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論

清人劉廷璣《在園雜志》說：“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苯袢怂^的文言小說與通俗白話小說，同為“小說”，實則二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在今天的文學(xué)視域中，《搜神記》《世說新語》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都統(tǒng)稱為小說，屬于同一種文學(xué)體裁，但是在古人的觀念里，并非如此。古人論小說，一般是將二者明確地分開來談的。我們這里也是如此，先談文言小說，后論通俗白話小說。

一

“小說”一詞出現(xiàn)得很早，可追溯至先秦?！肚f子·外物》曰：“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钡@個“小說”只是瑣屑、無關(guān)緊要的談?wù)f的意思，與后世圖書分類中的“小說家”、作為文學(xué)體裁的“小說”內(nèi)涵相去甚遠。東漢桓譚《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這是最早對“小說家”作出的解釋。桓譚指出小說家一類的著述，是輯合瑣碎片段、無關(guān)于大道甚至有悖于儒術(shù)的文字，往往借用譬喻、寓言的形式說道理，對于治身理家還是有幫助的。他既列舉了“小說”的一些特點，又對小說的價值給予肯定。稍后，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首次將“小說家”列于“諸子”十家之末。班固著錄了十五家“小說”，既包括依托古圣先賢、語言迂誕、以“說”命名的《伊尹說》《黃帝說》等，似“子”而淺薄；也包含史官記古事的《周考》《青史子》等，近“史”而悠謬。班固解釋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鬃釉唬骸半m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比灰喔缫?。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漢書·藝文志》）

如淳注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fēng)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稗官，小官。”稗官為小官近民者，為縣、都官的屬吏，最接近民間，具備采集小說的條件。小說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具有民間性。這些民間談?wù)f，瑣碎零散、違經(jīng)失實，故而是“小道”，但也有可采之處。不過，班固將“小說家”列于“諸子”之末，并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輕視甚至排斥的意味還是很明顯的。但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始，后世各類書目多在子部列“小說家”一目，小說在圖書分類中占據(jù)一定的位置。

至初唐時的《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小說比較駁雜，但大致以談?wù)f、瑣言為主體，除了著錄以“小說”命名的若干種之外，還收錄了如《雜語》《瑣語》《世說》《邇說》《辯林》等以“語”、“說”、“辯”命名的書籍，甚至包括了《座右方》《器準圖》等較難歸類的書籍。而大量在后人看來具有“小說”意味的雜傳、雜記如《列士傳》《列女傳》《列仙傳》《搜神記》《述異記》等都著錄于史部之“雜傳類”。

最早對“小說”進行分類的是唐初的劉知幾。他在《史通·雜述》中說：

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并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

劉知幾是從史家的立場來認識小說的，他列舉的十類“偏記小說”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多屬于史部的“雜史”“古史”“雜傳”“舊事”“地理記”“霸史”類；“瑣言”類書籍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屬于子部小說家類。在劉知幾的觀念中，“偏記小說”幾乎等于史流之雜著，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在《隋書·經(jīng)籍志》里歸入子部“小說家”，劉知幾則視為“瑣語”；干寶《搜神記》之類在《隋書·經(jīng)籍志》歸入史部“雜傳”類，劉知幾視為“雜記”。綜合起來看，劉知幾的“小說”意識是不明晰的，與其說他是給“偏記小說”分類，還不如說是給史流雜著分類，且他是把小說納入史流雜著的。劉知幾“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史通·采撰》），批評雜史著作或“言多鄙樸，事罕圓備”，或“真?zhèn)尾粍e，是非相亂”，或“無益風(fēng)規(guī)，有傷名教”；但“學(xué)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善于揀選別裁，也有益于“博聞舊事，多識其物”。這都是史學(xué)家的態(tài)度，而非小說家、文學(xué)家的立場。

