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文學歷史脈絡的新探察——《東北文學通史》序

朱晶

東北地區(qū)的文學與文化，是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近一時期科研的主攻方向。1997年，李春燕主編《東北文學綜論》（吉林文史出版社）。接著，何青志專著《當代東北小說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何青志主編的《東北文學五十年（1949—1999）》（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2012年，在何青志帶領下，文學所集體寫出150萬字的巨著《吉林文學通史》（上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五年后，他們又拿出80萬字的《東北文學通史》（上下卷，下稱《通史》）書稿。這個團隊的科研精神和文學情懷，實在令人欽佩、令人感動。

《東北文學通史》時跨先秦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對東北古代文學進行了認真的梳理與界定，對各個時期文學的結構與焦點做了新的探察、細致而獨到的描述，闡揚了東北區(qū)域文學的精神文化價值。應當說，這部《通史》歷史視野開闊，文本架構沉實，評騭解析中肯，稱得上是一部特色鮮明、內容厚重的區(qū)域文學史力作。

一、東北古代文學新的梳理與界定

東北，中國人文地理版圖一個重要的存在。廣袤的神州大地上，東北區(qū)域久遠而穩(wěn)定。本書第一章對“東北”稱謂的考證十分必要：“‘東北’的名稱最早見于《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zhèn)曰醫(yī)無閭?！薄啊渡袝び碡暋肥枰蔡岬剑骸畧驎r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弊鳛橹腥A古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東北的紅山文化“將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據(jù)專家考證，“商的先民就曾居住生息于遼河流域西拉木倫河及老哈河一帶，而后才進入中原”。孔子稱東北先民箕子為殷代“三仁”之一，贊賞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古代東北的地域范圍大致包括今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和內蒙古東部、河北省東北部。長期以來，由于中原地區(qū)逐漸成為政治、經濟發(fā)展的中心地帶，東北文化相對滯后于中原文化，甚至成為被“遮蔽”的邊緣文化。

面對已多重覆蓋的東北文學的準確定位問題，需要一種文學史研究的“陌生化”態(tài)度。如有的學者所提出的：“當你開始自己的研究時，事實上已經被別的研究所規(guī)訓、所遮蔽，沒有了你自己的聲音和存在?？傊抑傅氖?，既回到公共經驗中去，與此同時，又把它‘對象化’、‘陌生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你的問題?！币簿褪钦f，“即對已經形成的文學史共識的懷疑性研究”，“對那些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作一些討論，借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覺得，《東北文學通史》的著作者做到了這一點。

其一，古代早期東北文學線索的追尋。

古代早期文學，是一個民族文化源頭的燦爛花朵。歷史年代的久遠，文化變遷的繁復，使得古代早期文學的原生態(tài)資料多已散失、堙沒，古中原文學如此，古東北文學更是如此。

由于古代典籍中有關東北文學的文本史料極其匱乏，《通史》以考古發(fā)現(xiàn)的實物形態(tài)文學作為補充，揭示了古代早期東北文學的大致面貌。如在吉林省東遼縣石驛公社彩嵐大隊發(fā)現(xiàn)的西漢時期的“精白鏡”，上有陽鑄的銘文：

恐浮云兮蔽白日，復清美兮冥素質。

行精白兮光運明，謗言眾兮有何傷。

這首騷體詠物詩，文字優(yōu)美，意趣盎然，彌足珍貴。此外像遼寧省義縣萬佛堂石刻碑記、高句麗的碑刻、遼代契丹的墓志銘，也都佐證了古東北文學的存在。

巡察古籍加以針對性考證或注釋，是梳理古代東北文學脈絡的必要手段?！锻ㄊ贰分髡邔Υ讼铝瞬簧俟Ψ颉＠珀P于“遼?！泵Q含義之考證，書中推舉學者金毓黻的見解，“遼海即遼東”，又可泛指東北，其名“即見于《晉書·前秦載記》”，大致框定“遼?！彼娴牡乩韰^(qū)域及歷史沿革，并引述學界由此的生發(fā)推進，確定“遼?！背跏贾庀孪匏葜翓|晉。繼而列舉魏晉至明清歷史典籍和文人著作中對“遼?！钡难赜?，以李白“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元稹的“遼海若思千歲鶴，且留城市會飛還”等詩句，表達歷代大詩人對東北的寄意與想象。

