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在中國學院制度、學科制度的建設走向穩(wěn)固，學科分化愈加精細的同時，對學院制度和學科制度的反思也邁開了腳步。引入文化研究和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恢復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密切關系，將社會關懷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成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的研究趨向。魯迅研究，因為這一能指場域勾連豐富的社會政治概念、關系和問題，所以在突破制度限制、指向現(xiàn)實問題方面，呈現(xiàn)出先鋒的姿態(tài)。反思研究的“碎片化”傾向，重建宏觀視野，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成為魯迅研究發(fā)展的重要方向。

對于魯迅研究政治性的重新關注，帶來了魯迅研究學術場域的整體變動。政治性的引入，帶來魯迅研究價值的整體重新審視，促使各個魯迅研究的觀點和方法不得不應對方法論批判，審視自身的立場性前提。無論是魯迅研究論文的商榷文風，還是魯迅研究會議上的唇槍舌劍，魯迅研究中研究結論和價值立場的激烈碰撞，正表明該研究領域開始擺脫單篇論文或論著的自律性或自洽性邏輯，改變作為特定范式話語衍生的研究方式，從而走向研究范式、價值前提之間的對話。具體來說，魯迅研究就“啟蒙魯迅”和“革命魯迅”、民族主義魯迅和世界主義魯迅、殖民魯迅還是后殖民魯迅、政治魯迅還是文學魯迅等問題展開論爭，這些分歧的背后潛藏著“一致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來自對中國發(fā)展道路的關切。即使是“啟蒙魯迅”“文學魯迅”，表面上看這些研究服從于學科分化、知識和實踐、政治和文學相分離的邏輯，但除了一些純粹滿足于知識衍生的研究，許多文章和論著對于“啟蒙魯迅”和“文學魯迅”的堅守，也在表達對民族和社會秩序的關注和立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并非是走向政治立場的直接交鋒。相反，擴大所謂“政治”的內涵，豐富對政治、文化和學術之間關系的理解，成為重新審視魯迅研究政治功能的前提。今天，開闊的理論資源和革命、改革經驗的累積，已經提供了學術參與政治的新的可能性。只要稍稍借鑒話語分析、文化研究的思路，就可以指認學術制度、信仰以及主體身份的構造特質、權力關系以及政治性影響。解構主義和知識考古學的研究方式，則對所有文化和知識表述方式的霸權性和邊緣性進行區(qū)分。馬克思主義被運用到審美領域，審美風格和趣味的社會學特質也相應地被揭示出來。這些思路帶來對于中國學術實踐和政治關系的重新審視，“純學術”“純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特質不能再被充分掩蓋起來。由此，新的學術活動將具有這樣一種自覺性，即學術研究的“萬事萬物”（包括研究對象、方法、邏輯、結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動機和傾向（盡管這可能是“無意識”的）?！罢巍辈辉俦痪窒抻谡喽窢?，它的所指在語言層面、文化層面得到擴大，從而聯(lián)結著對于“事實”和“現(xiàn)實”的認定，聯(lián)結著對于“時間”和“空間”的建構。就魯迅研究來說，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意味著不再局限于魯迅學這一學科體制之內，而是帶著對學科體制政治功能的審視和批判（并非是否定）進行魯迅研究，在研究過程中，論題的確立、邏輯的編織亦不能回避與研究者所擬定的“現(xiàn)實語境”之間的關系，明確研究及結論得出的前提是在于針對“現(xiàn)實語境”的“問題”，而非研究假定的“歷史事實”。