北宋初歐陽修編撰《新唐書》，著錄小說的方式有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是《新唐書》將《隋書·經(jīng)籍志》和《舊唐書·經(jīng)籍志》史部“雜傳”“雜史”類中《搜神記》《幽明錄》等大量的志怪小說移入子部“小說家”類。而真實性較強的，諸如“家傳”類，依然保留在“雜傳”中。二是《新唐書》子部“小說家”首次大量著錄唐人的傳奇?！缎绿茣返淖硬啃≌f家主要是由“瑣語”“志怪”“雜錄”“傳奇”四類組成。這說明了歐陽修對“志怪”“傳奇”類書籍的故事性、虛構(gòu)性特征有了明顯自覺的認識。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奠定了后代目錄學(xué)著錄小說家的基本方式，如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是在《新唐書·藝文志》的基礎(chǔ)上略加調(diào)整。

明代萬歷年間的胡應(yīng)麟是一位著名的小說評論家。他把小說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guī)六類?！爸竟帧迸c“傳奇”自《新唐書·藝文志》后一般都被視為具有典范性的小說。雜錄類如《世說》《語林》《瑣言》《因話》等“說”“語”“談”“話”，也是傳統(tǒng)的小說；而叢談類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前者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著錄于子部“雜家類”，后者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于子部“雜家類”，一般不視為小說。最后兩類，如辨訂類的《鼠璞》，《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于“小說家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于子部“雜家類雜考”之屬；箴規(guī)類的“家訓(xùn)”如《顏氏家訓(xùn)》，《崇文總目》著錄于“小說類”，《郡齋讀書志》著錄于子部“儒家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于子部“雜家類”?？梢姾鷳?yīng)麟的“小說”概念還是很粗疏駁雜的。但是從中也可看出胡應(yīng)麟小說觀念的新特征，他對于小說故事的怪誕虛幻性有了明確的肯定性認識。他說：“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sup>[1]“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后，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sup>[2]他從虛實的角度品評唐宋小說，頗有意義。像《趙飛燕外傳》《楊太真外傳》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錄于史部“傳記類”，在《遂初堂書目》中著錄于史部“雜傳類”，而胡應(yīng)麟把二書都當(dāng)作傳奇，并說：“《飛燕》，傳奇之首也?！睂τ谔苽髌妗罢Q妄寓言”的特征，他是有明確認識的。這樣一來，志怪、傳奇等虛構(gòu)性敘事在胡應(yīng)麟的小說分類中得到凸顯。對于“雜錄”類如《世說新語》，胡應(yīng)麟說：“《世說》以玄韻為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慎云?！睂τ凇妒勒f》一類小說的評論，不應(yīng)該以是否實錄為標準，劉知幾批評它非實錄，唐人修《晉書》完全把它當(dāng)作真實，在胡應(yīng)麟看來都是不恰當(dāng)?shù)?。胡?yīng)麟說：“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3]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這是對人物形象的品評；簡約玄澹，是從文章的角度進行的評論。這才是文學(xué)家的態(tài)度。

至清乾隆年間，紀昀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提要曰：

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粍t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與胡應(yīng)麟之分為六類相比較，紀昀將胡氏的辨訂、家規(guī)二類剔出“小說家”而列于子部“雜家”或“儒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敘述雜事”略相當(dāng)于胡應(yīng)麟的“雜錄”，“記錄異聞”“綴緝瑣語”略相當(dāng)于“志怪”“叢談”。

以上梳理的是圖書分類中的“小說”概念，與文體學(xué)意義上的“小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事實上，古人一般不把“小說”視為文章，文章選本從來都是不選小說的，更沒有一個諸如“文學(xué)”之類的大概念來包容“小說”。與小說相對的概念不是詩、文，而是“集部”“別集”之類的圖書分類概念。當(dāng)然，從圖書分類的“小說”概念也可以梳理出古人關(guān)于“小說”的基本觀念。清人羅浮居士說：

小說者何？別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則凡天經(jīng)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jīng)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一言乎說，則凡遷、固之瑰瑋博麗，子云、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艷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經(jīng)》《原道》《辨騷》之異制，概勿道焉。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閑談，是以謂之說。（《蜃樓志序》）