遼代東北墓志銘盛行，書中對幾位遼代貴族墓志銘的注釋解析，細膩而微妙。如1983年7月遼寧省北票市蓮花東山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先據(jù)《遼史》介紹其人，引墓志所述“落落有體貌，興宗皇帝始在儲邸，一見如舊”，指出“墓志銘補充了《遼史》中所沒有的一些細節(jié)，且描寫得更為生動具體”。爾后歷數(shù)耶律仁先平定高麗、女真，與宋談判，討伐西夏所建戰(zhàn)功，頌其“五德兼?zhèn)洹?，在列出銘文結尾四言贊詞后，評曰：“贊詞對仗工整，文字雅潔，且比興的手法運用得相當純熟，將耶律仁先比作天上的五星、地上的五岳、河里的巨魚、天上的飛鴻，將其崩逝比作‘泰山其頹’，非常恰切地盛贊了主人公一生的功績。”化古典為平易，辭采飛揚煥發(fā)。

金代篇一細節(jié)記錄也饒有趣味?！锻ㄊ贰吩u述金章宗《軟金杯詞》后，釋曰：“何為‘軟金杯’呢？是指金代和元代十分流行的一種‘酒杯’，當新橙面市之后，宴席上便會出現(xiàn)‘橙杯’，也就是利用黃而圓的橙子做成酒杯。具體做法是將鮮橙削切掉頂部，挖去瓤肉，然后斟酒于其中，酒與果殼內余有的少許橙汁相混合，飲之唇齒生香，久駐不散?！鼻逍隆俺缺?，宛現(xiàn)眼前，詩意蕩漾，活色生香。

其二，古代東北作家的界定問題。

如何界定一個區(qū)域的作家與文學，尤其是古代時期，學界存在爭議。本書著作者對此十分重視，進行過多次探討。

例如“對于金代東北作家的界定標準”，此部分作者提出了三條標準：“首先，如果《中州集》《歸潛集》《金史》等文獻資料中有對作家籍貫信息的介紹，其中寫明其籍貫所在地在現(xiàn)今的東北地區(qū)的，則應判定為東北人。但金代東北地區(qū)的范圍同現(xiàn)在東北行政區(qū)劃所限定的遼吉黑三省的地域并不太一樣，應包括長城以北的內蒙古某些地區(qū)在內?！承┳骷以诓煌墨I中所介紹的籍貫信息不同……在無法確知哪個正確的前提下，為了不漏掉一個可能的東北作家，將只要有一個史料介紹其籍貫和東北有關的作家，都納入進來，并在其中注明不同文獻對其籍貫所在地的爭議說法，以期后來的研究者方便研究。第二，某些作家，雖然籍貫并非東北，但由于種種原因，被貶官或被任命到東北做官，或者在東北曾經生活過一段時間，這些作家為東北流人作家，也曾為東北的文學發(fā)展做出貢獻，因而也將其列入東北作家之列。第三，某些作家，雖然籍貫并非東北，也沒有到東北做官或居住，但從其族屬來看，與東北有很深的淵源，是歷史上長期生活于東北地區(qū)的民族，如鮮卑族、女真族、契丹族……因而也將其列入東北作家之列?！?/p>

應當說，著作者的思考認真、全面，視界開放，為防“漏掉”盡力“納入”，以便于“后來的研究者”。但我也想提出：“東北作家”與“東北文學”、“東北作家”與“東北籍作家”，都是不同的概念。東北本土作家、外地人入東北寫出有關東北文學作品的，稱“東北作家”毫無問題。然而，東北籍作家遷入內地、作品與東北無關，外地名家寫出東北題材作品，是否可稱為“東北作家”或歸入“東北文學”，那倒真要有所斟酌。我認為，本書明代部分的界定比較準確。例如“明代東北詩歌”一節(jié)，分“描寫東北的詩詞”“流人詩詞”“東北文人的詩歌”三層面介紹，就十分清晰而貼切。

二、探察各時期東北文學的結構與焦點

文學史，是某民族、地域的文學在一定時間和空間發(fā)展變遷的歷史。如有位學者所說的，“文學史指的是文學發(fā)展的客觀事實，即文學史實”，“文學史實是文學歷史的本質性存在”。由于不同歷史時期文學發(fā)展程度不同，其結構與焦點自然會呈現(xiàn)不同的態(tài)勢。

