氏被迫開始的西方生活階段，就不再意味著無可選擇的“流亡”，反倒意味著正好可以換個新的視角，以便在心智上更能夠“兼聽則明”。這一點，也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

有理由認為，如果不是親自來到了一個異質文明，并且與之發(fā)生了激烈碰撞，這個問題可能根本不會成為索爾仁尼琴思考的一個重點。意識到一個民族永遠不可能“代替”另外一個民族思考，索爾仁尼琴對那種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主義想象予以了嚴厲抨擊。而這也進一步支持了他回到俄羅斯自身歷史與傳統(tǒng)中去尋找未來出路的信念。

無論如何，不管他是感覺到了還是意識到了，也不管他是朦朧意識到了還是明確說出口了，索爾仁尼琴對于“二月革命”的從頭反思，都意味著他已經得以從更深的視角，來開展對于“進步”概念的透辟懷疑，和開展對于“現代性”的總體反思。在小說《紅輪》中，作家借女教授奧麗婭·安多澤爾斯卡婭之口，把他這更深一層的思慮給明確說了出來：

在西方，進步背后有著自己盡全力發(fā)揮作用的強大動力。很明顯，我們沒有那么大的動力。不過，難道我們就不追求進步嗎？我們嘴上談“進步”，而心內涌動的卻是“革命”。歐洲之所以對我們有誘惑力，就是因為從那里傳進來了革命。不過，隨著進步，還沒人能夠解釋清楚：為什么一定要認為聚居在一個地方的億萬人要比散居在另一個地方的人聰明？為什么認為前者的經驗比后者的經驗好？要知道誰行走在前，誰就得冒走錯岔路口、走錯地方的危險。

不無吊詭的是，盡管這個現代世界總在奢談“進步”，然則照索爾仁尼琴的親身觀察，這里的人們至少在其人格方面，反而是大大地有所倒退了。正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他對于現代消費主義者的種種批判，比如在哈佛發(fā)表的那篇“分裂的世界”，正好比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對于“末人”的指斥。

這自然會引起他那些西方聽眾的反感。不過，那些急于反唇相譏的人們，也許并沒能及時地意識到，索爾仁尼琴當場賣出這個“破綻”，反讓那些反批評者陷入了某種尷尬，不覺間暴露了深藏的歧視與傲慢。這是因為，他所吐露出的這些文化感覺，從方向上簡直是像極了施特勞斯。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在歷史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現代困境下，轉而乞援于曾經所屬的文化傳統(tǒng)，既包括那傳統(tǒng)中較為篤定的價值標準，也包括那道德信條背后的宗教資源；而且說到底，他們兩人還都是在乞援于希伯來傳統(tǒng)，只不過一個是以自己猶太人的身份，來乞援于啟蒙運動以前的中世紀傳統(tǒng)，另一個則是以自己俄國人的身份，來乞援于西方沖擊之前的東正教傳統(tǒng)。所以，如果早已身在美國的施特勞斯這么講，就會被人們膜拜為政治理論的大師，而一旦新來乍到的索爾仁尼琴也這么講，就被人們視作俄羅斯人的老舊偏見，是那個落后民族的無可改悔的積習，那么，這種“雙重標準”就顯然是有失公平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撇開這類嘴角邊的泡沫，我們還應更進一步地看到，無論是施特勞斯式的保守主義，還是索爾仁尼琴式的保守主義，都終究有助于提醒我們，如果換一個以往未曾留意或重視的視角，就能夠更加清晰而全面地看到，這個現代世界并不是一路凱歌行進的，相反倒經常是進退失據、首鼠兩端的，尤其是當它遇到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的兩難困境時?！热?，正像我們在前邊已經點明的，無論是那些冒死來滾動“紅輪”的人，還是那些冒死來喝止“紅輪”的人，說到底都是出自同一個傳統(tǒng)。也正因為這樣，我們也就難免要在歷史進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現它的“一波三折”，就像在被一曲漫長的“卡農”反復折磨著。在這個意義上，前面所舉的例子也就可以表述為：正因為傳統(tǒng)的教育最側重道德，才導致人們出于道德上的“潔癖”，想要以全面的“革命”來挑戰(zhàn)傳統(tǒng)，包括不惜以“鐵血”的手段來打造新的道德，由此反而造成了道德體系的總體崩潰，所以又適得其反地造成了對于傳統(tǒng)的重估，至少是要去呼吁對于文化傳統(tǒng)的現代“發(fā)明”。