羅浮居士從“小”和“說”兩個方面非常貼切地解釋“小說”的特征，這是古代“小說”一以貫之的內(nèi)在屬性。

古代文人為什么要撰著文言小說？文人撰作文言小說的動機往往是復(fù)雜多重的，粗略分析，主要有三類：

一、以文為戲，聊以自娛。如韓愈作《毛穎傳》等雜傳小說，就是“以文為戲”。這類游戲筆墨的文字，歷代不絕。至清代，袁枚撰作《子不語》，是因為“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紀而存之，非有所惑”（《自序》）。

二、寓托美善刺惡的諷喻鑒戒意義。如唐人李公佐撰《謝小娥傳》，借君子之口曰：“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jié)?！首鱾饕造好乐?。”明代吳承恩撰《禹鼎志》，“亦微有鑒戒寓焉”（《禹鼎志序》）。紀昀撰《閱微草堂筆記》，示人“前因后果驗無差”；撰《姑妄聽之》，“大旨期不乖于風(fēng)教”；撰《灤陽消夏錄》，“街談巷議，或有益于勸懲”^[4]。這樣，小說便擔(dān)當(dāng)了社會道德教化的功能，在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發(fā)憤著書，借小說以抒寫憂憤。蒲松齡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就是如此。據(jù)蒲松齡之孫蒲立德記載，蒲松齡“數(shù)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yè)，潦倒于荒山僻隘之鄉(xiāng)”^[5]。蒲松齡是科舉試途的失敗者，一生窮困潦倒，滿腔憂憤，寄諸筆端。他在《聊齋自志》中說：“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后世的讀者多能體會蒲松齡的這種孤憤。余集曰：“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jié)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經(jīng)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泄，悉寄之于書。故所載多涉諔詭荒忽不經(jīng)之事，至于驚世駭俗，而卒不顧?！?sup>[6]古人說“文章憎命達”，正是如此坎坷的遭際、不幸的命運造就了這位偉大的文學(xué)家。

此前胡應(yīng)麟論小說：“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記》《東軒筆錄》之類，同于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毙≌f不能成為泄私憤、攻訐人身的工具。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發(fā)憤之書，但作者立意較高，能如《儒林外史》一樣，做到公心諷世；而且筆意高古，字句典雅，“大半假狐鬼以諷喻世俗。嬉笑怒罵，盡成文章。讀之可發(fā)人深醒”（舒其锳《注聊齋志異跋》），將志怪小說的思想意義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蒲松齡于每則故事之后有簡短的“異史氏曰”，秉承《史記》“太史公曰”，闡義理，作論斷。唐夢賚說：“其論斷大義，皆本于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wù)。”（《聊齋志異序》）《聊齋志異》雖為泄憤之書，也多揭示了世道人間的至理，具有啟示人生的意義。

二

“小說”一目雖然在班固《漢書·藝文志》中已有其位置，列在子部，為“十家”之末，但是像《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通俗小說，在后世卻往往被排斥于公私圖書分類目錄之外，如清代乾隆時期的《四庫全書》就未著錄通俗小說。不過，隨著通俗小說的日益興盛，明代嘉靖年間，就有一些富于卓識的私人藏書家開始著錄小說。如晁瑮《寶文堂書目》“子雜”類既著錄了大量的唐傳奇，也著錄了《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宣和遺事》《三國志通俗演義》等通俗小說。高儒的《百川書志》，子部“小說家”類著錄了《世說新語》《幽怪錄》《傳奇》等以及其他雜錄，把《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列入史部“野史”類。王圻《續(xù)文獻通考》在史部“傳記”類著錄了《水滸傳》。但總體上說，通俗小說在古代圖書目錄序列里是沒有地位的，白話通俗小說與文言小說相互分離，很少有人將二者歸入一類來加以論述。通俗白話小說并不是士大夫文言小說的自然發(fā)展，二者并不屬于一個序列。