按照東北文學開創(chuàng)期、成形期、發(fā)展期、成熟期的總體脈絡，本書古代文學部分的史實構成及重點多有變化。如果說，先秦時期探尋上古神話、英雄史詩及先秦文獻中的東北文學形象，秦漢時期關注銅鏡銘文和夫余建國傳說，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著眼于北朝碑記、高句麗碑刻文學的同時，已出現(xiàn)散文與詩歌的分類，那么，遼、金二代，作家個人成為主要觀察點，到了元、明、清三朝已明確按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幾大板塊述析，表明東北古代文學的興盛與成熟。

事實上，作為東北文學史的區(qū)域構成，現(xiàn)今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文學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有錯落有協(xié)同，遼寧的“遼河文化”早現(xiàn)輝煌，而吉林、黑龍江的“松江”“黑土”文化略為滯后。據(jù)多方考察，三省發(fā)軔期、閃光點各異，總體風格又趨于一致。

《東北文學通史》，從時代背景到各時期文學現(xiàn)象，從典籍考據(jù)、文體闡釋到作家述評，體例簡約，層次分明，兼顧中原與邊外、廟堂與民間、文物與文本，展現(xiàn)了東北各時期文學風貌與光彩。

“東北地區(qū)最早”的文學人物箕子，給我印象較深?！肮?6世紀，湯建立商政權，將東北西南部包括今內蒙古庫倫、奈曼兩旗在內的以南地區(qū)置于其管轄范圍內?！?973年在遼寧省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縣出土箕侯銘文，得知箕子名胥余，乃殷末箕族首領。商亡后，箕子率其族眾受封于遼西孤竹，隸屬于燕侯管轄?！妒酚洝に挝⒆邮兰摇份d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哀傷乃作麥秀詩以詠之：“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記》點評：“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焙筇諟Y明作《箕子》詩，有“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凄矣其悲”的沉痛之句。《通史》復述筆調，同樣哀傷感人。

記遼代“杰出的契丹女作家”蕭觀音，也別出一格。

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

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

這首《伏虎林應制詩》，是蕭觀音清寧二年（1056）八月，隨遼道宗秋獵，感奮賦寫。不僅表現(xiàn)了北地女詩人的颯爽豪氣，而且謳歌了契丹民族降龍伏虎、無懼東鄰南邦的英雄氣概。

清末民初，吉林出現(xiàn)并稱“吉林三杰”的成多祿、宋小濂、徐鼐霖三位大詩人，曾有“三友遼東號一龍，屹如太華峙三峰”的佳評。說是“三杰”，作品印行不多，一般讀者并不熟知。書中指出，“1988年，李澍田主持編撰整理吉林鄉(xiāng)邦文獻，成‘長白叢書’。‘吉林三杰’的詩歌才第一次得到系統(tǒng)整理，并收入該叢書二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刊行”?！锻ㄊ贰贩謩e介紹了三位詩人的詩歌題材與內容，在總結其“詩史地位”時征引了《吉林通史》的評價：“成多祿、宋小濂、徐鼐霖三人是近代東北官僚階層中接受了系統(tǒng)、正規(guī)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且具有相當文化修養(yǎng)的為數(shù)不多的東北‘本土’知識分子。正是他們在為人、為官、為詩方面的名聲，才使得文化相對落后的吉林省，在近代中國文壇上有了閃光點。從地域角度評價，‘吉林三杰’的文學價值因稀缺而顯得‘珍貴’?！闭f得委婉而懇切。

“淪陷時期東北文學”，令人矚目的是北滿作家群及東北流亡作家群。黑龍江省呼蘭縣走出來的蕭紅，在苦難中寫作，當年其才華就受到魯迅的贊賞，如今更是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經典作家?！锻ㄊ贰饭蠢樟怂燮D難的文學歷程，評介了她的《生死場》《呼蘭河傳》等主要作品，“1942年1月22日，蕭紅在無親無友的寂寞中離開人間”——對她的述說，充滿了文學知心者的珍惜與深情。

