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鏊兵

翼王在江西

太平天國諸王中，石達開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永安稱天王時，二十歲的石達開被封為翼王。但此前文獻中很少有關于這個人的活動情況。有的書上說，洪秀全創(chuàng)拜上帝會時，有志青年石達開走馬拜謁，悉售家產(chǎn)以助餉。爾后舉家投軍。有的書上則說，石達開家境富有，“因本縣土人趕逐客人，無家可歸”?？傊@個人不是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大概就憑這一點資歷，石達開與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得以并列。

從永安突圍到“定都金陵”的過程中，這個翼王并無可圈可點之處。但是，一個人只要將他放到一個合適的平臺上，就可以活成一個傳奇。石達開正是在實戰(zhàn)中成長起來的太平名將。

太平軍自武昌開始，二十八天挺進一千八百里，攻入金陵。剛坐下來，才發(fā)現(xiàn)這座城市并非理想的人間天堂，因為在這有如神助般的勝利挺進過程中，太平軍并沒有留下一座根據(jù)地，數(shù)十萬人馬都聚集在這個城市里，“首都”也就成為唯一的都市。不僅處在遍地“清妖”（江北大營、江南大營幾乎趕著他們進城的步伐，同時建立）的包圍當中，就連糧食也緊張。

戰(zhàn)爭首要需求是先解決吃飯問題，于是，他們分出兩路，一路試探性地“北伐”，看能否如此前那樣輕松抵達北京城，一路從金陵出發(fā)，又向西返回重走一遍當年的“長跑路”。

時間從咸豐三年（1853）六月開始，西征太平軍回攻安慶、九江和武昌。但這一回沒有此前那種幸運了。太平軍永安突圍本身就是一種運氣，進入湖南后一路上遇到的基本上是毫無防備的城市。在湖南有一句話，“鐵打的寶慶，紙糊的長沙”，所以太平軍放過寶慶，專打長沙，沒想到，竟然在長沙遇到了勁敵。長沙本身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歷史上長沙是四戰(zhàn)之地，無險可守。當年關公戰(zhàn)長沙，演義里面是非常精彩的，其實關羽的部隊一到長沙城下，長沙守將就投降了。但是，此時的長沙有兩個體制外的人物，一是江忠源，一是左宗棠，恰好是一武一文，很好的搭配，憑著弱小的兵力竟然挫敗了太平軍的圖謀。

太平軍大敗后，果斷放棄長沙，繞城而走。石達開擔當繞城過江、為撤退做準備的“重任”，長沙也就成了此后十四年間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唯一沒有被攻破的城市。

在太平軍西進時，長沙城又冒出了一支軍隊，他們的首領不久后就將成了太平軍的噩夢。這支軍隊就是湘軍，其統(tǒng)帥雖然只是一介書生，但很磨人，像膠布一樣死死粘著太平軍。不過此時這支軍隊還處在訓練當中。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這支軍隊并不忙于出征。當安徽報警，請求支援時，其首領曾國藩拒絕了；當江西告急，請求支援時，又被曾國藩拒絕了；直到武昌再次失陷，已經(jīng)是咸豐四年（1854）初了，訓練了一年的湘軍在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宣言聲中才開始東征。不過，此時太平軍又打到長沙及其附近。

石達開本來被留在金陵輔佐他們的東王楊秀清，處理政務，咸豐三年（1853）秋，他才被派到安慶，節(jié)制西征。曾國藩率領的湘軍盡管經(jīng)過一些挫敗，但還是頑強地攻開了武昌，并且一路向東，咸豐五年（1855）正月，太平軍與湘軍在九江再度相迎。

原本太平軍的優(yōu)勢在水師，他們一路上搶獲了不少船，特別是經(jīng)過洞庭湖、經(jīng)過武昌時擄走了大量的民船，但湘軍從衡陽出發(fā)也有了水師。