明代汪道昆（署名天都外臣）的《水滸傳敘》開篇就說：“小說之興，始于宋仁宗?！憋@然，他指的是說話話本之類的通俗小說。其實唐代的文獻中就有關(guān)于“說話”“市人小說”的記載。^[7]南宋時朝廷中設(shè)有供奉局，其中有“說話人”，近似于后來的說書人。^[8]說話話本之類的通俗小說在宋代比較流行，多次見諸記載。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四記載宋徽宗崇寧、大觀以來在京城的瓦肆伎藝，其中之一即“小說”。宋人吳自牧說：“說話者，謂之舌辯?！保ā秹袅讳洝罚┯兴募覕?shù)，即小說（又名銀字兒）、談經(jīng)、講史、合生，“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小說可以根據(jù)需要加以虛構(gòu)，故事情節(jié)更為扣人心弦。稍后，羅燁對于話本小說的藝術(shù)作了較為全面的總結(jié)，話本小說“以上古隱奧之文章，為今日分明之議論。……言其上世之賢者，可為師；排其近世之愚者，可為戒。言非無根，聽之有益”（《醉翁談錄·舌耕敘引》），以通俗的語言和故事演繹大義，具有警戒世人的意義。說話者“須憑實學(xué)是根基”，需要有真才實學(xué)，熟悉歷代史書、瑣聞軼事、詩詞佳句，能夠插科打諢，“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略萬余言，講論古今”，令聽眾或喜或悲，或憤或愧，受到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從這些零星的記載可知，宋代“說話”這種文藝活動已經(jīng)非常興盛，自京都至民間都有它的消費市場，它促使了話本、講史演義等通俗白話小說的興起。

但是，如何認識和評價這種得到市民階層喜愛的通俗小說？這在古代一直是一個問題。明嘉靖年間的田汝成說：“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shù)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shù)，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保ā段骱斡[志余》）說《水滸傳》這類通俗小說作者是在作惡，惡有惡報。但幾乎同時，李開先在《詞謔》中引唐順之等人的話說：“《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xué)之妙者也?！睂τ凇端疂G傳》，褒之者如袁宏道，把它與《金瓶梅》并尊為“逸典”（《觴政》），貶之者把它與《西廂記》并斥為“誨盜”“誨淫”。這種褒貶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其實正是傳統(tǒng)社會里不同階層、不同立場的論者對待小說的矛盾態(tài)度。大體來說，受到明代后期王學(xué)左派影響的如李贄、袁宏道、金圣嘆等人，對于通俗白話小說這種新興的市民文藝形式能給與正面的積極的肯定，而拘守于程朱理學(xué)思想的論者則多基于正統(tǒng)文學(xué)觀念排斥、貶抑通俗白話小說。如清代中期維護程朱理學(xué)的章學(xué)誠說：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fēng)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xué)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xué)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xué)識矣，濟以心術(shù)之傾邪，斯為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9]

直至晚清時，強汝詢還說：

昔許文正公有言：“弓矢所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信哉斯言！自文字作而簡策興，圣賢遺訓(xùn)，藉以不墜；而惑世誣民之書，亦因是得傳焉。有為書至陋，若嬉戲不足道，而亦能為害者，如小說是已。《虞初》《齊諧》，其來已久，魏晉至唐，作者浸廣，宋以后尤多，其詭誕鄙褻，亦曰益甚，觀者猶且廢時失業(yè)，放蕩心氣，況于為之者哉！下至閭巷小人，轉(zhuǎn)相慕效，更為傳奇、演義之類，蠱誑愚蒙，敗壞風(fēng)俗，流毒尤甚。夫人幸而讀書能文辭，既不能立言有補于世，汲汲焉思以著述取名，斯已陋矣；然亦何事不可為者，何至降而為小說，敝神勞思，取媚流俗，甘為識者所恥笑，甚矣，其不自重也！然亦學(xué)術(shù)之衰，無良師友教誨規(guī)益之助，故邪辟污下，至于此極，而不自悟其非。嗚呼，可哀也已！魏晉以來，小說傳世既久，余家亦間有之，其辭或稍雅馴，姑列于目而論其失，以為后戒焉。^[10]

