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來說一下邱茉莉的家世。關(guān)于這方面的情況，有的是她在不同的時期講給我聽的，有的是在命運把我們永遠結(jié)合在一起之前，我所知道的。

她的父親休·費爾法克斯-喬姆利(1864—1940)是英國約克郡勃蘭斯比村的鄉(xiāng)紳，繼承了幾處農(nóng)莊，但后來大部分都賣掉了。就英國的鄉(xiāng)紳階層而言，這個家庭是不典型的。因為他的祖上信奉羅馬天主教，所以300年來這個家庭的成員與仕途和軍職無緣，而正是這兩者使這個階級在社會上成為英國保守勢力的柱石。

到了休·喬姆利手上，雖然他本人脫離了羅馬天主教(其他家庭成員仍繼續(xù)信奉天主教)，但并沒有使他同當時流行的社會習俗更加合拍，倒是離得更遠。從大學時起，他就傾向于激進思想，具體表現(xiàn)在他那條鮮亮的紅領(lǐng)帶上，正派人見了都會搖頭。家族中有這樣一個傳聞：他的一位脾氣古板的姑媽命令她家的門房，如果她的侄子戴了這樣的紅領(lǐng)帶，就不準他從大門進來，讓他跳籬笆，從后院進來。她是很愿意見到這個浪蕩公子的，但又不想惹來鄰居們的議論。

這個青年自己則從志愿到“托因比大廈”慈善機構(gòu)為倫敦的窮人服務(wù)開始，向社會主義思想靠攏。他對威廉·莫里斯?jié)u生敬慕之心，并且常常參加蕭伯納這樣的人物所組合的社交圈子。

在主持家政方面，他也不按老一套規(guī)矩辦事。直到快40歲時他才同他家一個園丁的女兒艾麗斯·莫弗雷(1885—1963)結(jié)婚。她就是邱茉莉的母親。為了使她能夠擔當這個家庭女主人的角色，從她12歲起他就讓她受教育并指導她的學習——如同“皮格馬利翁”的故事那樣。舉行婚禮之前，他把她全家從農(nóng)村送到倫敦的漢普斯特德(當時還是郊區(qū))，并在那里給他們置了一所房子。由此可見，他也仍然不能徹底擺脫老規(guī)矩的束縛。

作為一位鄉(xiāng)紳，他是家長式的改良主義者。他在村里搞了一套小型的自來水設(shè)備并設(shè)了一部公用電話(附近的地主們?yōu)榇舜鬄閻琅?，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佃農(nóng)們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為了開闊佃農(nóng)們的眼界，他建了一座紅磚小會堂，取名“喬姆利館”，每個星期日下午讓佃農(nóng)們到這里聚會，聽他念《曼徹斯特衛(wèi)報》——自由主義者的喉舌。邱茉莉回憶道，這件事情可不像自來水那樣受到佃農(nóng)們的歡迎，因為他們星期日上午要上教堂，下午就想干點別的事情。但對她父親來說，他這樣安排正是為了要使這些《衛(wèi)報》社論對上午剛聽到的牧師們正經(jīng)的布道起一種消毒的作用。他雖然仍然遵循基督教的倫理道德，但不虔誠。

宣布脫離天主教后，休·喬姆利自己去參加英國國教圣公會的禮拜——這是時興的事。但他不喜歡本地的教區(qū)牧師，所以對勃蘭斯比村的教堂實行抵制。每個星期天他都要乘坐他的二輪輕便馬車，“鈴兒響叮當”地駛過本村的教堂去鄰村的教堂。

這位英國“怪人”——他既是托爾斯泰型的，又是叛逆型的——很有藝術(shù)天賦。他是個很好的男中音，能唱許多英國和意大利民歌，常常抱著吉他自彈自唱。音樂是他留給女兒們的遺產(chǎn)的一部分。邱茉莉?qū)W會了大提琴，她最小的妹妹羅莎蒙德會拉小提琴——她們常常參加四重奏演出，水平相當高。

