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是魏晉間名士們高自標(biāo)榜的一種風(fēng)范。譬如在兩晉之交，王澄、胡毋輔之等貴族子弟們縱放不羈，時人謂之“八達”。達，按其所指，是本從世俗的常規(guī)中超脫出來而以飄逸、放蕩的姿態(tài)存在于世，由此被視作體道的高妙之舉。當(dāng)然，流弊所及，也引起了持正者的批評，如東晉高士戴奎有過《放達為非道論》的文章，顧名思義，就是要從理論上辨析“達”與“道”的關(guān)系，將“達”去“道”化，還原成放肆與悖禮的荒唐。

那么，達者究竟何為？

一

對于“達”，一個解釋是明事理，以通情明理為“達”。

《德行》三一：“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fù)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后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任誕》五〇：“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獲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shè)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敢允纸硌跍I，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yù)卿事！’王嘆曰：‘靈寶故自達！’”

庾亮所乘之馬中有的盧，傳說騎乘的盧的，將不利于主人。所以有人勸庾亮將馬賣了，而庾亮認(rèn)為，賣馬，只是把自己的災(zāi)難轉(zhuǎn)移到買主身上。人豈可將自己的不幸轉(zhuǎn)讓別人承擔(dān)呢？從前孫叔敖殺掉傳說人但凡遇到就必死的兩頭蛇，效仿孫叔敖乃通達事理。

王大是王忱。他小醉后行散，頻頻叫人“溫酒”（服用過五石散后要喝熱酒來調(diào)適），“溫”字無意中觸犯了桓玄的家諱（桓玄父桓溫），乃不敬之言。在魏晉，正式場合犯人家諱是很嚴(yán)重的事。例如，范陽名士盧志曾在大庭廣眾中問陸機“陸遜、陸抗是你什么人”，引得陸機嚴(yán)厲駁斥。《世說新語》把這事置于《方正》一門中，即是贊賞陸機的駁斥可謂方正。余嘉錫先生就此評論：“晉、六朝人極重避諱，盧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為無禮。此雖生今之世，亦所不許。揆之當(dāng)時人情，更不容忍受?！?sup>而桓玄并未遷怪醉后失言的王忱，自個兒流淚，王忱過意不去，便要告辭，桓玄反過來寬慰不關(guān)他的事，這贏得了王忱的贊嘆：桓玄確實是“達”。

這兩處所指的明理之理，乃人情事理，也就是情理。所以，達是通達人情事理；其中所體現(xiàn)的，主要基于忠恕的道德精神。葛洪《抱樸子·刺驕》說：“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于道德、達于仁義耳?！备鸷閷ξ簳x以來放誕不羈的社會風(fēng)氣深為不滿，他不想看到到處都是無規(guī)無矩的失范狀態(tài)，所以重申“通達”的含義，來矯正人們的觀念。

但在魏晉的名士群體中，他們對于“達”不是從儒家的忠恕來認(rèn)識，而是道家的超然。名士們熱衷、樂行的“達”，有三個方面的含義。

其一，看得開。

其二，任性情。

其三，不像樣。

在觀念上能夠徹底看開、看透、看穿，在行為上自然就能為所欲為，無所顧忌；又正因為是無所顧忌的任性，必然要違反、打破通行的社會規(guī)則，所以其言、其行就顯得不那么正經(jīng)，這就有點不像話、不成個樣子了。

二

“達”，首先有其認(rèn)識上的前提，是意識高度自覺的產(chǎn)物，即通常所謂“達觀”。這用《莊子·齊物論》中的說法就是“夫達者知通為一”。

何以體道的達人沒有分別心，把世界上的事物看作同一、當(dāng)成一回事？莊子認(rèn)為，人通常迷失在對于世界的區(qū)分中而遺忘了這區(qū)分不過是特定立場所塑造出來的，它們不具備永恒的真實性。人強行建構(gòu)了關(guān)于世界的大小、貴賤、美丑等價值坐標(biāo)，反過來就引導(dǎo)和控制人心。人被這些不真實的東西激發(fā)出種種情態(tài)，喜怒無根，哀樂無常，就像猴子們的朝三暮四一樣，人為之失去了應(yīng)有的平靜和穩(wěn)定。達人從這迷失中超脫出來，他有足夠的精神力量以“一”對待事物，分別對于達人失去了最終的意義。好讀《莊子》的魏晉名士以其放誕的行為認(rèn)同了莊子的思想。