這簡直是視小說為洪水猛獸，敗壞風(fēng)俗，毒害人心，罪大惡極，非通通禁絕不可。這種軒輊褒貶的對立，一直貫穿于古代小說史之中，特別是否定論者往往得到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社會穩(wěn)定期的上層統(tǒng)治者為加強文化管理，對于小說戲曲時松時緊地采取查禁和銷毀等措施。

即使是在這種極為艱難的文化環(huán)境中，小說這種文學(xué)體裁還是在倔強地發(fā)展，正如胡應(yīng)麟所言“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11]，文言小說是如此，白話小說更是如此。至清代乾隆年間，羅浮居士曰：“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正宗也。”（《蜃樓志序》）白話通俗小說終于成了小說的正宗，其地位得到了有識之士的肯定。

針對社會上存在對通俗小說的輕視和貶抑，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者有意識地強調(diào)它是有為而作，對社會民眾具有勸誡教化的意義，一些評論也格外重視通俗小說懲惡揚善、警醒人心的功能。

關(guān)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動機，古代詩文理論批評史上有“發(fā)憤著書”的傳統(tǒng)，通俗小說與文言小說一樣，也接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主張小說乃作者“發(fā)憤”之作。有的作者關(guān)切、怨憤的對象，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朝綱不振、吏治腐敗、社會黑暗，甚至亡國易代的重大變故。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提出《水滸傳》是作者“發(fā)憤”之作，作者“雖生元日，實憤宋事”，在小說中寄托了對朝政和時局的憂憤。金圣嘆發(fā)揮了李贄的觀點，在批點《水滸傳》時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會矛盾根源——胸懷才智者，不遇明君，沉落下僚；各級官吏殘害百姓，逼得百姓走投無路，起而反抗。施耐庵與司馬遷在著述精神上是相通的。天下無道，庶人則議，《水滸傳》作者借人物之口痛罵官吏，痛罵秀才：“其言憤激，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于稗官又悉責(zé)焉？”小說的創(chuàng)作動力來自嚴重的社會問題所逼壓出的滿腔怨憤。

通俗小說作者，多是志高才大而沉落于社會下層，胸中蓄積著巨大的悲苦怨憤，所以在小說中所發(fā)抒之憤，更多是個人的磊塊與不平，所謂骨鯁在喉，必欲一吐為快。清初的天花藏主人，撰著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說，“凡紙上之可喜可驚，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合刻七子書序》），在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中寄寓了作者的幾多感慨和辛酸。張竹坡《竹坡閑話》說作者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悒，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道光年間的陳森撰著《品花寶鑒》，他在序中說：“及秋試下第，境益窮，志益悲，塊然磈礧于胸中，而無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樓舞館間，三月而忘倦，始識聲容伎藝之妙，與夫性情之貞淫，語言之雅俗，情文之真?zhèn)巍！庇谑莿?chuàng)作了這部小說，雖然其中的故事是虛構(gòu)的，但是“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發(fā)之情”，顯然是借他人之杯酒澆自己之壘塊。中國古代的文人小說，往往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小說是作者發(fā)憤之作，其中寄寓了作者濃郁的悲憤懷抱。

當(dāng)然，“以文為戲”也是古代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有的作者創(chuàng)作通俗白話小說，只是為了游戲而已。如凌濛初撰作《初刻拍案驚奇》，“聊舒胸中磊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游戲為快意耳”（《二刻拍案驚奇小引》）?！吧茟蛑o兮，不為虐兮”，即使是游戲之作，作者也多強調(diào)其作品的教化意義。如凌濛初就說其“初刻”與“二刻”《拍案驚奇》，“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為風(fēng)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從功能角度說，古代小說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正如魯迅所說：“俗文學(xué)之興，當(dāng)有兩端，一為娛心，二為勸善，而尤以勸善為大宗?！瘪T夢龍稱《三國志通俗演義》在普通民眾中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jié)義而節(jié)義，觸性性通，導(dǎo)情情出?！?sup>[12]小說通過生動的情節(jié)和鮮明的形象表達了忠孝節(jié)義的觀念、尊重性情的思想，對于讀者具有深入骨髓的潛移默化作用。作為一個小說編撰者，馮夢龍的“三言”就是“頗存雅道，時著良規(guī)”^[13]，將一定的社會價值觀念寄寓在敘寫世情之中，傳遞給讀者。在外有倭寇騷擾、內(nèi)有西北兵變的萬歷中期，李贄在《忠義水滸傳敘》里特別強調(diào)小說的“忠義”主旨及其教化意義：