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也并非完全否定魯迅研究界以科學理性和經驗性論證為主導的研究方式。該研究方式假定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強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客觀化“還原”，或是對客觀規(guī)律的發(fā)現(xiàn)和揭示。雖然20世紀諸多歷史哲學對將科學理性運用于歷史研究領域的“錯位”加以分析，但它們不足以將科學理性完全排除在歷史構建方式之外。借助作為具有普泛影響的科學世界觀，結合經驗實證的邏輯，打造具有“目的性”的歷史敘事編織，從而推陳不容置疑的“客觀”規(guī)律。這種歷史研究具有強大的社會實踐功能，即將“敘事”確定為“事實”，以“客觀性”“介入”社會現(xiàn)實。今天，認可科學理性歷史敘事的價值，并非認可其“客觀性”，這恰恰是解構主義語境下科學理性最受質疑的方面。科學理性歷史敘事的價值恰恰在于它的社會歷史功能，即通過對“客觀性”的構建影響社會現(xiàn)實。不完全否定科學理性敘事的價值，而是對科學理性敘事價值的重新認定，意味著歷史研究價值標準的結構性轉換，即從追求“事實真理”走向“理性真理”。如果說“事實真理”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假定性基礎上，將經驗性感知直接作為客觀性的“事實”的話，那么“理性真理”則強調感知產生的認知框架和功能?！袄硇哉胬怼睒藴氏碌臍v史研究，首先檢驗的是敘述歷史時的問題假定、概念界定以及關系功能。在這一標準審視下，歷史敘述所呈現(xiàn)的將不再是一幅清晰的事實圖景回放，而是在“講述”中浮現(xiàn)的歷史對象、主體和依存的制度的權力關系，“歷史事實”和“客觀性”成為在這些關系中“漂浮的能指”。后者雖然具有曖昧不清的“不確定性”，但因其通過對“歷史”的“再歷史化”，重新恢復了歷史敘述和現(xiàn)實政治的張力，開啟“政治”的理性化批判的空間和功能，因而具有超越科學理性的“真實性”。重啟魯迅研究政治性的價值，也并不是在“事實真理”層面，而是在“理性真理”層面。強調魯迅研究的前提、概念以及對象選擇、敘事方式的政治功能和現(xiàn)實指向，并不是說魯迅“本來”或是“普遍”具有政治介入功能，而是呈現(xiàn)對魯迅與現(xiàn)實政治之間的關系的賦予和構建，在關系語境的考慮中探討各個“魯迅”的價值。

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強調研究的實踐功能，但避免走向意識形態(tài)化。現(xiàn)實關懷和當下意識，是推動魯迅研究政治化的強大動力。它帶來對于理論和實踐關系的重新審視，通過將知識表述視作“話語實踐”，凸顯學術的社會學意義和功能。其中，馬克思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重新被重視，思想的“物質性”、理論的“社會性”、表述的“實踐性”得到伸張。但重新審視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并非恢復理論指導實踐的庸俗化理解，也并非走向特定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tài)化。重視“話語實踐”的價值，其中重要的內容是重視“話語實踐”中所具有的理性批判的功能，在“去中心化”的意義上使用理性批判，而不是走向“普遍化”和“權力化”。意識形態(tài)批判要避免走向“普遍化”和“本質化”的意識形態(tài)，要堅持自我批判，從而避免走向制度化。所以，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最終目的，是在“復數(shù)”的政治關系表達中，營造政治對話的空間，它將從“本質真理”走向“關系真理”，即在相互關系中呈現(xiàn)各自的功能和邊界，在“虛假”的對照中實現(xiàn)“真實”，在對“客觀”不確定性的呈現(xiàn)中實現(xiàn)“客觀性”。相反，如果對所謂現(xiàn)實關懷和當下意識本身不加理性審視和批判，“政治性”的追求是以“普遍化”和“權力化”為特征并且付諸制度建設，那么，它將陷入另一種“本質真理”的幻覺中，它的教訓對于經歷過20世紀的每一人都不陌生。所以，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以開啟魯迅研究的政治對話空間為應有之義。