邱茉莉一直記得從綠色的、農(nóng)業(yè)的英國傳下來的許多古曲老歌，在我們婚后她曾教給我一些。在重慶，我們又碰到了另一位老歌迷，他常帶著他自己的吉他到我們住處來一起唱歌。他就是李約瑟教授，“二戰(zhàn)”時任英國駐華科學代表團團長，他后來所著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是具有世界意義的、豐碑式的學術(shù)巨著。

另一件事邱茉莉要感謝她父親的是他決心使子女們——不光是兒子，女兒也一樣——受到良好教育，使人人都有一技之長，并對此十分關(guān)心。當時，社會地位較好的年輕女子，上了幾年學之后，大多就準備出嫁了。但他要她們準備自食其力——后來確實也是如此，因為家里的田產(chǎn)大部分賣掉了，他幾乎沒有留下什么錢財。

邱茉莉小時候家里請了一位家庭女教師，后來她到海峽區(qū)的北福芝德私立女子中學念書，以后又到雷丁農(nóng)業(yè)學院學習飼養(yǎng)奶牛。她的小妹妹羅莎蒙德則在倫敦大學接受培訓，成為醫(yī)院膳食營養(yǎng)師。

關(guān)于邱茉莉的幼年和少女時期，我只有一點零碎的文字資料。

大約在七歲時，她寫了一封給圣誕老人的信(沒有日期)，這封信不知怎么一直留了下來。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圣誕老人：

請你給我一輛自行車；一個大的洋娃娃，穿長衣服的，我會照顧她；還有一本童話故事書，隨便什么都行；我還想要一盒紙牌、一盒顏料和一個球，我要玩。

很愛你的埃爾西·費爾法克斯-喬姆利——如果你看不清地址，那是：22 Montpelier Crescent， Brighton.這地方不在勃蘭斯比村。

Brighton(布蘭頓)是她家曾住過一段時間的地方，邱茉莉要圣誕老人把禮物送到那里。勃蘭斯比村在約克郡，是她祖輩世居之地。她在這樣小的時候說話就那樣明確具體，這個特點她一直保持著。

下面兩封信是在她去世后她的中學女同學寫的，內(nèi)容都是回憶往事。

有一位老同學這樣寫道：

我一見她就喜歡她。我知道她不尋?！Ｓ幸环N使人向善的感染力……同她在一起時，我就覺得自己變得更好了，或者是想要使自己變得更好……別問我為什么……有時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對方是怎樣一個人……能認識她我覺得非常幸福——她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偉大的人。她是這樣充滿人情，卻又是這樣純真。

另外一封信的作者回憶了邱茉莉愛玩又愛反抗的性格。她寫道：

我們(三個同學加上邱茉莉)被稱為“四劍客”，因為我們都反對統(tǒng)治勢力……我們巴不得早點離開學校，使那些“老婆婆”式的女孩子感到駭異，她們大多在最后一學期結(jié)束時哭哭啼啼，而我們卻開懷大笑，還私下里開“派對”。

我們稱呼邱茉莉“花兒”，因為她一感冒，鼻子就紅。她常對我們說，她是一個農(nóng)民的女兒。我們說，農(nóng)民家廚房里總是掛滿火腿的，她真的搞來一只火腿，掛在鉤子上，跟大家開玩笑——她有很強的幽默感。雖然我這么多年沒見她了，我肯定她始終保持著這種幽默感。

她的猜想是對的，邱茉莉確實始終保持著這種幽默感。

邱茉莉25歲時，她經(jīng)營的農(nóng)場因大蕭條而失敗，就去倫敦找工作。她父親在這時給她寫過一封信，從這封信里可以感到她父親在她進入勞動者行列后仍然對她有影響，并且仍然想把他的價值觀傳授給她。他在信中對于當時英國保守派報業(yè)巨子比弗布魯克勛爵和羅瑟米爾勛爵這樣挖苦道：

他們在政治上都是壞家伙。我想羅瑟米爾是更大的壞蛋，但我不敢肯定。他們中的一個想得到鮑德溫首相的關(guān)照，升為貴族，并為他的兒子在內(nèi)閣中安排一個位置，被拒絕后就懷恨在心，大罵鮑德溫。