“淪陷時期東北文學”這一章，文學現(xiàn)象相當復雜，頭緒紛繁，矛盾突出，著作者能夠以進步文學為綱領，把握主與次、詳與略的分寸，真實描繪了這個時期東北文學的多元化圖景，可以說是全書最飽滿的段落之一。這里，揭開“淪陷時期的思想文化統(tǒng)治”，披露“東北的文學藝術受到摧殘與破壞”，同時有力地展示了進步文學的萌發(fā)、抗戰(zhàn)文學的崛起；作家述評，突出了蕭紅、蕭軍，也未忽視李輝英、舒群、駱賓基、穆木天、端木蕻良、羅烽、白朗、梁山丁、古丁、爵青、梅娘、疑遲，以及小松、成弦、藍苓、但娣、朱堤等。不止如此，本部分還對當時的文藝派別、文藝論爭、戲劇創(chuàng)作和“滿映”電影進行了詳細回顧，歷史信息量密集，文學審美價值豐沛。

三、東北文學細致而獨到的文學史描述

文學史描述，屬于一種特殊的話語系統(tǒng)。與考據(jù)辨證、作家作品的專題性研究不同，文學史描述，應是史述與評析的結合，以史述為主。必須吃透史料，切入文本，提綱挈領，舉一反三。史實的敘述，人物的評騭，文學的賞判，應恰如其分，不求虛浮華麗，但須沉實客觀，往往要舉古籍，兼考證，察作家，析作品，引鏡鑒。

加拿大學者伊娃·庫什納曾這樣談到文學史的語言建構：“史學家的意識改造了它的研究對象，正是這種再創(chuàng)作的精神塑造了作者的史學言語?！泵鎸ξ膶W史的對象，“形象思維覆蓋著這些文本，因此，它們呼喚作為讀者的史學家以形象思維的方式去理解這些文本”。而“文學史在確立自己地位的努力之中，或至少在確立它的成果的價值的對象，經常轉向科學范式”。就是說，文學史家的形象思維往往要歸結為一種“科學性的幻影”。《通史》著作者注意到藝術體驗與科學論證的結合，描述多姿多彩且觀點獨到。

例如關于英雄史詩的解析。書中多處涉及。我要舉的是先秦時期東北部族神話《恩切布庫》，在它之后“神話進入了英雄的時代”。針對某《中國文明史》（作者啟良）“認為希臘諸神具有神性和人性，而中國神話的諸神既無神性又無人性”的觀點，書中明確指出該神話人物具備“理想化的個性”，強調“東北部族英雄史詩塑造的英雄形象則具有豐滿的性格特征……正如史詩所描繪的，‘恩切布庫女神稟賦——性烈如火，恩切布庫女神辦事——雷厲爽快’，是東北民族的典型性格”。唐代渤海國敘事文學的“紅羅女”故事闡釋，也是本書文學史描述充實厚重的例證?！凹t羅女說部的故事背景是渤海國第三代君王大欽茂時期，紅羅女的身份是渤海國的軍事將領，與其傳說相關的兩篇說部《比劍聯(lián)姻》《紅羅女三打契丹》長期流傳于今吉林敦化、琿春和黑龍江寧安一帶，正位于渤海國時期都城附近。歷史上唐太宗征高麗后，于遼東設安東都護府，遼東地區(qū)與唐王朝之間政治、經濟交往較為頻繁，也促進了唐王朝與東北間的文化交流?！睍邢仁羌毷黾t羅女故事的異文、傳承情況及其歷史文化背景，在解析紅羅女英雄形象過程中考釋滿族女子地位、地方風物風俗等歷史文化現(xiàn)象，又通過《紅羅女三打契丹》《比劍聯(lián)姻》探察古代東北的宗教世俗化、多宗教融合狀況。整個段落，文思縝密，史料翔實，充溢著對民間風俗、口頭文學、神話思維的虔敬。

還有對元代散文的評價。著作者說：“元代散文成就如何，學界一直受到明人元無文的影響，持否定和貶低態(tài)度的居多?！边M而分析，“一代有一代文學的文學代勝觀念，在文學史研究領域影響巨大，以至人們一談到元代想到的就是雜劇和散曲，實際上，元代散文創(chuàng)作數(shù)量、作家數(shù)量都遠遠超過雜劇和散曲。元代散文與歷史散文相比，還是有其獨特特點，比如多民族的創(chuàng)作群體，包容性與多元性的創(chuàng)作觀念和風格”。我贊賞著作者不依定見的獨立思考，其對耶律楚材序文、書信、疏文、祭文的引述與分析，也頗有說服力。