曾國藩原計劃只是想攻克九江后，直取金陵。沒想到，太平軍武昌失敗后嚴密防守九江，石達開親來督戰(zhàn)。湘軍多次進攻都遭失敗，曾國藩又計劃攻克湖口，切斷九江的外援。為了阻止湘軍水師進入內(nèi)湖，太平軍連夜用大船載以沙石，鑿沉堵塞航道，僅在靠西岸處留一隘口，攔以篾纜。湘軍水師營官蕭捷三等率一百二十余只輕便戰(zhàn)船乘陸軍攻梅家洲之際沖入湖內(nèi)，直達大姑塘以北。石達開等把握戰(zhàn)機，將隘口堵塞。湘軍水師被分割成外江和內(nèi)湖兩塊，長達一年半之久。在外江者均為長龍、快蟹等笨重戰(zhàn)船，運棹不靈，難以獨立作戰(zhàn)。太平軍乘機進攻湘軍外江水師，將外江的戰(zhàn)船悉數(shù)擄走，氣得曾國藩投水自盡，幸被救起，轉(zhuǎn)到陸營。石達開在江西成了湘軍的噩夢。

石達開順勢又反攻湖北，并于這年四月第三次占領武昌，但這時的湖北巡撫也不再是過去的湖北巡撫張亮基，而是湘軍另一位統(tǒng)領胡林翼。

胡林翼一面施救武昌，一面請曾國藩調(diào)身邊大將羅澤南回援，欲將石達開部圍困在武昌。

從武昌南進的韋俊一軍，在湘鄂交界的羊樓峒遭到兩次敗仗，先后損失三千余人。石達開因韋俊的攻勢受到了挫折，感到在鄂南或武昌周圍與湘軍決戰(zhàn)已無必勝的把握，為了改善局勢，必須采用避實擊虛的戰(zhàn)略，甩開羅澤南，解武昌之圍。

這個時候，得再說說這個歷史上的翼王了。

過去很多人“稱頌”翼王，說他在定都前沒有打過敗仗。確實，因為打過敗仗的王基本上都死掉了，天德王洪大全在永安突圍時被活捉，南王馮云山死在蓑衣渡，西王蕭朝貴死在了長沙城下。此后盡管太平軍進軍神速，但沒敢在一個地方停留，沒在一個地方久留。這樣的戰(zhàn)績當然不叫失敗。其實，那些夸大太平軍力量的人都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太平軍固然能夠打下一些城市，但真正與對手持久較量起來，大都是以失敗告終的。后來石達開以二十萬人圍寶慶（湖南邵陽）七十天，遇到李續(xù)宜帶領不足萬人，依然無法突破，那是后話。

石達開與其他太平諸王的差別，不僅在于他不大貪財，加上年輕，腦瓜靈活，計謀多，而且，他有著其他諸王所缺乏的政治頭腦。但他在太平天國高層中處于尷尬的地位，囿于閱歷所限，既不懂勢，也無韌勁，不僅缺乏統(tǒng)籌全局的能力，又有年輕人浮躁沖動的性格缺陷。

石達開用兵的特長在于機敏過人，但這種機敏往往借以詐力，善于聲東擊西。不過，這也是所有太平軍的特點，“圍魏救趙”之術貫穿太平天國運動的始終。

太平軍西征兵力一般認為在七萬左右，而當時的湘軍不過一萬余人。如果石達開不是過于取巧，而是如陳玉成那樣敢拼敢戰(zhàn)，頑強攻堅，完全可以不把湘軍放在眼里。

相反的是，石達開總是在戰(zhàn)事稍有不順時，要么放棄，要么另求出路。太平軍第三次占領武昌時，正逢湘軍水師首尾不顧，陸師兩面作戰(zhàn)極度不順的時期，假如石達開堅守武昌決戰(zhàn)，而不是另生圖謀，避實就虛，戰(zhàn)局會讓湘軍更為不利。

因此，盡管石達開曾在九江迫曾國藩跳水自殺，何桂清也稱石達開為“賊中第一狡悍之徒”，但是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卻對其評價甚低，遠不及李秀成和陳玉成。胡林翼評價陳玉成“賊勢較石逆為少，賊勢較石逆為狡”。特別是后來洪楊內(nèi)訌，石達開被迫出走之后，曾國藩更將其視為“流賊”，專力對付李秀成、陳玉成，將石達開交給駱秉章、左宗棠處理。即便是石達開攻到曾國藩的老家湖南寶慶時，曾國藩都沒把他放在眼里，稱“在寶之賊，不甚善戰(zhàn)，不逮陳狗”。

