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對趙樹理的真正閱讀始于1996年，本來我可以提前六年，但或許是天意，我并沒有趕上那班車。

1990年，我研究生畢業(yè)后又回晉東南師專工作。師專在上黨古城長治市，而這座城市既是趙樹理年輕時求學的地方，又是他后來活動的根據(jù)地之一?；蛟S就是因為這層關(guān)系，這里的人們對趙樹理都不陌生，有點文化的人說不定就是趙樹理研究專家。我所在的師專中文系，尤其是搞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老師，一說起趙樹理，似乎人人都有兩把刷子。

那一年的12月，由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晉城市文聯(lián)和沁水縣委縣政府聯(lián)合主辦的“第三次（國際）趙樹理學術(shù)討論會”在趙樹理的故鄉(xiāng)沁水縣舉行。據(jù)我的大學同學陳樹義寫的會議綜述[1]，這次會議有一百多人參加，還有來自日本、美國、蘇聯(lián)、羅馬尼亞、挪威等國的學者與會，但我卻沒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會議通知寄到了中文系，由系主任分配參會名額。名額給了四五位老師，卻沒有我的份。

我現(xiàn)在提起這件事情，是因為它關(guān)聯(lián)著我的一個情緒記憶。我讀研的時候，已與所在學校的姜靜楠老師混成了朋友。他參會了，而且要找我敘舊，順便慰問一下我這位回到革命老區(qū)的戰(zhàn)友，卻沒想到我躲在二百里開外，愣是不見他。于是姜兄很生氣，后果很嚴重?；厝ブ笏銓戇^信來，問罪于我。我只好趕快解釋，言其處境，請他諒解。我說，我哪里會想到“蔣委員長”（我們上學時對他的戲稱）要大駕光臨啊，若知你不遠千里，來到晉國，我就是連滾帶爬，也得前去拜見。

而更重要的是，因為沒參加成這次盛會，我對趙樹理的閱讀也延宕了整整六年。我的設(shè)想是，假如我去開會，肯定是要提交論文的；若要寫論文，自然就要讀趙樹理的書。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鏈條。如今，我把沒讀成趙樹理的書怪罪于沒開成會，似乎有點蠻不講理———你怎么就那么功利？不開會就不能讀讀老趙的書了？但也許我想表達的意思是，那時候的趙樹理并不在我的關(guān)注視線之內(nèi)。我需要外力推動，才能啟動對他的閱讀。

或許是與這次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有關(guān)，六年之后我與山西大學合作，親自操辦了一次有關(guān)趙樹理的會議。1996年是趙樹理誕辰90周年，那個時候我在晉東南師專已混出點模樣，就琢磨著借機開會，弄出點動靜。開會是一個花錢的事情，所幸得到了時任校長王守義先生的大力支持。會議在當年6月舉行，名為“山西省高校紀念趙樹理誕辰90周年暨學術(shù)研討會”。我雖然遍撒英雄帖，參會者也只有二十多人，這固然與我的號召力不夠有關(guān)，卻似乎也說明了一個問題：九十年代，趙樹理研究已進入蕭條期。

這次會議從省外來了兩位年輕人，我需要在此提及。一位是來自武漢《通俗文學評論》雜志社的錢文亮，另一位是山東師大中文系的白春香。我當時并不認識錢文亮，為什么能把他“忽悠”過來呢？說不清楚了。但就是因為這次參會，他相中了我們的三篇論文，我的文章《可說性本文的成敗得失———對趙樹理小說敘事模式、傳播方式和接受圖式的再思考》也在其中。這是我研究趙樹理的首篇文章，此文見刊后，很快又被人大報刊復(fù)印資料《中國現(xiàn)代、當代文學研究》（1997年第1期）全文轉(zhuǎn)載，讓我小激動了一番。但其中有一處改動，卻讓我不甚滿意。我在文章的起筆處寫道：“現(xiàn)在看來，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形式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因為他以一種‘反革命’的話語方式創(chuàng)造了一種有意味的小說形式。”文章見刊后，發(fā)現(xiàn)“反革命”變成了“非革命”。一字之差，味道已大不一樣，我所需要的修辭效果也化為烏有。另一個不滿意的地方是我后來才意識到的。八十年代的“text”有“本文”與“文本”兩種譯法，又因為我引用的文字中有“可寫的本文”之說，便干脆選“本文”而棄“文本”，其中的標題和關(guān)鍵詞自然也成了“可說性本文”。而實際上，后來通行的卻是“文本”而非“本文”。這個事情怨我，與刊物并無任何關(guān)系。我與文亮兄那兩年還偶有聯(lián)系，后來就相忘于江湖了。只是去年要推送他的一篇譯文，我才轉(zhuǎn)圈打聽到了他的聯(lián)系方式。借此機會，我要向他說一聲謝謝。