《任誕》一二：“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閑共集，不復(fù)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p>

這是“達”到連豬碰過的酒都不嫌棄的地步了。此則故事中“接去”二字據(jù)閻步克先生考證，乃“酌取”之意。并非如通常所解釋的：阮家兒郎伸出頭來與群豬在大甕中同飲。如果人、豬之分先橫亙在心，這一大甕酒恐怕就要嫌臟而有所顧慮，不敢再痛飲狂歡了。不介意飲豬碰的酒，至少在這一刻是把豬和人放在同等的位置上，確實很達觀。

《任誕》四：“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薄稌x陽秋》：“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魏晉是門閥政治的時代，高門與寒門之間界限分明，高門中間自然形成與其身份和地位相稱的社交圈子。所以，對名士們來說，社交有其特定范圍，一般情況下不大可能與寒士有對等的交往。劉昶字公榮，他好飲酒，為人通達，性情隨和，一起喝酒的對象不加選擇，各色人等皆有，所謂“雜穢非類”。有些比較矜持和審慎的人批評他，劉昶說：“超過我的人不可不與之喝酒，不如我的人也不可不與之喝酒，與我同類的人又不能不與之飲酒。”所以成天醉醺醺的。在喝酒的對象上，劉昶持開放的態(tài)度：只要能喝到一起去，就無分彼此，無分貴賤。此乃“通達”。

《言語》四八：“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薄陡咭萆抽T傳》：“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淡，與法師結(jié)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p>

竺法深是東晉高僧道潛（字法深），他出自瑯琊王氏。這則故事中，劉惔故意嘲笑他：為什么出家的高僧也出入權(quán)貴之門？嘲笑法深名利之心未盡。這當(dāng)然刁難不了法深。他回答：你自以為是朱門，在我看來與蓬戶無異。而劉孝標(biāo)注引用了《高逸沙門傳》中的材料，說竺法深與會稽王司馬昱交好，盡管出入王府，但不覺得與草屋有什么區(qū)別，視朱邸與蓬宇齊一，富貴與貧賤不二。這是竺法深渾融貴賤的曠達。

《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jié)，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p>

夏侯湛生前錦衣玉食奢侈揮霍，臨死則求儉葬，被輿論視作在生死問題上很達觀。

《任誕》四三：“張湛好于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p>

松柏多種在墳?zāi)骨?，張湛卻植于齋前。挽歌是送葬時的歌曲，袁山松平時出門，卻喜好左右唱挽歌。松柏和挽歌，是死亡的象征。死亡本令活人忌諱，避之唯恐不及，張湛和袁山松偏要把死亡的象征放在視聽所及的范圍內(nèi)，提前進入死亡狀態(tài)。中國舊日社會有習(xí)俗，老人們到一定年齡后，開始為自己預(yù)備棺材，置放屋內(nèi)，時常摩挲，其用意正與張湛、袁山松同。這是超脫生死之別的達觀。

既然人的世界中的一切區(qū)別都可以被無視，那么從根本上說就沒有任何觀念能夠限制人的行為了，于是人就可以完完全全率性而為了。

嵇康在《釋私論》一文中說了句很著名的話：“越名教而任自然。”有的學(xué)者根據(jù)這句話把嵇康的思想歸為魏晉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一個階段，因為嵇康主張順任自然，且要超越名教。在自然和名教的關(guān)系上，嵇康的思想有尚前者而棄后者的傾向。實際上，“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嵇康的原文中，還有一個前提——“去矜尚”?！榜嫔胁淮婧跣模誓茉矫潭巫匀弧?，并不是什么樣的“越名教”都是“順自然”，只有“矜尚不存乎心”，也就是心不存差別之念，無好無惡，無是無非，這才能真正做到任自然！任性，只不過是無所矜尚的心境的外在表現(xiàn)而已。