二

魯迅對于20世紀以來中國發(fā)展具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在于魯迅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文化發(fā)展做出的貢獻，而且在于魯迅的文學、文化活動與中國政治、社會變動緊密相連。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活動時刻反映和表現(xiàn)他所面向的中國社會政治現(xiàn)實，同時，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活動，以及圍繞這些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活動進行的闡釋、言說、研究和引用，已經被“編織”在20世紀中國，乃至之后社會政治變動的過程中，成為推動、影響中國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通過研究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活動，以及對于魯迅身后符號化“魯迅”的研究，能夠塑造面向中國社會政治變動的精神資源。

魯迅所經歷的社會改革進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響作用，對此，學術界并無異議。但問題是，魯迅到底怎樣受著政治變革的影響，魯迅與政治變革的關系到底怎樣，魯迅的文學因此具有怎樣的價值？關于這一問題，學界曾出現(xiàn)截然對立的理解。概括來說，一種是從1940年代到1980年代初，為凸顯魯迅的“政治性”，認為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無產階級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種是1980年代以降，對于魯迅文學創(chuàng)作“自主性”加以強調。在簡單地判斷孰是孰非之間，我們首先應該尋找對立觀點的“一致性”，即造成對立的根本性命題。

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魯迅的學術研究的興盛與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政治有密切關系。黨的領袖毛澤東對魯迅精神、價值的概括和評價對魯迅身后數(shù)十年代的闡釋和研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這在建國后至1970年代末期間表現(xiàn)得最為直接。無產階級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和概念，被用來“解讀”魯迅。魯迅的思想被定位于“政治的遠見”“斗爭精神”“犧牲精神”等。對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如“農民問題”“小資產階級問題”以及階級壓迫和斗爭的有關內容構成了魯迅創(chuàng)作的闡釋體系。至于研究的具體視角，則為“唯物史觀”，魯迅闡釋的邏輯始終未曾偏離將魯迅視作體現(xiàn)無產階級文化發(fā)展壯大“必然性”的“典型”。由此，藝術手法也側重于文學反映論指導下的“現(xiàn)實主義”。當然，概念和側重點也隨著領袖思想的發(fā)展發(fā)生具體而微的變化。這在“文革”時期最為顯著?？梢钥闯觯@一時期的魯迅研究從屬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為建立和鞏固生產關系而進行的意識形態(tài)構建過程。無論是對“魯迅”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標桿的“塑造”，還是研究者本身致力于為無產階級文化建設服務的研究動機和研究方式，都根本上受到當時的體制和思想層面的政治文化的影響。

1980年代以來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推進了魯迅研究。首先，魯迅思想和創(chuàng)作中“非政治”的成分格外受到關注。1980年代前期，對魯迅思想的研究由“反資產階級”向“反封建”轉移（與此相聯(lián)系的知識衍生是，魯迅與一系列和“啟蒙”有關的范疇的聯(lián)系考察，諸如與“立人”、民俗思想、教育思想、國民性思想等等）。而1980年代后期，研究者的注意力則從“宏大歷史決定論”轉移到“個體精神”上來，特別關注魯迅思想中具有“反抗”“批判”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成分。諸如區(qū)別于無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中社會進化論的“中間物”思想、“孤獨”、“絕望”、“荒誕感”或是“反抗絕望”的思想得以重視，并貫徹到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解讀之中。于是，“另一部分”作品成為魯迅研究的重點，比如在五六十年代被“忽略”的《野草》《故事新編》，以及《彷徨》集中有關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等。與此相對應的是，魯迅文學創(chuàng)作所使用的藝術形式的重要性也隨之發(fā)生向“現(xiàn)實主義”之外的傾斜，“象征主義”“復調”等成為魯迅研究論述的重點。其次，在研究角度上，摒棄了“歷史決定論”的“線性”思維模式，崇尚“回到魯迅本體”的“文本細讀”，注重“審美現(xiàn)代性”與魯迅創(chuàng)作的關系。于是，在“文本研究”“詩學研究”等研究視角下，魯迅的“比較研究”也重在發(fā)現(xiàn)魯迅與具有“審美現(xiàn)代性”的同構性，而非強調魯迅與其“異構”。