另外一封信講的是個人方面的事情。他建議邱茉莉努力成為作家，但她表示不想接受這個建議，他也就同意了。這封信的措詞反映出父女兩人的個性。他在信上說：

你認為除非你有什么話要說，否則你就寫不出東西。所有其他的寫作都是毫無價值的，即使掌握了“說空話”的藝術(shù)……正因為這樣，所以你應(yīng)該多讀書、培養(yǎng)自己對世界性問題的見解并且使自己對重要事物及人性產(chǎn)生興趣……

就所有偉大的藝術(shù)家和作家而言，他們的地位越高，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就越廣泛……你會發(fā)現(xiàn)，像雪萊、拜倫這樣的詩人，他們深深地、嚴肅地關(guān)心改良運動，甚至還關(guān)心當時的政治。即使像米開朗琪羅、拉斐爾等畫家也有不容置疑的對知識性問題和實際問題的興趣。不論別人，就說威廉·布萊克這位神秘的理想主義者，也十分熟悉政治和社會問題。你不可能想出什么有價值的主意，除非你用心去深入地——不是浮泛地——研究問題。但一旦你這么做，主意就會迅速地出現(xiàn)……那時你如有表達的能力，要寫就很容易了。

他提到的作為模范的作家都是進步人士，就雪萊和布萊克而言，則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革命派。布萊克有以下的傳世名句：

我決不停止我的思想斗爭，

也不會讓寶劍在我手中沉睡，

直到我們建設(shè)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蘭綠色的、歡愉的土地上。

布萊克是邱茉莉一生中最喜愛的詩人。這位18世紀的偉大理想家的詩作和刻畫藝術(shù)都非常有力量，只要有新的版本出版，她總會去買來，我們兩人一起閱讀。

在兄弟姐妹中，邱茉莉同她父親是最親近的，談話最多，吸收他的思想最多，在實踐中則比她父親走得更遠。她童年時同佃農(nóng)們結(jié)下的友誼一直維持到老年。她對合作社的興趣也來自她父親。早在1894年，即邱茉莉出生之前十年，她父親就在本村創(chuàng)辦了一所合作社，向農(nóng)民提供車輛及其他設(shè)施，以幫助他們把奶牛場的產(chǎn)品遠銷出去(這所合作社在一個多世紀之后依然存在)。邱茉莉在中國抗戰(zhàn)時期也參與了“工合”運動。

在政治上，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他們父女對英國統(tǒng)治制度都持尖銳的批判態(tài)度。他們一起閱讀由克勞德·科伯恩主編的《周報》。這是一張激進派的“時事通訊”報(一種小型的、僅在有限范圍內(nèi)流通的小報)，常以事實為根據(jù)，揭露上層社會中反動的、親法西斯傾向。但到30年代末期，年逾七旬的父親認為內(nèi)維爾·張伯倫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有希望“在我們這個時代締造和平”，女兒邱茉莉卻強烈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盡管她對“老爸喬姆利”的愛從未減退。

總的說來，邱茉莉的成長同我一樣，也是受到同一時代世界潮流的推動，雖然從地理上或社會地位上說，我們的出發(fā)點是很不同的。1929年后波及全球的經(jīng)濟大蕭條毀掉了她在約克郡所經(jīng)營的奶牛場。她在倫敦學習文秘專業(yè)，但仍找不到長期穩(wěn)定的工作。出于對日益增加的英國失業(yè)大軍的同情，她參加過幾次他們的抗議示威游行。因為在英國，婦女的就業(yè)機會比男人更少，男女同工不同酬。她曾想移居美國或者蘇聯(lián)，那里對婦女的歧視較少。

1935年，她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到許多國家旅行的機會。這個機會來自她的家庭同上層社會的關(guān)系，但卻使她更加堅定地左傾，最后使她來到中國，來到我身邊。