從這點說，“達”就是任性。

《三國志·陳思王傳》講他“任性而行，不自彫勵”。有一則故事很典型地表現(xiàn)了曹植的任性：

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qū)別之意，然后論羲皇以來賢圣名臣烈士優(yōu)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dāng)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材，謂之“天人”。（《三國志·邯鄲淳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曹植與邯鄲淳在大熱天盡情論學(xué)術(shù)、歷史、文學(xué)、政治及軍事，放縱之態(tài)，灼然可見。《文學(xué)》六六劉孝標(biāo)注引《魏志》說曹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車輿服飾，不尚華麗”。曹植是貴胄公子，性子卻很平易，不大喜歡擺與其身份相匹配的排場，衣著出行，不崇尚華麗。在起居上拒絕奢華，一種是基于道德，以節(jié)儉、謙遜為美德。其實像曹植這樣出身優(yōu)越、以享受特權(quán)為理所當(dāng)然的公子王孫，儉德其實并無必要。他也不是刻意擺出平凡的姿態(tài)以顯示他的謙遜。他身份的高貴是個顯明的事實，不需要用特別的動作來彰顯。相反，繁瑣的儀節(jié)，闊大的排場，盛裝與美飾，只會束縛他的性情，令他不自在。脫略形式，無須裝飾，率意而為，才有釋放性情的快感。

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cè)，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于白首，而清明令望不渝于始。（《品藻》九注引荀綽《兗州記》）

這里說的是高平名士閭丘沖。他這個人不矜不假，敢于放肆所好，出入常乘四望車。四望車是一種裝飾華麗的豪車，《魏晉南北朝生活史》中提到，曹操殺掉楊修，贈送其父楊彪的物品中就有四望車；文淑因失去了晉武帝的信任，以私作陽遂四望車、僭飾過制的理由而被免官。盡管逾越禮制，閭丘沖卻安然自在，這并沒有減損他一貫的恭敬以及淡泊，輿論也不認(rèn)為他奢侈和僭越。閭丘沖以淡然的態(tài)度為其性之所欲，就是通達。

魏晉中最著名的任性者，當(dāng)屬阮籍了，他甚至還被認(rèn)為是“達”的最大的倡導(dǎo)者。王隱《晉書》說：“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fā)，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蹦铣娙祟佈又畬懭罴骸伴L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比罴且苑耪Q越禮的形象出現(xiàn)于世人面前。

我們看阮籍驚世駭俗的任性行為：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shè)也？”（《任誕》七）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fā)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畢，便去。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睍r人嘆為兩得其中。（《任誕》一一）

儒家禮制嚴(yán)守男女之別。如《禮記·曲禮》中說：“嫂叔不通問。”在《孟子》中，還專門設(shè)計了嫂溺水、小叔子可否援手相救的倫理困境來討論。阮籍全無這些顧忌，嫂子回娘家，他徑直道別，并很傲然地宣稱：“禮難道是為我們這類人所設(shè)計的？”這是什么意思呢？大概阮籍以為，他們這類人通達大道，洞悉禮的本質(zhì)，知道禮作為人倫規(guī)范僅僅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暫時性的產(chǎn)物，不具備絕對性和真實性，因而有逾越的自由。

第二則故事講的是阮籍居母喪不守禮。從兩漢以來，國家就把孝規(guī)定為最基本的倫理價值，圍繞著孝設(shè)計出了一整套繁瑣的制度。在服喪期間公然不守禮制，是性質(zhì)很嚴(yán)重的事，將遭輿論非議，視為非孝。阮籍不理會這些，酒喝醉了，披頭散發(fā)，箕踞而坐，沒有孝子的模樣。裴楷（官至中書令）前往吊喪，依吊客之禮，也不理會阮籍，該哭則哭。這一幕有點滑稽：孝子若無其事，吊客禮數(shù)周全。裴楷很能理解兩人的做法，他自居俗人，不得不依禮行事；阮籍是超俗之人，自可不拘禮數(shù)。

阮籍的率任越禮深刻地影響到其后的諸多名士。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任誕》二〇）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劉琨《答盧諶書》）

任性的結(jié)果，是不講究規(guī)矩，而隨心所欲，徹底自由。儒家本來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角色需要扮演，該角色本身就已經(jīng)規(guī)定了他的義務(wù)、職責(zé)。他的言行、舉止、情態(tài)都須與之適應(yīng)。如果從名分的角度來講，是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父要有父的樣子，子要有子的樣子；如果從言行舉止的角度來講，是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行有行樣，穿有穿樣，說有說樣。推而廣之，一切人在任何時候都要有他應(yīng)該有的樣子，每個人只需依樣而行，方可為人；否則，就是不像話，不成樣。而任性，勢必導(dǎo)致無規(guī)無矩，不像樣。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德行》二三）

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中，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fù)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簡傲》六）