是“依附性”還是“獨立性”，是“政治的留聲機”還是“非功利的審美現(xiàn)代性”，魯迅的研究在對這些問題的辯駁中發(fā)生巨大轉變。而需要注意的是：魯迅闡釋方式的轉變并非僅僅是“回到魯迅自身”的研究動機使然。我們應該看到該種研究動機背后的“歷史之手”。魯迅研究方式的轉型根本取決于文學標準的轉變。與五六十年代將“政治標準”作為“文學標準”的情況正好相反，1980年代的文學標準將“非政治”與“文學性”建立緊密關聯(lián)。這種文學標準也正是特定“政治文化轉向”的產物。將與“政治”的對抗表述為“文學”概念中的“應有之義”，正反映出“文學”并非如此“獨立”，它依然置身在“文學/政治”的二元結構中。只不過，此時政治文化正推動文學應和于1980年代政治對“極左思潮”的反抗，并服從于加劇“專業(yè)化”的文化體制。也就是說，1980年代魯迅研究范式根本受制于1980年代由政治體制決定的政治文化，造成1980年代對魯迅政治性認識和1980年代之前魯迅研究對立的恰恰就是不同的政治訴求。

本研究所針對的問題是1980年代之后“去政治化”思潮帶來的學術和思想問題。在“文化超越政治”思路的推動下，文化和文學和政治的距離被拉開，在失去該思路原有的社會變動推動力后，1990年代后的文化、文學活動呈現(xiàn)“去政治化”[1]的特點。在“去政治化”語境下，魯迅研究淡化魯迅及魯迅闡釋的社會歷史功能的問題，認為忽視魯迅與外部社會歷史變動之間密切關系的觀點，或者是認為魯迅的價值在于對政治歷史的審美超越的觀點，有一定的局限性?！叭フ位钡聂斞赣^建立在特定的哲學觀和審美觀基礎上，著重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自主性”。這在學理邏輯上自然能夠自圓其說，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它的“歷史性”?！叭フ位濒斞秆芯康氖⑿谐幸u1980年代“文化超越政治”的話語發(fā)展脈絡，與中國在社會經濟領域引入市場經濟制度，在對外政策上認同和適應歐美經濟體制和秩序，在文化制度上弱化文化的政治參與功能，在意識形態(tài)上為超歷史的私有化和個體性立言等當下中國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和制度有關。但隨著歷史情勢的發(fā)展，1980年代建立的“文化超越政治”的歷史功能式微，有意“區(qū)隔”政治的文化和文學，成為它所參與塑造的社會政治的“衍生物”，從而喪失繼續(xù)影響和創(chuàng)造社會實踐的活力。