對革命文學的真誠推舉，閃射出這部《通史》的思想鋒芒。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是全國解放前第一部反映土改斗爭的長篇小說，通過黑龍江省元茂屯所進行的這場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斗爭，全景式地再現(xiàn)了東北貧苦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深刻揭露了封建剝削制度的腐朽、反動本質，熱情謳歌了在共產黨領導下東北農村‘新的天地，新的人群’”。書中從“對農民與地主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做了詳盡的表述”“塑造了眾多血肉豐滿、生動可感的藝術形象”“充滿了濃郁的東北風情”幾方面剖析了《暴風驟雨》的思想藝術成就，旗幟鮮明，其美學觀念并不古板單一。草明所占篇幅不多，但她1948年寫出的長篇小說《原動力》不該遺忘，史著作者指出“《原動力》在中國的新文學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確切地說，是由于第一次直面表現(xiàn)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形象”，這種歷史評價，也屬難能可貴。

值得稱贊的是，書中還對新秧歌劇、廣場劇、活報劇、二人轉、小演唱等群眾文藝形式予以認真關注，至于寫出軍歌的詩人公木此期間的創(chuàng)作，《通史》更是進行了充分的評述?！爸袊诺湮膶W的深厚底蘊是公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礎，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和‘為政治服務’的文學觀念是公木詩歌創(chuàng)作的思想源泉，而民歌小調和西方詩歌藝術，則是公木詩歌創(chuàng)作的后天營養(yǎng)。”著作者如此概括大體得當，然而他們并未忽視公木詩歌的抒情性、優(yōu)雅敘事及諷刺意味，在《哈嘍，胡子》《鳥槍底故事》《忘掉它，這屈辱的形象》等作品的品評中，人們看到了一位立體多面、血肉豐滿的詩人公木。

四、東北區(qū)域文學的精神文化價值

經濟全球化，并不能泯滅各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多樣化。在某種意義上，區(qū)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有力支撐。傅斯年1930年代寫《東北史綱》，就是為了批駁“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叭毡救私浴疂M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彼麌勒赋觯叭朔N的、歷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東北之為中國，其意義正如日月經天者爾”。

東北的重要性，決定了東北文學的重要性，嚴家炎指出：“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影響，決不僅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huán)境的種種因素，例如該地區(qū)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關系、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語言鄉(xiāng)音等；而越到后來，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確切地說，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區(qū)域文化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而起作用。”（“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qū)域文化”叢書總序）本書曾談及一種“地域忽視”：“東北地區(qū)向來被認為是文化荒蕪之地，尤其進入近代，東北地區(qū)的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幾乎幾人提及，這是一種地域忽視，更是一種文化忽視?！边@種偏向確實存在——以中原文化為中心、主體，輕視偏遠區(qū)域；推崇文化的政治性、精英性、中心性，輕視文化的大眾性、通俗性、邊遠性。坦率地說，此傾向古已有之，于今尤烈。

其實，邊遠文學也是文學，區(qū)域文學也是文學。中外文學史反復證明，不少名家巨作，正是從邊遠區(qū)域進入中心，由通俗轉而化作高雅，從而成為經典。出現(xiàn)過“遼東三杰”“吉林三杰”的東北文學，誕生了蕭紅、蕭軍、“軍歌之父”公木的東北文學，周立波《暴風驟雨》、草明《原動力》在這里大放光彩的東北文學，孕育了“新中國電影搖籃”長影的東北文學，是東北人引為驕傲的文學，凸顯著一片北方文學高地的崛起。

《通史》以文學考察的方式強烈而深刻地傳達出東北人的生命血性、生存方式、民族人格、精神信仰，傳達出他們的藝術情懷、語言鄉(xiāng)音和自由夢想，豐富了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的總體格局，其精神文化價值不可低估。

“云生滿谷，月照長空。潭澗注瀉，翠羽欲流?！菽久苫\其上，若云興霞蔚。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fā)，使人應接不暇?！蹦铣妒勒f新語》所記東晉王獻之觀山間美景，恰如讀書探勝。筆者才疏學淺，偏居一隅，對東北文學一知半解，以上讀后心得，肯定不得要領，難入堂奧，有虧《通史》著作者盛意。相信有識讀者一定會在自己的閱讀中有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感悟。

2017年8月5日 于長春湖西路

1. 馬清福：《遼河流域文藝源流》，遼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2. 程光煒：《文學史二十講》，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8、19頁。
3. 張軍：《現(xiàn)代中國文學整體化歷史編撰研究》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4. 伊娃·庫什納：《問題與觀點：20世紀文學理論綜論》，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