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君側(cè)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茍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腹心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cè)，不在干城腹心，烏在乎？在水滸。此傳之所為發(fā)憤矣。

李贄發(fā)掘了《水滸傳》所蘊含的“忠義”主題，在書名前冠以“忠義”二字，認為有國有家者不可不讀此書，一讀此書，則君明臣賢，忠義在朝廷，在君側(cè)，在干城腹心。這實在是夸大了小說的社會意義和教化功能，但是對于抬高小說的社會地位，改變世人對小說的輕蔑態(tài)度，又是不無意義的。

的確，通俗小說作為一種藝術(shù)形式，它發(fā)揮功能，產(chǎn)生藝術(shù)效果具有特殊性。首先，其語言是適應(yīng)社會普通民眾的通俗語言，受眾面更為廣泛。因為其通俗性，所以在警醒人心、輔時化俗方面往往能產(chǎn)生經(jīng)史所達不到的效果。靜恬主人《金石緣序》曰：

小說何為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夫書之足以勸懲者，莫過于經(jīng)史，而義理艱深，難令家喻而戶曉，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禍淫之理悉備，忠佞貞邪之報昭然，能使人觸目儆心，如聽晨鐘，如聞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為無補也。

通俗小說家喻戶曉，它示人因果不爽的道理，懲惡揚善，如暮鼓晨鐘，發(fā)人深省，具有強大的心理陶染力量。在古代，底層社會民眾的教育程度低，真正能讀“四書”“五經(jīng)”的人是很少的；而白話小說以其鮮活的人物形象、奇異的故事情節(jié)、通俗的語言吸引廣大讀者，具有經(jīng)史所達不到的社會效果。聽說書、讀小說與正襟危坐地閱讀四書五經(jīng)不同，讀者往往在莞爾一笑的會心之處獲得警醒懲創(chuàng)的心靈震撼，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某種社會觀念。

其次，通俗小說以耳目習(xí)近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曲折生動的情節(jié)、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感染讀者，讀者在審美愉悅中領(lǐng)會其蘊含的勸善懲惡之心，“化血氣為德性，轉(zhuǎn)鄙俚為菁華”（大滌馀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潛移默化地獲得教益。古人對小說“寓教于樂”的性質(zhì)多有自覺的認識，如草亭老人編《娛目醒心編》，自怡軒主人序說此書：“既可娛目，即以醒心?！眳俏謭蛘f：“寓教育于閑談，使讀者于消閑遣興之中，仍可獲益于消遣之際，如是者其為歷史小說乎？”^[14]“蓋小說家言，興味濃厚，易于引人入勝也?！保ā锻词沸颉罚芭d味濃厚”正是小說作為藝術(shù)所具有的特點，這是一般經(jīng)史所不具備的。

第三，通俗小說作用于人的情感，發(fā)揮泄導(dǎo)郁悒、陶冶情操、慰藉心靈的意義。明人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深入到人類普遍的心理特性來論述這部小說的教化意義，說：“人有七情，憂郁為甚?！币话闳四軌颉耙岳碜耘牛皇篂槔邸?，但天機下劣的人，憂郁之情“不出了于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至于坐病者幾希”。民眾的憂郁情緒，需要疏導(dǎo)化解。這部《金瓶梅》小說，“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yīng)輪回之事”，示人輪回報應(yīng)、樂極生悲、天道循環(huán)的道理，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因此這部小說雖然“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但它“關(guān)系世道風(fēng)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具有警醒人心、勸善誡惡的教化意義。晚清時蠡勺居士《昕夕閑談小序》論小說的功能說：