三

重塑魯迅文學和文化活動的政治性，需要借助政治文化等研究思路?！罢挝幕保╬olitical culture）一詞是美國政治家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發(fā)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時首先創(chuàng)用的。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確的政治理念，而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識、政治態(tài)度、政治價值觀等層面所組成的觀念形態(tài)體系”。在《公民文化》一書中，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一種研究方法”進行了說明，認為“如果要確定政治態(tài)度、非政治態(tài)度和發(fā)展模式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區(qū)別前者和后者，哪怕二者之間的界線并不如我們所使用術語表示的那樣分明”[2]，所以他使用了“政治文化”這個概念。不過他指出人類學家使用“文化”一詞時意義含糊，而他強調：“我們使用文化這個概念時，只是指它的多種意義的一種：即對社會客體的心理取向。在談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的時候，我們指的是被內化（internalized）于該社會成員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之中的政治體系。”[3]1990年代朱曉進首先引入該概念研究20世紀30年代文學。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研究界出現(xiàn)過兩種傾向，或是過分強調藝術對于政治的隸屬關系，以至于常常出現(xiàn)以政治情緒化評判取代客觀的文學研究的情況；或是有意無意忽略文學史上客觀存在的政治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從而也難以對一些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做出客觀的歷史評判。要避免上述走極端的研究傾向，就必須真實客觀地來看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在以往學術界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時，最大的失誤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間的關系方式……政治與文藝之間的關系的歷史深度仿佛在一塊二維屏幕上被壓扁了，一切都滿足于在朦朧狀態(tài)中被描述、被概括。這樣所導致的后果是，要不就是在主觀的想象中強化政治的作用；要不就是在盲目的臆測中否認政治對于文學事實上所起的作用，二極對立觀點的構成其實都源于一種朦朧。事實上，文學與政治之關系，只能是歷史地、具體地、階段性地呈現(xiàn)出不同的結構形態(tài)，文學史的研究正應該去歷史地、具體地加以探究，以便揭開這種關系之上的朦朧面紗。在這里，我們將‘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引入文學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無非是嘗試著在政治與文學之間找到一條關系方式的橋梁。”[4]“政治文化”概念的引入，針對1980年代在政治之外確立文化、文學價值帶來的問題，為對政治和文化、文學關系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1990年代開始，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對政治和文化、文學關系的理解進一步深入。汪暉在《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zhàn)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zhàn)”》中指出：“二十世紀的‘文化’命運始終在外在于國家政治與內在于國家政治之間擺蕩，前者的范例是‘五四’文化運動，而后者的范例是政黨與國家內部的持續(xù)不斷的‘文化革命’。無論是‘外在’還是‘內在’，一種通過文化與政治的區(qū)分而介入、激發(fā)政治的方式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現(xiàn)象。”[5]這一論斷也在試圖以“歷史”溝通文化活動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在方法論層面，汪暉經常運用“文化政治”的概念，強調文化活動的政治功能性。該“文化政治”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運用意識形態(tài)理論溝通文化和實踐的關系。

近些年來，“政治哲學”理論，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認識論所指向的“政治性”，也受到學界的關注。因此，對政治和文化關系的理解，亦可由此推向深入。相較于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更多地從經驗層面思考文化心理和政治建設之間的關系，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將文化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突出文化的實踐功能，由是實現(xiàn)對舊的生產關系和壓迫的反抗，“政治哲學”則從文化的相對獨立性中思考其“政治可能性”，即在認識論層面批判性和譜系性的研究，如何反抗思想層面的“本質真實”的話語暴力和體制層面的集權可能，由對“可交流性”的“真”的重建實現(xiàn)“主體間性”的“政治”。[6]

借鑒政治文化等研究思路，重新思考政治和文化、文學之間的關系，就可以重塑魯迅及其身后符號化的“魯迅”與各時期社會政治實踐之間的關系，不僅討論魯迅對政治事件參與的方式和立場，而且揭示魯迅特定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態(tài)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去政治化”魯迅研究所“遮蔽”和“忽略”的“歷史”浮出地表，從而照亮“去政治化”魯迅研究的“歷史性”。

總體來說，本書研究抓住魯迅生前文化和文學活動以及身后闡釋“魯迅”的幾個重要問題：第一章研究政治文化與魯迅的人生道路之間的關系。第一節(jié)對辛亥革命前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和面貌進行了整體的梳理和分析，在此背景下揭示出魯迅“從文道路”中體現(xiàn)的辛亥革命前后“新政治”“新文化”和“新文學”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發(fā)現(xiàn)否定性的政治心理引領著魯迅的“從文”之路，促成他由對“民族主義”的反思出發(fā)，糾正辛亥革命文化偏頗，以“新文化”促發(fā)“新政治”的思想源頭，由此魯迅對于文學的認識和追求也區(qū)別于晚清以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學觀，其具有開放性主體機構的文學觀成為新文學建設的重要線索，并決定著此后魯迅的文學道路。由對辛亥革命前期政治文化影響下魯迅文化思想和文學思想形成的研究，推進對于辛亥革命前社會政治變動過程中文化轉型、生長、分化的過程，以及新文學發(fā)生的源流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第二節(jié)抓住北伐期間及之后魯迅逐漸離開教育界這一問題，通過弄清北伐期間政治變動和文化分化之間的關系，從魯迅在北伐期間的教職變動談起，在魯迅與其他知識分子觀點的碰撞中，以窺見北伐期間新文化知識界的分化，及其與政治態(tài)度之間的密切關系，從而進一步解釋北伐后魯迅放棄教職背后的政治文化立場。

