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給胡風和梅志寫信，說：“上海天天刮風，氣候不正，我每天蹲在屋子里吃煙，因此很懷念你們。”

《賈植芳致胡風書札》（華寶齋書社，二〇〇一年）是我特別珍愛的書，收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四年現(xiàn)存的全部信件，因為特殊的原因，這些信件得以保存下來。一個青年——一九三八年先生才二十二歲——在抗戰(zhàn)、內(nèi)戰(zhàn)期間的流浪，戰(zhàn)斗，寫作，“走向生活的底淵去”的歷程，單從粗拙、倔強、用力深重的影印筆跡，就能強烈地感受到。然而，忽然停止了。上面抄的“吃煙”的話，是這本書中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話。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習慣晚上工作、睡得很遲的先生還沒有起床，師母推醒了他，說外面有車，接他去高教局開會。上了車，先生掏出大前門，黨委書記楊西光馬上搶著遞給他一包中華。中華牌香煙那時候市場沒有供應，楊西光不抽煙，先生事后回想起來才明白，楊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給他帶上一包煙。當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國西路第三看守所。

先生晚年寫回憶錄《獄里獄外》（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二〇〇一年），能生敢死凜然之氣貫穿始終，筆致卻是落在具體生動的人事上，微物如香煙，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xiàn)在對嚴酷生活的敘述中。譬如入獄之后，“一夜無眠。監(jiān)房里沒有香煙，口袋里楊西光送的那包中華牌也早已抽完了。我翻身起來，心底里涌上了一種意欲惹事的惡作劇感。于是梆梆地敲打著靠走道墻一邊的那一扇門上的小窗口。一會兒，值班的解放軍看守跑過來，開了窗口上面的小門。我大聲吆喝道：‘拿香煙來！’他沒作聲，關了小門，等了一會兒，回來，遞進來三支煙，三根火柴。一會兒抽完了，我再次敲窗，又向他要了三支。當我第三次敲門吆喝‘拿香煙來’時，他開始顯得不耐煩了?？墒俏乙蚕勇闊?。我說：‘你給我一包吧，省得你跑來跑去的，你放心，我絕不會去自殺！’他這時已擺出一副冷酷的專政面孔，把聲音也提高了，訓斥說：‘一〇四二（這是我的代號，從此賈植芳的名字消失在我的生活史上長達十二年），我是來看管你的，不是你家的傭人！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示弱，大聲說：‘我怎么知道這是什么地方？’他說：‘哼，那你是怎么進來的？’我更火了，把一肚子怨氣怒氣全朝那個看守身上潑。我對他說：‘又不是我自己要進來的，是你們把我抓進來的，你怎么倒問我？’”

監(jiān)獄里關押十一年之后，才判刑；又押回原單位復旦大學的印刷廠“監(jiān)督勞動”，近十三年。重體力勞動，間以批斗，是日常生活。先生在《上海是個?！以谏虾５纳钍贰分羞@么寫道：“那時候我為自己定了些規(guī)矩：平時我抽八分錢一包的‘生產(chǎn)牌’香煙，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錢買一包‘勇士牌’香煙；我一般只吃幾分錢一頓的菜，每次挨批斗之后，我就買一塊一毛四分錢的大排或者一毛三分錢的大塊肉吃，自己犒勞自己。”

我第一次見賈先生，是讀本科時候，已經(jīng)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大學的王瑤先生來，在第四教學樓有個講座，賈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講臺上。這兩位山西老鄉(xiāng)坐在一起，很有意思。王先生抽煙斗，賈先生抽紙煙。我對賈先生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吸煙的頻率極快，一口接著一口，而且抽完一支，接著就點上另一支。大教室里人多，我坐得不夠靠前，卻特意看了一下，賈先生抽的煙，是黃盒子的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