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奠定詩名的《鳳翔八觀》|

提起田居詩會想到陶淵明，提起相思言情的七律則會想到李商隱，詩人在某一題材或體裁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便會被尊為這一門類的不祧之祖。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將這種情形形象地稱為“獨家專利”，并認為韓愈、蘇軾的賦詠古物的七古都算得開了一門。蘇軾晚出，而能在這一門上變“獨家專利”為兩家專利，實質上更不容易。奠基的作品，便是嘉祐六年（1061年）在鳳翔簽判任上作的《鳳翔八觀》。這是由八首七古和五古合成的組詩，分詠石鼓、王維吳道子畫、真興寺閣等八處當?shù)氐奈奈锕袍E?！鞍擞^”到南宋末已經七零八落，虧得蘇詩為它們保留了永久的風采。

讀這組詩，有兩點是首先值得注意的。

詩人作詩千姿萬態(tài)，其實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寫給自己看的，另一類是給別人讀的。前一類也可說是不折不扣的自娛詩，因為滿足創(chuàng)作欲便是詩人一快，因而我們能夠讀到《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梅堯臣）《余病痢醫(yī)者誤投參芪遂至大劇》（袁枚）的這一類題目。后一類則負有使命，小至指定的對象（如酬贈），大至風動天下，甚而在空間外還希望突破時間，要對千秋后人負責，所以這兩者之間，便有如日記與著述般的區(qū)別，前者一般較平易、自然，后者則常刻意為之。相形之下，讀者對后者的移情作用要求也更高些，好比聽到人家屋里的歌聲容易陶醉，而對歌星登臺演唱卻容易苛求一般。《鳳翔八觀》的寫作意圖在小序里說得明白無誤：“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屬于后一類，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

大詩人多杰作，常常是接二連三，有時真使人相信天下才共一石讓他們獨占了八斗。這固然因為才情不同尋常，但也有“地勢使之然”的關系。人們在生活中總是努力扮演與地位相符的角色，成名的詩人便容易有構造力作的使命感與居高臨下的習慣。蘇軾當時僅二十六歲，在此以前雖與父兄作有《南行集》，但才名彰而詩名未著。然而在《八觀》詩中，毫無懼色，儼然以第一流詩人自命，借用組詩中的一句，“筆所未到氣已吞”。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

注意了以上兩點，我們便能明白詩人在《鳳翔八觀》中的刻意創(chuàng)新，也便能懂得這組詩精彩和成功的原因。

首先，詩人在詠物摹形的同時，極注意傳神，讓讀者于視覺形象外獲得心領神會。《鳳翔八觀》中有一首記維摩詰的塑像，是唐代雕塑家楊惠之的作品。維摩示疾，文殊問病，是著名的佛經傳說，這座維摩像的古塑，便有“病骨磊嵬如枯龜”的外形。詩人卻先從《莊子·大宗師》的一則寓言故事談起：“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弊虞洸〉貌惠p，雞胸駝背，全身佝僂，面頰直縮到肚臍的部位，卻還是跌跌撞撞地跑到井邊照鏡子，感嘆造物偉大，給了自己這副尊容。由病子輿過渡到病維摩，便見到“至人外生死”的本質。隨后用了一組對比：“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弊蠲畹氖桥R尾的一句“時有野鼠銜其髭”，則不僅“病”，而且“殘”了，維摩在病容下的神氣卻栩栩如生地現(xiàn)了出來。

其次，詩人有意講求章法上的開闔變化。《真興寺閣》：“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边@是極寫樓閣之高，以致縱目所見，迷茫一氣，側耳而聽，音響難辨。這幾句在氣象上雖不及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雄大，但視覺結合著聽覺，“漠漠”“浩浩”四字中還可體現(xiàn)出心蕩神搖的恍惚狀態(tài)。接下去故意設問：“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復從寺中懸掛的畫像引申了寺閣的營建者宋初中書令兼鳳翔節(jié)度使王彥超。詩筆轉而描繪他的威武魁偉，“鐵面眼有棱”“身強八九尺”，從而得出了“與閣兩崢嶸”的結論。由閣而人，由人而閣，互相映襯，相得益彰，這種在章法上的回旋起伏，造成了“以健勝”（陳衍《宋詩精華錄》本詩評語）的強烈效果。

第三，詩人還有意識地在組詩中從意境上推陳出新，例如《秦穆公墓》使用了翻案的手法。秦穆公是春秋時期秦國的一位有為的國君，但他臨終時竟用了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包括子車氏的三個很有才干的兒子，當時人稱為三良。《詩經·秦風》的《黃鳥》詩，便反映了這次殉葬事件，所謂“臨其穴，惴惴其栗”“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蘇軾在詩中卻認為，秦穆公能不殺秦晉殽之戰(zhàn)中的敗將，“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今人不存殺身感報知己的古風，可見“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把古人題目翻了個身來為今用，在立意上是新穎的，不過結論總有點驚世駭俗。弟弟蘇轍的和詩便表示異議：“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弊佑赏绺绯凑{，這是僅見的一回。

認真追究起來，詩人這里的翻案也并非毫無根據(jù)?！饵S鳥》詩鄭玄的箋，就有“自殺以從死”“亦得其所”的說法?！稘h書·匡衡傳》注，說是秦穆公與三良飲酒，約定“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三良許諾，“公薨，皆從死”。潘岳《寡婦賦》，也說“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損生而自引”。不過這只能作為談助，詩人標新立異之時，原不曾想到去考訂歷史的。三十年后東坡作《和陶詠三良》詩，開宗明義便說“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又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折，不消說也是為了詩作創(chuàng)新的需要。胡仔以為是“晚年所見益高”（《苕溪漁隱叢話》），王應麟以為說明“前輩學識日新日進”（《困學紀聞》），這樣的理解就未免流于偏執(zh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