第二章研究政治文化與魯迅的文化立場之間的關系。研究魯迅面對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危機和共和危機，如何以“新文化”的方式來開啟新的政治革命之路。第一節(jié)從辛亥革命前期魯迅翻譯的兩篇小說談起，分析魯迅對“尚武精神”的態(tài)度的變化，來探討魯迅對“民族主義”思想的思考，以及這變化與魯迅文學觀的確立之間的聯(lián)系，從中揭示魯迅文學追求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第二節(jié)試圖說明：對于魯迅來說，“大學”是實現(xiàn)“新政治”目的的“文化載體”，這決定了魯迅對于“大學”“革命精神”內涵的獨特期待。這種期待決定著，魯迅對“大學”發(fā)展問題十分關注。他對“大學”發(fā)展問題的發(fā)言，對“學潮”的參與和推動，以及對大學本質的思考，都涉及有關“文化”和“政治”的關系問題的思考。第三節(jié)研究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興起，因其特殊的發(fā)生背景和歷史任務，而具有其獨特的分化邏輯和發(fā)展道路。諸多學術問題的討論和解決，都不是單純的學術內部的“學理”問題，而與特定的政治立場和追求相關。研究以此為背景分析了魯迅在“文化傳統(tǒng)”“整理國故”“文學史”等學術問題方面的態(tài)度，彰顯他與“學衡”、胡適等在“學理”態(tài)度上的分歧，揭示魯迅所堅持的“另一種學理”包含政治批判功能的張力。在研究歷次的學術論爭中，魯迅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并就學術問題發(fā)言。他重視整體的學術指向，著力維持學術和政治的張力關系。從而揭示出魯迅在學術問題上經常表現(xiàn)出的“非學術化”立場，而這種“非學術化”實際上是對學術分化后遠離政治的抵觸，是對“學術標準”中“政治張力”的維護。

第三章研究政治文化與魯迅代際想象之間的關系。第一節(jié)研究分析了“青年問題”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邏輯關系，并揭示出魯迅有關“青年”“不讀中國書”等言論背后的政治文化指向，并對魯迅有關“青年”審美形象塑造、魯迅對于“青年”態(tài)度的轉變等問題進行新的解釋。第二節(jié)分析民族政治與魯迅兒童觀之間的關系。展現(xiàn)魯迅一方面反對“把兒童當作縮小的成人”，借“童心”實現(xiàn)他對傳統(tǒng)社會的挑戰(zhàn)和否定，以對兒童的敘述表達他對現(xiàn)實政治的不滿，另一方面常常以“成人”的觀念、思想，甚至形象要求兒童，強調“環(huán)境”“成人”對兒童的影響以表達對社會改革方向的焦慮，我們只能說，魯迅并沒有改變將兒童當作縮小的成人的時代。魯迅只是把“兒童”當作聯(lián)結民族政治新舊轉換、東西溝通的“聯(lián)結”，“解放兒童”是民族革命的“能指”。他“發(fā)現(xiàn)”或者說“發(fā)明”的“兒童”是一個所指的游移和分裂的能指符號，被用來實現(xiàn)他轉換新舊政治的目的，他在兒童敘述上的種種矛盾都可借此加以解釋。