她的父親曾托他的一些有辦法的朋友為她找份工作。有一個朋友正參加接待“太平洋關(guān)系學會”全球考察團。這個學會雖然在范圍上是國際性的，實際上卻是美國主辦的。它的秘書長愛德華·C. 卡特為了改變一下它的形象，想找一個英國人來參加工作。他聽說邱茉莉出身英國鄉(xiāng)紳家庭，而且又是雙姓(美國人往往很看重這一點，因為它表示門第高貴)，覺得可能是適當人選。但他先要他的夫人艾麗絲·卡特見一見她。這位上了年紀的夫人看見邱茉莉身材高挑、容貌端正、沒有嬌氣和架子、有教養(yǎng)而又坦率，覺得挺合適，就點頭了。邱茉莉有點挖苦地告訴我說，這次重要的會見是卡特夫人在倫敦一家美容院里做頭發(fā)的時候完成的。

但經(jīng)濟上碰到了一點困難。按照“學會”的規(guī)定，雇員本人要負擔一部分旅費，但邱茉莉和她父親都付不起。幸虧一位富有而熱心的姑媽出手援助，她才算得到了這份工作。

她受雇后就陪同這個代表團繼續(xù)它的全球旅行——到日本、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這些國家都有附屬于這個學會的團體。后來她成為這個學會設(shè)在紐約的“國際中心”的正式工作人員，具體職務(wù)是學報《太平洋事務(wù)季刊》的秘書，這個學報當時由著名的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主編。

這次意外的、足跡幾及全球的遠征擴大了她的視野。在印度，她看到了大英帝國華麗外表下本地居民的苦痛；在中國，她看到在外國和本國統(tǒng)治階級壓迫下，人民如牛馬般地勞動。在日本，雖然軍國主義勢力正在崛起，她遇到了謹慎而堅決地反對這一進程的人士，如學識淵博的康夫博士和來自貴族階層的西園寺公一——后者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二戰(zhàn)”以后他住在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的關(guān)系正?；?。

在紐約以及在學會的國際會議上(這次會議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旅游勝地“優(yōu)山美地”舉行)，她結(jié)識了為學會工作的兩位杰出的中國學者——冀朝鼎博士和陳翰笙博士。他們都是共產(chǎn)黨員，但不公開身份，因為在蔣介石統(tǒng)治下，中共黨員不但不能出國，還隨時有可能被殺害。

1937年，日本開始了企圖征服中國的全面戰(zhàn)爭。在美國，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力量站在中國一邊。邱茉莉成了婦女界抵制日貨運動的積極分子。日貨主要是絲，用于制造女用長筒絲襪(那時尼龍尚未出現(xiàn))。日本對美出口絲的收入，用于購買美國的油、廢鋼鐵和其他軍需品。

她還參與了“美國救濟中國戰(zhàn)爭孤兒委員會”以及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工作(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看來，西班牙和中國是同一斗爭的兩個前線)。

她在學會內(nèi)部幫助成立工會。前面提到過的秘書長愛德華·卡特像許多雇主一樣，原來是同情職工的，但一旦職工的行動侵犯到他們自身的利益時就變了。他感到他那種家長式統(tǒng)治被觸動了，由此認為邱茉莉——這位由他雇來的出身高貴的“英國小姐”——不知恩圖報。

1939年，陳翰笙和他的夫人顧淑型(英文名字叫“蘇西”)去香港，名義上是為“學會”做出版工作，實際上主要是幫助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工作，為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爭取國際援助，特別是為中共領(lǐng)導的抗日軍民爭取援助。因為中共雖然與執(zhí)政的國民黨結(jié)成了戰(zhàn)時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它的部隊不但得不到軍用物資，甚至連醫(yī)藥用品也沒有供應(yīng)。

這時，邱茉莉同陳氏夫婦已成為最好的朋友。她取得了“學會”委任她的一項任務(wù)，到中國內(nèi)地去研究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工具和耕作方法。這在戰(zhàn)時是很難進行的，所以她到香港后并沒有去內(nèi)地而是在陳翰笙領(lǐng)導下為“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國際委員會”(簡稱“工合”)工作。“工合”運動是使日本占領(lǐng)區(qū)內(nèi)的技術(shù)工人連同他們的工具轉(zhuǎn)移到抗日地區(qū)。她還同陳翰笙合作創(chuàng)辦了一份時事通訊報，報道中國的軍事政治情況，初名《內(nèi)部參考》，后改名《遠東公報》，主編者用了“伊迪絲·克倫威爾”的假名。