盡管如此，在江西戰(zhàn)場上，翼王石達開讓湘軍吃盡了苦頭。

翼王動向關系全局

翼王石達開在江西說是西征，其實并沒有明確的作戰(zhàn)計劃，讓人看不透他的戰(zhàn)略意圖。然而，其陣勢確有些嚇人，大有席卷整個江西之勢：

從皖南建德進入江西的太平軍檢點白懷暉部先后攻占過饒州、樂平、德興、弋陽等府縣。

從皖南婺源（今屬江西）進入江西的太平軍范汝杰部，先后攻占過興安（今橫峰）、廣信（今上饒）、玉山等府縣。

從湖北興國州進入江西的太平軍陳文金部，攻占武寧。

從湖北崇陽、通城進入江西的太平軍丞相鐘廷暄部，攻占義寧州（今修水）。

九江太平軍遣軍先后攻占過德安、建昌（舊治在今修水縣西北）、吳城鎮(zhèn)等地。

不過，攻堅容易守城難。這時太平軍所攻占的城池，多數(shù)得而復失或棄城不守。因此，咸豐五年（1855）十一月下旬，即石達開親統(tǒng)大軍自湖北突入江西之前，太平軍在江西的占領地，實際只有九江、湖口和彭澤一府二縣。

在江西，曾國藩直接統(tǒng)帥的湘軍陸軍只有李元度部三千人、周鳳山部四千人，水師只有彭玉麟統(tǒng)率的八營約四千人，總共只有一萬余人，并且膠著在九江、湖口外圍。

江西本省的防兵，在南昌只有兩千余人。全省募勇一萬五六千名，共分二三十隊，或數(shù)百人一隊，或百余人一隊，各不相統(tǒng)屬，基本沒有什么戰(zhàn)斗力。

石達開率一萬余主力于咸豐五年（1855）初取道湖北通城，浩浩蕩蕩地進入江西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義寧州（今修水）境的崇鄉(xiāng)小斗嶺下，以詐敗、設伏的戰(zhàn)術擊潰了清軍，陣斬清軍總兵劉開泰等人。十二月九日，石達開軍擊敗扼守八疊嶺的新昌縣團勇，隨即占領新昌（今宜豐）。同時，石達開分軍占領上高，并在新昌、上高會合由湖南茶陵進入江西的周培春、葛耀明、陳壽、鄧象、盧偉、王崇開、關志江、陳植槐等天地會起義軍約數(shù)萬人，因而勢力大增。十二月中旬，石達開自新昌、上高分兵三路，同時向瑞州（今高安）、臨江（舊治在今樟樹市臨江鎮(zhèn)）和新喻進軍。

太平軍北路，由檢點賴裕新率領，于十二月十八日由新昌經(jīng)棠浦鎮(zhèn)進攻瑞州，經(jīng)過一晝夜的激戰(zhàn)，擊殺湘軍營官知縣劉希洛、李錕，攻下府城。咸豐六年（1856）一月，太平軍自瑞州分軍占領奉新。二月，又先后占領靖安、安義。四月初，太平軍九江守軍也開始配合出擊，先后占領德安、南康（今星子縣）、建康（舊治在今永修縣之西北）、義寧、瑞昌等城。

中路，由石達開親自統(tǒng)率，以丞相張遂謀為先鋒，于咸豐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日，自上高經(jīng)界埠、陰岡嶺進占臨江，十二月二十一日占領樟樹鎮(zhèn)。石達開進駐臨江，總指揮部即設在這里。不久，又分軍于咸豐六年（1856）一月一日占領新淦（今新余）。此時，天地會起義軍王義潮、劉普云部已于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占泰和，并繼續(xù)向吉安挺進，與當時正沿贛江而上的太平軍遙相呼應。于是，中路軍在新淦又兵分兩路：一路攻取吉安，一路攻取撫（州）、建（昌）。吉安一路，由張遂謀率領，于一月八日占領吉水，時太平軍的一支先頭部隊已進抵吉安城下，與天地會起義軍王義潮部會師，并開始聯(lián)合圍攻吉安。攻城軍“屢掘地洞以棺載硝轟城”，守軍則“先穴城內(nèi)地以銷其焰，故四五舉而不能破”。

