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在閱讀作品的同時，自然會注意到作者的署名。每當看到一個新名字，讀者常常會發(fā)出“這到底是誰”的疑問。不知底細的，只能亂猜一通。想當然的猜測，猜對了很不容易，猜錯了倒很普遍。有的似是而非，有的張冠李戴，有的對面相逢不相識，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唐弢剛開始學習寫雜文時，也投稿到魯迅經(jīng)常投稿的《申報》的副刊《自由談》上。文章刊出后，還有點像魯迅的雜文，有人就誤以為魯迅又用了“唐弢”一名寫雜文。后來與唐弢見面，魯迅還調(diào)侃地說：“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挨罵。”解放后唐弢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書話”文章，署名“晦庵”，引起人們注意。人們紛紛猜測“晦庵”是誰，就連王伯祥、趙家璧也跟著猜。有人猜是阿英，但到底是誰，大家卻說不準。某一天，侯金鏡偶然遇到《人民日報》的李希凡，就打聽“晦庵”是誰，李希凡說是唐弢，大家才恍然大悟。

類似事情時有發(fā)生。徐懋庸在《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雜文時，林語堂以為魯迅用了新的筆名“徐懋庸”，在一次《自由談》編輯宴請作者的聚餐會上就向魯迅詢問，正好徐懋庸也在場，魯迅哈哈大笑指著徐懋庸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正身就在這里?！贝蠹乙捕夹α似饋怼?/p>

看到一個新名字，要弄清到底是誰，有時還頗費周折。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報》上發(fā)表一篇署名“芬君”的《魯迅先生訪問記》，文后注：“本文抄就后，經(jīng)魯迅先生親自校閱付印?！边@是一篇重要文章。在這次談話中，魯迅對“一二·九”運動作了很高的評價，對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應該采取怎樣一種正確的方針表達了十分精辟的見解，對當時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因而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很快，《新東方》雜志、香港《生活日報》及《夜鶯》月刊，還有登太編的《魯迅訪問記》(1939年6月文化勵進社出版)等書刊都全文轉(zhuǎn)載，或摘要刊登?？傊?，這是一篇大家都很關注的文章。作者“芬君”到底是誰？為什么香港《生活日報》轉(zhuǎn)載時署名又成了“靜芬”？大家都希望搞清楚。有人認為是冬芬——董秋芳，也有認為是鄧潔的。嚴家炎在1980年第1期《新文學史料》上發(fā)表了《魯迅對〈救亡情報〉記者談話考釋》一文，對上述兩人都作了否定，也言之有理。他提出，據(jù)推斷和分析，“芬君”可能是“徐芬和楊芬君”，但又不能肯定，“有待進一步查考”。真是撲朔迷離，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到1980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陸詒發(fā)表了《為〈救亡情報〉寫〈魯迅先生訪問記〉的經(jīng)過》，才說清了原委。《魯迅先生訪問記》是陸詒寫的。陸詒用“靜芬”的筆名在1936年5月6日創(chuàng)刊的《救亡情報》上發(fā)表了《何香凝先生訪問》。在1936年5月30日第4期《救亡情報》上發(fā)表《魯迅先生訪問記》時原擬仍署“靜芬”，但編輯希望另換一個名字，就在稿末簽署了“芬君”這一筆名。而在香港編輯《生活日報》的惲逸群與陸詒是老熟人。陸詒也是《生活日報》的駐滬記者，經(jīng)常用“靜芬”一名寫通訊，惲逸群看到《魯迅先生訪問記》時判斷是陸詒的筆法，轉(zhuǎn)載時就將署名又換成在《生活日報》常用的名字“靜芬”。

《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發(fā)表《阿英憶左聯(lián)》(吳泰昌記)，文中提到阿英還用“寒生”的筆名發(fā)表過幾篇文藝隨筆。陽翰笙看到后著文說：“‘寒生’是我30年代初期常用的筆名之一。將我的筆名誤作阿英同志的筆名，會引起混亂，應予更正?！?見《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看來就連吳泰昌這樣阿英身邊的人也沒有搞清楚阿英的這個筆名，我們局外人當然更不清楚了，多虧陽翰笙本人出來說明。由夫子自道，說清楚筆名的來龍去脈是再好不過了。不過這樣的機會也不多，有時作者本人也記不清楚，或是已經(jīng)去世，有些就成了永遠解不開的謎團。

另外還有人在文章中說舒蕪以方管的筆名“寫的《王維散論》值得一讀”。這正好將他的名字搞反了。舒蕪原名“方管”，舒蕪才是他的筆名。固然，這仍是一個人，但既然要說，還是說準確為好。否則，以訛傳訛，讀者也就糊涂了。

最近有人看到《書籍廣告》的小冊子署名“辛雨”，懷疑可能是范用的筆名。因為范用出《葉雨書衣》(封面設計自選集)時用過“葉雨”的名字，為“業(yè)余”二字的諧音。這只是一種猜想，其實“辛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錢伯城的一個筆名(詳見《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1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