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注引鄧粲《晉紀(jì)》）

王澄（字平子）、胡毋輔之（字彥國）及謝鯤等人號稱“八達”，這群貴族子弟恣情縱性，率意而為，把放肆推至極端，盡情享受著掙脫一切陳規(guī)的快感，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象征性動作是以赤身裸體示人。為什么裸體會成為任性的符號呢？衣物，除了遮體避寒的實用功能外，它的文化意義在于標(biāo)識身份（區(qū)分人與動物以及人與人）?！墩撜Z·憲問》中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管仲盡管有諸多可非議的個人缺點，終屬小節(jié)，他最大的功績是集合諸夏的力量應(yīng)對夷狄的威脅；否則，孔子們也要披頭散發(fā)、左開衣襟——這是夷狄的衣裝。著衣，可區(qū)分華夷、文明與否。《后漢書·光武帝紀(jì)》：“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fù)見漢官威儀?！痹谶@里，著衣進一步又成為政治正統(tǒng)與否的標(biāo)志。因之，赤身裸體就是把衣服所象征的正統(tǒng)、文明等屬性全都拋棄，是為穿無穿相、不像個樣子。

第二則發(fā)生在王澄出任荊州刺史時。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中將王澄出刺荊州、王敦出刺青州視為王衍的一項重大政治部署，以維持瑯琊王氏對局勢的掌控。王澄離京赴任，王衍及滿朝權(quán)貴為他送行。在這樣一個冠蓋云集的盛會上，荒唐的一幕發(fā)生了：王澄脫去衣物，爬樹，掏鳥窩，內(nèi)衣掛在了樹枝上，索性脫掉，神色坦然，旁若無人。從一般人來看，如此近乎兒戲的舉動居然發(fā)生在當(dāng)朝顯貴身上，是很失禮的，不合身份，完全不成一個達官的體統(tǒng)。如此放蕩不羈，時人卻稱之為“達”。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H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謝鯤和王澄等人同入達人之列。他輕薄無行，挑逗鄰家女，被打斷了兩顆牙齒，還洋洋自得。對于這樣不正經(jīng)、不像樣的行為，他不以為羞，其坦然之狀，乃所謂“達”。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攬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容止》二九注引《語林》）

王濛對自己的容貌比較自負，每次照鏡子總是情不自禁地自夸：王文開怎么生下這么漂亮的兒子！王濛是王訥（字文開）之子。子直呼父名，當(dāng)然是沒大沒小，不成體統(tǒng)，不像個兒子的樣子，時人將此認(rèn)定為“達”。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fā)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任誕》二七）

溫嶠（字太真）與卞壸是兩種類型的人，一較為隨性放達，一傾向于方正嚴(yán)肅。兩人在庾亮那里相互攻擊，都是身份貴重的人，而溫嶠卻毫無顧忌，污言穢語，這就有點不像話了。但庾亮不這么認(rèn)為，他說溫嶠一整天沒說過粗話。庾亮似乎在偏向溫嶠，這是有緣由的。卞壸這個人“正色立朝，百僚嚴(yán)憚，貴游子弟，莫不袛肅”，這種性格在社交場合不容易贏得人們的親近。相反，溫嶠呢，“美于言談，見者皆愛悅之”，他詼諧、風(fēng)趣，善于說笑，所以人見人愛。庾亮在兩人的爭辯中袒護溫嶠，是很自然的事。劉孝標(biāo)在此注曰“重其達也”，意思是：言語之粗鄙與否，不在言語本身，而在于說的人。達人即使一口鄙言，也不覺其庸俗。

三

作為率任的“達”，怎么快意、怎么自在就怎么來，隨心所欲，但求盡興。當(dāng)處在一定社會關(guān)系中的人，什么都敢于不講究、不顧及，對儀式疏略、簡省至極，恣情使性，任意而為，肆無忌憚，這就喪失了社會規(guī)矩所代表的對人應(yīng)持有的敬意，因此變成了傲慢。

