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寫
——夜記之一

寫什么是一個問題，怎么寫又是一個問題。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它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子細一看，覺得沒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里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于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里。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里，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冢；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么？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fā)見僅只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飛到九霄云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這還是現(xiàn)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里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著蚊喙的傷，直到它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掐，直到它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后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吃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只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而況一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只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跡永遠鮮活，也只足證明文人是僥幸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么”倒也不成什么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著這么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卜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面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面上畫著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發(fā)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發(fā)煩。但對于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后發(fā)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雒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但這《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面上的騎馬的英雄，將它買來了。回來后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注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只有這兩種。下面抄一點報上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