當然，上面的描述又可以更簡捷地概括為：一方面，索爾仁尼琴是想要利用宗教來反制那碾軋過來的“紅輪”，但另一方面，其實那“紅輪”原本就是產生于西方宗教的世俗化運動。由此可見，盡管人們每愛侈談文明進程中的“路徑依賴”，可他們卻不知那路徑本身，卻又總是彎彎曲曲和顛三倒四的，不僅未必能夠筆直地向前發(fā)展，甚至都未必能夠向外延伸出去。——也正因此，我才曾多次提示過本書的作者，千萬不要因為太過投入和太過同情，就不自覺地非要以索氏的是非為是非。事實上，只要能證明他終其一生都在反抗，而且他這種反抗的姿態(tài)難能可貴，就算得是對索爾仁尼琴的充分肯定了。而完全不必強作解人地辯護說，他的每一次反抗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是明察秋毫的和無可爭議的；那樣的話，他就不再是人而只是神了，并且一旦他竟是廁身于神明，就做什么都很容易，都不可貴了。當然話說回來，如果跟他的同時代人相比，索爾仁尼琴對于當今世界的種種危險，畢竟有過更加廣角而多面的觀察，也畢竟有過更加凄厲和更加警世的驚呼。

此外，既然在這里已經說到了施特勞斯，也說到了對于“現代性”的反思，那就必須順便厘清“什么是現代性”的問題。我剛剛借著評議漢學家德里克的新作，提出了自己就此的三點基本把握：

第一，所謂“現代性”，就是自工業(yè)革命以來所產生的社會變革，以及由這種變革所導致的心理效應；第二，這種“現代性”的本質特征，就是韋伯所講的“工具合理性”的急劇膨脹，以及“價值合理性”的相應萎縮；第三，這種“現代性”由此就跟所有主要的世界性宗教，包括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本身，構成了不可調和的激烈沖突。

不過，在這樣的“描述性定義”中，我卻未暇顧及施特勞斯的相關論點，因為自己當時需要集中關注的，乃是立場跟他極端相反的一位左翼作者。

然而現在看來，至少在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上，這兩位作者卻也不無暗通款曲之處，比如，就像德里克只把“現代性”說成是“現時性”一樣，施特勞斯也把“現代性”描述為包含著美國的“第一波”，和包含著蘇聯的“第二波”，并由此才推演出了他那三種相互矛盾的判斷：其一，“現代性”是壞的；其二，美國屬于“現代性”；其三，美國又是好的。可是，如果像德里克那樣的提法，由于已把所有處在現時代的東西，都不加區(qū)分地籠統(tǒng)說成“現代性”，會使得這個概念變得至大無外，以致除了徒增混亂已不再有別的意義，那么，實則施特勞斯也很容易造成混淆，以致感到茫然而無可適從。正因為這樣，既是為了俄國也是為了中國，這個“現代性”概念在我們心中，還是要具備它最為基本的特征，然后我們才能基于這種特征，而把在兩國歷史中所出現的，既要急起直追，惜又畫虎不成的事物，順勢描畫成“準現代”“亞現代”或“半現代”的，因為畢竟后者才顯得更不穩(wěn)定，才閃出了更寬廣的變革空間，而且老實不客氣地說，才更不符合最基本的人性人情。

四

接下來，更不能跟著哪位作家人云亦云，而必須由本書作者去獨立給出判斷的，則在于能否繼續(xù)沿著“一以貫之”的理路，來以充足的說服力解釋索氏的晚年，至少是體諒到他為什么又在歸國之后，有條件地支持那位本來很有爭議的普京？