如《簡傲》中所記王徽之（字子猷）、王獻之（字子敬）兩兄弟的事：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dāng)往，乃灑掃施設(shè)，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dāng)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jīng)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游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做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之他耳！”便驅(qū)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zhuǎn)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后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中興書》上說王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王子猷愛竹，曾暫借人空宅居住，也不憚煩種竹，他的名言是“何可一日無此君”。他經(jīng)過吳中，看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乘肩輿直奔竹林，一邊諷嘯，一邊欣賞。這家人大概是一般士族，及不上瑯琊王氏門第的高貴，知道王徽之要來賞竹，特意灑掃，預(yù)做準(zhǔn)備。誰知王徽之根本沒有理會主人的意思，只顧自個兒欣賞。主人還有期待，指望著王徽之欣賞完畢會來通問。王徽之依舊傲慢，直來直去，視主人家如無人之地。主人不堪羞辱，下令關(guān)門，王徽之反倒因主人的擋駕而另眼相待，于是留坐，盡歡而去。王獻之的事與王徽之略同。他聽說顧辟疆家有名園，不請自來，游覽完畢，還率然評點，直抒好惡。顧家正好舉辦宴會，嘉賓親友都在，王獻之的放肆無禮令主人顏面大失，震怒不已，下令送神出門，但王獻之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完全無視主人家的存在。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保ā逗啺痢肪牛?/p>

謝萬壽春敗后，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失卒情？”超曰：“彼以率任之性，欲區(qū)別智勇。”（《品藻》四九）

第一則材料常被學(xué)者引作魏晉門閥政治中存在著以舊族輕新族的現(xiàn)象之確證。陳郡謝氏的發(fā)祥遠較陳留阮氏為遲，到東晉才逐漸崛起，成為一等一的權(quán)勢之家。謝萬的“達”是出名的，雖有兄長及阮裕在前，謝萬也沒什么好講究的，直接起身找便器，這當(dāng)然有些不雅，也是對阮裕的不敬。阮裕譏諷是“新出門戶”，即政治暴發(fā)戶的做派。實際上陳郡謝氏的興起歷史再怎么短暫，作為一個有文化傳統(tǒng)的家族，也不可能不識禮；更何況阮氏子弟中越禮違俗的事情多了去了，阮裕不可能在端守禮制上有更多的優(yōu)越感；再加上謝、阮兩家有通家之好，很難想象阮裕對謝氏有歧視。所以，阮裕的話只是對謝萬的傲慢感到不舒服，逮著機會開個玩笑，嘲諷一下，并無多大深意。倒是謝萬還可說一說。

晉穆帝升平三年（359），謝萬受命北征，結(jié)果在壽春大敗，而且敗相還很難看，謝萬由是遭致貶黜。司馬昱時任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執(zhí)掌朝政，向郗超詢問謝萬的敗因。郗超看問題很透徹，說謝萬的性格是把任性當(dāng)成大智大勇。史稱“萬矜豪傲物，失士眾之心”。謝萬還認(rèn)為他平素一貫的任性，是超凡脫俗的舉動，而敢于超脫世俗，當(dāng)然智勇兼?zhèn)?；謝萬全然沒有認(rèn)識到這種虛假的超脫一旦真正介入實際的利害關(guān)系中，其草率和輕狂可能變成損傷人心的傲慢。謝萬身為統(tǒng)帥，不僅不能撫慰軍心，反因傲慢造成了上下的離心離德，失敗在所難免。

達，非簡單的放縱，要有足夠的才力作為支撐，否則淪為輕佻、膚淺。從這點來說，葛洪批評當(dāng)時淺人學(xué)阮籍的作達是畫虎不成，還是很有道理的，其書《抱樸子·刺驕》云：“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才力非傲生之匹?！?/p>

四

另外，由于看得開、放得下，所以“達”人還有一個特點：在財物上比較超然。

和嶠家產(chǎn)豐富，擬于王侯，但是為人吝嗇，杜預(yù)說他有錢癖。和嶠家有好李，諸弟到他園子里吃李，都要按核計錢。所以，《晉諸公贊》說和嶠“性不通”，就是不通達，為物所累。

達之為達在財物上的超然態(tài)度，絕不是出于道德的理由——或清廉方正，臨財不茍得；或慷慨大方，散財不吝惜。《列子》張湛注中有句話非常貼切，頗能見達者對于財物的根本態(tài)度：“達于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yǎng)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p>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dāng)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shù)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余，補不足，天之道也。”（《德行》一八）