吉安形勢危急，清軍守將“求援于上下游，無一救者，城中乏油，官弁兵勇皆暗坐以守，無鹽輒食淡，雖有米豬雞狗，食悉盡。馬有斃者，剝其肉賣之，價比常時昂三倍。次年丙辰正月二十三日大雪，翌日雪愈甚，深二尺余，城中無柴炭，兵勇凍且餒”。這時，石達開親自趕到吉安前線，決定“屯寧式安地雷轟西城”。

太平軍從吉安分軍占領府屬之永新、安福、永寧、蓮花、萬安、龍泉各縣之后，石達開旋即率主力回師臨江，決定重新奪回戰(zhàn)略要地樟樹鎮(zhèn)。此樟樹鎮(zhèn)非左宗棠入仕之前隱居之湖南樟樹鎮(zhèn)（即今湘陰縣樟樹鎮(zhèn)巡山村，昔名柳家沖，左宗棠于此建立柳莊），而是江西之樟樹鎮(zhèn)。該鎮(zhèn)在歷史上與景德鎮(zhèn)、河口鎮(zhèn)、吳城鎮(zhèn)并稱為江西四大名鎮(zhèn)?！罢翗滏?zhèn)者，西近瑞（州）、臨（江），東接撫、建，（贛江）兩岸之關鍵，省城（南昌）之咽喉。”

坐鎮(zhèn)南昌的曾國藩，因石達開部逼近，于十二月下旬急調(diào)圍攻九江的周鳳山部湘軍五千人先往瑞州遏制，回援南昌，并調(diào)鄱陽湖內(nèi)水師防守贛江，自己則協(xié)助曾國華整頓潰勇，隨后跟上。

曾國藩帶領周鳳山部、曾國華部兩支人馬來到樟樹鎮(zhèn)，吩咐就地駐營，他料想到近日內(nèi)太平軍必率師北上進犯南昌，而樟樹鎮(zhèn)則是水陸兩軍的必經(jīng)之地。于是，曾國藩又火速派人通知彭玉麟率內(nèi)湖水師出青嵐湖，由武陽水過三江口鎮(zhèn)，駛進贛江，南下到樟樹鎮(zhèn)集結。

咸豐六年（1856）一月十一日，湘軍周鳳山部攻占樟樹鎮(zhèn)。二月九日，彭玉麟也率內(nèi)湖水師趕到樟樹鎮(zhèn)。二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撫駱秉章派補用知府劉長佑、同知蕭啟江分別率部自醴陵、瀏陽增援江西，三月十八日占萍鄉(xiāng)，準備繼續(xù)東進。至此，曾國藩“用全力扼守樟樹鎮(zhèn)，以保東岸，以衛(wèi)省垣”的計劃得以實施。

鑒于此，石達開集中兵力，從三月二十二日起，向樟樹鎮(zhèn)發(fā)起攻擊。太平軍先是與周鳳山部交戰(zhàn)，假裝潰敗，紛紛“丟盔棄甲”，奪路逃跑，湘勇見丟在路旁包袱里的全是金銀珠寶，并沒有起疑，個個以為撿到了便宜，不知是計，慢慢地將周鳳山、曾國華部湘軍引到百丈峰下，不知不覺地被誘進了樹林里太平軍的埋伏圈。

經(jīng)過兩天激戰(zhàn)，周鳳山所部湘軍營壘全部被毀，知縣馬丕慶、訓導林長春，以及兵勇一千余人被殲。周鳳山率殘部狼狽逃歸南昌，省城大震，據(jù)傳教士丁韙良所寫太平軍占領撫州經(jīng)過的《通訊》中說：“府城原有三千官兵駐守，一遇險象發(fā)生，即棄城而遁，留下大炮，甚至其他軍械，盡資敵人。太平軍到，屯東城下，居民開城迎之。乃先遣八人騎馬先入，巡行各街道，安撫百姓。大隊乃繼之進戰(zhàn)。其后派隊四出，在各村鎮(zhèn)募兵，持有‘奉命招兵’大旗，迅即招得志愿兵幾至萬人……本地紳士被邀合作，有被任重職者，而一般士人則被雇用為書手先生……太平軍減稅至半額，禁止部下屠宰耕牛。凡有暴行禍民者，嚴刑懲罰，以故深得民心……太平軍政治嚴明而有力?！?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2150631798.png" />