正是在香港，通過上面說到的一些共同參與的工作，我們相識了。最初我們只是因工作關(guān)系而認識的一般朋友。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臉色蒼白、金發(fā)的英國婦女，比我高出一頭，工作勤奮，不大愛說話，年紀大概三十多歲(我才二十多歲)。據(jù)她后來告訴我，她覺得我只是一個矮個子、有點害羞的年輕人，“眼睛長長的，老往上翻”(可能因為她比我高很多，所以我要往上看)。除了好奇之外，我們彼此心里都沒有其他的想法。我同第一個妻子仍然保持著婚姻關(guān)系，她也有她自己的私生活。

我第一次對她動心是1941年在香港街頭同她的一次邂逅。她滿臉愁容，藍色的眼睛深陷在黑眼圈中。她剛經(jīng)歷過一段熱戀——據(jù)她后來告訴我，不但是她一生中歡樂的巔峰，并且看來已達到了彼此的理解——最終發(fā)現(xiàn)被人欺騙了，被粗暴地拋棄了。

我突然對這個女人產(chǎn)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平時看來是非常能夠自持的，現(xiàn)在卻使人意外地感到她是如此的脆弱和傷心。但我當時仍沒有想到或察覺到我們以后會結(jié)合在一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引發(fā)了太平洋戰(zhàn)爭，同時進攻香港。在此之前，我們在志愿為中國戰(zhàn)時救濟服務(wù)的工作中重逢。她的情緒顯然已全恢復正常，在“中國平準基金會”找到了一份新的正式工作。這是由中、美、英三國聯(lián)合組成的一個機構(gòu)，任務(wù)是維持中國正在貶值的通貨，使之免于崩潰。她到那里去工作是由于冀朝鼎的推薦。冀朝鼎同當時的國民黨財政部長孔祥熙是同鄉(xiāng)，他家的一個老朋友又同孔有關(guān)系，因此他成了這個“基金會”的中國代表之一。邱茉莉在她這個新的工作崗位上的表現(xiàn)使英國代表霍爾-帕奇大為惱怒，因為她不是站在英國代表一邊，而是支持中國代表和美國代表曼紐爾·?？怂购退_門·艾德勒——他倆都是擁護羅斯福新政的進步人士。

在18天的香港之戰(zhàn)中，她不止一次到南華早報社來看我，我當時任該報副主編。每次她都需鎮(zhèn)靜、勇敢地從“山頂”高級住宅區(qū)——她從原住處搬到這里來同一位女友做伴——彎彎曲曲地一路下坡，這一帶經(jīng)常受到敵人的炮擊。那時她參加了戰(zhàn)時工作，幫助中國的進步新聞工作者出版一種名為《香港戰(zhàn)時快報》的新聞傳單。

我們在一起談到的問題之一是如何處置“平準基金會”的文件。這個機構(gòu)的領(lǐng)導人員已匆匆乘飛機撤往重慶，冀朝鼎臨行前給邱茉莉留了個條子，囑咐她辦這件事。我陪她到冀所住的“香港大酒店”房間里，把他來不及銷毀的片紙只字都放進一個鋼制廢紙簍中燒掉。她還偷偷地告訴我，她和她那位住在“山頂”區(qū)的女友把一個馬口鐵箱子埋在花園肥料堆的下面。

我們還談到如何使“中國工合”的檔案不落入日本人手中——由她和同事們加以銷毀。我還幫助“保衛(wèi)中國同盟”同事柳無垢燒毀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