予則謂小說者，當(dāng)以怡神悅魄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于恬適之境者也；又令人之聞義俠之風(fēng)，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凄惋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斯則又古人啟發(fā)良心、懲創(chuàng)逸志之微旨，且又為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之大助也。

小說怡神悅魄，能驅(qū)散人們焦慮煩郁的心情，使人心暫時進入恬適的境界；又可以激發(fā)讀者的情感，獲得情感的認同，從而提升人的道德境界。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中更全面地總結(jié)小說“支配人道”具有“熏”“浸”“刺”“提”四種藝術(shù)感染力。大體而言，“熏”即指小說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之間受到感染，久而久之改變了性情?！敖敝感≌f使讀者身入其境，其思想感情受到滲透而不斷地變化。“浸”和“熏”都是潛移默化的力量?！按獭笔切≌f通過觸目驚心的藝術(shù)形象強烈地震撼讀者的心靈，使讀者情不自禁地受到感動，接受教育?！疤帷笔侵感≌f中藝術(shù)形象切合讀者的心理，產(chǎn)生一種“移人”的力量，使讀者感情完全融入小說之中，與主人翁合二為一。他如此細致地分析小說的藝術(shù)感染力，為古代小說批評史增添了新內(nèi)容。

當(dāng)然，通俗小說是否果真能產(chǎn)生教化意義，還須看讀者是否善讀，能否用正確的態(tài)度和方法讀小說。傳統(tǒng)儒家文化重視“反躬自省”的意識，讀者閱讀通俗小說，也需要反求諸己，作自我反思和檢省，從而實現(xiàn)道德人格境界的提升。蔣大器（署名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曰：

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至于善惡可否，皆當(dāng)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又未為讀書也。

靜恬主人《金石緣序》亦曰：“（讀者）當(dāng)反躬自省，見善即興，見惡思改，庶不負作者一片婆心。”這都是說讀者應(yīng)該將自身置于小說的藝術(shù)情境之中，與小說中的人物相對照，時刻反省自思，轉(zhuǎn)惡向善，升華人格境界。清人劉廷璣曰：

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quán)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nèi)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比唤褡x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后，豈非禽獸哉?。ā对趫@雜志》卷二）

小說中往往敘寫美與丑的沖突、善與惡的斗爭、正與邪的較量，讀者應(yīng)該善于領(lǐng)會作者勸善懲惡的意圖，欣賞其中的美好、善良和正義，并受激勵與感染，唾棄和批判其中的丑陋、邪惡。就《金瓶梅》來說，對于主人公沉湎于酒色財氣終至滅亡的命運，讀者應(yīng)該生憐憫心。若尤而效之，則是不善讀書之過。

綜上所述，小說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雖然不高，但它長期發(fā)揮著勸善懲惡、娛目悅心、陶冶性情等作用，因而不應(yīng)忽視其價值。

[1] 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上）》。

[2] 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

[3] 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

[4]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題辭》《姑妄聽之自序》《灤陽消夏錄自序》。

[5] 蒲立德《聊齋志異跋》，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頁。

[6] 余集《聊齋志異序》，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2頁。

[7] 分別見郭湜《高力士外傳》、段成式《酉陽雜俎》續(xù)集卷四。

[8] 綠天館主人（馮夢龍）《古今小說序》，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頁。

[9] 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內(nèi)篇五·詩話》，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561頁。

[10] 強汝詢《小說類序》，《求益齋文集》卷五。清光緒年間刻本。

[11] 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

[12] 無礙居士（馮夢龍）《警世通言敘》，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頁。

[13] 即空觀主人（凌濛初）《拍案驚奇序》，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第256頁。

[14] 我佛山人（吳沃堯）《兩晉演義序》，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