不久，太平軍占領了建昌府，及宜黃、南豐、新城等縣。南路太平軍胡以晃、黃玉昆占領分宜、袁州、萍鄉(xiāng)。

江西八府五十余縣皆陷，自此，江西大半州縣落入太平軍之手，曾國藩坐困南昌，“道途久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

左宗棠在致王錱的信中說：“自章門（按指南昌章江門）數(shù)十里外，西抵吾鄉(xiāng)（按指湖南），北抵鄂，皆賊蹤也。”他為曾國藩的處境十分擔憂。

對江西失望至極

自咸豐五年（1855）十一月石達開統(tǒng)率大軍從湖北突入江西以后，到咸豐八年（1858）九月太平軍在江西的最后一個據(jù)點吉安失陷以前，江西始終是太平軍和湘軍反復周旋的主要戰(zhàn)場。吉安之爭直接關系到江西戰(zhàn)場甚至整個東征戰(zhàn)場的成敗，因其戰(zhàn)略地位特別重要，其西通湖南，東連閩浙，南接廣東，北界鄂皖，位居東南各省之中樞。如果占有江西，則東南各省便可連成一片，長江以南的財富之區(qū)，也就可以不用直接攻取而獲得了。對此，就連北京都明白：“江西毗連六省，形勢極關緊要，現(xiàn)在賊勢蔓延，非迅速剿除，則東南均難安枕。”

造成湘軍在江西的困局有這么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湘軍成軍不久，兵單力薄，疲于奔命。江西原本不是湘軍的主戰(zhàn)場，湘軍克復武昌后乘勢東下，目標是金陵。但在九江遭遇太平軍的阻擊，湘軍水師被分隔為內(nèi)湖與外江兩大塊，為救水師，曾國藩不得不滯留贛北，順帶肅清江西。

這樣一來，湘軍既要保江西，又要顧湖北。曾國藩一面派大將羅澤南回師救援湖北，兵力分去大半；一面又要力克九江，而所部兵力不過萬余。當西征的太平軍在湖北遭遇慘敗后，又轉(zhuǎn)入江西，雙方兵力更為懸殊。羅澤南部被曾國藩要求回援江西，既顧慮湖北的胡林翼孤軍難保，又恐失去最后圍殲即將彈盡糧絕的太平軍之機會，不便立即回援。

太平軍在江西很快聚集約七萬人，又兵進神速，江西烽煙四起，湘軍顧此失彼。

太平軍中曾流傳這樣一首歌謠：“破了鑼，倒了塔，殺了馬，飛了鳳，徒留（劉）一個人也無用。”江西紳士鄒樹榮在紀事詩中也極盡譏諷地說：“破鑼倒塔鳳飛洲，馬喪人空一個留。”曾國藩身邊幾個主要大將先后身故之后，更顯窘迫。

愈是疲憊之師，軍紀愈是差。鄒樹榮在《紀平江勇事》一詩中極力夸大湘軍李元度平江勇的“劣跡”：“二月梅姓扎營房，伐樹拆屋摧門墻，婦女逃竄毀容妝。……相近數(shù)里各村莊，用器食物皆奪攘，關門閉戶天昏黃。或有畸零小地方，夜深公然上婦床?！薄叭略鸂I梧桐崗，搶奪民財持刀槍。稈堆竹木皆精光，車犁鋤耙亦喪亡?；蜃黛嗖拇饵S粱，或索贖值充私贓……我昨謝市赴友觴，紛紛練勇盈街坊。茶酒肉飯任取嘗，不敢索錢探篋囊?！?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2150631798.png" />