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注引《名士傳》）

裴楷（做過中書令）性格，是任心而動，不顧人之毀譽，我行我素，這是標(biāo)準(zhǔn)的達者的形象。他向權(quán)貴請其郡國租稅來救濟自家親戚。乞物施惠，豈賢者之所為？裴楷的理由很有趣，引用《老子》中“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說法來答客難。達者，視事物無常，有，均是暫時性的，因此“所有”的觀念不會占據(jù)首要位置。既然不在意“所有”，那么也就不存在“乞物施惠”，他僅僅是“替天行道”。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規(guī)箴》九）

王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注引《晉陽秋》）

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為高，不亦惑乎？（注引王隱《晉書》）

王衍雅尚玄遠，口不言錢。他在錢財方面看得較開，善于施舍，有借錢者，把借據(jù)都燒了。不管是作秀也好，是慷慨也好，總之可見他對錢財?shù)牟唤橐獾膽B(tài)度。當(dāng)然，這是有經(jīng)濟條件的，王隱《晉書》說王衍要富貴就有富貴，資產(chǎn)如山，多得用不完。問題是王隱據(jù)此認(rèn)為“世以為高，不亦惑乎”！王隱的邏輯很成問題。本來，一個人“高”之與否，不在于他有沒有錢以及錢多錢少，而在于對待錢的態(tài)度。雖無錢而高遠、雖有錢而貪濁的情形多了去了。不能認(rèn)為王衍錢太多而不言錢、不聚財就不“高”。王隱的邏輯如果演化下去，就是：只有窮人才是天然高尚的。這里并不是要為王衍辯護，像王衍之類的貴族，有著優(yōu)越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相對而言，比一般人更有條件來超越錙銖必較、聚斂無厭的功利心態(tài)，擺脫錢財對人生命的控制。不過，王衍老婆卻貪婪聚斂，真是一對奇怪的夫妻組合。老婆不信，非要較真，令婢女們用錢繞床，令王衍下床起行不便，逼得他非說錢不可。王衍也是堅決，呼喚婢女“把這堆東西拿走”。“阿堵物”自此成了“錢”的代稱，此可謂王衍對漢語的一個貢獻。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shù)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dāng)欲得吾錢耳！”乃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shù)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己。（《儉嗇》九）

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注引《中興書》）

郗超是桓溫的謀主，是個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這對父子很有意思，父親郗愔對錢很緊張，兒子郗超卻有一日散盡家財?shù)臍馄?，確實有卓犖不羈的曠世之度。其實郗愔雖說好聚斂，積累偌大身家，還是有放縱兒子花錢的豪邁之風(fēng)。家財散盡，錢庫一空，并未見他心疼，他只是奇怪郗超居然能在一天之內(nèi)全都用完，這個兒子的行事作風(fēng)完全出他意料之外。

五

曠達，誠然是魏晉名士理想中的人生態(tài)度，但也不盡然完全生活在理想之中，不得已他們也會遷就現(xiàn)實。

阮渾長成，風(fēng)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yù)之，卿不得復(fù)爾?！保ā度握Q》一三）

阮籍為什么不許其子阮渾作達呢？

《竹林七賢論》中說：“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痹S多學(xué)者由此發(fā)揮，認(rèn)為“達”是有條件的，須有“玄心”。茍無“玄心”，強欲作達，乃是邯鄲學(xué)步，徒有行跡。“達”，是自然而然的展現(xiàn)，非由“作”成。如果這個解釋符合阮籍的用意，那么知子莫如父，阮籍是嫌阮渾境界還夠不上“達”的要求，與其畫虎不成反類犬，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做個端莊、謹(jǐn)厚的人。其實，阮籍若果真是這個想法，那他大可直接說“你小子秉性就不是走這條路的人，放棄吧”，而不必說“仲容已預(yù)之”了。

阮籍的言外之意可能是阮氏家族中他本人和阮咸（字仲容）已有“達”的名聲，作為晚輩的阮渾不必再擠進這個行列了?！吨窳制哔t論》里對作“達”的后果說得很清楚：阮咸的侄子阮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shè)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阮簡平素自居曠達，在服喪期間吃了黍臛，受到輿論的非議，這直接導(dǎo)致他仕途蹉跎幾乎三十年。就是阮咸，也為他的放蕩悖禮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價，他自魏末以來就被壓制。西晉重臣、有知人之明且掌管人才選拔的山濤，曾向武帝司馬炎力薦阮咸夠格出任吏部郎這一要職，結(jié)果還是遭到武帝的否決，直到咸寧年間阮咸才“始登王途”，但也只是位居閑職，終其身未在仕途上有太大的發(fā)展。