第四章研究魯迅將文學機制理解政治權力場的特質。第一節(jié)從對1920年代文壇包括（文學政策、制度、出版等）的整體狀況和政治權力資本之間關系的分析入手，展現(xiàn)魯迅對“文學制度”所代表的政治權力特殊的敏感性，以及參與“文壇”權力分化的斗爭的態(tài)度和方式。第二節(jié)分析魯迅在1930年代文學出版的情況以及他對1930年代文學出版問題的態(tài)度，分析1930年代政治文化語境對文學出版的擠壓與魯迅焦慮文壇問題背后的政治原因。

第五章研究政治文化與魯迅的文學觀之間的關系。第一節(jié)從展現(xiàn)1920年代“新文學”產生的“思想的標準”與政治革命的關系入手，彰顯魯迅等有關“文學內容”“文體理論”等“文學問題”發(fā)言背后的政治指向，分析魯迅“為人生”的文學態(tài)度所包含的歷史張力，以及他參與文學論爭特殊的角度和立場。第二節(jié)抓住1930年代魯迅雜文數(shù)量和質量顯著提高的現(xiàn)象，分析他在雜文風格方面的探索怎樣受制于1930年代的政治文化語境，由此生成他在1930年代中后期雜文獨特的審美風格。

第六章研究魯迅逝世前后對魯迅的闡釋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第一節(jié)探討1936年作為“紀念”文章的《關于魯迅》《關于魯迅之二》以及周作人有關紀念魯迅的發(fā)言，揭示它們通過“記住”和“忘記”，通過另一種歷史時間的編織，塑造“另一個魯迅”，從而展現(xiàn)“魯迅”的矛盾性，表達對中國民族建構的“另一種”理解，對“新文學”的“另一種”理解，對“人”的“另一種”理解。第二節(jié)關注1936-1942年，毛澤東對魯迅由“漠視”到“關注”的復雜過程。對1936-1942年毛澤東為何、如何“引用”魯迅進行話語分析，探討其動機、方式和功能，揭示毛澤東在政治語境的促發(fā)下，逐步“選擇”“引用”“魯迅”的“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新文化的方向”，以建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在此過程中，引用者毛澤東和被引用者“魯迅”之間的“歷史互文”體現(xiàn)著參與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進程的歷史力量的“合謀”，但也潛藏著“分裂”的線索。

通過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人生道路的選擇，還是對于文化問題的觀感和表態(tài)，無論是參與社會歷史的現(xiàn)實肉身魯迅，還是其身后參與對符號化的“魯迅”的言說者和闡釋者，他們的話語實踐均直接面向一時一地的政治變動，著重其言說實踐的社會政治功能，試圖推動或阻止特定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或特定政治力量的增長。由于“政治文化”擺脫了將“政治”簡單地理解為政策綱領的局限，本研究能夠超越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學”的話語范式以及80年代以來“自主的本體”“審美”的范疇的局限，從而能夠呈現(xiàn)出政治和文學之間復雜的糾葛。

由于對于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采用以點帶面的方式，抓住魯迅文化、文學活動的幾個側面展現(xiàn)一個面向政治，以“新文化”“新政治”的魯迅，研究未能覆蓋魯迅整體文化、文學活動，也未能縱向貫穿整個20世紀。它只能作為思考魯迅與政治關系的一個開始。特別是，研究在展現(xiàn)魯迅生前文化活動和文化態(tài)度與政治文化關系方面較為詳細，而在研究魯迅身后有關魯迅的闡釋與政治文化的關系方面較為薄弱。今后，將進一步研究政治文化與魯迅研究之間的關系。

[1]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

[2]［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tài)度和民主制度》，張明澍譯，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3]［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tài)度和民主制度》，張明澍譯，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4]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頁。

[5]汪暉：《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zhàn)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zhàn)”》，《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6]參見［美］漢娜·阿倫特：《康德政治哲學講稿》，曹明、蘇婉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