二是太平軍的牢籠政策見效。攻占江西時，太平軍在江西普遍地建立了鄉(xiāng)官制度。與多數(shù)太平軍將領相比，石達開特別強調(diào)“要結民心”。鄒樹榮在紀事詩中對其大肆夸耀：“傳聞賊首稱翼王，仁慈義勇頭發(fā)長。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痹鴩仓赋觯骸盎浄顺跖d，粗有條理……聽民耕種，以安點據(jù)之縣，民間耕獲與賊各分其半?！边@種各分其半與清朝地方官在江西“一石浮收兩石多”的“浮收”相比，程度有所減輕，結果導致太平軍的安撫政策奏效：“假仁義，使地方相安……賊又善取之，輕取之，民逐漸有樂于相向之意?！钡@里面更多的是石達開的一廂情愿，在實際操作中卻發(fā)生變形。

張德堅就曾指出：“賊之牢籠人士，聯(lián)絡方域，計蓋無譎于此者?！?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2150631798.png" />所謂譎計，意思是太平軍施以軍事高壓政策，通過所謂“札傳”、勸誘、“逼勒”等手段牢籠江西士民。鄒樹榮這樣的紳士雖然沒有依附太平軍，但心里對太平軍是歡迎的，不僅為太平軍大唱贊歌，而且極力貶譏湘軍。

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記錄了太平軍的“殘暴”：“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武卒……責令辦糧及軍令需用各物。偽文一下，迫不及待，少不如意，則執(zhí)鄉(xiāng)官殺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2150631798.png" />

太平軍占領金溪期間，同治《金溪縣志》載：“獨北鄉(xiāng)犴坪村，以索夫役不應，賊一呼麇至，四面圍之，男女狂奔，被殺無算，縱掠三日乃去。”江西富人甚至發(fā)出“及今方悟貧為福，屢受虛驚是富翁”的感嘆。

江西各府縣的“紳庶士民”，向太平軍饋送銀錢米谷等物，并佯受其職，希圖茍免者所在皆有，而甘心從附，屈身獻媚，亦復不少。有的假裝接受太平軍之職以圖存，有的甚至甘心追隨。

曾國藩看到，當江西“每縣污偽命受偽職者不下千家”。駱秉章則提到：當時江西許多士民“受賊驅(qū)使、不能自拔”。王錱率所部湘軍進入江西時，也發(fā)現(xiàn)紳士“多不剃發(fā)，不辦公”。作為親歷者，他看到吉水一城就有三名舉人成為太平軍頭目。不僅王錱感到可恨可嘆，曾國藩亦對江西失望之至，他給九弟的信中說：

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并陷，遂靡然以為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發(fā)助戰(zhàn)，希圖充當軍帥、旅師，以訛索其鄉(xiāng)人，擄掠郡縣村鎮(zhèn)，以各肥其私囊。

居長沙的左宗棠也意識到“江西事恐不可為，以民心全變，大勢已去也”。

曾國藩驚聞樟樹鎮(zhèn)大敗的消息后，精神沮喪已經(jīng)到了極點，抵南昌后，江西官紳又“人人目笑存之”。因此，他在奏折中竟對江西紳民毫不掩飾地表示厭惡和焦慮：“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1/26/18192150631798.png" />

但是，天不滅曾。關鍵時刻，主帥石達開接到金陵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于咸豐六年（1856）三月二十六日自樟樹鎮(zhèn)起程，率領所部人馬東歸。在江西的湘軍得以逃過一劫。

老九出山

咸豐六年（1856），曾國藩坐困江西，太平軍在江西甚為得勢，湘軍一度被封堵得道路不通，隔絕了江西與湖南等地的消息。曾國藩甚至多次招募敢死之士作信使，用蠟丸隱語傳遞情報，向湖南求援。但很快被太平軍獲悉，他們也許以重金，向民間收買、搜捕傳遞情報的湘軍，殺之張榜于街道，以嚇阻那些敢為湘軍傳遞情報者。前后送命者上百人。直到曾國藩六弟曾國華繞道武昌，向胡林翼乞援，率五千人在盛夏六月間攻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進兵瑞州，江西與湖南始通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