所以，阮籍不允阮渾加入“達”的行列，恐怕是出于家族利益及其子政治前途的考慮。放達固然暢快、適意，但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難見容于正統(tǒng)，更何況是魏晉之交“禮教尚峻”的特定時刻。彼時門閥士族基本上壟斷了權(quán)力的分配，一個名門望族的代表性人物如果形象不符合社會正統(tǒng)價值觀念的要求，名聲過于狼藉，很難攀上晉身的權(quán)力階梯，這對該家族的長遠發(fā)展以及個人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阮籍本人已為何曾等人嚴(yán)詞攻擊，只因個人名望太大而又采取了虛與委蛇的態(tài)度，因此暫被司馬氏所優(yōu)容。為保全阮渾的形象及其前途，以及整個阮氏宗族的政治利益，阮籍當(dāng)然不欲他沾染“清議”，惹出不必要的是非，因此才說“仲容已預(yù)之，卿不得復(fù)耳”。

嵇康與阮籍的態(tài)度相似。

盡管嵇康寫過痛快淋漓的《與山巨源絕交書》，表現(xiàn)出不與當(dāng)?shù)勒吆献鞯臎Q絕態(tài)度，但在臨終前他還是把兒子嵇紹托付給摯友山濤，他相信以山濤的沉穩(wěn)和睿智定能在恰當(dāng)?shù)臅r候為嵇紹找到一個妥當(dāng)?shù)某雎?，以避免嵇氏家族因他個人所帶來的負面政治影響而交上噩運。果不其然，山濤不負嵇康所望。

嵇康被誅后，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政事》八）

山濤這段話在后世曾經(jīng)引發(fā)巨大的爭議，像顧炎武，就把山濤此言嚴(yán)斥為“敗義傷教”，認(rèn)為嚴(yán)重違反了儒家倫理。這里就牽涉到道德倫理的絕對主義與歷史主義的糾結(jié)。把道德倫理視作無條件的、絕對的律令，當(dāng)然會令人擁有浩然正氣及道德的崇高感和尊嚴(yán)感，但同時也令人背上沉重的道德包袱，這不符合魏晉名士追求灑脫輕快的做派；另一方面，在倫理道德上過于忠實，也將妨礙家族的長遠利益。

嵇紹就遇到了這樣的道德困境。他需要出仕，這符合他父親嵇康及家族對他的期待；但嵇康又是被司馬氏冤殺，出仕意味著靦顏事仇，很難取得世人的寬諒。嵇紹就處在這兩難的境地中，這是他找山濤尋求出處意見的根本原因。

山濤當(dāng)然知道問題的嚴(yán)重性以及復(fù)雜性，他試圖把這個問題大而化之，從天地有盈虛、人事有代謝的歷史主義的角度來淡化和消解是非、善惡的絕對性。既然連宇宙都處在無窮無盡的變化過程中，更何況是人事！言下之意，過去的一切，大可讓它過去，過度糾結(jié)在過去的是非中實在沒有必要。郭象說：“夫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dāng)于自用?！蓖ㄟ_的人，不會自束手腳，沒有預(yù)定立場，無可無不可，因此善于根據(jù)形勢采取妥當(dāng)?shù)男袆?。山濤的立場是通達的，這就消解了是非的沉重，卸下道德的重壓，生命豁然為之一輕；可問題是，擺脫了道德重壓的輕松難道就是人可以安然承受的嗎？

嵇紹后來在蕩陰一戰(zhàn)中，舍身衛(wèi)護晉惠帝，血濺帝衣，惠帝不忍換，說上面有嵇侍中的血，于是嵇紹被放進入了《晉書·忠義傳》中，成了后世崇尚氣節(jié)者的標(biāo)桿。南宋文天祥《正氣歌》還以嵇紹自勵：“時窮節(jié)乃見，……為嵇侍中血?！憋狄阅氂械淖锩凰抉R氏冤殺，而他的兒子卻成了司馬氏的忠臣義士，這真是歷史的荒謬。但以忠義立身，難道不是嵇紹入仕后僅有的合理選擇嗎！只有通過不計利害、生死的忠于君臣倫理的行為，嵇紹才能向世人表明他的入仕不是為了功名富貴而靦顏事仇。

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2011年，第266頁。
2. 閻步克《阮咸何曾與豬同飲》，《文史知識》2007年第1期。