做完這些事情之后，我們就討論香港陷落——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后，我們?nèi)绾尾拍芴用撊毡救藢ξ覀兊膱髲?，因為我們?yōu)橹袊目箲?zhàn)效勞，日本人是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的。據(jù)我們了解，中共地下組織有一個幫助統(tǒng)戰(zhàn)對象及積極分子撤退的應(yīng)急計劃。香港的自由主義報紙《大公報》的文學編輯楊剛是地下黨員，她會告訴我們撤退的時間和地點。

日軍攻占九龍半島并進而在香港島登陸這段混亂的日子里，我和邱茉莉失去了聯(lián)系。她后來告訴我，她去當了一名志愿護士，工作地點是一所臨時組建的軍隊醫(yī)院，設(shè)在十分時髦的“香港大酒店”酒廊里。她按照醫(yī)生的囑咐，盡力去做。傷員越來越多，一個挨一個地躺在地板上，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痛苦不堪。我能想象她在工作時的樣子——強壯的身體、不倦地勞動、對傷員無比關(guān)愛，盡管如她懊喪地對我所說，她所受到過的醫(yī)療訓練只限于獸醫(yī)急救，那是在雷丁農(nóng)業(yè)學院學習時以及在奶牛場實際工作時所學到的。

但這時她在外表上一點也沒顯示出那一年早些時候那種壓抑的心情。她對危險的回應(yīng)是行動而不是憂傷。

我們的撤退安排由于香港的過快淪陷成為了泡影。我們再次相見是在日本人所設(shè)的赤柱平民拘留營，赤柱(英文名字是Stanley)位于香港島的最南端。

她是隨同住在“山頂”區(qū)的英國人一道來的。她用譏諷的口吻告訴我，住在“山頂”這個特權(quán)地區(qū)的英國人都是官方或社會上的頭面人物，他們最初曾請求日本當局允許就把他們拘留在他們所習慣的這個有名地區(qū)內(nèi)，彼此以君子之禮相待。但經(jīng)過幾次談判，他們的請求遭到了拒絕。所以他們成了進入赤柱營的最后一批外國平民，剩給他們的住處是條件最差的——營里的人說他們活該。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同意他們乘卡車來，所以他們帶來了“席夢思”床墊、裝得鼓鼓囊囊的箱子、食物，還有準備在營里買賣的各色物品。這些東西在拘留營里是不可估量的財富，因為早一些進來的人都靠步行，只能帶一點點隨身的衣物。

邱茉莉本來不屬于這批人之內(nèi)，只是因為作為一位住在“山頂”的女友的客人同她做伴，就意外地跟著這批人一塊兒來了。

我一眼就看見她和她的那位女友在一輛卡車上。我?guī)椭齻冃哆\行李。我雖然個子小，但腰腿是硬朗的。

在營內(nèi)，我們住在不同的區(qū)域，她在英國人區(qū)，我在美國人區(qū)(我在營里用假名，并說是美國傳教士)。

為了逃避日本人因我們幫助中國而對我們進行報復并且希望盡快繼續(xù)這一幫助中國的工作，我們共同的脫逃決心又使我們聚在一起了。初時是共同策劃，后來，在經(jīng)歷了共同行動和共同脫險之后，我們成了夫婦。

這是以后要講的事了。

(沈蘇儒　譯)

1. [譯者注]本書作者愛潑斯坦的已故夫人的中文名字邱茉莉，是她的姓Fairfax-Cholme-ley后半部分的擬音。她的英文名字是埃爾西(Elsie)。按通行的音譯準則，Cholmeley應(yīng)譯作“喬姆利”。
2. [譯者注]皮格馬利翁(Pygmalion)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國王，鐘情于一座女神雕像。羅馬詩人奧維德?lián)诉M行創(chuàng)作，將主人公改成雕刻家，鐘情于他所雕刻的一位理想女性，愛神維納斯應(yīng)他之請，給予這座雕像生命。1913年，蕭伯納又據(jù)此創(chuàng)作了一個劇本，主人公改成教師，他把一個操倫敦土語的賣花女培養(yǎng)成談吐文雅的上流社會婦女，并且愛上了她。據(jù)《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6卷)。
3. [譯者注]原文為拉丁字Internos，意為“只限我們兩人之間，不得外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