白春香當時還在讀研究生，師從于我的碩導(dǎo)李衍柱老師。李老師得知我在辦會，就把她推薦過來。導(dǎo)師發(fā)話，我自然是滿接滿待，以盡地主和師兄之誼，她則提交了一篇不錯的文章：《深厚的“農(nóng)民情結(jié)”———趙樹理創(chuàng)作心態(tài)分析》。幾年之后，她來北師大攻讀博士學位，一不留神又成了我的師妹，可謂“二重反革命”。而她寫博士論文最終決定與趙樹理較勁，是不是與她當時參加過那次會議有關(guān)？2008年，她把剛剛出版的博士論文《趙樹理小說敘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送我一本，讀得我兩眼放光。此書由董大中先生作序，是國內(nèi)第一部從敘事學視角研究趙樹理的專著。我覺得她功夫下得足，也把趙樹理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高度。

而對于我來說，更重要的收獲是，因為那次會議，我真正開始了對趙樹理的閱讀。那個時候，我手頭還沒有《趙樹理全集》，只好把北岳文藝出版社版《趙樹理全集》從圖書館借回來，挨個兒讀他的小說，第四卷的“文藝評論”部分尤其讀得細。也買回戴光中的《趙樹理傳》，配合著此前董大中先生送我的《趙樹理評傳》來來回回讀。經(jīng)過大半個學期的閱讀和琢磨，我寫出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論文。

今天回看這篇文章，我依然不覺得它有多寒磣。但是我也必須指出，由于八十年代所形成的那種“前見”，我這篇文章的核心觀念中顯然彌漫著一股精英主義的氣息。我的題目中是“成敗得失”，而我更想弄清楚的恐怕還是“可說性文本”“敗”在哪里，“失”在何處。這當然不是故意找碴，而是我們這代讀者閱讀趙樹理的必然感受。我把趙樹理的作品歸結(jié)為“可說性文本”，意味著他的寫作初衷是要作用于人們的聽覺器官，但我們畢竟已非古典聽眾，而是被八十年代歐風美雨的文學洗禮過的現(xiàn)代讀者。而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有了所謂的先鋒文學：馬原玩著“敘事圈套”，余華寫得血呼拉碴，洪峰在《奔喪》，莫言正《爆炸》……讀過這些作品再去讀趙樹理，就覺得他那些老老實實講故事的小說確實土得掉渣，拙得可愛，很難給人帶來審美愉悅與心靈震撼。或許也可以說，趙樹理的作品本來是寫給那些沒有多少閱讀經(jīng)驗的農(nóng)民讀者“聽”的，如今卻與我們這種讀了不少現(xiàn)代小說的讀者狹路相逢，這時候，文本與讀者很可能就會雙雙撲空，錯位也就變得在所難免了。

大概，這就是我真正閱讀趙樹理時的真實感受。這種感受陪伴我多年，直到我后來多了一些“了解之同情”。

那次會議結(jié)束后不久，我實際上又寫出一篇關(guān)于趙樹理的文章。記得開會的一項任務(wù)是出專輯，發(fā)論文。而在當時，通過正常渠道集中發(fā)表一批關(guān)于趙樹理的論文幾無可能，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找一家雜志合作，我們出錢，他們出版面?？赡苓€是通過校長的關(guān)系，我開始與《山西師范大學學報》主編陳建中先生聯(lián)系，為此還專門跑了一趟臨汾，敲定了在這家學報出增刊（名為“紀念趙樹理誕辰九十周年”）之事。這期增刊一家伙刊發(fā)論文27篇，可謂趙樹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我的論文已被錢文亮拿走，必須重寫一篇才能補上這邊的窟窿。也是因為這次會議，董大中先生送我一套《趙樹理全集》，他又贈送給與會者一批《趙樹理年譜》。這些書在我寫第二篇文章時已派上了用場。經(jīng)過一番思考，我在收看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過程中完成了關(guān)于趙樹理的第二篇論文：《完美的假定 悲涼的結(jié)局———論趙樹理的文藝傳播觀》。此文自然首發(fā)于《山西師范大學學報》，但因為是增刊，那一期好像成了內(nèi)部刊物，文章似也妾身未明，委屈得緊。于是五年之后，我只好打發(fā)它重新上路，讓它在《浙江學刊》（2001年第3期）上正式亮相了。

這就是我琢磨趙樹理的起點，或者也可以說是我真正閱讀趙樹理的“開端”。

但我并非堅定不移的趙樹理研究戰(zhàn)士。寫完這兩篇文章之后，我就移情別戀，等再一次面對《趙樹理全集》，已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注釋

[1]陳樹義．第三次（國際）趙樹理學術(shù)討論會綜述．延安文藝研究，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