這又是索爾仁尼琴生命旅途中一次驚人的陡轉，而且，由于他以前在那兩個超級大國中的表現，已經隨著歷史煙塵的逐漸散去，而分別在兩邊的人心中得到了悄悄的澄清，所以相對而言，他的這次晚年轉折就顯得更加刺眼和炫目，也注定會由于“當局者迷”的緣故，而更難得到人們平心靜氣的理解。很顯然，本書作者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自己的論述能力到這里將會大大受到考驗，所以，她才在前邊的行文中花了很多筆墨，來回顧他到美國以后對于斯托雷平的“新發(fā)現”，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回顧他在《紅輪》中為斯托雷平所做的“翻案文章”：

從《古拉格群島》中對斯托雷平的描寫可以看出，至少在蘇聯時，索爾仁尼琴本人對這位“臭名昭著”的反動大臣也談不上有什么特別的好感。在革命史原來的設計中，他僅僅打算讓斯托雷平在古奇科夫主宰的聲部中作為一個補充性的人物出現。而就是在研究所翻讀史料、重新發(fā)現“二月革命”的同時，索爾仁尼琴不可抑制地感到“斯托雷平站在我的眼前，灼燒著我的頭腦”。

也正因為這樣，正如作者向我們轉述的那樣，斯托雷平最終就成了整部《紅輪》中“最為耀眼的一個人物”。所以，一旦說到這位過去總被抹黑的人物，索爾仁尼琴就一反他那灰暗的調子，對之投以了幾乎沒有保留的熱情：

迄今為止，不知為什么，一提到改革，就意味著削弱乃至毀滅政權，而實施殘酷的措施維護秩序又意味著拒絕改革。不過，斯托雷平已經看得一清二楚，二者兼有的希望！依他的性格，一旦看清目標，他就已經有本事去勇敢地實現。他的習慣是，一方面不進行公開的政治糾葛爭吵，另一方面也不去自我炫耀，而是實干，達到目的。他看清了路，就把握不放。

無可否認，索爾仁尼琴為了支持自己的“翻案”，已經在《紅輪》中提供了足夠充足的證據，來說明在斯托雷平統(tǒng)治下的歷史階段，其實正是俄羅斯現代歷史中最有前途的時期。然則，對于大多數并非專攻俄國史的讀者來說，一旦遭遇到圍繞這類“翻案文章”的爭論，就會由于無力去親自檢驗各方的證據，而難免在心智上感到悵惘甚至絕望。不過，這里還可以提供一個建議，或許可以把讀者從“一團亂麻”的爭辯中解救出來，那就是姑且懸置歷史學家對于“真相”的爭論，而只把索爾仁尼琴筆下的斯托雷平，看作他為自己建構出來的一種“理想類型”。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他所提供的論述是否于史有征，或者無論他所提出的歷史假設是否證據充足，總歸都反映了他為俄羅斯所苦苦尋求的出路。這條作為理想而虛擬出來的出路，在小心翼翼地追求著保守與改革之間的平衡，并在一種不可言說的微妙張力中，試圖同時顧及共同體的生存與發(fā)展，而這種“必要的張力”照索氏看來，正是當年擺在俄羅斯面前的唯一可行之路。由此我們可以這么說，即使立場不同的歷史學家永遠不能找到共識，也不可磨滅索爾仁尼琴于此找到的“真實”，因為那種“真實”毋寧是他“心中的真實”，是他為自己祖國所找到的“理想路徑”。

順理成章的是，一旦我們沿著前文預留的這條線索，再來思考索氏晚年提出的“如何安頓俄羅斯”的問題，就幾乎可以代他道出邏輯的答案了。正如本書作者就此而寫到的：

和自己筆下的斯托雷平一樣，他希望能找到一條“平衡之路”：一方面，俄羅斯是不可能通過照搬傳統(tǒng)完成重建，安立于現代世界的。應當允許和鼓勵它主動吸納一些主流價值，以更好地融入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又應始終強調對某些本土特殊經驗、傳統(tǒng)的堅守，以此保證共同體必需的向心力，同時也能對那些抽象規(guī)則加以補充與制衡，降低改革的風險與成本。與之相對的，索爾仁尼琴心目中最糟糕的一種選擇，無疑是重復《紅輪》中的“二月革命之路”，既徹底擯棄俄羅斯傳統(tǒng)、自我限制了改革道路的多樣性，又不能真正理解塑造了那些主流價值的西方文化精義，而只是盲目模仿那些最具感官沖擊力和煽動效果的所謂成功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